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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暌违十年，山西作家李锐于2021年在《收获》杂志发表长篇小说《囚徒》，引发学界关注。令人惊讶的是，这部小说是对2011年出版的《张马丁的第八天》的续写，李锐重新回到他笔下的文学地理“天母河”，写下了又一曲壮丽的生命歌哭。

关键词：李锐 《囚徒》 《张马丁的第八天》 神话观 传说性

2021年，阔别文坛十年的李锐携新作长篇小说《囚徒》回归，并为小说加上了一个副标题，“天母河传说之二”，指明这部《囚徒》是对2011年出版的《张马丁的第八天》的续写。这种“续写”或“重述”可说是李锐最为典型的文学标记，他在小说后记《生于意外》中自述道：“十年间，我笔下的天母河，照旧还是河涌大荒，川流不息。”然而，或许是由于十年来的沉寂，也或许是在此之前，李锐就与文坛主流渐行渐远，《囚徒》面世后，在学界和评论界引发的声音并不多。主要的评论文章都已注意到小说的题材，注重其对近代史的记录与想象1，在历史观上对前作的延续和更新，将其放置在李锐的历史小说轨迹上2，形成“《旧址》——《银城故事》——《张马丁的第八天》——《囚徒》”一线。也有文章注意到《囚徒》在对“人”的挖掘中与李锐早期作品的呼应关系，称其是“对人类精神困境的持续开拓”3。但已有研究并未清晰地回答一个问题：曾作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重要的参与者、思想者甚至引领者之一的李锐，在生命突遭巨变、一度面临死亡后又奇迹般重回文学道路之后4，这部作品究竟包含着怎样的生命感悟，李锐又为何执意要在十年之后，再次回到这条虚构的“天母河”？本文认为，新作《囚徒》并《张马丁的第八天》这两部“天母河传说”，不单是站在历史观角度的进一步探索，更重要的是，他对人在生死之际的大困惑、大恐惧作出了又一次“正面进攻”：一方面，他试图探讨人的灵魂与存亡问题，并在形而上层面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另一方面，在历史、神话与传说的交织中，完成从“神”到“人”的复归。

一

在《囚徒》中重归天母河后，李锐首先勾画出一副令人惋惜的人物造像：东河知县孙孚宸被戴上重重枷锁，“革去七品顶戴，褫夺功名，削职为民着戴枷赴京请罪”，“特命沿途所经一切意、法两国天主教堂皆需戴枷亲往门前跪叩谢罪”5。在前作《张马丁的第八天》中，知县孙孚宸是一个相对隐匿和沉寂的角色，他在许多事情上作出的选择均为“不得已”，满口圣贤之言，谨小慎微，在不由自主的情况下多次影响情节的关键走向：在他的判处下，张天赐获罪身死，张马丁被当成罪魁祸首，继而引发了后续的一系列事件。站在道德、伦理和情感的维度，孙孚宸或许是“小人”，但并不足以成为“罪人”，与小说中恩将仇报、因一己私欲祸害了捕快陈五六的女儿与其恋人并致二人自杀的真正“罪人”老三相比，他是令人同情的、不忍苛责的。小说题为《囚徒》，从表层情节上来看，囚徒即是指戴枷谢罪的孙孚宸；但既然他身上所缠绕的罪责不深、情绪不浓，为何要以他的“罪”、他的“赎罪”之旅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

如果说孙孚宸扮演了小说中的罪人，那么玛丽亚嬷嬷应当是与之相对的“圣人”了，她口中所宣的总是天主与上帝，对人和事总是充满了宽容与爱。小说所采的天主教宗教背景下，她多次被村民唤为“圣母玛利亚”也可揭示出她关键性的身份。在她面对教众们死去的遗体时，一边泪如雨下，一边悲哀道：“为什么死后的灵魂可以上天堂，活着的肉身却都要留在这里，留在这个千疮百孔像地狱一样的世界上……”6似曾相识的一段剖白也出现在后记《生于意外》中：“七年前十月的一个午后，我突然间晕厥倒地，眼睛里一片黑暗，耳朵里一片死寂，一瞬间，与世隔绝……慢慢地，荧光退去。慢慢地，有了听觉。我这才看见老伴儿满是泪痕的脸，听见女儿焦急万分的呼喊……灵魂再一次回归了肉身，生命遭遇了一次意外。现在，我深知，这场意外不过是一次‘假释’。肉体不过是再一次暂时囚禁了灵魂。”7由此，我们知道，《囚徒》所“囚”的，不仅仅是孙孚宸一人，“罪”并非是“此岸”的人间之罪，乃是灵魂之罪，而肉身即是“枷锁”，囚禁着他及他笔下所有人物，将他们牢牢锁在这个世间，无权去往那个并不存在的“彼岸”，不得离开，不得解脱。这或许是生死之际，李锐至深、至真的感触。人无完人，灵魂在肉身之中所度过的岁月，所走过的道路，就是每个人的赎罪之旅，“不得已”的罪人孙孚宸，就是将这场赎罪之旅具象化的实施人。

孙孚宸的赎罪之旅始于一纸调令。新任的知县大人还未到任，孙孚宸即刻感到危机的迫近，随后这种不祥的预感果然成真。他高喊着“知罪”，实际上知的并不是罪，而是命运，孙孚宸认下此番罪状，实际上正是认了这桩“命”，开始踏上这场令人叹息、愤恨的赎罪之旅。小说对孙孚宸沿途的“磕头谢罪”经历只选取了两处详写，第一处即天石镇天主堂大门外，他被曾经治下的村民辱骂、讥讽、唾面，双膝跪地，对死去的莱高维诺主教三拜之后，又问出铿锵有力的三问：一问张马丁是否死而复生，如果不是莱高维诺主教瞒下真相，何来血仇与血案？二问铲除异教，死伤无数，天主允之、禁之乎？三问列国侵华，不得四万万五千人心，天下如何安宁、国祚何以至此？8这三问，问人、问神、问天，看似有理有据，实则件件无解，孙孚宸内心的火焰也就此熄灭。第二处为天石村圣母堂，即大洪水发生前的娘娘庙、张马丁的埋骨地。在这里的三叩三拜，孙孚宸只余下沉默，唯独向马修神父问清楚了张马丁的尸身是否真的埋在此处、现在又在何处。伴随着真相大白，孙孚宸了却心结，最终走向了赎罪之旅的终点——死亡。孙孚宸选择自尽身亡，既是“知命”之举——他若不死，赐死的君命也快马加鞭地赶到了；同时也是“自由”之举。小说对他的死亡作了诗化的处理：伴着陈五六吟唱的大鼓词，“金碧辉煌的麦海上，一棵枝叶繁茂的杏树绿意葱茏。杏树的绿影之下，仿佛有一件陈旧的长衫被人遗落在树枝上。”9

回看孙孚宸的赎罪之旅，从不甘到认命，从愤懑到释然，从屈辱到尊严，最终走向生命的终结。他“终于完成了一生中自己决定的事情”10，使得这个悲剧人物反倒像获得了整部作品中罕有的自由与幸福，离开这满目疮痍的人世间，灵魂回归天地。这不由得令人想起，《张马丁的第八天》中，独自迈上通往真相之旅的张马丁，怀揣着坚定的信仰，却走入了一片万劫不复。两人的旅程最终都走向了死亡，但相比之下，张马丁怀抱着屈辱、伤痛和无法揭露真相的悲怆而死，直到他死后很久，玛丽亚嬷嬷追寻的脚步才赶上了他，孙孚宸赎罪的旅程才抵达了他，他终于在《囚徒》中获得了安息。这既是李锐为这位令人尊敬的“真诚者张马丁”重新安放的命运，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他创作心态的变化。

二

新世纪以来，李锐的小说创作有了较明显的转型，已是评论界的共识。在《厚土》之后，他无法再以《厚土》的方式回归精神家园；他的创作走到神话书写是有必然性的。作为一位接触西方评论界较早、具备文化自觉的作家，为寻得“中国的视角”，完成精神上的自救，李锐转向对神话资源的开掘和重述，并以此完成建立神话观、完善历史观、折射现实观；《人间》（2011）是李锐向此条路径上迈出的第一步，而“天母河传说”二部（《张马丁的第八天》和《囚徒》）可以视作在《人间》基础上的完善和扩张。从这个意义上讲，“天母河传说”既是“站在八九十年代延长线上”11的历史探索，又是站在新世纪文学延长线上的神话重构，他的历史观、神话观在这两部作品中交汇、沉淀。

2005年，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发起了“重述神话”出版项目，邀请世界各国著名作家参与，叶兆言、苏童、李锐、蒋韵、阿来五位中国作家也位列其中。系列丛书一经出版，迅速引起了各界关注，也使作家们享受到了一次很好的市场馈赠。《人间——重述〈白蛇传〉》上承李锐文脉，对“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有格外深刻的探讨，即便在群星云集的“重述神话”系列中也颇为醒目。这次神话重述对于李锐而言既是一次“因缘”12，也是一次启示，他在接受新浪读书频道专访的时候谈到，“对《白蛇传》的重述给了我们一个可以完全脱离‘现实描述’的机会，应当说，我们反而因此可以直接进入一些更为形而上的对于人性、对于善恶、对于人类终极归宿的探索和表达”13。他的创作走出了吕梁山的“异托邦”，走出了银城的竹简，来到更具广度和深度的“神性”的场域。与此同时，他又对“我说故我在”式的后现代性叙事甚至“无厘头”表达是警惕的，深沉、哀痛的文革记忆仍然是他所重述的白蛇故事的底色，历史、神话两个维度在小说中交相辉映，放在同时代作家的神话重述作品和同系列作品中来看，有着不容忽视的思辨性、特异性。

相较于《人间》的“叫好又叫座”，《张马丁的第八天》大约是李锐所有小说作品当中争议性最大的一部。这部长篇小说讲述了天主教传教士莱高维诺带领年少的天主教执事“张马丁”来到山西传教，与当地信奉“娘娘庙”的村民和“义和团”武装力量发生激烈冲突的故事。张马丁在冲突中身亡（实为假死，陷入昏迷），凶手张天赐被公开斩首，其妻张王氏就此精神失常，称自己是“娘娘”转世，将假死复活归来的张马丁认作丈夫张天赐的附身转世；不但自己同他媾和“留种”，还借娘娘之名邀其他几位村妇同来，行“送子”之事。暂且不谈小说中种种引发争议甚至批评的描写，将《张马丁的第八天》放在李锐的整个文脉中看，曾经贯穿他创作中的其中一个主题——“精英立场”与“民间立场”的对话性——在《张马丁的第八天》中消失殆尽。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莱高维诺和乔万尼（张马丁的原名）是西方宗教的代表，同时也是现代文明的先驱者，但是与他过去在小说中常常刻画的知青和农民之间的裂痕不同的是，传教士和民众之间的鸿沟难以弥合。阅读《张马丁的第八天》，最为直接和强烈的感受莫过于一种阻塞感、迷茫感、绝望感：传教士的传教仿佛“对牛弹琴”，义和团的反抗充满了鲜血和暴力，而普通民众不论信仰为何，都不过是为了摆脱现世的苦痛、保住精神的家园而挣扎。无论站在哪一个立场的人物，都有一套自洽而合理的诉求；而与此同时，周遭的世界显得又是那么地恶意重重。李锐将小说的调性定为“从天石村走向世界的旅程是一次悲恸欲绝的旅程”，是他拒绝虚化和回避“文化冲突”而进行的“正面进攻”，是他对“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的追求的回答。14

从这个角度来看，李锐的神话书写、宗教书写是他的历史观演进之后找到的新的书写路径。他从个人核心经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解放战争、抗日战争，又走到了辛亥革命，一路追本溯源，终于来到了“中国现代性的开端”15——义和团运动；与此同时，在“神话重述”意义上，他也从“白蛇传”这个民间传说来到了始源神话——“女娲信仰”和“基督创世”。若一定要将这两条路径排出先后，本文倾向于认为是李锐历史观的发展牵动了神话观的发展；甚至可以揣测，是他的历史观走到了一片荒芜之中，转而诉诸更高更远的形而上的存在。

想要真正理解李锐在“天母河传说”中传达的思考，首先应当从他为什么选取宗教题材进行表达开始。虽然艺术创作的过程往往充满偶然性，但李锐来到天母河是有意为之；他打算讲一个关于“上帝”的故事。他在访谈中提到，关于《张马丁的第八天》最初的构想是关于一群“想走进天堂的人却不幸走进了地狱”16的故事，而书名“张马丁的第八天”和张马丁的墓志铭“你们的世界留在七天之内，我的世界是从第八天开始的”，是一开始就写好了的。甚至于连选取义和团作为小说的整体历史背景，也是在其后才决定下来的。这是解读这部小说最关键的一把钥匙。回顾李锐过往的创作，就可以极其清晰地发现，这还是对他的“异托邦”的失落的一种续写。“七天”乃是天主教教义中一个完整的“自然循环”，也就是异托邦当中的“异托时”，它不断循环着，维持着一个悬浮于“现实”中的“神圣空间”：天主创世纪用了六天，第七天休息，于是生活在天主所创造的世界里的人们也用六天劳作，第七天休息，这是一个“严密、深邃、能够自圆其说的信仰世界”17。很显然，这样一个完整、安全的精神世界，与李锐的“精神乡土”吕梁山是形成了一种呼应关系的；沉浸在其间的张马丁，无论怎样的寒冷、误解、痛楚都不以为意，他的信仰给了他最为强大的力量。然而，这个“空间”的存在在李锐看来是一桩谎言，张马丁被夹在两种宗教（谎言）的冲突当中，用一次死亡，打破了这个虚妄。他从“异托邦”中醒来，来到了“第八天”，真正的“复活”，便是从这循环打破后的第八天开始，此时的张马丁眼之所见才是真实，众神退场，万物寂寥，所过之处不过是鲜血和哭喊， 在那里他的身体、心理和信仰全方位地腐败了；感受到了寒冷（冻伤）、情欲（被“借种”），以及对因他而死的张天赐、因他们而起的残酷的教派冲突，感到了真正的羞愧和悲痛。他终于体会到了“真实”，所以他的墓碑上，深深地刻下了“真诚者张马丁之墓”。

看到这一点，李锐在“天母河传说”中表达的“人”“神”观念也就清晰了。他极其冷酷地用“人祸”将神推入无处容身之地——真圣人张马丁的救赎之旅走向了死亡，“假”娘娘张王氏乘着木盆顺着天母河漂流出走；真罪人老三在玛丽亚嬷嬷和马修神父的收留下成了教堂敲钟人，最终通过告解赎罪，“假”罪人孙孚宸被勒令前往洋人教堂叩拜谢罪，受尽屈辱后迎来无可反抗的死亡。“人”“神”的善恶、真假、生死倒转了，神明并非是人间的救赎，人以神之名所行之事反倒是这一切的劫数，从一部分人试图以“强盛”和“先进”开拓和征服另一部分人开始，人类的“劫”就到来了。宗教本该是握在征服者手中最圣洁的利剑，却在遇上中国这片小小的河滩后片片碎裂。“在所有的拯救者离开之后，在诸神退场之后，这个无神的世界，这个无可寄托的人间就只剩下了人自己。”18李锐真正想要呈现的，正是这个“无可寄托的人间”。纵观这两部作品，他的呈现是相当成功的。

三

另一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这两部小说的“传说”性质。弗莱的“原型”理论中将文学作品分类成“神话的”“浪漫的”“领袖的（高模仿）”“现实的（低模仿）”“反讽的”，其分类依据并不是道德上或者精神上的高低之分，而是主人公（hero）“行动的力量”19。也即是说，历史文本与神话文本是同质的，主人公是否具有神的力量往往是一般用以区分“现实”与“传说”的标志，前者因无限地贴近我们所认为的“真实”而被接纳为历史。“天母河传说”名为传说，在叙事上与主人公的行动上也具备明显的“传说性”。“传说”在《汉语大辞典》中的释义为：人民口头上流传下来的关于某人某事的叙述。从词义上很容易辨明，传说与神话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传说是第一性的，包含一些原生态的、描述性的故事素材，而其中能够成体系的、上升到神的、涉及本质的，渐渐固化为神话。二者在文学上的映射也是有区别的，文学中的神话性往往是悬置的、隐喻的，而传说性则是传奇的、叙事的、民间的。

李锐的历史小说创作在《旧址》《银城故事》之后已经达到一个高峰；但是，他在完成了这样一次完满的探索之后，关于历史的问题仍然没有获得解答。他亲历了银城的那段历史，然而历史不是被漠视，就是被偶然地改写，甚至被“他者”的目光曲解和解构。这些历史探索令李锐的创作陷入越来越深的苦痛和迷茫之中，故而，他的创作转向了探寻“前历史”“前理论”“前观念”。如前所述，在《人间》之后，他在历史和神话的交映中感到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于是有了《张马丁的第八天》；但在《张马丁的第八天》中走向苦痛与虚无也并非李锐的本意，他依然重视人的生命体验、人的血肉与温情，所以他必须以某种方式回归民间。“浩劫之后，我们已经没有资格坐在浩劫的废墟上幻想着用‘史诗’来伟大和永恒；我们更没有资格用‘苦难’和野蛮讨价还价。”20于是，他从精英立场的“神话”倒退回了民间立场的“传说”，在《囚徒》中重归“天母河”，再去看看那些“只能是人自己”的教民们、村民们。从“神”到“人”，他的复归是对民间的复归，但却并不愿回归到所谓的“真实”的怀抱中，为任何所谓的“历史”去伪存真。正如他在《后记》中感慨的那样：“笔耕一生，我已经懂得了，自己根本不可能也不想去描述出一个‘真实’的世界。”21所以，他借众生之口讲述那些神迹、那些罪恶与苦难，将这个故事留在了“传说”之中。

为了达到这一“非真实”，“天母河传说”两部小说的叙述皆采用第三人称限知视角，即在每一个小节中切换一次叙述人，是典型的“复调小说”。这是李锐在过去的《万里无云》（1995）和《无风之树》（1996）中已成功实践过的叙事模式。在旧作中，他通过这众生之口以他们最自然和放松的语态思索着、叙述着、嬉笑怒骂着，形成了一副嘈杂、奇异又浑然一体的文学景观。李锐采用此种叙事模式将民间的声音还给民间，在《人间》中，李锐已经使用过类似的复调式的叙事，即将神话故事与现实亦即历史对照起来书写。在“天母河传说”中，更将复调叙事用到极致（以《囚徒》为例，见下表），将神话、历史、传说三者并置起来，产生亦真亦幻、虚实相伴的叙事效果。

相较于《人间》的浅尝辄止，李锐的创作“野心”在“天母河传说”中有着极为明显的扩张：不仅仅对“女娲原型（张王氏）”“圣母原型（玛丽亚嬷嬷）”进行解构和建构，他在《张马丁的第八天》中让“张马丁”这样一位生存在中西两种文化夹缝中间的意大利天主教执事，重走了耶稣的创世七天之路，解构了基督创世的神话；并将“耶稣”的化身和“女娲”娘娘的化身放在同一团错综复杂、令人瞠目结舌的人际谜团当中。《囚徒》当中也是如此，正如本文第一节所述，小说叙述的重点转到了“罪”的身上：即使不以“人皆有原罪”论，在天主教/基督教的教义中，孙孚宸的罪责也是存在的，是一种“消极”的、被动的罪。新约中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雅各书4—17）正因为人不能像神一样拥有完美无瑕的灵魂，所以人只能背负着灵魂的罪责，难以逃脱充满苦难的人间。张马丁之“献祭”、孙孚宸之“赎罪”，这些“神圣化”行为，无非是为了抹除世俗的种种、遮蔽现世的苦痛，“以正当的理由、神圣的目的相互屠杀”——因为“人难以容忍‘历史’，他总要尝试周期性地去消除它”22。他选择民间作为他的立场，从根源上批判这种“安慰”与“遮蔽”，直面以神圣为名的暴力与丑恶。其批判与反思的力度，令人不禁心惊胆战。

李锐创作后期，对“精神乡土”的失落和“异托邦”的破碎产生了消极和悲观的倾向，或者说，他对于现代化进程对乡土传统的破坏无能为力。而在“天母河传说”中，这种悲观变得更为凝实和厚重。他彻底否定了“彼岸”“天堂”的存在，指出“历史就是一个万劫不复的此岸”。《张马丁的第八天》的结尾中，一切欲望和罪孽都被滔天的“创世”之洪水淹没，张王氏坐着大木盆在河水中漂然远去；《囚徒》中的孙孚宸在走完最后一站之后，和着大鼓词的唱腔慨然赴死，而在他身死之后许许多多年，人们为之断头流血的圣母堂、娘娘庙、钟楼和整个村庄都在二战的战火中夷为平地。按照弗莱的“四时结构”视之，众神退场、毁灭正是讽刺作品的原型，李锐在《张马丁的第八天·后记》中自述，张王氏的出走既是对人间的绝望，也是对绝望的拒绝，然而“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十年之后，重归天母河，李锐最终只看到“荒无人烟的天石村再一次回到洪荒年代”23，或者也包含了对这虚妄的回答。

注释：

1 孙郁：《一曲〈囚徒〉暗天地》，《小说评论》2022年第5期。

2 11 何平：《唯有“思想着”可以开辟新的文学道路——在八九十年代文学延长线上的李锐》，《小说评论》2022年第5期。

3 陈娟：《“拒绝重复”：李锐的感知诗学——以〈囚徒〉为中心》，《小说评论》2023年第1期。

4 7 20 21详见李锐：《生于意外》，《囚徒》，麦田出版社2022年版，第272、274、274、274页。

5 6 8 9 10 23李锐：《囚徒》，麦田出版社2022年版，第24—25、35、274、119—120、259、259、269页。

12李锐：《偶遇因缘（代序）》，《人间——重述白蛇传》，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

新浪读书专访，book.sina.com.cn/author/2007—04—24/1414213990.shtml。

14 16 17 18傅小平、李锐：《万劫不复的此岸——〈张马丁的第八天〉访谈录（代后记）》，《张马丁的第八天》，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30、229、232、233页。

15李锐：《前言》，《张马丁的第八天》，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19 [加]诺斯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陈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22 [美]米尔恰·伊利亚德：《宇宙与历史：永恒回归的神话》，晏可佳译，上海书店2022年版，第30页。

[作者单位：浙江理工大学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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