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乡之途与融合之道：《宝水》的还乡书写与现代乡村想象
内容提要：乔叶的长篇小说《宝水》是一部典型的还乡记，通过主人公回到宝水、认识宝水、认同宝水的归乡历程，回应了传统乡村的现代化转型这一宏大命题。在回乡叙述中，完成了对乡村意义的生产；在认识宝水的叙述中，反思了乡村传统与现代话语的关系。“融合”是《宝水》想象现代乡村的基本原则，也深刻地影响了《宝水》自身的美学建构。《宝水》中的“再造乡村”是现代化的一次在地实践，提供了新时代下乡村现代化的样板；同时也包含着巨大的乌托邦冲动，生产了新的乡村想象空间。
关键词：乔叶 《宝水》 还乡书写 乡村传统 现代化
乔叶的《宝水》出版于2022年，是作者于河南农村采风数年的成果，2023年，《宝水》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作为河南作家、女性作家、“70后”作家，乔叶本身携带着丰富的符号元素，在我看来，她早年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品《最慢的是活着》不仅是她正式被文坛接纳的标志，也彰显了她创作的经验及美学的起源，其中既有对河南地域特征的表达，也有对女性生命经验的深情传递，亦有对“70后”特定成长经历的描摹。而《宝水》一方面通过与《最慢的是活着》的互文关系，回到了作家创作的源头，另一方面通过对“新农村建设”“新山乡巨变”抑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积极回应，参与了对宏大的新时代命题的探讨。就后一点而言，《宝水》是一部有明确的“政治”野心的作品，甚至带有命题作文的痕迹，然而，因为有前一点的存在，这些痕迹得到了有效的平衡和遮挡，具有客观性的立足于呈现的名词“农村”或“山乡”被充满情感的“乡村”或“故乡”所置换。
《宝水》因此成为一部奇妙的作品，它构造了家国与个人共同向前发展的愿景；并置文学的政治性与政治的文学性；就时间结构而言，它在一年的叙事时间中容纳了百年的中国历史时间和诸个体完整的生命时间，并在其间穿梭自如；就空间结构而言，它以宝水村为中心，以福田庄为辅，以象城和予城为对照，在城乡对立的二元关系中，重新确立了乡村的空间意义。其间“温哥华”又以缺席的方式不断在场，将全球化的命题也纳入空间背景之中，宝水的故事因此不仅是一个中国村庄的故事，也是“乡土中国”的故事，它事关“乡土中国”在当下的命运走向，探讨在全球现代化的语境之中，我们所进行的现代实践的独特性与可能性。
在《宝水》中，“回来就好”1是九奶的遗言，这几个字意义重大。在最表层的意义上，它是主人公地青萍从开篇就在追索的谜语的谜底，谜面在行文中间或出现，连绵不绝，直至结尾才给出谜底，这种设计具有结构全文的功能。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它是《宝水》的“题眼”：“回来”是一个动词，是小说情节得以启动的动力；“回来”也是一个名词，概括了小说中诸多人物的现实生活状态；“回来”是一句召唤，涉及游子与故乡、知识分子与乡土中国的精神关联；“回来”是一段旅程，涉及城市与乡村的多重碰撞，当下与历史的诸般缠绕。“回来就好”则是一个判断，是在上述的诸多二元对立关系中，做出的肯定选择。围绕着“回来就好”来编织的《宝水》因此是一部典型的还乡记，个体的身体还乡和精神还乡同步展开，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相互诘问不断推衍，新的乡村赋型与赋意行动至少在文本内部取得了巨大成就。本文拟从《宝水》的还乡书写入手，首先分析小说通过对“为什么要还乡”的叙述，完成了对乡村意义的再生产；其次分析小说通过对再造宝水村的叙述，完成了对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再思考；最后探讨《宝水》在还乡书写中再造乡村的“融合之道”，这种融合体现在诸多方面，它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使还乡者与乡村融为一体。本文尝试指出这种新的乡村想象本身具有“乌托邦”的性质，同时探讨它成为一种新的乡村现代化方案的可能。
一、何以还乡：断裂与弥合
所有的还乡书写自然都以离乡为前提，在中国，现代化的进入使得离乡获得了加速度。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的断裂是一种“特殊断裂”，“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2。加速度的离乡正是断裂和抛离的具体表现，是通常意义上的“现代性的后果”。《宝水》以地青萍的人生经历为中心，以老原的故事为辅助，充分呈现了离乡的伤痛与还乡的意义。
地青萍的家族史有很大一部分是离散史，祖父、父亲和她都是从福田庄出发，他们的行程一方面记录了不同时代的离乡痕迹，另一方面也呈现了知识分子与故乡之间复杂的关系。她的祖父因为参军离开福田庄，后来牺牲在异乡的战场上。在我看来，客死他乡的祖父是一个符号，表征着断裂带来的终极伤害，当地青萍看到宝水人为无名战士修的兵冢，并按时祭祀时，这种创伤才得以修复。她的父亲地壮是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留在了象城，获得了城里人的身份。不过他从未脱离过福田庄的羁绊，他始终遵守着福田庄的传统，应允着福田庄的需求与召唤，他无视妻子和女儿的不满，任由福田庄入侵他的城市空间，为了福田庄的人，他从不吝惜自己的钱财，也不吝惜自己的力量，直到最终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对地壮而言，离乡所造成的空间断裂从未带来身份认同的困扰，他的根始终在福田庄。
与祖父和父亲不同，“离乡”对地青萍的心理伤害是剧烈而绵长的。她从小在福田庄长大，享受着奶奶的爱与教诲，也自然地认同了奶奶所传递的乡村伦理、乡村生存法则，十二岁之前，她与奶奶还有整个福田庄是融为一体的。然而，当她回到省城接受现代教育时，福田庄却成为她首先需要隐藏和反思的对象。如果说英语和普通话使她意识到村言村语的“他者”属性，那么日日目睹父亲的疲累、目睹父母因福田庄而发生的争执也让她对福田庄和奶奶坚守的那一套伦理规则产生了质疑。地青萍成为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在现代和传统之间的中间人，认同危机在那时就已经发生，地壮的死亡促成了地青萍与福田庄的决裂，作为一个现代人，“为完成‘文明开化’，必须净化所有象征前现代、特殊的本土文化”3。她不惜以残忍的方式伤害奶奶，甚至刻意错过见奶奶最后一面。她终于成功地离开了福田庄，但是痛苦似乎刚刚开始。在去世之后，奶奶和她所代表的那一套伦理规则却突然清晰起来，不断地冲击主人公的记忆和梦境。对地青萍而言，“离乡”带来的首要问题是认同危机，她无法像祖父和父亲那样毫无怀疑地皈依乡村，也无法像她的远在温哥华的弟弟那样丝毫意识不到福田庄的存在，当她试图离开福田庄、否定奶奶的乡村哲学时，带来的是精神世界的断裂，失眠症不过是它的外在表达。
地青萍的还乡是一个有关创伤和治疗的故事，宝水村与福田庄的似是而非，恰好使地青萍既可以入乎其内，又可以出乎其外。她得以重新审视被她“净化”的福田庄话语、福田庄的生存哲学和表达方式；死去的奶奶也通过宝水村的九奶得以重现，小说特意设计了她们原来是旧相识，还有同样的闺名。在宝水，地青萍似乎再次得到奶奶的宠爱，并通过九奶知悉了奶奶的临终遗言。小说中，遗言的缺失一度是乡村对迟归的游子的惩罚，它以梦的形式重复出现，构成了主人公创伤的核心。而“回来就好”不仅是对缺失的补偿，也是对迟归的谅解，对背叛的宽恕。地青萍获得了她想要的一切，在小说结尾处她与老原结合显然是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浪漫爱情把曾经难以实现的诸多价值融为一体”4。她认可了熟人社会的规则，完全进入了这个社会，曾经的断裂被弥合，她的失眠症也痊愈了。借助于地青萍的故事，乡村成为治疗之地，具有了疗伤的功能。
相形之下，老原的离乡是被迫的，他被裹挟进他不曾经历的历史旧案。祖父在土改中被自家长工批斗蒙冤而死成为他们家族的隐痛。对老原而言，宝水村最初只是祖先居住之地，每年回去祭祀即可，在他身上似乎看不出离乡之痛，自然也看不出还乡的必要。然而，他的乳名叫“根”，在城市里却始终没有扎下根，他的生意听起来很浮夸，他的城市生活看起来很浮夸，他的前妻是一个非常时尚的模特，完全不沾地气，这一切似乎又都在表达他无法扎根的困境。就此而言，老原是接续着家族创伤记忆的个体，在他的家族故事中，政治暴力改造了乡村伦理，这种改造毁掉了乡村社会最基本的信任关系，他的还乡除了回应九奶的召唤之外，同样有疗伤的目的。小说结尾，豆哥拿出了一根拐杖，那是当年的老东家送给他爷爷的，他的父辈虽然背叛了老东家，却始终珍藏着这根拐杖，它表明即便在人性扭曲的时刻，也还有未尽的良知存在。这是消解历史旧怨的时刻，断裂的信任关系得到弥合。老原终于在宝水扎下了根，当他坦然地将自己暴露在地青萍面前的时候，是爱情，也是一种安全感重建的标志。乡村是疗伤之地，也是宽恕之地，它被赋予了救赎的功能。
《宝水》中有意穿插了很多农民工的故事，在建设“美丽乡村”之前，有劳动能力的农民到异乡到城市去“打工”，是生活的常态，从年长的豆哥、老安到年轻的鹏程、雪梅、娇娇、七成、香梅等，都有过背井离乡的打工经历。小说对他们的内在世界展示不多，我们无从得知他们离乡的苦痛，他们的还乡似乎也是出于现实的考量。在我看来，他们的出现是对新的乡村意义的呼吁，乡村不仅要作为审美的、精神的家园存在，它还要具备经济生产的功能。正如宝水村不仅需要九奶这样的精神符号，还需要大英这样脚踏实地的基层建设者。
回答“何以还乡”不仅构成了小说叙事的主线，而且涉及乡村意义的再生产，《宝水》里的还乡书写自然有对“前现代”乡村的美化，但是仍然保持了清醒的现实主义的态度。小说里娇娇在城里遭遇强暴之后成为精神病患者，七成在城里被几个流氓殴打，下体受伤，身体的隐疾造成了他性格的扭曲。在宝水村，他们携带着身体的和精神的双重伤痕在场，一直是“美丽乡村”的不和谐音，直至小说结尾，也没有被治愈。他们的出现同样是对“何以还乡”的有力回应，与地青萍和老原不同，他们必须还乡揭示的是城市的暴力与罪恶；与此同时，与最终被治愈的主人公相比，他们似乎又暗中质疑了“还乡”的疗愈功能。
二、风景、传统与再造乡村
在以往的还乡书写中，“乡村”可能会被单纯地美化为化外之地，一片未被侵蚀的“前现代”乐园；也可能遭遇启蒙视角的批判，成为愚昧落后的待拯救空间；或者如莫言的《白狗秋千架》那样以强悍的方式揭示知识分子美化乡村的虚伪以及乡村生存的酷烈真相。这几种方向还可以有许多的变种，不过总体上都建立在现代与传统对立、城市与乡村对立的思维之上。《宝水》的意义则在于试图建构一个新的乡村，在其中现代与传统可以进行充分的对话。在乔叶这里，如果现代化进程不可阻挡，那么与其空想一个纯粹的前现代乡村，或者一味地批判乡村罪恶和抵抗现代的入侵，不如认真地思考传统乡村在当下的命运。
小说在开头部分就为现代与传统的对话提供了一个粗浅的表征：当地青萍来到宝水时，宝水村已经获得了省级“美丽乡村”称号，老原的民宿刚刚完工，她看到的就是一个以传统乡村景观为表、以现代技术为里的“老原家”：与冰箱灶台消毒柜、马桶卫浴并列的是有石头墙的老房子，房顶用了发黑的旧瓦片，黄泥麦秸糊墙，天花板用了细竹竿加老画报，“老得很认真”。而主人公的态度同样是兼容的：地青萍一面盛赞“这老房子好”，另一面又感慨”“在乡村能有独立卫浴，这对我太重要了”。事实上，地青萍是《宝水》这部小说最重要的设定，在柄谷行人看来，在某种“认识性的装置”发生之前，“作为风景之风景却在此前并不存在过”5，那么在《宝水》中，宝水村以何种形象出现，完全取决于对地青萍的设定。作为使宝水呈现的 “认识性装置”，地青萍的知识分子身份决定了她对现代话语和现代生活方式的认可，而她的福田庄经验以及她的认同危机又让她一直在寻找乡村传统，试图重建自己与乡村的关联。
在地青萍的视野中，宝水村首先是可亲可爱的，总能让她想起与童年相连的福田庄。它是贴近自然的，小说里写四时风物，茵陈、香椿、槐花、山楂、柿子、枣……品种繁多，不可胜数，重要的是它们就长在身边，举目皆是，举手可采，突出的是人与物的亲近，是物本身的天然和新鲜。宝水村是贴近神灵的，人与神同在，各路神仙在这里都被敬重，小小的村庄里有关帝庙、龙王庙、娘娘庙；还有数不清的对季节神的敬仰，它们都和食物紧密相关：敬仓神要喝油茶，惊蛰要吃“懒龙”，三月三是荠菜花生日，要用荠菜煮鸡蛋……宝水村是贴近祖先的，小说里多次写到上坟，最后写到九奶盛大的葬礼。宝水村是注重传统仪式的，小说里详细地叙述了盖新房的仪式、娶新妇的仪式、丧葬仪式和节日庆典。宝水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又是懒散而平静的，“他们把散步叫悠。其实也不仅是散步，好像只要是闲耍着的、无所事事的状态，都可以叫悠”。漫无边际的聊天叫“扯云话”，听起来就很美妙。
这样的宝水在根本上是文化精英的乡村想象：“风景中古旧或衰老的成分（可能是人物也可能是建筑物），田间颓塌的纪念碑、珍奇之物如古树或‘灵石’，以及言语、穿着和举止的传统”6，完美地符合了人们对“前现代”的传统乡村的印象。它是未被污染的空间，足以和被工业化严重污染的现代城市拉开距离，“在现代，‘自然’变成了与城市相对照之物；它等于‘乡村’，且常带有田园意味”7。小说里特意叙述了从城市回归乡野的马菲亚夫妻，以此来礼赞乡村的生态环境。它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8。一个村庄、一个乡，“几十年的日子过下来，谁不认谁。一细打听，转弯儿磨圈儿都是亲戚”，因此地青萍不管怎样参与村庄的活动，她都只能是“地老师”，只有通过“婚姻”这种特定的形式，她才能成为自己人。它是一个礼俗社会，而非法理社会，一切规矩一切道理都是约定俗成的，在漫长的时间中被实践，进而形成了牢固的传统，而九奶还有奶奶就是乡村传统的守护人。
与此同时，宝水也绝对不只是一个静止的“前现代”符号。地青萍到来的时候，乡建专家孟胡子已经在此经营了两年，在她到来之后，更是亲眼目睹和亲自参与了现代话语对宝水的再造。首先是对民居的改造，在“敲瓷砖”一节里，村民认为孟胡子要求敲掉瓷砖，换青砖铺路，是“见不得咱农村洋气，就是叫咱们显个穷样儿他才满意”。无意中道出了再造乡村的真谛：在一种不尽妥当的“后殖民”视野中，“洋气的农村”是对城市的模仿，“老得很认真”的农村才能迎合城市对农村“他者”的想象。民居之外，美景亦可制造，在“景儿都是钱”和“万柿如意”部分，玉米、山楂、柿子就在那儿，村民们日常处理的方式是务实的，但是并不具备观赏价值，孟胡子指引着他们因地制宜批量生产出“美景”卖给游客，因为人们要消费的是美丽乡村，从来都不是真实的农村。除了美景，历史也可以再造，小说中宝水村的一大亮点是村史馆，在孟胡子的叙述中，它遵循的是流水线的生产方式：“天下文章一大抄嘛。历史哪有不悠久的，传统哪有不深厚的，风土人情都淳朴，劳动生产都辛苦，都是这。”在他的引导下，地青萍完整地参与了宝水村史的制造。在所有的再造中，最重要的其实是观念的再造和传统的再造，“美”的观念、“法”的观念、商业社会的交换观念、公私观念等等都在改变着宝水的传统。小说中特意写到两名支教的大学生在宝水的经历，当他们尝试着对儿童进行性教育的时候遇到了阻挠，在张有福媳妇看来，性是不可言说的，“这事多羞”，最终为他们解围的是九奶，“新社会这么多年了，咋还恁封建”。如果说九奶是乡村传统的守护人和阐释者的话，她的表态无疑认可了官方的、现代知识的话语对旧传统的修正。
对地青萍而言，还乡亦是寻乡，当她从开始坚持“终究是外人”的身份自觉到结尾以宝水为故乡时，所表达的是对被再造的宝水的赞美。小说中，以九奶为标志的乡村传统无疑构成了最动人的部分，然而，“我们所谈论的，所向往的，献身的美丽乡村，当然不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乡村的复原”9。宝水是坦然地迎接再造的村庄，是坦然地追名逐利的村庄，正如地青萍最后领悟到的：“名利二字一点儿也不坏……就是因为名利，这世界才这么有趣这么热闹。”那么问题的症结或许在于，乡村在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在追逐名利的过程中，要如何处置传统经验。在我看来，《宝水》给出了明确的答案：现代话语在再造乡村时，应该维护其中有价值的部分；要充分利用乡村传统，而不是试图抹除它替代它；甚至那些看起来腐朽的部分，也不能急于一时强行干涉。所以当豆嫂把做好的闷坛肉给了亲戚，而不给提前付了订金的马菲亚时，她不过是遵守了乡间的依赖亲缘的契约传统；所以当七成家暴香梅的时候，人们会去劝架，但不会报警，同样当香梅报复七成时，也不用报警，他们遵循的是乡间的家庭伦理；所以在宝水村总是女人做好饭端给男人，你会看到“张有福媳妇”这个称谓，但是大英的丈夫必须有自己的名字；所以来支教的大学生最终虽然可以和孩子们谈性了，但还是不能谈生死、谈器官捐献。宝水的魅力就在于它就是这样一个小村庄，一方面它已经逐渐现代了，另一方面它又保留着传统的浓厚痕迹，传统于他们仍然很重要，既是一种凝聚方式，也是一种行为准则、一种内在的约束。
三、融合之道、在地实践或乡村乌托邦
《宝水》中有很多段落，写人或物的多元混杂。比如写大粪的气味：“它绝不是单一的臭。这臭里，似乎还有一点儿很淡的酸，一点儿很烈的苦，一点儿很粗的咸，一点儿很细的辣……是的，我还要说，它还有一点儿香，幽幽的。”比如写九奶和奶奶身上的气息：“有酸涩，有微苦，有汗咸，有细辣，还有果的甜、草的香、叶的腐、木的朽、肉的腻、酒的醇……如此混杂，如粪如土，同时却又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如初春的大地。”比如写大英：“酒意惺忪中，我看着大英的脸，憨厚、纯朴、直率这都适用，聪明、精细和狡黠也都能形容。这是一张多么复杂的脸啊。”从某种意义上说，混杂与融合是我们理解宝水村的出发点，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渐变的村庄，必然具有充分的复杂性，但是村庄自有其智慧和节奏来融合一切。小说中，地青萍融入宝水是对村庄融合之道的最高礼赞。
“融合”也是我们理解《宝水》美学建构的出发点，当它深情地写童年记忆，写宝水的自然景物、日常生活时，它是一篇抒情散文；当它以孟胡子为中心，大段地穿插关于乡建的讨论时，它是一篇政论文；当它认真地计算豆腐的成本和利润、计算每家每户的收入时，它是一本经济账；当它以杨镇长为中心写基层权力的运作状态时，它很接近权谋小说；当它大量地铺排地方风俗、传统仪式时，它又是地理志和文化小说。《宝水》又是一个由各种符号填充的森林，所有的出场人物甚至景观都富有使命。九奶和奶奶是相对丰满的人物，她们是乡村传统的守护人，如大地一样，承担着生殖、养育、守护、召唤的象征意义。其余的众多人物则是功能性的：必须得有大英，她是乡村传统与现代政治的完美结合；必须得有赵顺儿和徐先儿，前者是风水先生，偏于精明，后者是村医和乡村仪式的主持人，偏于理性；必须得有豆哥豆嫂，他们自私自利但没有侵略性；必须得有秀梅，她算计爱攀比但不失善良和热情；必须得有大曹，他是几乎所有的乡土小说里都要有的落后分子；也必须得有小曹，他是大学生村官，代表的是宝水村的未来……《宝水》的主角自然是宝水村，但是只有融合上述各种功能性的人物，它才能成为有血有肉有真实感的纸上乡村。
如果我们承认有一个无远弗届的现代化进程，那么在“全球化”的声音甚嚣尘上之时，“本土化”的问题也越来越引人瞩目。在实践中，人们逐渐达成以下共识：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现代化模式，所有的现代化都必须解决落地的问题。“我们不必否认受世界之主流趋势的冲击及影响，但也不必认定因此我们现代化后的‘现代’就是‘西方文明’或‘全球一致’。”10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宝水》所建构的“再造宝水”是现代化进程的一次在地实践，它选取了一个村落作为样本，展示了政治话语、专家话语、现代观念进入这个传统村庄的过程，从整体上说，它是一次务实的、渐进的、改良主义的再造，它建立在对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乡村现代化实验的总结之上。它继承了百年之前的实业家张謇的“在地化”实践，“张謇是个村落主义者，他一开始就主张发展要以乡村为基础，维持住中华传统文明，不使其断裂”11。它弥合了以政治暴力强行修改乡村传统造成的裂痕，它修正了以城市化、工业化为现代化的唯一正途，将农村视为需要克服的“对象”和需要甩掉的“包袱”的倾向。在这个意义上，《宝水》为新时代的乡村建设提供了可以模仿的样板。
然而，《宝水》又自觉地将它的实践局限在宝水村，甚至只能是宝水村的“中掌”，连“东掌”“西掌”的人，也只能享受它的余惠，在宝水村附近的村落里，生态危机、亲情与道德沦丧、留守儿童遭遇侵害等等都在发生。那么，“再造宝水”的实践可以复制吗？抑或它只是一个关于完美乡村的乌托邦想象？按照诺奇克的说法：“乌托邦提出了理想的目标，但无法提供达到这些目标所必需的手段”12，我以为至少在《宝水》中，乡村乌托邦看起来是可以实现的，而且提出目标本身就是意义重大的，“乡建不单纯是一个具体的乡村运动，实际上它包含了一个巨大的乌托邦的冲动。我们之所以投身于乡村，我们之所以把目光聚焦于乡村，是因为我们想在中国现实的、历史的乡村之中寻找一种现代世界、现代知识、现代主义不能提供的可能性，或者说，它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在创生之中的空间。”13就此而言，《宝水》的经验无论是否可以复制，它都是一部成功的作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传播学视域下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像化研究”（项目编号：21BZW14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 乔叶：《宝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511页。后文所引皆出自此版本，不再一一加注。
2 4 [美]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107页。
3 [英]凯文·罗宾斯：《撕裂的身份：土耳其/欧洲》，《文化身份问题研究》，[英]斯图亚特·霍尔、保罗·杜盖伊编著，庞璃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7页。
5 [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三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6 [美]温迪·J.达比：《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张箭飞、赵红英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81页。
7 [德]乌尔里希·贝克等：《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97页。
8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9 13 戴锦华：《乡村的坐标》，《百年乡建与现代中国——乡村建设演讲录》，潘家恩、张振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37、49页。
10 杨中芳：《现代化、全球化是与本土化对立的吗？——试论现代化研究的本土化》，《全球化与身份危机》，陈定家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页。
11 潘家恩：《卢作孚、北碚与乡村建设——温铁军教授访谈录》，《百年乡建与现代中国——乡村建设演讲录》，潘家恩、张振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1页。
12 [美]罗伯特·诺奇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姚大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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