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成功的叙事审美探索 ——评柳青长篇小说《在旷野里》
内容提要：柳青的长篇小说《在旷野里》经整理之后得以发表，完善了其长篇小说的创作序列、演变过程与美学特征。这部长篇小说摆脱了《种谷记》《铜墙铁壁》的一些弱点，以成功的叙事探索为《创业史》打下了良好基础。小说在叙事形态、审美风格、人物形象塑造、自然风景书写等方面达到了较高水准，是柳青长篇小说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这部作品显示了柳青创作中自觉的现实主义精神，其对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思考与成功书写显示了自觉的人民性文学立场与持久扎根人民的创作理念。这部长篇小说为柳青研究、“十七年”文学研究乃至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与学术空间，也将会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新的经典之作。
关键词：柳青 《在旷野里》 现实主义精神 叙事审美
2024年元月，柳青长篇小说《在旷野里》经过整理之后得以发表，这是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对柳青研究、对“十七年”文学研究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在旷野里》补充完善了柳青小说创作的总体结构，拓展了柳青小说研究的新视域，对重写柳青的文学史地位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在旷野里》虽未完成，但其故事情节的整体结构、叙事形态的整体特征、美学风格的整体走向已然较为清晰。因此，这部长篇小说走进当代文学的研究视界，必将带来许多新的学术命题，产生许多新的学术成果。
《在旷野里》以新到任的县委书记朱明山为主要人物，以其串联起横跨渭河的陕西某县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全方位地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发展状态与人的思想状态。朱明山既是小说叙事的焦点，也是小说叙事者借以观察、描写、分析、审视其周围人群与社会的视点，因而在叙事与主题两个方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小说对朱明山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极具张力，将其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种种困惑呈现得十分立体，同时也对其内心坚定的革命理想与稳固的道德品质用了较多行动细节、语言细节与心理细节进行详尽刻画，使其人物形象极其丰富、立体，可感可触的同时也可歌可颂。
一
《在旷野里》是柳青落户长安县的第一份文学成果，最能够验证其“打算写一部反映即将开始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作品”1的回陕初衷，柳青“要求到西北下乡，并表示这次到西北后不再离开，以便将来即时写作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作品”2。因此，《在旷野里》既是柳青文学创作道路上的重要成果，也是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人生道路、文学道路进行主动选择的必然结果。因而，对柳青而言，它不仅仅是一部长篇小说，更是寄托了他“到我要反映的人民中去生活”3的社会理想与文学理想，是柳青此后文学历程的开端与见证。在此意义上，《在旷野里》可以视作柳青坚持文学的人民性创作观念的最好例证。
柳青亲身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来也多次强调自己回到基层农村是受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我是拥护《讲话》基本精神的。因为这之前，我已经下了决心，要搞写作，就先到基层群众中去”4。这种观念早在陕北时期已经萌发于柳青的内心之中，然而1951年10月22日至12月23日作为中国青年作家代表团成员的访苏经历使得柳青最终坚定了回陕的决心。位于雅斯纳雅·波良纳的托尔斯泰故居引发了柳青关于作家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思考；列宁对高尔基的批评也引起了柳青的自我思考：“在苏联参观访问时，托尔斯泰的生活方式也许对他有一些启发，生活在自己要表现的人物环境中，对从事文学事业的人是最佳选择。他经常想，列宁曾批评高尔基后来常住莫斯科，而不到他应该描写的人民中去，并不断催促他，让他到他应该继续了解和熟悉的人们中去。柳青回陕西农村的想法在这时候已经十分明确坚定。”5访问结束回国后，柳青加快了自己回陕落户的实际步伐，并在次年最终实现。
1952年5月25日傍晚，柳青登上了开往陕西的列车，次日抵达西安。此后的四个月，柳青在西安周围寻找落户之地，其最终目标则是远离他早已熟悉的陕北乡村、到可以提供写作素材的乡村去。“全国刚刚解放，巨大的政治变化，必然带来经济和各种社会心理的变化，柳青希望所去的地方能迅速、明显地反映出这种变化”，因而，“应该在西安附近落户，但离城不能太近，既要有浓郁的乡土乡音乡情，又能回避城市对他的各种干扰，离城太远也不好，‘农村包围城市’的时代已经过去，城市在国家生活中的特殊作用显而易见”6。基于此种考虑，柳青最初选择的是泾阳县，因为该县的泾惠渠流域解放前后的农民生活有着巨大变化，有可能成为好的写作素材。在西北局有关领导的建议下，柳青最终选择了长安县，该县驻地韦曲镇离城只有二十五里。9月1日，柳青正式到韦曲镇，暂住长安县县委大院的平房，并兼任长安县委副书记，分管互助合作工作。《在旷野里》的叙事起点同样以新任县委书记朱明山到位于渭河两岸的某县任职开始，此后的经历与柳青在长安县所做的工作有诸多相似之处。至此，柳青写作《在旷野里》的背景与基础已经形成。现实中的柳青与小说中的朱明山相关联、相类似的经历还有：多次参加长安县县委会议，参加长安县互助组长训练班，并为学员讲课，深入长安县农村，组织基层互助组整顿工作，参加县、区、乡“三干会”等。1953年3月4日，柳青辞去长安县县委副书记职务。3月6日，柳青借住皇甫村的常宁宫，开始了《在旷野里》的写作，直至10月7日，未完成即放弃。
上述写作背景反映了柳青创作《在旷野里》的基本动机，那就是反映新中国成立后广阔乡村的巨大变化，尤其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干部与农民经历的思想洗礼；也反映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方法，即深入农村、深入群众从而发现社会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与迹象，进而凭借实际工作经验加以思考、以形象的文学手法加以呈现。值得关注的还有这部长篇小说及其之后的《创业史》所具有的写作姿态，既不是纯粹的干部身份，也不是纯粹的农民视角，而是始终坚持作家的社会立场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在长安的14年，柳青的角色意识非常明确或者说非常单纯：他是一个作家。甚至，他终生都很明确，他是一个作家，他要当一个作家，而不是其他……在长安县皇甫村，柳青第一不是当官来了，第二不是当农民来了，他就是一个‘深入生活’以为创作的作家。”7这些特征对柳青创作《在旷野里》的过程是至关重要的，对理解这部长篇也是极其重要的。
二
在《在旷野里》面世以前，柳青的长篇小说共发表有三部，分别是《种谷记》（1945年初稿、1946年二稿、1947年7月大连光华书店第一版）、《铜墙铁壁》（1949年2月至12月初稿、1950年二稿和三稿、1951年3月3日完稿，1951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原名《人民的力量》）、《创业史》（第一部于1959年4月至11月在《延河》杂志连载，1960年5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第二部上卷于1977年6月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二部下卷前四章于1978年连载于《延河》杂志第二、三期）。因此，在柳青长篇小说创作序列中，《在旷野里》恰好位于《铜墙铁壁》之后、《创业史》之前，其叙事形态与美学风格与前后的作品既有紧密关联，又有明显差异。
在叙事形态方面，《在旷野里》与其他三部长篇均取材于现实生活、同步表现社会发展进程。《种谷记》《铜墙铁壁》表现的是陕北的革命斗争与农村生活；《在旷野里》《创业史》则跟随着柳青的脚步将叙事场景转向了关中大地。前两部长篇关注的是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村与农民；后两部则聚焦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渭河两岸的乡村巨变。1952年9月30日，柳青写下了这段话：“我已经下了决心，长期在下面工作和写作，和尽可能广大的群众与干部保持永久的联系。”8《在旷野里》的朱明山自愿从陕北调到关中走进县里甚至走向田间地头同样也是在不断践行人民路线，走进人民中去。在赴任的火车上，朱明山已经下定决心要接受新的挑战：“从今天下来以后起，在他生活的路程上要开始一个新的阶段了。他要拿困难的一九四七年离开他领导的那个区时，带着一群青年农民军走上军事战线的坚决步伐，来走摆在他面前的这段路程。”9作为县委副书记的柳青与小说中的县委书记朱明山同样都在走向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新时代与新生活，扎根到农村去、解决社会现实中的各种实际问题，是他们共同的初衷。柳青从北京到长安县这个“下面”、朱明山从陕北的机关“下来”，都是时代使命在他们身上的自动回应与自觉实践。朱明山坚定地走向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核心区域，在工作中不断探索，最终取得了突出的成效。坚持人民路线，是朱明山人物性格的核心特征，也是柳青创作《在旷野里》的主要方法。因此，在柳青创作的总体特征呈现维度上，这部长篇是极具典型性的，代表了柳青创作道路的整体走向。
在美学风格方面，《在旷野里》在前期长篇小说创作的基础上形成了圆融成熟的艺术风格，并为《创业史》的创作奠定了良好的艺术基础。从艺术上看，这部长篇小说是柳青长篇小说创作的承续与转折之作。这种历史地位包含以下几个维度。其一，人物性格塑造成为小说叙事的重点，推动着小说情节的进展。与《种谷记》的重风俗、《铜墙铁壁》的重故事相比，《在旷野里》始终将叙事焦点对准朱明山这个主要人物形象，外在层面上以他领导本县的治虫行动为线索，内在层面上则以朱明山内心围绕着家庭、婚姻、爱情的种种思想变化为线索。这种叙事方式的转变为《创业史》的叙事建构及其对梁生宝这个典型形象的成功塑造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这种变化也意味着柳青小说美学进一步向着现代小说传统迈进。其二，叙事动作与心理刻画的关系在这部长篇中融合得更加精准，小说在动与静之间的叙事节奏接近于完善，标志着柳青小说叙事的建构能力与把控力度大大加强。《在旷野里》以极其精炼的情节结构与心理展示建构起了丰富、广阔、有深度的叙事空间，将新中国成立之初乡村干部与群众在生活与心理两个层面的巨大变化与艰难转型描写十分充分，使得这部小说既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与文学史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社会历史认知意义。其三，从这部长篇开始，大量的自然环境描写及有效的情节推动功能、人物心理展示功能、叙事节奏调节功能都开始成为柳青小说创作的突出特点。这种特点的直接表现是小说中大量自然风景取代了之前小说中富有政治隐喻、社会主题与文化想象的主观风景。《种谷记》以太阳吹散大雾、天空一片洁净结束，其中的象征意味十分明显；《铜墙铁壁》多以风俗世情来衬托地域性的革命斗争、风景描写基本消失了。但在《在旷野里》，风景描写则随处可见。例如，小说开始时，朱明山坐在火车车厢里，“凉风从纱窗里灌进来，甚至钻进人们的单衣里面，叫人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觉得舒服。透过纱窗，眼前展开了一眼望不到边的已经丛茂起来的秋庄稼，远远近近地隐蔽在树林子里的村庄，一节看见一节又看不见的、反射着阳光的渭河，以及那永远是那么雄伟、那么深沉、那么镇静的和蓝天相衬的黑压压的秦岭……”10这段描写突出了小说全部情节的地域特征，将周遭环境与人物心理紧密结合，将人物内心幽微的情绪与状态转化成可见可感的外在风景，将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转化成形象化的河流与山川，为小说全文对朱明山性格与人格的塑造打下了基调。同时，“秋庄稼”“村庄”“渭河”“秦岭”也是全部故事情节的总体环境，这些空间场域在后续情节中慢慢地逐一成为叙事场所，可以看作全部叙事的总纲与后续情节的伏笔。朱明山刚一到任就下到区、乡、村三级领导治虫工作，大量的自然环境描写为小说的地域叙事提供了足够的细节支撑，更重要的是，这些风景叙事也为塑造朱明山这个人物形象提供了充分的心理视域，为人物性格刻画提供了巨大的心理空间。“旷野”与其中的风景变成了小说中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这在柳青小说中是较为独特的。“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整体上崇尚风景美，但‘十七年’时期的乡土小说却是显著的例外。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大都没有丰富的风景书写，即使有所描写，其内涵特征和表现方式也具有鲜明的时代性。”11在此背景下，《在旷野里》将风景描写与情节推进、人物塑造十分娴熟地融合起来的特征就必然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对理解柳青的整体美学风格与理解十七年小说的美学进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将《在旷野里》还原到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作序列之后，其在叙事形态与美学风格两个方面的独创性、转折性、有机性就变得十分重要。正如《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所言：“没有《在旷野里》全新的发现式创作，就没有《创业史》的全新的纵深式叙写。它的文学史意义是毋庸置疑和无需多言的。”12尤其是《在旷野里》对《创业史》的先导作用，值得充分重视和深入探究。
三
1951年，柳青在北京修改刚刚完成的《铜墙铁壁》。此时，他听到了从周而复在上海组织的《种谷记》座谈会上传来的批评声音，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种谷记》这部小说“情节沉闷，故事前后不到两个星期，重要人物不多，群众多得数不清”13。这些批评意见得到了柳青的认真吸纳，并反映在了《在旷野里》的创作之中。在人物塑造方面，《在旷野里》的重点人物十分突出，性格特征也较为立体，其对小说整体叙事的建构作用明显得到了有效强化。毫无疑问，《在旷野里》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为《创业史》做好了铺垫，打下了基础。经过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过程之后，柳青塑造人物性格、设置人物关系、深入人物内心的综合能力趋于成熟，也可以说，这部小说是柳青长篇小说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
《在旷野里》的现存篇幅总共出现了二十二个人物形象，它延续了《铜墙铁壁》以革命伟人为主要形象的人物设置，但人物性格更加立体、人物关系更加复杂、人物形象的社会层面更加全面。在地区、县、区、乡、村五级结构中，这部小说一方面以县委书记朱明山为核心人物，辅之以赵振国、冯光祥、吴生亮、李瑛、白生玉、崔浩田、蔡治良等组成的正面人物形象谱系，处于叙事视野的主动位置，得到了较多的性格塑造与心理刻画；另一方面以县长梁斌为核心，辅之以张志谦、郝凤岐、徐永秀等组成被反思者形象谱系，处于叙事视野的被动位置，其思想与实践中不符合现实的部分得到较多呈现。另外，朱明山的妻子高生兰与冯德麟、胡明然、常书记、何检察长等人物在现有篇幅中并未正面出场。这种人物设置与《种谷记》《铜墙铁壁》相比有几个维度的新变。
首先，朱明山与梁斌分别构成两个人物谱系的双重中心，既在彼此之间构成审视与被审视的关系，双方在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工作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呈现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干部思想的复杂性。“老区干部没文化，一套老经验已经使唤完了。新干部起来了，有文化，虽说有些不实际，劲头大，开展快……”（赵振国），“革命的饭总算吃下来了，建设的这碗饭，没文化没知识，恐怕不好吃”（白生玉）。14这些话语形象说明了干部队伍从革命战争时代转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面临的艰难转型。同时，小说并未将朱、梁二人完全对立起来，两人在实际工作中虽然存在不少分歧，但朱明山始终注意与梁斌的团结，共同推动治虫工作的有效展开。
其次，小说对不同的人物形象采用了不同的塑造手法，赋予了他们程度不同的笔触与深度，使得这些人物形象分别具有了鲜明的个性特征。对朱明山，小说赋予了最多笔墨与手法，使得其形象特征变得致密、综合、立体，成为小说叙事推进的主要动力与主题生成的主要源头；对梁斌，小说多用侧写、转述或者简单的人物素描，他的工作方式及其危害也多是通过赵振国等的视角加以展示。“小说以对比手法写了工农干部出身的县委书记朱明山与知识分子出身的县长梁斌不同的工作态度和作风，肯定了朱明山深入农村基层，调查研究，听取专家和农民的意见，切合实际的工作态度和作风，婉转地讽刺和批评了梁斌浮在面上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工作态度和作风，同时也对梁斌等干部贪图享受、权力私用等生活方式进行了揭示和比较尖锐的批评。”15这部小说以辩证的眼光、深入的思考、温情的笔触完成了兼具力度与温度、反思与理解、建设与讽刺的叙事创新，足以成为十七年文学在人物塑造维度上的又一个成功个案。
再次，数量繁多的人物形象构成了多谱系、多层次、多性质的结构关系，上下级关系、干群关系、同事关系、爱情关系、家庭关系等主要社会关系类型均有涉及，网状的人物结构与立体交叉的人物图谱保证了小说叙事的时间长度、空间广度、主题深度与叙事密度，使其在丰富性与多义性等维度上远超前期创作，人物塑造的精巧程度与完善程度堪与《创业史》媲美。同时，《创业史》的人物关系设置有着对《在旷野里》的显著承续，将繁多的人物形象进行谱系化是两者的共同方式，但这种方式在早期柳青小说创作中并不多见。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设置方式，柳青的长篇小说深刻把握了社会现实与时代特征，以独特的审美方式呈现了对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思考，也以典型的现实主义小说观念创造着典型的社会主义人物形象。从《在旷野里》到《创业史》，柳青的小说之路从成熟走向了成功。
在二十余个人物形象中，朱明山无疑是集中了最多叙事功能与主题意蕴的那一个，是这部长篇小说最大的成功之处和最重要的叙事成果，也是其奉献给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重要遗产。在这个人物身上，柳青传达了自己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现状的深刻理解，蕴含着柳青突破自己以往人物塑造的探索性尝试，也是其实验自身小说美学的必然产物。根据柳青女儿刘可风的理解：“一九五二年父亲从北京初回陕西，就对当时的整党工作做了社会调查，而书中所写的治虫工作，他闲谈时提到过，我估计这里有他的亲身经历。特别是书中说县委书记在一项工作的初期要往先进的地方跑，即时总结经验和规律，然后就多往后进的地方跑，以便帮助后进，指导和改进全局工作。他说这是他的工作经验。”16可见，朱明山这个人物之中包含着许多柳青的感同身受与深思熟虑，是柳青长期扎根基层群众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典型形象。如果说梁生宝是合作化运动的缩影，那么朱明山就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干部队伍的典型代表，也是柳青的自我意识在小说所建构的叙事空间中的生动投射。在此意义上，与梁生宝等形象相比，柳青在朱明山这个人物身上投入的主体情感是最多的，使其性格所具有的结构与细节也是最完整、最丰富、最立体的。
小说在塑造朱明山这个人物时，主要将其放置在处在渭河两岸的治棉蚜虫工作之中，现有篇幅的主要内容是其从县委下到渭河北岸的渭阳区，然后又到南岸的河口区，领导当地的干部群众逐渐取得治虫工作阶段性胜利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朱明山的性格特征主要在三个层面展开。其一，朱明山所领导的治虫工作所遇到的困难以及在其带领下逐渐取得成效的社会层面，这方面集中展示了朱明山作为优秀的领导干部和富有经验的管理者所具有的种种素质，也呈现了他对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刻思考，塑造了朱明山的阶级特征；其二是朱明山与上下级、同事、基层干部、普通农民等的关系模式与相处方式，多层次表现了其日常工作状态，塑造了朱明山的职业特征；其三，朱明山与妻子高生兰略显紧张的夫妻关系、与李瑛朦胧又克制的爱情关系，从内在心理与精神品格方面塑造了他的个性特征。三个层次相互关联与配合，共同形成朱明山性格从外到内的三种状态，使其性格的丰富复杂远远超越了此前的小说创作，甚至与梁生宝相比也毫不逊色。这种处理方式既来自于柳青对当时干部队伍的深入了解，更来自于柳青已经逐渐成熟的小说美学，尤其是对现实主义创作观念中典型人物的独特理解。“人物的社会意识的阶级特征、社会生活的职业特征和个性特征，互相渗透和互相交融，形成了某个人的性格，就是典型性格。三种特征不是混合起来，而是活生生地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活的人，就是典型。没有阶级特征不能成为典型，没有职业特征也不能成为典型，没有个性特征也不能成为典型。三种特征高度结合，就具有充分的典型性。三种特征有一种不充分，就是典型性不够。三种特征缺少一种，就不是典型了。”17朱明山这个人物形象达到了柳青所强调的“三种特征高度结合”的创作要求和审美高度，无疑是柳青小说美学的自觉实验与成功案例，是其人物形象塑造走向成熟的标志。同时，在总体上显著的现实主义基调之外，朱明山这个人物形象中还自然而然地包含着许多内视与自省：“朱明山面对现实时不仅仅是乐观的，也有惶惑、担忧，这类生活里的某些深在迹象，柳青敏锐而且准确地观察到了把握住了，有界限的自忖、知戒惧的愧意，不仅使人物形象更立体，也让作品在不觉中带有了现代感。”18
除朱明山外，小说中的李瑛也具有较为完整的生活经历、较为立体的性格结构，得到了较多的心理刻画。这个典型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拥有明朗热烈的性格，她踏实工作，大胆追求自己的理想爱情，既拥有许多美好的个人品质，又有着对革命工作的热情执着。对于社会的未来发展，李瑛具有充足的乐观主义精神：“无论在县上、区上，或者在农民的小屋里，她只要一睁眼就意识到新的生活向她展开了多么远大的前途。她快活得走起路来经常哼着流行的爱国歌曲，当一个人不存在个人烦恼和社会忧虑的时候，幸福的感觉竟没有时间、空间或任何其他客观条件限制了。”19对于自身的生活道路，李瑛又有着清醒的认识，认清张志谦的自私自利与脱离群众之后，她坚决与他决裂。在人物经历与性格特征上，李瑛与徐改霞有着紧密的精神联系。“改霞的思想像她的红润的脸蛋一般健康，她的心地像她的天蓝色的布衫一般纯洁。她像蜜蜂采蜜一般勤地追求知识，追求进步，渴望对社会贡献自己的精神力量，争取自己的光荣。对这个二十一岁的团支部委员来说，光荣就是一切。她简直不能理解，一个人在这样伟大的社会上，怎样能不光荣地活着。”20相似的精神质地使得李瑛与徐改霞成为柳青长篇小说中两个最重要的女性人物，闪现出同样的时代光芒与精神魅力。
虽然个别人物形象未能充分展开甚至还没有出场，但多数人物形象已经能够从小说情节之中站立起来，拥有了丰富立体的性格结构，也能够有效地推动叙事进展。即使如梁斌、张志谦这样带有负面色彩的人物形象在“十七年”文学史之中也有独特的历史意义。他们“在柳青的创作中，还是很独特的。从当代文学史考察，梁斌这样的文学形象在当代文学中还要晚几年才能出现”21。以朱明山、李瑛等为代表的正面人物形象极大丰富了柳青长篇小说的人物画廊，也将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重要的研究对象。经由《在旷野里》，柳青的人物塑造能力获得了极大提升，其小说美学探索也取得了成功，为《创业史》的创作提供了充分的实践基础。
“《在旷野里》的思想与艺术，更突出了柳青这位深入生活的作家的人格和思想，表明柳青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即有伟大作家所具有的特有品质，他有极其敏锐的发现和思考，也有提笔写作。同时，《在旷野里》这部作品在今天发表面世，对柳青的研究及当代文学的研究，也都是极有意义的。《在旷野里》将丰富当代文学的艺术画廊，特别是丰富甚至改写十七年文学早期创作的某些艺术格局。”22柳青的《在旷野里》必将作为极其重要的文本嵌入到十七年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之中、成为新的经典之作，其所具有的自觉的创作观念、完善的叙事结构、丰富的人物性格、普遍的景物描写、生动的方言风俗等等使其成为一个完成度极高的文本，给柳青研究带来全新的视域与课题。其文学史意义必将引起充分认识。《在旷野里》又是构成柳青长篇小说演变史的重要作品。无论是将其还原到柳青长篇小说创作的完整序列还是分析其与前后作品的承续与转折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当然，最值得关注的仍然是柳青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展现出来的一贯的现实主义精神、人民性立场、创新性观念以及为时代、为人民、为民族而写作的自觉意识与责任担当，这是柳青文学精神的核心特征，也是当下的文学创作可以从柳青创作中汲取的丰富精神遗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传播学视域下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像化研究”（项目编号：21BZW148）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3 4 5 6 13 刘可风：《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0、110、453、110、113、103页。
2 8 邢小利、邢之美：《柳青年谱》（增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1、45页。
7 邢小利：《柳青一生的四个阶段——〈柳青年谱〉后叙》，《西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9 10 14 19 柳青：《在旷野里》，《人民文学》2024年第1期。
11 贺仲明：《文学风景中的权力与传统——以“十七年”乡土小说的风景描写为中心》，《文艺研究》2023年第8期。
12 舒晋瑜：《以柳青的文学精神与新时代作家对话》，《中华读书报》2024年1月17日。
15 21 22 阮洁、邢小利：《一个新时代开始的欣喜与警觉——读柳青长篇小说佚作〈在旷野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1期。
16 邢小利：《柳青长篇小说佚作〈在旷野里〉考述》，《人民文学》2024年第1期。
17 柳青：《美学笔记》，《柳青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8页。
18 施战军语。见舒晋瑜《以柳青的文学精神与新时代作家对话》，《中华读书报》2024年1月17日。
20 柳青：《创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页。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