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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长篇小说《比喻》整体的叙述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烟火村”既是中华民族的缩影，也是人类命运的精神隐喻。作家盐和有意努力地开辟自己独特的历史言说方式，用现代哲学思维及其审美意识撰写极具古典神韵的生命传奇。行文中东北地域风俗是淡化的、含蓄的，在破碎的历史文化记忆背后，作者用多种叙述的方式，记录从故乡出发直抵心灵的生命镜像。

关键词：盐和 《比喻》 村落史 东北 生命传奇

在我看来，作为写作者的“盐和”，并非“言和”，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不是和解，而是析离。这个“笔名”，似乎也是一种“比喻”，暗示出一位作家的叙事伦理和审美姿态。当“新东北作家群”的双雪涛、班宇、郑执们在沈阳老工业区沉溺、驰骋，同为沈阳人的盐和，却把目光放在“骆驼山坐落在烟火的北面，它像极了一匹卧倒的骆驼”，文本开始，作者就用文字把故事“夯”得结结实实。事实上，这位哲学系出身、自2017年“开始投入较多的精力”写作的盐和，着实不能算作一个“老”作家。在阅读之前，我担心一个“主业经商”、浸淫社会多年的人来写小说，一不小心，文字写得痞就可能消解了文气，故事写得“油”就会失却深度。但是，在这里，他却公然以《比喻》命名，用哲学的触角，来解构历史与时间，审视个体人生。文本中的历史与现实、真实与梦境、忠诚与背叛、自我与他者、爱情与死亡相互纠缠，文本叙事中多线索、多角度、多重意味的交织，增加了我们阅读的难度，而科学理性和超验信仰交织并置，则深入扩展了文本的厚度。小说叙述可谓诡谲又平和，坦荡又叛逆。作者笔下的“烟火”人间，极富寓言性，它既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精神与传统的缩影，也是人类的命运隐喻。尽管这种叙述，有时显得有些焦躁和局促，但它的背后——“冰山”下面的那“八分之七”却浓烈而厚实，没有丝毫的肤浅和平滑。

一

多年以来，“东北文学”的美学形态，一直以粗狂、雄野著称。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说：“南书温雅， 北书雄健……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可以说，这部《比喻》，深扎于东北大地，但却与萧红的《生死场》、迟子建的《白雪乌鸦》有着迥然不同的文本结构和美学质地。在盐和笔下，虽不乏孙灵问、孙莫问、梁先生、土匪、女萨满、大皇姑等东北传奇人物，但是，行文中东北的地域风俗则是淡化的。作者以豁达、超然的态度，试图记录从故乡出发直抵心灵的生命镜像和光影。我们看到，烟火村与千万座的中国的无名乡村一样，处于在权力中心地带之外，同时与整个民族的历史同频共振。在这个意义上讲，烟火村是超地域性的、富有象征意味的方外之地。

我感到，盐和的写作，无疑是“有备而来”，他有意在探索、开辟属于自己独特的历史言说方式。通过阅读，我们不难发现，盐和的写作，深受海登·怀特的历史哲学观的影响，正如后者在《话语的比喻》中所言：“我们就不该再幼稚地期待有关过去某个特定时期或复杂事件的陈述‘符合’某些先在的‘原始事实’。我们应该认识到，构成事实本身的东西就是历史学家已经试图，像艺术家那样，通过选择他借以组织世界、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隐喻来加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应该仅仅要求历史学家巧妙地运用他的支配性隐喻：他既不要使它们负载过多的数据，也要力争最大限度地使用它们”。1他揭示话语方式中隐含的受文化、民族、地域等所影响的历史书写与形成逻辑，在探究历史、现实的同时，也在试图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理解模式才是最适合的，才能对如此构成的历史有独特的理解。盐和选择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中华民族最为跌宕曲折的一百年展开叙述，与其说它是一部记录东北大地百年历史的小说，毋宁说它实是一个写作姿态的选择，是一个试图将历史与虚构、文学与哲学、人性与科学与信仰结合在一起的尝试。

无论从哪一个层面讲，历史都是一个大命题。盐和在《序章》里写出两个版本的村落起源史，并且，将偏向于虚构的传说建构在“信史”《史记》的基础之上。他还有意将历史与传说混同，并使传说成为正史的某种填充。在这里，饶有意味的是，两个传说的开头和结尾基本相同：张骞救下险些被异母兄弟杀害的张骢，并认其为义子，带其出使西域。多年后，张骢携岳父一家逃亡至辽西，因为负重的骆驼鼻孔里钻进毒蛇死去，而定居于此。看得出来，故事的区别在于张骢出逃的原因：第一个故事讲述了张骞被匈奴俘虏后，张骢因不甘寂寞背叛他出逃，后又得知张骞平安归来，怕事情败露才逃出长安；而第二个故事则塑造了一个忠诚的、被岳父牵连而逃离的张骢。无疑，在这里，盐和“借经验和想象”将历史变成了“传说”，并使其合理而神秘。两个传说，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救赎与逃离的主题。虽然“烟火人把第二个版本视为严肃的东西”2，而作者则偏向于第一个关于救赎、背叛和逃离的版本，这在某种意味上也就奠定了《比喻》的基调。

文本从第一章《大鱼肚腹》开始，作者转入现实的场域，从历史缝隙之中展现生命传奇，书写“烟火人”的集体群像。传道士梁先生、土匪金非铜、知青故新们、留学医痴孙灵问、曾为妓女的殊兰、女萨满、日本军纷纷登场。值得注意的是，烟火的祖先张骢，是逃难而来的外来人，孙灵问的父亲孙继祖并“不认同自己是烟火先民张氏的后代”；而梁先生、女萨满、大皇姑、知青故新……这些在不同历史阶段为烟火人提供精神指引的人也都是烟火村的外来人。联系到禁止进入其中的烟火祖先洞府，我们感觉，在盐和看来，生命本质也许就是无从窥见的，而文化的多元则可能将我们引向人类历史的核心。不仅如此，盐和放弃了对东北地域环境的具象化描写，而将空间乃至季节抽象化，为主观化的叙述留下回旋的空间。也就是，在模糊了地域文化特征的同时，也隔绝了故事本身的生命热度，并用“方法论”转化为一种形而上的经验，使得《比喻》的品质，看上去不是炽热滚烫而是温吞复杂，并充溢着对自我的怀疑与反叛。大皇姑对女萨满是反叛，莫问对于哥哥灵问是反叛，甚至梁先生一生传道，连自己的儿子和孙子都未被感化。

一般说来，许多历史书写都着力于存在之“变”，从历史的变革、精神的成长中揭示历史脉络，激发的生命激情。《比喻》却恰恰相反，它模糊季节的变，淡化汹涌的历史对人物精神的种种影响，从而捍卫人类心灵的“不变”。故事的时间节点，涉及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伪满洲国、抗日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运动。在波诡云谲的百年历史中，无论面对的是烟火民众还是土匪首领，梁木先生都坚持传道；无论在是满清末期，还是中华民国，孙灵问都坚持研究鼠疫，拯救生命；无论是在伪满洲国时期，还是在抗战时期他们都坚持办学，启迪民智。政权的更迭、历史风云都不会影响他们的容貌乃至心灵，而人生际遇、情感波澜也没有动摇主人公的坚持与信仰，他们已经达到了“那种挣脱了时间枷锁的境界”。令我们遗憾的是，无论是梁先生、孙灵问还是女萨满、大皇姑都没能感化烟火的村民，他们膜拜自己的祖先，相信眼前的利益，对所有的信仰都三心二意。

说到底，这部“烟火”的村落历史，书写的是生命，发掘的是人性。在历史转折的重要节点“双蛇梦”屡屡出现，梦境中的蛇既是烟火的祖先，也暗合着“道”的起源，而“道”又是世界万物的根本规律和道路。显然，盐和放弃了传奇故事的快意恩仇，对于历史与“道”，他边探寻边推翻，在严肃的历史书写中，充斥着大量的超验经验。如此说来，历史就如同梁先生拉的单调的曲子“比喻”一样，本身就是一种诉说，无人倾听，也无须被接受。

二

坦率地说，盐和的书写，体现出一种坦荡又叛逆的气质，他在创作谈中提到：“骆驼山、一星河、杨树林、南山、小石桥、大海和码头……不是从书本上，而是从故乡这些实在的事物上，我最初学会了分别。经验被意识转化为知识，我借此尝试表达自我和他人。”3他笔下的人物，扎根于“烟火”，无论是孙灵问、孙莫问还是雨霖，烟火的子孙无论出走到哪里，最后都要回归烟火。然而，盐和并不注重对故乡生活纹理的临摹，小说的显著特点就是用形而上的意识将过去和现在“连成一个整体”，用意识推动小说。意识飘忽不定，而人物在现实和思想中游走。在盐和看来“每个人的思想、行为或追求，在他自己看来，都表现了他尚未达到却可能达到的自我”4。无论是坦荡又超然的梁木先生、智慧又出世的孙灵问、悲苦又豁达的孙莫问、执拗又深情的大皇姑等，人物身上具有寓言化的特征，他们豁达又超然，用理性与信念取代直觉与欲望，却不乏精神困惑。因此，从审美的层面看，我们对于《比喻》的阅读，注定不会轻松。

在这里，盐和用现代哲学思维，来书写深具古典神韵的生命传奇。梁先生、孙继祖、故新、兰若、孙灵问、吴敬天、孙莫问、雨霖、殊兰、张楚云、女萨满、大皇姑、孙灵灵等人物交错登场，如真似幻，豁达与超然之下却难掩心底的悲观。无疑，孙灵问是盐和偏爱的人物，他学富五车、智多近妖，他能将自我囚禁专心研究鼠疫，也能兴办学堂启迪民智；无论是世外奇士吴敬天，还是与日本侵略军对弈之中，他都能随心所欲地操控棋局，“修为已臻大道的境界”，但他却也不是那个不谙世事的王一生（阿城《棋王》）。在孙莫问身上，精神的困扰、欲望的焦虑，甚至是死亡的威胁，都通过信念加以超越。在他看来“信念不是迷信，而是一种与生命、存在和时间有关的尚未被证实的科学”5。小说中不厌其烦地回顾了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几次死亡威胁，包括1902年在家中遇到“砸窑”的土匪，1907年在日本留学时被黑龙会成员的同学打昏沉入河中，1910年在鼠疫中与死神较量，1932年日本关东军因为他不肯交出《鼠疫新编》而要被枪毙，他都能死里逃生，因为“信念使他相信还没到他死的时候”，他就不会死。我们不难发现在灵问身上所具备的智慧已经超越了一个民间的、德高望重的乡绅，他是一个“不世出”的天才，盐和把他塑造成一个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精神之大成的偶像。

吊诡的是，孙继祖为了“改变儿子的命运”把“带有博爱与愚蠢的含义”的东郭村改为“烟火有人气”的烟火村，但在“客观冷漠”的灵问身上，却恰恰缺少人间烟火的温度。他是偶像，接近神祗，但唯独不是一个鲜活生动的人。孙灵问一生未娶，他却既不孤独，也没有被弃绝的感觉，他似乎更为享受形而上的幸福。无论是雪嫣还是大皇姑，她们似乎只能是灵问的同志或者盟友，而不是作为女人共存。与其说孙灵问压抑了作为男人的欲望，不如说他压根就没有碰触肉体的欲望。即使他对雪嫣也曾有过片刻的动心，但他的欲望过分含蓄、节制，其形象也如高踞的神祗般完美而空洞。而孙继祖的二子孙莫问，虽然先后娶了两任老婆，但当他得知第一任妻子殊兰跟好兄弟雨霖私奔，他却并不因失去爱人而痛苦，反而对兄弟的背叛出走耿耿于怀。在某种意味上讲，如果说第一任妻子的背叛使他从情爱中清醒，那么他后来主动输光家产，并宁愿把剩余的钱在山海关散掉，也要把第二任妻子和儿子卖给另一朋友的行为，则使他得以从传统的家庭关系中解脱。双鱼棋局的受命传人需“抛弃父母、妻子、儿女”，大皇姑将捡来的女儿孙灵灵认作传承人，孙灵问压根就没有后代……。如此说来，在一定程度上，《比喻》与巴金的《家》可谓一脉相承，其呈现甚至更为激烈，盐和肯定中华文化的传承与意义，却否定、批判家庭的桎梏。在盐和看来，人类的命运共同体不应靠血脉延续，也不应局限于亲情与爱情。

也许，在命运的诡谲与磨难面前更能彰显人物的品质。但《比喻》中，却没有一个完整幸福的人，他的主人公有一种献祭的色彩，他们的奉献与坚守到头来却反被世人诟病。梁木先生身上有一种温和而包容万物的气度，他发动村民捐款建教堂，却被人换走价值连城的募捐碗；他借住赵家，遇到土匪，却主动充当人质；他一生传道，虽不求信服，但最终无人理解，甚至死后还一度被人诬蔑为间谍；灵问一生坚信科学，但研究成果一直未能公开；他坚持启迪民智，却被指认为汉奸；他空有医术，却被认为是庸医；他清正宛如圣贤，却在文末的认罪书中化身恶魔潘申（Pan，古希腊语：Πάν，牧神潘是赫尔墨斯的儿子，Πάν的意思就是“一切”。潘的外表后来被欧洲中世纪时期天主教妖魔化成为恶魔的原形）；他被两个女人深爱，却“囚禁”自己的世俗欲望，间接使雪嫣去世、大皇姑半疯癫；莫问和雨霖都爱过殊兰，但很快抛却看似浅薄的情爱。讽刺的是，雨霖与原配的两个女儿一个叫兰若、一个叫兰亦，与其说“兰”是指代殊兰，不如说，它是一种高洁精神的隐喻。

此外，《比喻》作为一部男性书写的男性历史，作家笔下的女性，要么为爱所困，诸如殊兰、大皇姑、雪嫣、兰若、孙灵灵等，要么面目不详，比如孙继祖的妻子梁先生的妻子，雨霖的原配妻子等，她们不仅只有寥寥数笔，而且连名字都没有，只是“某某的妻子”，而且多数是在死去时被提及。不仅男人和女人关系不够密切，甚至是结拜的兄弟们，也几乎是到了故事的结尾才勉强廓清他们之间的关系。盐和笔下的人物，几乎都有精神洁癖，爱情似乎是他们修道之路上的绊脚石。两条“时刻交尾的蛇”的后代，却是一群禁欲的人。这两条蛇在故事中还以梦境的形式多次出现，它们既是“烟火村”的图腾也是欲望隐喻。在雨霖的“梦中之梦”中，他穿越两重梦境，将嫂子殊兰想象为妻子，才勉强使层层“软禁”的欲望在梦中得以释放。不仅如此，主要人物孙灵问、梁先生等自觉地阉割肉体的欲望，而次要人物赵化、花六、心吾等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阉割了自己的精神，这本身就是一个荒谬的命题。没有人得偿所愿，却又那么自然而然地接受欲望抑或精神的阉割，仿佛在伤口上包裹一层层的柔纱，虽不清晰，但钝痛犹在！在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个禁欲的文本，也是一部自我“阉割”的历史。而文本的批判力量，以及对于生命的思考，却隐遁在对精神和历史阉割的本相之后。

三

我们发现，在消费主义浪潮冲刷下的文坛，盐和的书写中有一种智性的老辣。他有言说的冲动，更不乏叛逆的促狭。途经烟火梁木先生，无疑是该书重要的叙事引线之一，当梁先生主动提出要代赵化之子成为人质被抓至匪窝时，他就像是《一千零一夜》的山鲁佐德，结合“中国历史典故和民间寓言”，每日为土匪们讲述“师父”的故事，并引得匪首主动向他坦白身世。其传奇的程度，不亚于《智取威虎山》。但是，盐和却志不在此，在谜底（匪首的身世）即将揭开之时，梁木的儿子带着营救者突然出现，不仅吓跑了土匪，也使得匪首的真实身份永远“空缺”，成为无解的谜团。此外，梁先生在讲述故事的同时也在不断提醒听众（读者），他自认为是“没说谎骗人，而对方却认为我在说谎骗他”。盐和一边推翻讲述者（作者）的权威，把决定权交给听众（读者），他的叙事节奏是舒缓的，似乎一面喝茶一面跟你讲故事，富含哲理，却又点到即止。无论是梁木还是孙灵问，他们只是在传递、讲述而不是说服，在盐和看来，讲述本身就是力量。

我们不难体会，这篇小说阅读起来并不顺畅，甚至可以算上有些滞涩。那些看似平淡却又高深莫测的哲学玄机，貌似清晰而又似是而非的时间节点，以及戛然而止的叙述空缺，以及双鱼棋局之谜，都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阅读、理解上的困难。然而，面对历史、文化、启蒙这样的大命题，重述实在难免笨拙。盐和也进行着在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构之间构建话语系统的努力，他避实就虚，用含混、神秘、智性的叙述，为历史留下想象和腾挪的空间。联系故事的第一章，盐和写道“一九〇八年立春那天，梁先生带着妻子从贵州的石门坎来到烟火”。如此细致又老实的记录故事发生的时间，以及来自哪里的叙述，就耐人寻味起来。我们从“一九〇八年”“贵州的石门坎”切入，发掘小说并未提及的一段重要历史：石门坎是中国现代教育水平最高的地方，苗族文字发源地。1905年，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在贵州石门坎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双语教学学校，并于第二年开始招生，开启了男女学生同校的先河，修建了贵州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球场、中国第一所苗民医院。柏格理还着手整理苗族文字和文化。柏格理会同精通英文的苗汉知识分子，为苗族创立了简明易学的拼音文字。6联系小说的下文，诸如1921年、1922年5月4日、1980年这样的时间节点还有很多。文本总是记录比某个历史节点稍微滞后2—3年的时间，不讲述历史怎样发生，而是侧重于历史发生后怎样。使得梁先生被视为间谍密码本的苗文《圣经》变得合情合理，而孙灵问则是中国的“柏格理”，他兴办“西式中兴”学校、建球场来培养中华儿女，并在日本侵华期间和梁先生等人一起编撰一套《汉语词典》以“纠正东北青少年被颠倒的价值观”。孙灵问这种平和的抗争与坚持具有极强的抚慰性。我们也不难发现，盐和有着更为开阔的文化史观，吸收全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并进行本土转化为我们的民族所用，使中华民族有更好的发展。

从某种意味上讲，作家会根据自己的精神趣味来选择叙事策略和表现对象。小说以序章“骆驼山”开始，以跋章“双鱼铜镜”作结，除序跋外，正文分十章，每章分为 （震）和 （巽），二者皆出自《易经》。其中，单数章节震卦在前巽卦在后，而双数章节则巽卦在前震卦在后。在《比喻》前两章故新重返烟火，开始追忆知青岁月之后，我一度以为该书是“知青文学”的变种，因为只有故新这条相对清晰的线索，但细细读来，小说并没有把故新的知青经历内化为个体创伤记忆，打动我们的反而是梁木和孙灵问这条故事线。这条故事线充斥着片段化而非连续，以及模糊、矛盾的超验感知，夹杂着时间、梦境、现实、永恒、正义等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梁先生的大鱼讲堂在布局、装修和设施上都有恰到好处的缺憾，混乱、迷醉、善变和不完美恰恰是人生的本相。灵问对科学的尊崇与对双尾蛇梦境的神秘体验相互交织，实虚相间中，把当代东北写作推向一个独特的领地，拓展了新东北写作感知的深度与广度。

正如张学昕所说：“叙事伦理和尊严的建立，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一生的追求，这也就使他成为一个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写作的叛徒’。”7无疑，《比喻》将个体的命运，升华到人类历史及精神的宏大叙事之中，将中国现代性启蒙与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结合起来，虽不乏动荡、喟叹、惶惑和沧桑，但却有一种慎思、求索，淡泊沉静、近乎庄禅的精神况味，涌动于其间。

注释：

1 [美]海登·怀特：《话语的转义：文化批评论集》，董立河译，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51页。

2 5 盐和：《比喻》，作家出版社2023版，第5、170页。

3 4 盐和：《捍卫人类真实的心灵——〈比喻〉创作谈》，《文艺报》2024年2月2日。

6 此段根据百度百科“贵州石门坎”词条的内容进行删减、复述。

7 张学昕：《小说的魔术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61页。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艺术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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