孙少平论
内容提要：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路遥和弟弟王天乐是孙少平的两个不同的原型，兄弟俩的乡村经验和命运遭际，在这个人物身上都有深度的投射；与此同时，小说作者是把孙少平百折不挠、充满坎坷的个人奋斗史，当作一部“穷人的圣经”来描写的。而笔者对孙少平“进城与返城”矛盾的进一步讨论，也试图将其扩展在改革开放历史中青年农民的过去、今天与未来这一广大的认识视域里。显而易见的是，路遥提出的“问题”，并未因这部长篇的问世而终止，这是孙少平至今还活在人们精神生活中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路遥 孙少平 《平凡的世界》 进城与返城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可以说是一部“穷人的1圣经”，或说是路遥兄弟的“心灵自传”2。对此，已有众多评论家的相关研究。3有关穷人圣经的涵义，网友林夕阐释得最为精准、深切。这是他大学毕业前的一幕：
当目光扫射到12月5日《光明日报》上白描先生的文章时，不由得心头一震；《写给远方的路遥》。路遥怎么了？我顾不上吃饭，一口气将白描先生的文章读了下去。读到陕北的群众自发来到医院门前，哭喊着要把路遥的遗体背回延安时，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我丢掉饭碗冲进宿舍，躺在床上蒙头啜泣。
在整理了自己的情绪后，他接着理性和客观地分析道：
用燃烧生命的激情为平民写作，始终把笔触伸向最基层平民的心灵深处，伸向他们贫穷的生活和高尚的灵魂，细致入微地描写着底层青年成长过程中尖锐的心理矛盾，和痛苦的心路历程，为当代中国的千百万平民读者，特别是农村青年塑造出一个个充满力量和道德之美的精神偶像。（这是）……他获得读者经久不息的钟爱之所在。4
在这篇回忆文章中，他没有用“穷人”，而是用了与此相关两个概念：“底层青年”和“为平民写作”。在今天看来，它们从不同方面指向了一个词——穷人。但这个词不意味着沮丧、自贱和放弃，而像一团火那样熊熊燃烧着、升腾着，像一位在人生隧道高举起火把的启示者，走进了众多有理想有抱负的“穷人们”的精神世界。不妨将之解读为“理想”“奋斗”和“不屈不挠”。在笔者眼里，这就是穷人圣经的特殊意义。
关于“心灵自传”，路遥的长篇创作自述《早晨从中午开始》5、王天乐的《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都有明确的注脚。王天乐称在完成《平凡的世界》过程中，他早已将自己的生命与哥哥及这部作品融为一体：“我帮助路遥用了一年时间在西安结构完《平凡的世界》的框架后，他就匆匆奔赴陕北、铜川开始了体验生活”；“路遥在写到第二部完稿时，忽然吐了一口血，血就流在桌子上”，“路遥当时就把我从延安叫到了他身边”，“路遥让我永远也不能给任何人说他的病因，我痛苦地在他面前放声大哭”；类似这样的事情，在写《平凡的世界》中不知发生过多少次。6
在一遍遍体察这个《平凡的世界》里的灵魂人物之后，我认为分析孙少平，要从“穷人的圣经”和“心灵自传”这两个方面入手。
一、求学记
路遥深爱着笔下的人物，但对他们，作者的审视是颇为审慎和严苛的，这在孙少平求学的过程中得以饱满地体现。
在1975年初春的原西中学，孙少平每逢吃饭都像做贼一样，直到饭场上空无一人时才敢露面。因为，在学校饭谱上，已烙下很深的“阶层”痕印；对于十七岁的他，这无异于一种地狱体验（也是路遥的经典描写之一）：
在校园内的南墙根下，现在已经按班级排起了十几路纵队。各班的值日生正在忙碌地给众人分饭菜，每个人的饭菜都是昨天登记好并付了饭票的，因此程序并不复杂，现在值日生只是按饭表付给每人预订的一份。菜分甲、乙、丙三等。甲菜以土豆、白菜、粉条为主，里面有些叫人嘴馋的大肉片，每份三毛钱；乙菜其他内容和甲菜一样，只是没有肉，每份一毛五分钱；丙菜可就差远了，清水煮白萝卜——似乎只是为了掩饰这过分的清淡。才在里面象征性地漂了几点辣子油花。不过，这菜价钱倒也便宜，每份五分钱。就在这时候，在空旷的院坝的北头，走过来一个瘦高个的青年人。他胳膊窝里夹着一只碗，缩着脖子在泥地里蹒跚而行。小伙子脸色黄瘦，而且两颊有点塌陷，显得鼻子像希腊人一样又高又直。7
城里同学都选甲菜、乙菜，农村同学家境稍好点的选丙菜，少平则在所有等级之下，他稍迟露面以免自取其辱。海波证实，路遥自然被排斥在“上灶生”之外。8中学生孙少平感受到了切骨的屈辱，却缺少E.O.威尔逊对人生“第一困境”的理性认识，这位学者对这种“遗传”（出身）困境的定义是：“那就是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去处。”不过，他又说人“总相信在物质需要之外还应有着个人内在潜能的完善和实现”9。然而，另有人却确信：“饥饿是一个永恒的威胁，因为它永远都会存在。”10
孙少平被自身难以超越的困境激怒了，他把每顿只吃两个“黑面馍”（按饭量能吃四五个），经常在下午劳动（当时学校施行“半工半读”）饿得眼冒金星的原因，都归结于这些“城里人”——比如，那个“穿戴得时髦得体”还“扬起手腕看表”的班长顾养民等。他对顾的挑衅，等于是一场决斗——虽然它极其自尊、没有理智和愚蠢——当然它是路遥对“心灵自传”（仅某一侧面）的一段淋漓酣畅的描写：
点名的时候，点到谁，谁就答个到。有一次点到他的时候，他故意没有吭声。……如果在初中，这种情况说不定立即就会引起一场暴力性的冲突。大概是因为大家刚升入高中，相互不摸情况，班长对于他这种侮辱性的轻蔑，采取了克制的态度，接着去点别人的名了。
也需要审慎体察，在这里，路遥有尽情到放肆的描写，更有极为克制冷静地对孙少平心理特征的分析。因为他早早在柳青作品中熟悉了“小说的辩证法”，以及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平衡原理。这种辩证法是，人物与社会有严重激烈的冲突，但到最后又有二者的平衡点。冲突矛盾是小说的戏剧性高潮，然而一旦融会贯通，它又转变为饱满的激情与和谐。用同样熟读柳青《创业史》的陈忠实的话进一步说：“柳青的‘人物角度’写作方法，是作家隐在人物背后，以自己对人物此一境况或彼一境遇下的心理脉象的准确把握，通过人物自己的感知做出自己的反应。”11
我们对人物的分析，必须立足于历史，以“1975”年的中国为根据，所以批评家雷达说，路遥把作品聚焦在“1975”及以后十年是“很有眼力”的。12在海波眼里，路遥家贫困的程度简直无以复加：“当时大部分农民的日工值为一毛多钱，有的连一毛也不到”，村里人以为，像他这样的家境去供孩子上学简直是笑话。直到开学那天，大伯忽然递给路遥“一把小撅头和一条羊毛绳，要他上山去砍柴。路遥一下子愣住了”13。1975年，路遥已在延安大学读大二，在小说里，他把这个“饥饿痛点”提前了差不多十年。然而，他照样受到生存问题的袭扰，要靠女朋友接济，还经常借故去蹭延安文友家的饭。14据《延川县志》记载，在整个70年代，吃不饱依然在农民中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口粮仍以玉米糰子、红面馍馍（高粱面馍）、红薯等为主，亦有以粥充饥者”15。连当时在路遥家乡延川插队的北京知青，也有下乡时吃不饱肚子的回忆。16尽管“人民公社制度”在四年后终于崩溃，但对于生存在具体历史生活中的人来说，这却是一场漫无边际的煎熬。有研究者对造成农民贫困的根源做了深入分析：
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的实行（笔者注：1953），拉大了工农业剪刀差……“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做法，使农民依附于生产队，市民依附于单位，公民在本质上缺乏自我发展的自主性。相比较而言，农民受的束缚更多，更不自由，而且从国家那里得到的社会福利更少。由于既没有自由，又缺乏社会权利，所以农民的社会流动相对停滞，再加上干部对农民的压制，使得农民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在这部研究城乡居民平等权利的著作中，作者还列举了许多具体数字，来说明这一问题。17只可惜，除海波的小书外，鲜有对路遥“早年生活”的文字记载，连作家也耻于回忆个人这段不堪的生活。18
庆幸的是，由于深谙“小说辩证法”，孙少平的难得之处是：他带给读者的不单有生活的窘迫、自尊的丧失，更有在泥潭中的奋发向上，有耀眼的乐观态度，包括对暂时敌人（成长过程中的同学对手）的宽谅和友爱—— 一种“爱己”与“爱人”相混合着的无比强烈的主旋律，在这个近乎卑贱的小人物身上回荡着，直到迸发出渗透到其他人心灵和感人至深的人生的力量。人们当会读到，李建军将其称之为：“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里，主要人物不是单个出现，而是群体性地出现，但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却非孙少平莫属。他是这部长篇小说中的灵魂性人物，是它的名副其实的主人公和“英雄”（hero）。也许，有人会说：这个农民的儿子，这个来自底层的青年，既没有深邃而复杂的思想，又没有辉煌而曲折的经历，因此，剖析他的内心世界，揭示他的个性内容，岂不是数语便可蒇其事？”然而其奥秘是：“恶劣的生活环境，苦役般的体力劳动，给他带来巨大的痛苦。但是，他的精神，始终是向上的，甚至可以说，是高贵的。”19蔡翔同样指出：“孙少平的出现，建立在这一挫败的基础上，重新出发，寻找一种新的可能性。”因此“孙少平向往的世界，这个世界本质上是伦理的，是善的，也是美的”。不过他确信，路遥是在将撕裂的《人生》与《平凡的世界》进行了缝合，这也意味着他将自己的痛苦与欢欣进行了缝合，“缝合的方法是浪漫主义”。路遥的本事，即借助孙少平来探索和寻找的，“还是人道主义”——“这是80年代无法超越的思想高度”。不过，他仍将孙少平归入“小资产阶级”行列20（而且只应允给少平局促的篇幅）。
读者看到，在“求学”障碍中，孙少平克服客观条件、战胜自我的秘诀是：宽谅和友爱同学。有研究者分析说，孙少平身上潜藏着“一个复仇者的满足和畅快”21。确实如此，但也不尽然。他生性骄傲，自尊心极强，还有某种高于一等的“英雄情结”，这在他舍命果断救女同学侯玉英的行为中被充分彰显。侯玉英是个跛子，但心理阴暗，她见孙少平通过借还书，在私下里，正与同班最漂亮然而因出身地主遭人轻贱的郝红梅相互放电，不禁怒火中烧（当然也与她自视“城里人”而蔑视“乡下人”的狭隘有关）。一次，她发现班劳动干事少平利用职权将一把最好的工具给了郝红梅，于是借机挑衅：
（她）把发在她手中的铁锨一下子扔在孙少平面前，说：“我不要这个秃头子！”
少平看她在大家面前伤自己的脸，就毫不客气地说：“铁锨都是这个样子，你嫌不好，就把你家的拿来用！”
“谁说都是这个样子？你看见谁好，就把好铁锨给谁！”
“我把好铁锨给谁了？”
“给你婆姨了！”侯玉英喊叫说。
全班学生“轰”一声笑了，有些同学很快扭过头去看郝红梅。郝红梅把铁锨一丢，捂着脸哭了。……
侯玉英一跛一跛地走到人群里，大获全胜地扬着头，风言风语说：“贼不打自招！”
这侮辱和伤害太严重了。
过后不久，当侯玉英差一点被洪水冲走，大家都在岸上干着急的时候，只见孙少平向对岸喊道：“你先坚持一下，我过来了！”扑入洪水之中救起了她。
郝红梅曾是他秘密挚爱的女友，却被宿敌顾养民夺去——倒不如说是郝红梅主动献身。这激怒了自尊心极强的少平。一向仗义的金波动议聚众揍他，被孙少平果断阻止。他恳求金波道：“要是平白无故打了，到时咱们没个说上的。”中学毕业前夕，郝红梅在供销社第二门市部偷手绢被抓（如被学校知晓，将面临开除处分），少平竟不计前嫌，央求该单位领导、侯玉英的爸爸放人，并得到恩准（后者是出于对这位救自己女儿好人的答谢）。事毕，少平的心“咚咚地狂跳着”，走进窑洞，“他看见红梅瞪着一双哭红的眼睛”。孙少平把前后的一切告诉她，“红梅立刻如梦初醒，她就像死里逃生一般出声哭了起来”。少平却大度地将桌上的“赃物”塞进她书包，说，“别哭了，事情已经完结，赶快走吧！”侯玉英被孙少平的“义举”惊呆，不由得对这位过去一向藐视的农村同学另眼相看，而且不知什么时候，她发现自己爱上了他！毕业前夕，她羞涩地将一个缠着两条红丝线的笔记本作为礼物给少平，只见一张夹在里面的纸片上写道：“亲爱的少平：自从你昌（冒）着生命危险，奋不过（顾）身地救了我的生命后，我就从心里面爱上了你。”信里还允诺只要结婚，她父亲会给他在城里找工作，云云。但他马上就把信揉成一团，借火柴一把烧了。
对孙少平何以能超越“阶层出身”，在对顾养民、郝红梅和侯玉英等伤害者“以德报怨”的过程中获得精神升华，完成自我救赎，这种在一般人看来不可思议、颇为夸饰的戏剧性行为，海波给出的解释是：在县文化馆阅览室：“路遥看到了延川之外的世界：从画报上看到了大都市、公共汽车、火车和铁路、海洋和轮船；从报纸上看到了苏联……”，还有“第一个进入太空的航天英雄加加林的名字。这一切令他振奋”（他后来把《人生》主人公命名为“加林”）。22厚夫也同意这种看法，“他平时善于读书看报，了解国家大事，有大局意识”23。这当然符合1980年代的文化逻辑，即“知识改变命运”的权威结论。但在作品中，路遥是把孙少平当作他和弟弟王天乐这两个“原型”来写的，他在少平身上看到了自己“过去的影子”，同时也把这影子完全投射到人物身上。在小说第129页，当看到在“县城已经一片灯火灿烂”，家家户户已围坐在一起，开始吃晚饭，而在昏暗的县河边，却“站着一个痛苦而绝望的乡下来的青年”——孙少平时，他立刻用读者很熟悉的那种惺惺相惜的语气写道：“原谅他吧！想想我们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也许都有过类似他这样的经历”（他经常在自己小说里插入这些“画外音”）。路遥有不顾忌环境限制，把主人公故意提拔到普罗米修斯高度的嗜好；当然，到这种自然与不自然别扭关系所酿成的另一种和谐出现时，人们又能感受到它饱满感情的立体感，这在以后还会论到。
为把这幕戏剧写好，路遥特意安排了一个名叫田晓霞的女孩子。晓霞不仅是城里人，出身优越，还与少平同样是双水村人（当然从未回过）。将他从被郝红梅抛弃境遇中救出来的是那次“演戏”——学校教音乐课的女教师、宣传队队长兼总导演竟让他扮演小戏《夺鞭》的男主角张红苗！这使他“第一次有了出头露面的机会”，“宣传队下了公社，吃的都是白馍大肉”；穿着体面的戏装，他“感觉自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有风度”，“他感觉别人也都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他了”；“孙少平作为主角和几个全县出众的干部子弟一块登台演戏”，更重要在于，让另外班的田晓霞演他的妹妹。由于表现突出，他和田晓霞被抽调参加全地区的调演，结果他们不单拿到了二等奖，居然还成为超越男女关系的心灵密友（自然后来又变成爱人）。如果说与郝红梅相好，是他拔出人生泥潭的第一步，田晓霞则把他引向了一个更高的台阶——未来。24他和晓霞几乎每天见面，看报纸，私下议论国家大事，被后者夸赞“有气质”。晓霞大胆指责那个常发表“重要文章”的“初澜”——她的精辟见解，令吃惊中的少平，恍然间感觉变成了一个“新人”。在田晓霞鼓励下，他秘密抄录由她冒险传来的《天安门诗抄》。“盗火者”晓霞蛊惑道：“你应该看《参考消息》！”
正当孙少平在接受这场思想洗礼的时候，他的中学生涯完结了。
二、掏碳汉
我的“掏碳汉”，这是田晓霞去世后，孙少平在其日记里看到的对他亲切的称呼。
据梁向阳发掘的“1980年前后”路遥致好友曹谷溪的六封信透露，三弟王天乐高中毕业，因不愿务农，在延安东关当背石头的揽工汉（短工）。路遥促谷溪借与延川县委书记张史杰的关系，帮他弄一个煤矿工人招工名额。这事难度极大，故路遥信中一再放下身段央求曹谷溪。25在作品中，孙少平在城里背石头，写的也是这段经历。
少平要去的铜城（铜川矿务局）大牙湾煤矿，位于陕北高原与关中平原相接的一条狭长的山沟里，当他为煤矿雄伟的气势和矿区“一片繁星似的灯火”激动时，同去的县镇级干部子弟，私下却打算干一段就让父亲将其调离；26下井劳作期间，不断有人偷偷地回家或借故请假，少平却在拼尽全力，成为全区队少数出满勤的人之一。因为他知道，七口人的贫寒之家，这大山一般的重担，就压在他和哥哥少安的肩上。对一个处于绝望状态中的农家子弟来说，煤矿，这如同地狱般危险艰辛的地方，无疑是他们的天堂。孙少平对这次机会像生命般珍惜，在复查血压前，作品有对他紧张地拎着苹果到女医生家的描写。
见女医生要关门，少平马上把手指插在门缝。另一间房传来男人和小女孩的说话声——家人正在看电视。少平将几斤苹果放在茶几上，女医生生硬地说：“你这是干什么，有啥事你说。”不敢坐下的少平自报姓名，他说：“我叫孙少平，是刚从黄原新招来的工人。复查身体时，本来我血压不高，但由于心情紧张，高压上了一百六十五。就是你为我量的……”
“奥……”女大夫似乎有所记忆，“当然你说的这种情况是有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对血压不合格的人，还要进行第二次复查……”
“那可是最后一次复查了！”少平叫道。
“是最后一次了。”女大夫平静地说。
“如果还不合格呢？”
“那当然要退回原地！”
“不！我不回去！”少平冲动地大声叫起来，眼里已经旋转着泪水。
女大夫丈夫探进头看了看，生气地白了少平一眼，女大夫也“带着惊讶的神色望着他”。得知他高中毕业，在农村教过书，她的口气稍微地缓和。最后微笑着说：“你把东西带走，明早复查前一小时，你试着喝点醋。”少平逃也似的跑出了女医生家。
雷达将孙少平夸赞为一个“关于新人的故事”，“他在今天的农村现实里，也许刚刚诞生，为数甚少，是有如普列汉诺夫常说的‘拉赫美托夫气质的人’”27。但被批评家忽略的，孙少平在大亚湾煤矿的“平凡的世界”，却是建立在充满粗鲁打斗且极其危险这样的真实生活基础上。我们来看这些描写：每当一茬炮放完，得赶紧挂茬支棚。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刻，通常是班长一声呼喊，人们立刻从回风巷冲进掌子面。头顶上石岩哗哗跌落，斧子工抱起沉重的钢梁迅速挂上旧茬，攉煤工像手术室给大夫递器械的护士，紧张飞快地将荆芭和搪采棍递给师傅，还要见缝插针刨开煤堆。“人们在低矮的巷道里连腰也直不起来”，这些紧张劳作，“大都在身体失去平衡的状态下进行”；再看到这些描写：安锁子在什么地方拉了泡屎，就骗少平去那里找东西，结果让少平抓到两泡屎，众人立即大笑起来。少平只能在煤墙上默默抹掉。少平的拼命和受辱，都是为了能给家里寄钱：当他拿到满勤工资后，立即赶到邮局。“孙少平用一分钱买了一张汇款单，然后伏在柜台上开始填写。圆珠笔在他手里微微地抖着。当他在收款人栏里一笔一画写下‘孙玉厚’三个字的时候，止不住的泪水已经模糊了他的双眼。”不过，正如雷达所预料的，作者路遥不忘给予这位中国最卑贱的矿工以最浪漫夸张的描写：借着手中的矿灯光，少平在专心读司汤达的《红与黑》。经不起师傅王世才和工友的要求，他讲起了“书中的故事”。坐在师傅和惠英嫂温馨的家，他思考的是“什么是幸福的问题”。少平跟师傅在山后捡煤渣，眼睛却“一直望着远方的山峦”——这个世上最可怜的“掏碳汉”啊，人在最卑微处，心灵却飞向了这山沟外的“大世界”！通过邵燕君教授的统计分析，人们知道，像孙少平这种社会阶层的千百万的读者，与其说是读小说，不如说是在读他们“穷人的圣经”：
据笔者观察，《平凡的世界》一直是盗版书摊上的常销书，越靠近民工聚集区的书摊上，它越是常备书。盗版书虽然大大损害了该书正版书的发行量，但低廉的价格却使它到达了许多像《平凡的世界》中主人公那样在底层挣扎的人群手中。想想那些用身上仅余的饭钱来购买一部精神食粮的穷学生，那些在低矮的窝棚里、昏暗的灯光下寻找温暖和激励的“揽工汉”们，他们绝对是路遥的“核心读者”……也许他们构成了《平凡的世界》实际读者群中“沉默的大多数”。28
孙少平“生死挣扎”和“未来希望”的人生辩证法，在他高中挚友兼女友和省报记者田晓霞来大牙湾煤矿探访的一两天中，达到了作品情绪的沸点。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论及田晓霞对于塑造孙少平形象的意义。29诸多研究者也对这位理想主义者给予了积极评价。30一年多前在黄原电影院偶然相遇后，少平很快就确定了与晓霞的恋爱关系，虽然她在省城，自己在煤矿，但这个奇女子在他潜意识里似乎已与“未来”挂钩——然而，每天面对残酷的生活，他的犹疑和挣扎不曾停歇。但晓霞还是来到了井口：
他们几十个人，像苦役犯一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来到井口下面，等待上罐。所有人的脸上看不见一丝笑影，也不说任何话，身子都像墨汁泼过，只有从眼白上辨认出这是一群活物。
……他看见，晓霞正微笑着立在井口。
尽管此前无数次在省城西安想象过她的“掏碳的男人”，但“掏碳丈夫”的残酷生活（见其《日记》），直到她跟少平下到几百米的煤矿深处，才袒露在眼前。晓霞穿着的男人的作衣太大、极不合身。在几百米以下的昏暗里，她惊讶地张着嘴，紧紧抓住少平的衣袖。她跟众人弯腰爬过横七竖八的梁柱，更感到少平那只手是多么有力、亲切和宝贵。热泪不知何时，与汗水同时在脸上漫流。震耳欲聋的一茬炮放过，四处硝烟弥漫，少平几乎是半抱着晓霞，艰难地从溜子槽上爬过掌子面，这才来到井下的采料场。晓霞衣衫已经湿透，脸黑得已分不出男女。直到这时才明白——“这就是她亲爱的人长年累月劳动的地方！”
有田晓霞看“掏碳汉”的视角，才会产生孙少平这种极为独特的人物形象。显然，她深深爱着的这个男人，不只在矿山劳作，还在这里“生死挣扎”。多年前，他们在高中报栏前，在学校路上热烈讨论的“人生”，与眼前残酷的现实相比，真的是太布尔乔亚了。晓霞突然感到，这世界上至亲至爱的人，眼下的距离这么近，但离她的“生活”又是那么远！尽管，田晓霞在路遥心目中，在他笔下永远是一个“平民主义者”，她甚至为救一个农村女孩献出了生命，但他仍然把她看作是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奢想。这个极为沉重的奢想 ，被他完整地投射在孙少平——他的人间化身的人物身上。可以说，“生死挣扎”与“未来希望”在路遥精神世界里，就是一个无法化解的矛盾，也是他至死都未解开的思想死结。王天乐回忆道：“写《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时，路遥在感情和经济方面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自己作品里的漂亮女人们是他最好的情人。他经常是一边流泪，一边写作……有一天，我正在洛川县采访，路遥突然打电话到报社，让我速到榆林……一进房间，他对我说田晓霞死了。半天我才反应过来这是他作品里的人物。”31
三、孙少平的进城与返矿（一）
“果戈里的小说是他精神探索的舞台。”32此话可用于分析路遥跟孙少平的关系。
在孙少平形象研究中，仅将他看作农民阶层第一个“面向未来”人物的结论，不能真正令人信服。孙少平的文学史价值，表现在他未转化为“城里人”，而是重新返回过去这一深刻的矛盾上。这现象可叫“进城容易”与“返回难”。无独有偶的是，路遥留在世上的高加林恰恰是他的前鉴。
在这里，年轻研究者韩欣桐有出色的成果。她对孙少平丧失晓霞后，主动放弃调进省城、放弃大学生金秀、重返矿山的古怪行为（有可能会与师傅遗孀惠英嫂结合），这种非常别扭的描写，认为这是路遥受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启发：这是一部“以‘身份’的‘后退’为代表的小说。该‘后退’是建立在以阶级为评价标准进行价值重评的基础上的”。而这种“‘后退’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恰恰是一种进步。对于孙少平来说，路遥同样为他选择了‘身份’的后退之路，把他从省城工作者后退到煤矿工人的身份上，而这正显示了路遥的理想，他所渴望的正是大众能以普通人的身份参与社会生活，成为一个‘普通但不平庸的人’，也正因如此，路遥把小说题目从《黄土·黑金·大城市》这种暗示了阶梯式攀爬上升的题目改为《平凡的世界》，去探索一个普通人如何在社会生产生活中获得意义”。她进而指出：“路遥让笔下的孙少平扮演了一个中国新时期的保尔，让他坚持以煤矿工人的身份领导集体劳动，路遥在对孙少平身份的‘后退’中安置了自己对于普通人如何更好地参与社会生活的规划。”33从国际共运史逻辑和小说逻辑的角度来看，这一发现是极为精彩的，在逻辑推理上充满了思辨力和创新性。
如果继续加以探讨，还应该涉及作家所身处的时代环境、个人家庭、理想信念和文学叙事技巧等因素。这可从环境、家庭、理想信念与叙事技巧两个方面分开来谈。
从现有路遥生平材料来看，路遥1949年底出生于陕北清涧县，因家贫，八岁时过继给延川县的大伯做养子。34高小毕业，伯父伯母让他回乡务农，在伯父结拜兄弟、村支书刘俊宽的帮助下，始入延川初中就读。35孙少平读书时吃不起甲、乙、丙三等灶的窘境，受城里同学优越感刺激，出自路遥的真实经历。36在县城新华书店、阅览室画报上看到的“外面世界”，缓解了他的精神危机，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找到了平衡。不过，先后与郝红梅、田晓霞两位女同学恋爱纯属虚构，现实生活中，他倒是拒绝了一位低两届女生的示爱。371969年1月，路遥中学毕业回村，不久在马家店小学当民办教师。一年后，经曹谷溪提携，借调到城关公社“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实为临时工，直到1973年成为延安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在《延河》编辑李小巴眼里，他在延川县采访时认识的路遥，“沉郁、孤傲、自尊”“老成”和“沉浸”，胸怀大志且“口吐狂言”（如发誓要娶北京女知青为妻），但“脱衣睡觉时，我发现路遥先把被子盖在身上，然后再把裤子脱掉拉出来。我有点奇怪。后来我才知道，他没有内裤，没有短裤头。他当时的确是陕北穷困农民的儿子”。可转眼，他便处处显示自己的个性，譬如，索性穿一身白土布做的制服，“染都不要染”，“在校园里、小县城里独来独往，腋下夹着一本书”。38
另外，路遥失败“恋爱史”和“婚姻史”的阴影，像一个幽灵恐吓他，把这个陕北硬汉一次次摧毁。据我以前的研究39：路遥不少朋友也证实，在文化心理强势的北京女知青面前，在结婚后，他始终是软弱和自卑的。作家京夫说，《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大获成功后，路遥身边不乏追星族的女子。他有荒唐的资本，不是没有荒唐的可能，“但他在心目中，却把身份高贵心仪已久的女性，只当作自己的异性偶像，他只远远地仰慕，并描述称赞她或她们的美丽、高雅”，“这便是路遥，一个自卑的路遥”，“一个脆弱并孤独着的路遥”。40据了解路遥夫妻关系的前陕西作协党组书记雷涛回忆：路遥知道自己是从山里走出来的，能和北京知青结婚，是人生一大快慰。然而现实不如人意，他发现婚姻质量不高。林达期望有一个体贴和保持正常夫妻生活的丈夫，路遥则希望妻子对自己学习、工作有帮助。两人“恩爱的时间很短促”，这使“路遥非常惆怅和痛苦”。他陆续得知，“路遥由于没有得到家庭的应有温馨，没有得到生活上的照顾，他晚上进行创作经常吃着干馍，喝着开水，咸菜也没有，更谈不上营养品。他经常半夜三更敲邻居门说：有没有馍，给我吃一点”。“路遥身体垮掉，与他长时间超负荷的精神劳动有直接的关系，同时，与他内心深处无法表白的伤痛亦有不可撕裂的原因”41。
在中国，尤其是在路遥成长的那个年代，做梦都想“进城”，借娶一个“北京女知青”来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对广大农村青年来讲，都无疑是异想天开，也无疑是西班牙的“骑士精神”。“他骑着瘦马，全身披挂，带着一个侍从，几乎走遍了全世界”。“小说以堂吉诃德企图恢复骑士道，来扫尽人间不平的主观幻想与西班牙社会的冷酷现实之间的矛盾作为情节的基础，巧妙地把堂吉诃德的荒诞离奇的游侠与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西班牙社会现实结合了起来。”42但不同在于，这部小说是欧洲文学史上划时代的讽刺杰作，路遥他则是在与环境、命运不懈的搏斗中产生的个人悲剧。这一与时代的巨大错位，就这样导致了他心理的严重失衡。这种独特的人生经历，蔓延到他性格深处，蔓延到他精神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因此构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二元结构”。“他的自尊与他的自卑，铸造了他孤傲内向的性格和愤世嫉俗的奋发精神”，他“为自己确定了一个很高的人生目标”，但“几乎使他忽略了自己的亲情、友情中的许多事情”。他经常要朋友给他办许多事情，“自己却不乐意为朋友办事”43。当大众读者想当然地将小说当作“穷人的圣经”的时候，他们不会注意到作品文本这一冲突、矛盾和丰富的“内面”——也就是说，对于研究者来说 ，纯粹从路遥研究的角度看，他这个人的内外世界和文本内外中，也还有许多未被揭露的皱褶、纹理和潜意识的幽微死角。然而，我在这里更愿意说，进一步分析路遥精神世界“自尊”与“自卑”这一二元结构是值得的。
被困在——也许将永远会被困在这荒山野岭之中的孙少平，无时无刻地在“进城”还是“返回”这幕戏剧里拼命搏斗着、挣扎着。在小说里，孙少平老是“被人爱着”——郝红梅、跛女子侯玉英、田晓霞、金秀——直至惠英嫂，他本来有多次“进城”机会，但社会环境、历史传统、残酷命运和个人性格等综合起来，最终都使这一切泡汤。在作品的明面上，这是激情燃烧的作者和小说要达到的目的，可是在路遥和他的替身孙少平这里，一个“农民进城难”的巨大心理不安和未来隐患，却一直横亘在“进城”与“返回”之间。路遥隐隐地，至少在他活着的时候就一直感到，这是中国农民的“宿命”。
四、孙少平的进城与返矿（二）
与当代大多数乡土作家不同，路遥的小说是把农民当作“知识分子”来塑造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文学创作中叙事技巧的形成，也由此构成了其思想底色。
在《平凡的世界》里，读者发现有两个“叙述者”，或说作品是在孙少平与路遥两种“叙事视点”的交相辉映中完成的：一方面，是青年孙少平拼尽全力的“进城事业”——这是为“广大读者”而“写”的44；另一方面，是中年路遥对农村青年能否真正在体制身份上“进城”的至深怀疑45；一方面，是少平这种穿上矿工防护服的“农民工”，——矿工无论在1980年代，还是在今天频繁发生的矿难事故中，都是工种最卑贱、最危险的工人（但恰恰他还爱读书，像知识分子那样自我想象和思考！）；另一方面，是路遥在叙事上对于他的残酷安排：被头茬炮砸伤眼睛，几乎毁容。他的“进城梦”被一场意外事故激发起来的强烈“自尊心”彻底阻断。但路遥却安慰地写道：“一层热浪漫过了他的心间。他还能对生活有什么抱怨呢？”他感到因挚爱而无法自控的秀，“又有两滴滚热的泪珠洒在了他的手背上”。而匪夷所思的是，被路遥深深关照的孙少平，他几乎被所有女性所热爱和追求，已经变成一个时代偶像。路遥这种“别扭的叙事”，竟感动了所有出身卑贱、矢志不渝的农村青年——而且，他居然把这种别扭叙事当作了孙少平的人生结局：
他在山坡上转悠着拔了一大束野花，然后走到那一片坟地里，把花束搁在师傅的坟头。他静悄悄地坐在墓地上……他似乎听见旁边有脚步声。
“叔叔！”少平刚走出区队办公楼，就见明明喊叫着和小黑子一块向他跑过来。……惠英已经把酒、菜和各种吃食摆满了饭桌，正立在门口，用围裙搓着被水浸泡得红红的手，笑眯眯地迎接他们回家来。少平须臾间想到：这是他的责任，也是他的结局。于是“返矿”找到了自身的逻辑。
对如何理解这部作品“进城”与“返矿”之间的深刻矛盾，华莱士·马丁给出了最好的借口性解释：“为了理解叙事，我们必须研究它们是怎样为读者所理解的。”46这就是本文开头引用网友林夕所说的那种理解：
用燃烧生命的激情为平民写作，始终把笔触伸向最基层平民的心灵深处，伸向他们贫穷的生活和高尚的灵魂，细致入微地描写着底层青年成长过程中尖锐的心理矛盾，和痛苦的心路历程，为当代中国的千百万平民读者，特别是农村青年塑造出一个个充满力量和道德之美的精神偶像。（这是）……使他获得读者经久不息的钟爱之所在。47
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是“读者反应”层面。华莱士·马丁认为：作者可以与人物进行某种对话，或是同情他们，或给他们所说的话（包括所做的事）加上一丝反讽的“泛音”——在《平凡的世界》中，人们已经知道路遥正好相反，他在充满矛盾的人物行为中，喜欢加上自己评价性的“画外音”——这就是上述所说作品中路遥的“叙事视点”。不过他认为，作家构造双重叙事视点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赢得“三种受众——实际的受众、作者的受众、叙事的受众”48——在1980年代，路遥知道“广大读者”正在由现实主义小说向“先锋小说”大规模转移，他不知道能够“夺回”多少读者，但坚信，作品能与先锋小说潮流争夺的，仍然是自己最了解的“广大农村青年”——也就是实际受众和叙事受众，而失去的是作者受众（更愿接受新潮流的城市知识精英）。事实证明，他惊人的预感是正确的——这部“穷人圣经”至今仍在影响着这一部分“广大读者”——与此同时，他们也无意识地把作者的“精神自传”，移情为自己的“精神自传”。
显然，叙事技巧难以解释路遥创作的思想底色。这是因为，既然他把孙少平当作知识分子来描写，并且把自我反思的能量赋予了这位愿为底层民众——惠英母子而献身的年轻人。他也能想到，这是一个惊人的、也出乎意外的结局；但与此同时，他就与小说中的人物一起得到了精神的净化与升华。对此类现象，乌纳穆塔曾用“生命悲剧意识”进行过剖析。他说，必须相信康德的观点，“我们必须把人看成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也由此，矛盾痛苦，甚或死亡，它们本身并不具有任何悲剧性，唯有付诸行动、唯有能极端忍受苦痛的灵魂的受苦才是悲剧。而这，最后推向的都是人类情感的“共感”效应——一个人看见梭伦为一位死去的孩子哭泣，就说，如果哭泣不能挽回什么，你又何必如此哭泣呢？梭伦回答：“即使上帝听不到我们的哭喊，但是，它是愿意倾听我们的哭泣的。圣殿之所以尊贵庄严，就因为它是人们共同前往哭泣的地方。”49
注释：
1 在李建军编著的《路遥十五年祭》一书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众多网友如林夕、杨殊、欢乐一生、不语不行、心梦岭等，在回忆读中学或人生受挫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把这部作品当作自己的“启示录”“教科书”来看待，由此从中汲取了精神的力量。
2 参见路遥之弟王天乐的回忆文章，路遥的长篇创作谈《早晨从中午开始》，以及批评家陈晓明在分析余华作品时，所使用过的“心灵自传”这个概念。
3 参见雷达《诗与史的恢宏画卷——论〈平凡的世界〉》、蔡翔《怎样才能成为小资产阶级——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白烨《力度与深度——评路遥〈平凡的世界〉》、李建军《文学写作的诸问题——为纪念路遥逝世十周年而作》、梁向阳《路遥研究述评》、周承华《在现代理性和传统情感之间——论〈平凡的世界〉的审美特征》、邵燕君《〈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现实主义常销书”的生产模式分析》等材料。
4 李建军：《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247、251页。白描文章里“陕北的群众自发来到医院门前，哭喊着要把路遥的遗体背回延安”这句话，似乎是作者本人的艺术想象或虚构，因为笔者看到的材料并非如此。真实情况是路遥过世后，经一些朋友努力，才把其骨灰安葬在延安大学附近的山冈上。
5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其中写道：“我几十年在饥寒、失误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长过程中，苦苦追寻一种目标，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对我都至关重要。我为自己牛马般的劳动得到某种回报而感到人生的温馨。”在普通读者眼里，这番独白有如“圣经”的格言，它包含有劝诫、告示和规范的作用。
6 31 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路遥十五年祭》，李建军编，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194—195、195页。
7 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卷），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本文引用的作品内容，均出自这一版本，后不再一一加注。
8 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路遥不能“上灶”，是因为他带的干粮里有糠，在灶上“馏热”时容易散开，只能就着冷酸菜吃，饭后再喝碗“熬锅水”。
9 [美]E.O.威尔逊：《论人的天性》，林和生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10 [阿根廷]马丁·卡帕罗斯：《饥饿》，侯建、夏婷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2页。
11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写作自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9页。
12 27 雷达：《诗与史的恢宏画卷——论〈平凡的世界〉》，《求是》1990年第4期。
13 22 36 37 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5—17、15、13—14、22—23页。
14 参见拙作《路遥在延安大学》，《文艺争鸣》2020年第6期。
15 延川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延川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86页。
16 参见邢仪主编《延川插队往事》（中译出版社2015年版）、孙立哲主编《情系黄土地——北京知青与陕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版）、邢仪编《知青·陕北·速写集》（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年版）、北京知青与延安丛书编委会主编《青春履痕——北京知青大事记》（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等书籍。
17 楚成亚：《当代中国城乡居民权利平等问题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45页。
18 本来，研究者冀望在他创作回忆录《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获得更多的材料信息，由于作家的叙述重心是在精神生活和创作的过程，因此所得甚少。
19 李建军：《去吧，摩西；来吧，西西弗——论孙少平》，《文艺争鸣》2021年第8期。
20 蔡翔：《怎样才能成为小资产阶级——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文艺争鸣》2023年第7期。
21 李永建：《〈平凡的世界〉的艺术缺憾与路遥的巨著情结》，《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23 34 厚夫：《路遥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7、11—15页。
24 29 参见拙作《田晓霞论》，《南方文坛》2021年第2期。
25 梁向阳：《由新近发现的路遥1980年前后给谷溪的六封信看路遥当时的创作与思考》，《路遥研究》2016年秋冬卷。
26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路遥一直在动员各种关系，欲将三弟天乐从铜川煤矿调到《延安日报》，由工人转为记者身份；后来，又将他调到《陕西日报》驻铜川记者站。
28 邵燕君：《〈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现实主义常销书”的生产模式分析》，《小说评论》2003年第1期。
30 丁红梅、王圣：《男权思想统照下的女性世界——浅谈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几个女性形象》，《淄博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郑万鹏：《〈平凡的世界〉：中国农民二次翻身的史诗——与〈安娜·卡列尼娜〉比较》，《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2期。
32 [英]奥兰多·费吉斯：《娜塔沙之舞：俄罗斯文化史》，郭丹杰、曾小楚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66页。
33 韩欣桐：《〈平凡的世界〉的阅读书目与路遥的社会想象》，《文艺争鸣》2022年第2期。如果我没说错，这篇论文应是第一篇明确讨论作品小说人物在“后退”和“进步”之间精神矛盾的论文。
35 王刚：《路遥年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版，第45—46页。
38 李小巴：《留在我记忆中的路遥》，《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晓雷、李星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2—165页。
39 参见拙作：《路遥〈人生〉中巧珍的原型》，《文艺研究》2019年第10期。
40 京夫：《孤独的路遥》，《守望路遥》，申晓编，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72页。
41 雷涛：《感悟路遥》，《守望路遥》，申晓编，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42 朱维之、赵澧、崔宝衡主编《外国文学史（欧美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3页。
43 曹谷溪：《关于路遥的谈话》，《路遥十五年祭》，李建军编，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
44 路遥曾向对他作品介入较多的陕西资深批评家说过，他对自己创作的定位，是为“广大读者”来写作。
45 参见梁向阳《由新近发现的路遥1980年前后给谷溪的六封信看路遥当时的创作和思考》，《路遥研究》2016年秋冬卷。
46 48 [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8、162—171页。
47 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页。
49 [西班牙]乌纳穆塔：《生命的悲剧意识》（内部参考资料），《上海文学》杂志社编，1986年版，第10、2（译序页码）、17页。沪内刊登记证177。当时，该书作为“写作参考系列之五”在内部发行流通，未署名译者。在《伯林谈话录》（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77页）里，以赛亚·伯林谈到在牛津听过乌纳穆塔的一次演讲，认为他这部著作“是一本好书”。不过，他也承认前者的人生观像俄国诗人阿赫玛托娃一样悲观。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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