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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许春樵的小说与民族、时代紧密相关，其新推出的长篇小说《下一站不下》以编年体的方式讲述人物“他”传，有意错开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力图在对个人生活的描绘中“重建”或“找回”历史，即我们经历过的“共同的时代”。小说中的主要女性形象分别对应女人的“三性”：妻性、母性和女儿性，隐喻了爱情的三种阶段或模式。在“以人带事”的写实风格中又潜藏着浪漫主义倾向。最终作家完成了这样的写作意图：时代为“壳”，情感为“核”，两者相乘除决定了人的命运。

关键词：许春樵 《下一站不下》 共同的时代 “三性”浪漫主义

张爱玲曾总结李笠翁《闲情偶寄》中传授的写作之法：惊人、眩人、哄人、媚人。1毫无疑问，许春樵是懂得这一点的。这位来自安徽天长的“60后”小说家，从不缺乏讲故事的能力，且能抓住读者心理。但难得的是，他一直保持着审慎且克制的写作态度。也正因为此，他才有源源不断的创作力。在写出男人系列的长篇小说《放下武器》《男人立正》《酒楼》等之后，又有一部不失水准的长篇力作《下一站不下》问世。它延续了作家的风格又发展了它。

从五四伊始，中国现代小说就呈现出强烈的抒情倾向，作家始终忘不了“自我”。1980年代先锋文学的兴起，又使当代小说陷入了“怎么写”的迷宫，作家们都愿意在小说技艺上一较高下，炫技色彩较浓。倘若我们要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找到几位能抑制抒情欲望、专心讲故事的人，许春樵可以算一位。但许春樵的故事又是与众不同的，它们与民族、时代紧密相关。如果把他的长篇小说连缀起来看，将是相互连贯、相互阐释的当代中国发展史；又更像是一节节镌刻着“中国特色”的时代列车，人们带着各自的成长故事，进入不同等级的车厢，面目各异，各怀心思。时代的列车不可阻挡地向前开去，它画出了中国人生活的大致方向，但众生扰攘，人们在不同的站台上车下车，个体生命的具体轨迹又取决于人对情感的抉择。时代为“壳”，情感为“核”，时代与情感相乘除决定了人的命运。这是许春樵《下一站不下》以及其他几部长篇小说的总体特征。

一

如果还原作家的写作现场，那么在构思《下一站不下》的布局时，笔者有理由相信作家画在草稿纸上的是时间：1992、1993、1994、1996、1999、2000、2006、2008、2012。从叙事学的角度剖析，这是文本的“故事时间”。而文本还有一个“叙述时间”，大约在2017年左右。这些特定的年份在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史上都有特殊的意义，因此故事时间和叙述时间的选择就显得意味深长。

作者按照编年史的方式设定故事时间。故事开始的时间作者交代得十分清楚：“1992年春天宋怀良走进这部小说的时候，是国营庐阳无线电二厂的一个小电工。”2小说共22章，几乎每一章的开头都标明了故事往前推进的时间，但恰恰在最后一章《下一站不下》（这一章作为宋怀良事业、爱情、生命的终结章）中，却没有清楚地说明时间，只是在文中非常隐晦地提了一句：“客厅电视里正在放《甄嬛传》，屏幕上的宫廷争斗进一步恶化。”3《甄嬛传》是一部现象级电视剧，于2011年11月发行，2012年3月在安徽卫视播出。小说写到播《甄嬛传》的时间是在这一年的4月间，从剧情推算，“这一年”就应当是2012年。因此，整部小说的故事时间是从1992年到2012年，也正符合小说中反复提到的“二十年”。 故事的整体框架放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改革开放从1978年开始，1992年邓小平南巡，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也正是在这一年，安徽庐阳市电工宋怀良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现庐阳为合肥的市辖区，合肥在历史上曾别称“庐阳”，因此小说中的庐阳市暗指合肥市）。宋怀良从草根上升至怀琳公司老总，二十年的创业史开始于中国市场经济已经起步但尚不完善的时期，并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稳定和完善而覆灭。成也时代，败也时代。宋怀良幸又不幸，是生在这个中国历史巨大变动的转折期。

叙述时间则刻意与故事时间拉开了距离。小说是以“我”的口吻来叙述宋怀良的故事的，是“从外叙述的”，“我”不在“我”的叙述之中。但小说一直没有交代叙述活动发生的时间，却不断强调“我”与宋怀良故事的时间距离，它直接反映在城镇面貌的变迁上：“如今，在庐阳树桩一样密集的高楼里去找五里井，就如同到大漠深处去寻找楼兰古城。”4五里井是庐阳无线电二厂的宿舍区，一度风光无限，是故事发生的地点，如今却已无处可寻，无人知晓。直到小说结尾，作者才透露“我”查访“江淮好人”宋怀良的故事，本来是要写成剧本的，2018年要作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献礼大戏去省城上演。而“我”这个查访过程用了将近一年时间，因此文本的叙述时间可以看成是在2017年左右。距离故事结束的时间不过5年，但在一代人的精神感受上，却似乎有50年之遥。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社会巨变在人们心理上造成的落差。由是“我”对宋怀良人生的追溯似乎可以看成是对历史和人物的考古。故事时间（1992年—2012年）与叙述时间（2017年）距离并不遥远，但属于宋怀良的时代已然远去，以宋怀良为代表的草根英雄的故事已尘埃落定，成为历史。沧海桑田的变迁不过在几年之间。作者制造一个外在叙述，错开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并在故事时序中不断插入叙述时序，目的就在于强调这种巨大落差的历史感，并在梳理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时能够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

由此作者的创作意图已很明显，文本中“我”的戏剧最终没有写成，无法献礼于改革开放四十年，但这本小说可以看成是作家对改革开放的致敬，对民族、个人与时代的总结与概括。作者力图在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学之间找到相通之处，更希望在时代和人之间寻觅一种更为亲密的联系。这也是众多评论者对许春樵小说创作的一致看法。但笔者以为，许春樵似乎并不止步于此。

某种程度上，一些优秀作家会在一些关于文学的重要问题，比如个人与时代、记忆与时间诸命题上达成共识。202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于2008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悠悠岁月》，它与《下一站不下》在某种写作意图和手法上有异曲同工之处。 《悠悠岁月》被时人称为“社会自传”。安妮·埃尔诺不是用自传而是用“她”传的方式，用“她”成长过程中的一张张照片，拼贴时事与历史。传主个体的经历、以编年体方式排列的法国和世界历史，水乳交融，而后者才是这部长篇小说的重点。《下一站不下》也是以编年体方式写作“他”（宋怀良）传，用一个男人的创业史、精神史和情感史来勾勒中国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近三十年的历史。正如安妮·埃尔诺在书中所写的：“这个世界留给她和她同代人的印象，她要用来重建一个共同的时代，从很久以前逐渐转变到今天的时代——以便在个人记忆里发现集体记忆的部分的同时，恢复历史的真实意义。”5《下一站不下》的成功之处不在于人物的塑造或故事的讲述，而在对个人生活的描绘中“重建”或“找回”历史，那既是一个人唯一的又是与所有人分享的记忆，是我们经历过的“共同的时代”。

用小说的形式记录沉默无形的生活和时代，唯一的办法是尽可能地接近现实，把它镌刻在语词中。《悠悠岁月》《下一站不下》中都频频出现一些具有时代特色的特殊名词：流行歌曲、电视剧、电影、时尚商品、时代俗语俚语等。它们是历史的“活化石”，不少名词若非亲历其境将会不知所云。在《下一站不下》中出现的流行歌曲有：F4的《流星雨》、刘欢和莎拉·布莱曼的奥运主题歌《我和你》、王志文和江珊的《糊涂的爱》、尹相杰和于文华的《纤夫的爱》等；电视剧除上文提及的《甄嬛传》，还有《激情燃烧的岁月》；电影有《功夫之王》等。为塑造艾叶这个“新新人类”而出现的时尚品牌Adidas，时髦饮食日本清酒、三文鱼片、神户牛肉、菠菜乌冬面火锅等，不胜枚举。这些看似不经意被提及的特殊名词，其实都是作者精心选择、被大众所共同关注的事物，它们承担了一定的文本功能：塑造人物形象、烘托气氛、暗示情节和心理等。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是在无情流逝的时间中，我们经历的“共同时代”的痕迹。从读者的角度而言，无论处于哪种年龄阶层，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最熟悉的内容和最清晰的记忆，从而唤起某种“时代共情”。

二

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归根结底是经济，经济发展、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的重点，在这个过程中凸显的人的情感和道德困境则是时代的“痛点”与“热点”。对相对保守和注重伦理文化的中国人来说，现代科技和生活节奏的飞速发展尚可接受，事物的消逝之快亦可忍耐，可随之而来的情感的变化却是人不能轻易接受的。这是现代社会的悖论。人们不得不在现实原则和快乐原则之间挣扎。

《下一站不下》是一部社会发展史小说，但它更是一部情感小说。许春樵以写实见长，情感的比重在他的长篇小说中并不强烈。与许春樵以往的多部长篇小说相比，《下一站不下》加重了情感投射在人物身上的阴影。就故事框架而言，《下一站不下》与《酒楼》十分相似：落魄男人（齐立言、宋怀良）的成长史（发家史）；在个人的发家史中贯穿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史，呈现二三线小城市在近三十年中的变迁；一个男人与多个女人的故事。但不同的是，《酒楼》着重写的是齐立言的发家史，男女关系是略写。《下一站不下》则浓墨渲染了男女关系，尤其是夫妻间的情感纠缠。书名“下一站不下”也正表明了时代是这部小说的“外壳”，情感才是“内核”。

小说中的情感描写主要围绕着宋怀良和三位女性：吴佩琳、张月秀、艾叶。在笔者看来，她们分别代表了鲁迅所提及的女人的“三性”：妻性、母性、女儿性。她们与宋怀良的情感模式可以用一首经典的爱情诗来形容，即穆旦的《诗八首》。这首诗写到了爱情的整个过程，而宋怀良与这三位女人的关系恰好对应了其中的某个阶段。

宋怀良和妻子吴佩琳是相爱的。他们白手起家，相濡以沫，不顾双方条件的巨大差距，义无反顾地在一起，他们的爱最初是坚贞的。但在时代的发展中，随着二人身份地位、经济条件的变化，以及对公司、对家庭经营理念的不同，硝烟渐起，爱情逐渐幻灭。正如穆旦所说的：“从这自然底蜕变底程序里，/我却爱了一个暂时的你。/即使我哭泣，变灰，变灰又新生，/姑娘，那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6当初宋怀良和吴佩琳爱的不过是“暂时的你”，当生活添来“另外的你我”时，才惊觉彼此之间“相隔如重山”。然而他们的爱已在多年的相伴中融合为亲情，不能断然分开。于是在你来我往、漫长又反复，且令人窒息的情感战争中，宋怀良和吴佩琳的感情演变成“孤独的爱”：“那里，我看见你孤独的爱情/笔立着，和我底平行着生长！”夫妻俩最后并没有离婚，但他们人生和情感的轨道平行着生长，永远不会交织在一起了。

如果说吴佩琳代表的是“妻性”的那一面，那么张月秀对宋怀良来说就是有“母性”意味的女人。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而言，男女相爱，彼此都分别有“母性”和“父性”的渴求，那是希冀得到庇护和慰藉的情感需求：“风暴，远路，寂寞的夜晚，/丢失，记忆，永续的时间，/所有科学不能祛除的恐惧/让我在你底怀里得到安憩。”张月秀和宋怀良是可以彼此偎依、相互成为港湾的一对。对张月秀来说，这样的“安憩”已经足够，这就是她理想的婚姻。但对宋怀良来说，张月秀母亲般的爱值得眷恋，但却不够，不是他想要的爱情。因此，面对张月秀时，宋怀良欲迎又拒，首鼠两端。

倘若将宋怀良比喻成一座爱情的列车，那么当艾叶上车的时候，张月秀就该下车了。小说也的确是这样处理的。艾叶与宋怀良隔了一个辈分，真正是“女儿性”的代表。如果说吴佩琳与宋怀良的爱情是“孤独的爱”，那么艾叶与宋怀良正如书中所引的流行歌曲，是“糊涂的爱”。这段感情从开始到结束，宋怀良都是被动的，但却是真正动了心的。艾叶在宋怀良眼中，是新颖而挑逗的：“你底年龄里的小小野兽，/它和春草一样的呼吸，/它带来你底颜色，芳香，丰满，/它要你疯狂在温暖的黑暗里。”艾叶不见得比吴佩琳更美，但她胜在拥有“年龄里的小小野兽”，青春时尚，大胆直接，有攻击性和魅惑力。她的魅惑力不仅仅是肉体的，而在于她是“走在前面”的新时代女性，拥有宋怀良所不能企及的时尚气质和能力。对年近中年、已有暮气的宋怀良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才是深深吸引他并令他迷恋的地方。这也是艾叶最终能够击败吴佩琳的原因。

可以发现，在许春樵的小说中，“变”是不变的主题。时代为经，情感为纬，经纬交织构成了人物生活的具体模式。时代在变，情感也随之而变，情感深植于时代。许春樵写出了情感之变的深层原因。宋怀良和吴佩琳都是20世纪的先锋人物，能够敏锐抓住时代给予的机会，顺流而上。但在时代之变面前，吴佩琳选择了不变，坚守上一个世纪的道德价值观念。她是道德至上主义者。在公司的经营上，她相信道德大于能力，不用有能力但道德有瑕疵的人，不做赚钱但对社会有害的事。宋怀良持的却是实用主义和经济至上主义的信条，希望能够紧跟时代，随时势更新自我。这是吴佩琳与宋怀良最内在的分歧。吴佩琳与艾叶，则是20世纪与21世纪两个先锋女性的对决，是时代理念的交锋。吴佩琳固守从一而终、至死不渝的古典情爱方式，明知爱已消亡、车已到站，却坚持“下一站不下”。艾叶则清醒得多，在明确宋怀良这趟列车不能带她去旅途终点时，即刻下车，绝不留恋。宋怀良选择艾叶，是符合人物逻辑的，因为他是一个“向前看”的人。但作者聪明的地方就在于，他无法判断这一选择的对错，无法预知这一选择所带来的后果，或者他也同情、理解吴佩琳的道德至上主义，因此，他设置了很多“意外”，让宋怀良的离婚大战戛然而止。因此这本小说就避免了很多的争论。

在《下一站不下》的封面上，有一个英文书名“Stay with me，please”，这像是一个情感的告白：“不要离开我，拜托！”又像一间空屋子里的呼喊：“我在这里呀，请和我在一起！”它是吴佩琳对宋怀良的乞求，又是张月秀对宋怀良、宋怀良对艾叶的渴望。最终，他们都没有得偿所愿。于是，作者在写尽了时代、情感之变后，剩下了唯一不变的永恒：人类从根底上是孤独的。

三

尽管大多数批评者都认同这么一种理念：永远不要相信讲故事的人，而要相信故事。但是故事与讲故事的人息息相关，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隐密的联系。而批评的原意，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说：“批评的功能应该是显示它如何是这样，甚至是它本来就是这样，而不是显示它意味着什么。”7批评首先要无限可能地接近作者的原意。作为“60后”小说家，许春樵在他的小说中呈现了一些属于自己的写作特质：写实倾向、人是时代中的人、人的社会属性和情感属性构成了人的外在和内在。在写作方法上，《下一站不下》也体现了浓郁的许氏风格。

阅读当代作品时，作者“说什么”和“怎么说”决定了其写作生命的长度。我们可以根据作品的呈现方式来预判作者写作生命的长短。对一位长篇小说家而言，叙事能力大于自我抒情的欲望，懂得节制情绪、节约文字，这是非常优秀的品质，它意味着作者还可以有漫长的艺术生命力。《下一站不下》虽是侧重于写情感的小说，但它总体而言是非个人化写作。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作者不在故事里。小说的很多地方留下了作者的意志。比如对人的阶层的划分，依据的是“出身”论、“成分”论。许春樵出生于1962年，“成分”论对他这一代人影响很大。新中国初期以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为标准，将农村家庭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等成分，将城市居民划分为干部、工人、贫民、小业主、资本家等成分。因此，吴佩琳的父亲吴镇海在去世前，对女儿传授了他的婚姻观：“男女搭不搭，不是谁好谁坏那么简单，而是两个人是不是一条道上的，一时冲动生拉硬扯到一条道上，不是走歪了，就是快慢踩不到一个步点上去。”8在吴镇海看来，这“一条道”指的是家庭出身和成分。吴镇海认为他的婚姻不幸源于“资产阶级大小姐”与“乡巴佬土包子”的对立。尽管吴镇海后来成了厂长，但他的“工人”出身无法改变。改变的是吴佩珊的成分，她不再是工人出身，而是干部女儿、未来的女大学生。宋怀良虽然和吴佩珊是中学同学，但却是不折不扣的工人出身。因此，宋怀良与吴佩珊的结合从一开始就是门不当户不对。出身、成分的不同，也决定了他们在诸多人生理念上的差异，婚姻悲剧在所难免。

在人物的评判上，作家某种程度上也进行了引导和干预。宋怀良与吴佩琳渐生嫌隙以及离婚拉锯战的过程中，小说情节的安排使读者眼中的宋怀良是可以理解并令人同情的，或者说是无辜的。比如他为了公司发展所进行的种种应酬、他与汪晓娅的偶遇、他与张月秀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都是有理由且不违背道德的，这使得吴佩琳的怀疑和指责显得多余和狭隘。正当读者的情感天平倾向于宋怀良时，小说中却插入大段宋怀良的自省和自责，认为自己是有错或说“有罪”的。这些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行阻拦了读者对宋怀良的亲近，并试图以宋怀良的“自我评判”（难道不是作者的评判？）来替代读者对他的判断。这种突兀的做法使笔者有理由相信，在宋怀良的情感世界里，作者更多地投入了自己。写作是一种自我审视和清理的过程，作者在故事里又逸出故事外。当他沉溺在宋怀良的情感旋涡里时，他潜意识里是为宋怀良辩护的。但宋怀良又不能是过于完美的，谁能说自己完全无辜？于是又只能跳出来，用过于挑剔的目光抨击作品中的人物，那个虚拟世界中的另一个自我，并以此拉开读者与人物的距离。

以上只是小说的细节，它们是作家意志在文本中留下的“症状”。就风格而言，它是作家意志的整体体现，也是他安排其艺术形式的一种特别的习惯。从《下一站不下》以及“男人四部曲”等长篇小说可以看出，许春樵擅长以人物为中心来写故事，用人物的活动来描述和观察社会。这种“以人带事”的写作手法与多年前的小说家老舍不谋而合。正如老舍在《怎样写小说》里所说：“……可是人物是必不可缺少的，没有人便没有事，也就没有了小说。创造人物是小说家的第一项任务。把一件复杂热闹的事写得很清楚，而没有创造出人来，那至多也不过是一篇优秀的报告，并不能成为小说。”9老舍笔下多是城市贫民。许春樵聚焦的也是普通市民，他的每部长篇小说都塑造了让人难忘的人物，《下一站不下》中的女性人物就各有特色、面目生动。“以人带事”看似是一种较为传统的写作方法，但却是最扎实、最持久、最能考验作家写作功底的写法。老舍曾被誉为“人民艺术家”，许春樵则可以称为市民作家，不仅因为他创造的是小城市的市民社会，更因为他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向普通人靠拢的生活观和价值观。因此他的小说读起来很亲切、很平实。老舍在创造理想市民时有某种英雄主义情怀，许春樵也有。他擅长写“于连”式的男主人公，比如《下一站不下》中的宋怀良、《酒楼》中的齐立言。他也善于塑造平凡人、小人物里的“英雄”，比如《男人立正》中的陈道生。作者在写人生平实的一面时，也更愿意展现人生飞扬的一面，即人物的高光时刻。这是作家不自觉流露出的浪漫倾向。

《下一站不下》加深了作家的浪漫主义精神。这部小说充满悖论的地方就在于：故事是写实的，但弥漫在其中的情感却是浪漫的。众多女性包括吴佩珊对宋怀良产生的情感没有充足的来由，却持久而弥坚，正如《牡丹亭》里所唱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这种古典的情爱方式，在21世纪的今天显得奢侈而浪漫。更为浪漫的，是宋怀良在几乎丢失了所有（爱情、婚姻、事业），并没有像《酒楼》里的齐立言一样，重新回归小人物的卑微生活，平凡却也不失快乐地活着，而是决绝地终止了自己的生命。可以说，在这场婚姻故事中，宋怀良以他的自戕、吴佩珊以她对爱情和婚姻的固守，共同谱写了一曲悲壮的21世纪的罗曼谛克挽歌。

在风格纷呈、异军突起的当下写作的整体环境下，在网络文学与精英文化的雅俗共存的阅读背景中，许春樵的小说能杀出一条血路，自有它的道理和能量。扎实与沉稳，不炫技，适当的隐忍与克制，以及文字的经济，是他的小说的好处。他的故事像舞女飞旋的裙边，在旋转如意之际扫到读者身上，给我们的心灵以或轻或重的一击，或多或少触到了我们的痛处。物质与情感，生活与事业，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焦虑。我们坐在21世纪的列车上，下一站下还是不下？这是我们永远的困惑，而在这种困惑与反复中，亦能窥见现代人人性的幽深之处。

注释：

1 张爱玲：《论写作》，《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81页。

2 3 4 8 许春樵：《下一站不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458、241、467页。

5 [法]安妮·埃尔诺：《悠悠岁月》，吴岳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版，第208页。

6 穆旦：《诗八首》，《穆旦诗文集 1》，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6—79页。下文《诗八首》引文皆出于此。

7 [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9 老舍：《怎样写小说》，《老舍全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22页。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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