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具有较高社会、政治地位的新文学作家，其作品大多存在重大修订，版本情况颇为复杂。尽管现当代离我们如此之近，但一些版本资料已经进入到一个说不清楚的阶段。同时学界对这一时期的修改本大多采用“忽略不计”的态度。本文通过对围绕曹禺《日出》“戏剧二版”的诸多疑问的讨论，力图展现诸修订版本生成过程背后隐含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闻出版机构以及文化组织结构的变动，探讨新文学作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修改本的文学史、文化史意义。

关键词：曹禺 《日出》“戏剧二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修改本

古典文献的不同版本往往是不同人在不同时代对相似文本的抄录、整理而形成。现代文献的不同版本，更大量的是借由现代印刷术的便利，作者本人基于时代更迭、社会文化思想变迁、美学倾向转型等各种原因不断修订自己的作品而形成的异文。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具有较高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的作家，其作品大多存在重大修订，版本情况颇为复杂。

尽管现代、当代离我们如此之近，但一些版本资料因为遗失或不全，已经进入到说不清楚的阶段。1980年代前后，文学界曾经紧急抢救现代作家史料，为此创办了《新文学史料》杂志，但现当代文学的版本问题，却没有作为一个“问题”得到及时清理。刘福春回忆说，“好些东西，你当时认识不到它的价值，后来再找那就费劲了”，“当时可能一个访谈就能解决的问题，但时间一旦过去就不可能那么简单了”1。话说得虽然夸张，但却道出了现当代文学的版本文献整理的急迫性。曹禺的《日出》就存在着这么一个神秘的版本：“戏剧二版”。

所谓《日出》“戏剧二版”，是指中国戏剧出版社在1957年9月出版了单行本《日出》后，又在此基础上做修改，于1959年出版了一个新的版本。据此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9月版《日出》简称为《日出》“戏剧一版”，1959年版《日出》简称《日出》“戏剧二版”。《日出》“戏剧二版”，这一说法最初来自金宏宇、吕丽娜的论文《〈日出〉的版本与修改》2（以下简称金文）。其后邓碧波的硕士论文《〈日出〉的修改和版本研究》3（以下简称邓文）、武晓雨的《曹禺〈日出〉的版本变迁及其文学史书写》4（以下简称武文）等文都沿用了这个说法。金文与邓文均称《日出》“戏剧二版”在1957年9月“戏剧一版”的基础上有大量的修订，并且《日出》“戏剧二版”与1959年12月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学小丛书”版《日出》正文内容基本无差。武文虽肯定“戏剧二版”的存在，但明确表示自己“未能寻得”《日出》“戏剧二版”的实物，所以关于“戏剧二版”的论述，均以人文社的“文学小丛书”版《日出》为依据。

遗憾的是，《日出》“戏剧二版”的存世量似乎极少，遍寻各地图书馆，也没能查阅到《日出》的“戏剧二版”。与金宏宇、吕丽娜、邓碧波三位作者联系请教，因时间久远，他们表示已经不记得当时的情况。如有师友得觅《日出》“戏剧二版”之踪迹，祈告知，感激为盼。

在寻觅《日出》“戏剧二版”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了颇多离奇之处，对中国戏剧出版社版《日出》单行本的出版过程，以及1960年代前后出版制度、机构组织的变化产生了好奇，甚而至于对《日出》“戏剧二版”的存在与否产生了疑虑。

一

这里先简要说明中国戏剧出版社的单行本《日出》的出版情况。

为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中国戏剧出版社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了“五四以来话剧剧本选”丛书。5入选剧本分为两类：一类是历史剧，包括郭沫若的《屈原》《虎符》、欧阳予倩的《桃花扇》，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阿英的《碧血花》等；一类是反映1949年以前的现实生活的剧本，如田汉的《名优之死》《丽人行》，洪深的《五奎桥》、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宋之的的《雾重庆》等等，作为中国话剧创作艺术成熟的标志，曹禺的《雷雨》《日出》名列其间。

中国戏剧出版社的单行本《日出》，1957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印数为0001—9000册；1958年2月第1版第2印，印数为9001—14000册；1959年4月第1版第3印，印数为14001—17500册。这三次印刷，封面设计一致。底色为浅黄色细网纹，书名写作黑色，位于封面左上方，书名下有中国戏剧出版社的社标，书名上方有“五四以来话剧剧本选”字样。至第1版第4印，印数为17501—27500册。这一印封面设计大不相同，取消了原封面上“五四以来话剧剧本选”字样和社标，同时底色改为浅绿色，书名作深绿色，靠近书脊处留有两指宽的白边，边框为简化祥云纹，白边上部并排印两朵红色小花。

1957年9月、1958年2月、1959年4月封面

1960年4月第4印封面

看到这里，笔者不禁产生疑问：既然1959年已经有了“戏剧二版”，为什么1960年4月还要对1957年9月的第一版作第4次印刷？常规而言，此时再次印行的应该是“戏剧二版”吧。

此处以中国戏剧出版社对《雷雨》单行本的印行情况与《日出》相对照。作为曹禺戏剧的代表作品，《雷雨》和《日出》在1949年以后的出版印行中，经常联袂出现。中国戏剧出版社的单行本《雷雨》在1957年6月版之后，又于1959年9月出版了修改版，学界分别称为《雷雨》的“戏剧一版”和“戏剧二版”。《雷雨》“戏剧二版”的称呼由来已久，1960年代初期的研究论著中已经出现。6据金宏宇的研究，与《雷雨》的“戏剧一版”相比，“戏剧二版”《雷雨》作了较大修改，异文超800处，甚至有整页删除的情况。7

中国戏剧出版社的单行本《雷雨》的版本印行情况如下：

《雷雨》“戏剧一版”重印了三次。1957年6月第1版1次印刷，印数为00001—12000册；1957年10月第1版第2印，印数为12001—16000册；1959年4月第1版第3印，印数为16001—19000册。“戏剧一版”这三次印刷，封面设计一样，且与《日出》的封面设计相似。

《雷雨》“戏剧二版”至少重印了两次。1959年9月第2版第1印，印数为19001—29000册；1960年4月第2版第2印，印数为29001—39000册。“戏剧二版”这两次印刷，封面设计完全不同。第2版第1印，封面底色为浅鸭黄色，书名在上部偏右，书名上方有“五四以来话剧剧本选”字样，下方有简化版的中国戏剧出版社社标。靠近书脊处为三道一指宽的牙色竖条，占据封面三分之一，每道竖条下方绘有一朵白色小花。第2版第2印的封面设计则与上述《日出》的第1版第4印如出一辙。

这两个版本的存世量颇大，在图书馆以及旧书市场都比较容易找到。笔者查阅中国戏剧出版社·宝文堂书店印行的《图书书目（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1987 宝文堂书店1862—1987）》，对《雷雨》的一版、二版都有记载，但却没有关于《日出》“二版”的记录。8

1980年6月中国戏剧出版社组织出版“现代戏剧创作丛书”，《雷雨》《日出》再次联袂选入。《雷雨》的重印底本选用了“戏剧二版”，版权页注明“1957年6月第1版 1959年9月第2版 1980年6月第4次印刷”。《日出》的重印底本仍然是1957年9月的这一版，版权页注明“1957年北京第1版，北京第2次印刷”。也即是说，《雷雨》“戏剧二版”问世之后，中国戏剧出版社对《雷雨》的印行，就基本采用了“戏剧二版”。但是，《日出》1959年“戏剧二版”问世后，在后续的各种印行中却不见踪影，不仅1960年的重印没有采用“戏剧二版”，1980年的“现代戏剧创作丛书”仍然要以1957年9月的版本为底本来重排印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的眼中似乎只有《日出》1957年9月这一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日出》“戏剧二版”到底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以至于中国戏剧出版社自己都避开不提？

二

因相关论文反复提及《日出》“戏剧二版”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学小丛书”版《日出》两个版本的正文几无二致。笔者又去查找“文学小丛书”版《日出》的出版情况。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学小丛书”出版计划，最早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首任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提出的，1958年开始正式组织编辑和出版。时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的楼适夷回忆说，当时是“企图像日本的‘岩波文库’、英国的‘企鹅丛书’、德国的‘莱克兰姆版’、美国的‘近代丛书’及新中国成立前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那样，成为包括古今中外名著的袖珍版”。9这是一套带有文学普及性质的读物。每册的前勒口或者衬页上都印有一段出版说明：“‘大家要学点文学’，‘劳动人民应是文化的主人’，这是党的号召。但大家搞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时间有限；我们为此出版这套‘文学小丛书’，选的都是古今中外好作品。字数不多，篇幅不大，随身可带，利用工休时间，很快可以读完。读者从这里不仅可以获得世界文学的知识而且可增强认识生活的能力，鼓舞大家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热情。”该丛书主要面向“具有相当文化水平（比如说：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年干部、青年学生、青年工农”，在青年人中影响颇大。10应该说，这是彼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重点丛书之一。1959年12月《日出》收入“文学小丛书”时，已位列第3辑，总第86种，第一次就印刷了33000册。

笔者比较《日出》“戏剧二版”和《日出》“文学小丛书”版的出版时间。《日出》“戏剧二版”的出版时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为1959年5月（参看金文），跟《雷雨》“戏剧二版”时间相同。另一种说法为1959年9月（参看邓文第4页、武文第6页），也即在《雷雨》“戏剧二版”出版三个月后，《日出》“戏剧二版”问世。《雷雨》“戏剧二版”刚刚出版，就大作宣传。《人民日报》1959年6月13号刊印新闻《勤学苦练 精益求精 北京文艺工作者大力提高文艺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其中一节重点介绍曹禺《雷雨》的修改，标题为《突出鲁大海的反抗性 曹禺再次修改〈雷雨〉》，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雷雨》“戏剧二版”的修改情况，完全没有提到《日出》的修改和再版情况。参照曹禺创作《王昭君》时的新闻宣传。《胆剑篇》完成之后，曹禺“得到周恩来示意”准备创作剧本《王昭君》，并于1961年前往内蒙古考察，搜集相关的传说与故事。剧本提纲刚刚完成，相关报道就已经出现在报纸上。如《文汇报》1962年2月10日就已有曹禺“打算把王昭君的故事搬上舞台，剧本提纲现已完成”的报道。两相对照，如果《日出》已经修改完成或者已经再版，在这种充满政治宣传意味的新闻中，丝毫没有提到，也颇令人意外。由此推想，《雷雨》和《日出》的“戏剧二版”同时于1959年5月推出，可能性较小。

如果《日出》“戏剧二版”是在1959年9月出版，这就意味着曹禺在1959年5月《雷雨》“戏剧二版”出版之后，三个月后改定《日出》“戏剧二版”并迅速出版，然后三个月后又转社再行重印出版。这种出版日程着实匪夷所思、超出常识。但无论这个修改后的《日出》版本的出版时间是1959年5月还是1959年9月，据称与其正文内容一致的1959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学小丛书”版《日出》的“前言”都颇费思量。“文学小丛书”版《日出》正文前有一篇约800字的“前言”，介绍了《日出》的故事内容和艺术特点。其中有这样一句：“最近作者对全书作了许多重要修改，因而使之益臻完善。这次我们根据修订重排，列为‘文学小丛书’之一……”。这里的“最近”是指什么时候？《日出》“戏剧二版”修订量已经不小，且“文学小丛书”版《日出》正文与《日出》“戏剧二版”完全一样，仅仅是一次重复的再版，有什么必要强调“文学小丛书”《日出》是“最近”做了“许多重要的修改”呢？

《雷雨》和《日出》经常携手出现。评论家笔下，二者经常作为曹禺创作的顶峰被并列提及。从出版来看，如果仅选出两种印行，则《雷雨》《日出》必定入选。典型的如中国戏剧出版社的“五四以来话剧剧本选”“中国现代戏剧丛书”。如果选出三本，大概率是《雷雨》《日出》《北京人》，从1951年开明书店的《曹禺选集》、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曹禺剧本选》到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曹禺选集》，尽皆如是。因此在查考“文学小丛书”版《日出》时，笔者想当然地认为《雷雨》也会有一个“文学小丛书”版，然而并没有，这一时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并没有出版过单行本《雷雨》。这一错位，让人产生了等待靴子落地的不安。当然这样的“错位”在《雷雨》和《日出》的“戏剧二版”已经出现：《雷雨》的“戏剧二版”有着20000册的印数，并不稀见，而《日出》的“戏剧二版”一直踪迹难觅。

三

“文学小丛书”版《日出》以后，1961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曹禺选集》。如上文所述，《曹禺选集》收入了《雷雨》《日出》《北京人》三个剧本。1961年5月1版1印，大32开硬壳精装本，未标明印数；1962年9月1版2印，大32开平装本，累计印数记录为701—6200册。《曹禺选集》印数不多，但纸张质量不错，印刷也颇为精美。

值得注意的是，《曹禺选集》1版1印是在1961年5月，但它的“出版说明”注明为“1959年9月”。在“出版说明”中，编者写道：“一九五四年，作者曾对这三个剧本作了一些文字上的整理，编为一集，由本社出版；这次作者又对《雷雨》《日出》二剧，作了许多重要修改，现据修改本重排印行。”由此可知，1959年9月前《日出》应该已经完成了一次修订。这里的“重要修改”与1959年12月“文学小丛书”《日出》前言中提到的“最近”的“重要修改”是同一次修改吗？笔者比较了“文学小丛书”版《日出》与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曹禺选集》版《日出》，可以确认的是，1961年的《曹禺选集》中的《日出》实际只是对“文学小丛书”版《日出》的重排印行，正文与“小丛书”版基本相同，仅修改个别字词。

1959年10月28日，正在青岛疗养的曹禺致信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王仰晨，信中谈及《曹禺选集》出版事宜：

青岛风景优美，气候温和，现在十月末稍头了，海滩还有人游泳。我住一小楼上，对面便是大海，晴天丽日，浪涛挟着海风，迎面而来，爽朗极了。但是非常想北京，想首都的建设，首都的人。首都一切是可爱的，离开北京才更体会在北京的幸福。

我的选集如已出版，望寄二三本来，准备送人。书价请由稿酬扣。11

可见，《曹禺选集》确有在1959年出版的计划，而且计划的出版时间估计就在十月前后，故而才会有曹禺的追问。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人民文学出版社把《日出》编进了1959年12月的“文学小丛书”，而没有按计划在1959年10月前后出版《曹禺选集》？一个个问题接踵而至。这时笔者注意到这个特别的时间点：1959年下半年。

查中国戏剧出版社社史，中国戏剧出版社成立于1957年元旦，是由中国戏剧家协会领导的中央一级专业出版社。1960年后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至1980年恢复建制，仍隶属中国戏剧家协会。1959年至1960年间，正是中国戏剧出版社逐步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准备时段，同时也是大跃进运动如火如荼之后逐渐显露问题的时段。《日出》“戏剧二版”身上的诸多谜团是否与此时中央直属出版社机构的各种调整和精简有关？

其一，对五四新文学作家作品的出版权力进一步收紧。1957年冬开始“大跃进”运动以来，新闻出版工作出现了严重的重复浪费、重数量不重质量、编校工作粗枝大叶等现象，因此，中央宣传部多次发文提出批评，并要求改进。12作为应对措施之一，1959年9月文化部党组发文要求进一步明确出版社的分工，以改进出版存在的问题13。文件明确提出：“整理出版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主要任务之一；而专业出版社出版的书籍被选拔到中央几个主要出版社（包括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等）出版，“应该被认为是一种光荣”，估量出版社的工作成绩，“有多少书籍被中央一级出版社所选拔，也是一个重要标志”。不同于“当代中国优秀文学作品”的“选拔”，中央级出版社和地方出版社之间虽然也有相应的出版范围和权限，但他们之间也存在竞争。尽管因等级和实力的差别，地方出版社在竞争中往往处于下风。14对于五四新文学作品的整理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则几为专属。作为五四新文学的优秀作品，曹禺的《雷雨》《日出》从专业出版社“选拔”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似乎理所应当。

其二，纸张紧缺的问题凸显。“大跃进”以来，随着出版总量的不断增多，新闻出版用纸量迅速增加，新闻出版纸张供应不足的问题越发突出。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第9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第10卷，涉及纸张分配，包括调整报刊、图书、课本和领袖读物等用纸计划，要求各地出版社合理分配纸张、发行部门控制发行数量等方面的文件超过20份。

其三，中央一级出版机构的再次调整。1960年7月文化部党组进一步整顿中央一级出版社，在包括中国戏剧出版社在内的七家出版社里开展整顿工作。整顿内容主要是检查出版物的政治问题以及出版质量。据《文化部党组关于人民出版社等七个出版社整顿工作的报告（1960年11月16日）》，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成立以来出版的书籍中，有政治错误的占到3.1%，而且还存在粗制滥造，重量不重质等问题。15至1961年1月1日，中国戏剧出版社最终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下设的“戏剧编辑室”，继续以中国戏剧出版社名义出版戏剧书籍。16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大胆假设，也许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在《雷雨》“戏剧二版”之后，曹禺也着手准备《日出》的修订，并在1959印出了少量样书，也即金文、邓文所见之版本。其后，因1959年9月文化部发文进一步调整中央一级出版社的分工与责任，打乱了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日出》“戏剧二版”正式印行公开发售的工作计划。修改后的《雷雨》和《日出》都被“选拔”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曹禺选集》，故《曹禺选集》的“出版说明”写于1959年9月。但因《雷雨》“戏剧二版”在1959年5月已经正式发行，且重印2次，印行2万册，本着“减少重复浪费，提高效率”的原则17，人民文学出版社随即暂停了《曹禺选集》的出版计划，将修改后的《日出》放进“文学小丛书”系列里。

当然，还有更极端的一种可能，也许《日出》“戏剧二版”的出版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但样书还未印出，出版社的分工和任务便已经作了调整，原有出版计划只能停留在“计划”中。

版本研究，说“无”实在太难。《日出》“戏剧二版”对笔者而言，颇为神秘。未能得见真容，殊为憾事。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然真容现世，一切假设都被推翻。但即使上述假设被推翻，提出的问题仍需作答，并非就此便迎刃而解。

四

海客甲（即王小平，王仰晨先生哲嗣）曾在《曹禺书边的闲话》中提到，家中有1957年中国戏剧出版社的《雷雨》和《日出》，“两书封面都有钢笔手写的‘付印本’字样，应是曹禺笔迹。书内改定之处极多，也一律是用钢笔留下的。书内尚有个别页面，是将改定内容写于小纸片，再粘贴到页面上的。《雷雨》书内另夹了6页500字稿纸（20×25），其中第6页又粘贴了1/3，都是用钢笔写得满满的”。他猜测，“这两册书应是后来交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前，曹禺先生交给先父的”。18这里的“重版”也许就是指原计划于1959年实际上却在1961年出版的《曹禺选集》，也有可能是1978年对《曹禺选集》的重印。笔者有幸细读两种“付印本”。《雷雨》“付印本”与《雷雨》“戏剧二版”接近，《日出》“付印本”与《日出》“文学小丛书”版仅有个别字词不同。

曹禺以在“戏剧一版”上进行亲笔修改的本子而非“戏剧二版”为“付印本”交给王仰晨，也许是因为《日出》“戏剧二版”还没有印出，也许是因为所谓“大社主义”或者更信任自己的工作能力，不愿使用他社的样书，宁愿自行排印，多种假设不一而足。这条材料并不能说明《日出》“戏剧二版”存在与否，但《雷雨》“戏剧二版”已经公开印行万册，曹禺仍不愿直接把《雷雨》“戏剧二版”作为《曹禺选集》的底本交付王仰晨，也侧面说明了曹禺对于中国戏剧出版社这一系列出版工作的态度。

曹禺确曾表达对中国戏剧出版社的不满。1980年中国戏剧出版社的“现代戏剧创作丛书”收入了《雷雨》《日出》，曹禺批评说这个系列“样式、纸张，极潦草”，“今后，我要嘱他们不必再出了”19。在为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曹禺戏剧集”校对《雷雨》时，曹禺用的是“戏剧出版社板（版）本”，他在给李致的信中批评说，这个本子“印得最糟，是一种不大用心，甚至是全不用心的版本”，只能“做清样用”。20

样式和纸张问题也许还可归入个人偏好，但中国戏剧出版社在校对排印上的“不大用心”，确有实据。典型的如1957年9月的“戏剧”版《日出》第113页有一段“小东西”的台词，但人物指称却误印成了“小顺子”。这样明显的错误，从1957年9月第1次印刷到1960年4月的第4次印刷，一直没有改正。甚至到了1980年的“现代戏剧创作丛书”《日出》，同样的113页，错误仍然存在。尽管对中国戏剧出版社的《雷雨》《日出》单行本的出版质量心存不满，但在其校印过程中，曹禺的态度却是“我是剧协主席，始终不愿发表意见”。不是“不能”发表意见，而是“不愿发表意见”，难言之隐溢于言表。但随着1978年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拉开序幕，新闻出版界关于五四新文学作品的出版界限逐步放开，曹禺的态度日渐明晰：“今后我要嘱他们不必再出了。”21对中国戏剧出版社的《雷雨》《日出》单行本，“我告以不再版，卖完即可”22。并坚定地表示：“作者的书应该由作者本人决定出版的地方。这是作者的权益，不能强勉。”23直到1986年前后，中国戏剧出版社多方协调、表达诚意和决心，曹禺方答应由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和出版《曹禺文集》。24

结 语

当前现当代作家作品整理的主流做法，是将初版本选作校勘底本，将报刊本或手稿等作为“前文本”，用于参校。一方面，现代文献整理没有形成自己的方法，基本延续古典文献的版本校勘方法，以确立一个最接近作者原本的定本或善本为目标，而校勘对象以校订文字内容为主。另一方面，大概与1990年前后逐渐兴起的保存史料的学术自觉有关，也隐含了学界对于1949年以来新文学作家作品顺应时势不断修改的反正。

现行的版本校勘理念和方法，将这些初版本之后的版本，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版本，往往以意识形态因素为由，一言以蔽之。但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诸种修改版本另有不可忽视之意义。一方面，现当代文献的版本，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版本，在其生成过程中，组织和体制是绕不过去的问题。各种社会运动的笼罩下，不同版本的重印次数、印数等信息，暗示出其在出版者、阅读者中的不同影响力。将版本文献的发掘和研究，与出版史、文化组织结构史、文化体制的成型和变动史相结合，把版本谱系和版本校勘视为文化史研究的一部分，将为现代文献学开辟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地。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一体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新中国初期、“百花齐放”“反右”、到“大跃进”等，作家对于意识形态压力的体会也会随着社会运动的起伏而变化。在此过程中，作家在各种版本的修改中，力求在意识形态压力和个人化的文学审美之间寻求平衡，也应该是一个优秀作家的基本素养，不宜简单地以意识形态因素一言以蔽之。查考、整理和勘校《日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诸版本可以发现，曹禺的某些修改思路是具有一定延续性的，例如他对于剧本写作如何在“阅读”和“演出”之间达到平衡的思考，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初版本《日出》对《文季月刊》上的初刊本《日出》的修改开始，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诸次修改，再到曹禺最后的修订本即198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的《日出》，一直没有停止。作家对其作品修改的脉络和逻辑，只有在我们整理、比对所有版本，确认版本演进之过程，从中发现具有节点意义的版本，形成版本演进链之后才能把握。

注释：

1 刘福春、李哲：《作为“专业”的中国现代文献学可能吗？——刘福春先生访谈录》，《新文学评论》2021年第2期。

2 金宏宇、吕丽娜：《〈日出〉的版本与修改》，《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3 邓碧波：《〈日出〉的修改与版本研究》，武汉大学中文系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4 武晓雨：《曹禺〈日出〉的版本变迁及其文学史书写》，武汉大学中文系2020年硕士学位论文。

5 曲六乙：《略述“五四”以来话剧的战斗传统——读〈“五四”以来话剧剧本选〉丛书》，《读书》1959年第8期。

6 例如廖立在《谈曹禺对〈雷雨〉的修改》（《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1期）中称“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印行《雷雨》第二版时（以下简称‘戏剧二版’）”。

7 金宏宇：《新文学的版本批评》，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页。

8 16中国戏剧出版社总编辑办公室编《图书书目（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1987 宝文堂书店1862—1987）》，中国戏剧出版社·宝文堂书店1987年版，第74、75页。

9 楼适夷：《零零碎碎的记忆——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1期。

10 柏园：《读〈文学小丛书〉有感》，《读书》1958年第18期。

11 海客甲：《王仰晨与曹禺交往琐记》，《出版史料》2006年第2期。

12 参看《中央宣传部关于保证和提高出版物的质量问题给出版社的信（草稿）（1959年5月）》、《文化部党组关于改进书籍出版工作和提高出版物质量给中央宣传部并报中央的报告（59）文党字第90号（1959年7月20日）》、《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关于出版工作中的情况和问题以及对于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1959年6月28日）》等，袁亮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第10卷），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年版。

13 《文化部党组进一步明确出版社的分工，加强协作和调整若干出版社的方针任务给中央宣传部的报告（59）文党字第113号（1959年9月5日）》，袁亮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第10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163页。

14 参看王秀涛《当代出版制度的建立与文学生产》，《现代中文现刊》2013年第3期。

15 《文化部党组关于人民出版社等七个出版社整顿工作的报告（1960年11月16日）》，袁亮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第10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97—403页。

17 《文化部转发“关于调整和加强北京和上海若干出版社的分工协作关系和安排若干出版社出书任务的报告”通知（59）文出钱字第1184号（1959年11月26日）》，袁亮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第10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199页。

18 海客甲：《曹禺书边的闲话》，《闲适中的挣扎》，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7页。

19 21 曹禺致李致信（1981年3月10日），《曹禺致李致书信》，李致编，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71、71页。

20 曹禺致李致信（1981年5月2日），《曹禺致李致书信》，李致编，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83页。

22 曹禺致李致信（1981年3月31日），《曹禺致李致书信》，李致编，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73页。

23 曹禺致李致信（1982年2月7日），《曹禺致李致书信》，李致编，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06、107页。

24 参看田本相、刘一军《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3页；杨景辉《值得回忆的岁月——纪念中国戏剧出版社成立六十周年》，《中国戏剧出版社60年：弦歌不辍》，中国戏剧出版社2017年版，第69—70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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