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精神现象文本的《回响》
内容提要：《回响》中的“回响”，显白意义有二：一为“大坑案”及其所关联之世相、家庭、伦理、人性和人心与冉咚咚个人生活、情感、心理的“互证”；一为内在风景抑或心灵世界与外部生活世界诸般人事、物事的交互激荡。以冉咚咚的情感、精神、心理为核心，该书触及颇为复杂的精神世界。就中潜意识、前意识与意识及由之敞开的繁复多变，难以窥测的内在风景风起云涌、万象并陈、涯涘莫辨，可作精神现象文本读解。
关键词：东西 《回响》 精神现象 自我探索 意义治疗 意识批评
一
“认识你自己”，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的著名箴言言简意赅，然如何将之用于生活或精神实践，却颇费思量。若以皮埃尔·阿多所述的精神修养传统观之，则思想史核心发意泰半源出于此亦返归于此。福柯论“自我技术”亦由此追问发端。而与此义理足相交通的“成己之道”抑或“成德之学”亦属中国古典思想要义之一。《原学》倡导“由修身之维理解、体贴传统学问，以此反求诸己，修治身心，乃至立人达人”进而“经世观物”1，所取亦为传统儒家标举之由“内圣”而至于“外王”的精神修养和生活实践的道路。古今中西学问，对此言说、命名及工夫路径虽有不同，但殊途而同归，皆归于“自我”与“世界”的辨证及其问题2。此间问题，极为复杂，大部思想史，可谓缘此展开。《回响》虽非哲学文本，东西亦有意于此，“多年前写《后悔录》时，我就有意识地向人物内心开掘，并做过一些努力，但这一次我想做得更彻底。认知别人也许不那么难，而最难的是认知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在认知自己，作者通过写人物得到自我认知。我们虚构如此多的情节和细节，不就是为了一个崭新的‘认知’吗？”3作者虚构一段故事，设置若干人物，教其于特殊情境中体会生命之欢悦，运命之起落、成败甚或死生，既为认知外部世界，亦可寄托自家怀抱。读者读此文本，最终所获亦是“自我认识”。如此，这一部《回响》，或也蕴含着精神的自我认知、自我探索甚或自我疗愈的路径和方法，以及其所关联和依托的事关人之在世经验的形而上议题。
正式开篇之前，先述古希腊箴言与《回响》卷首设问“你能勘破你自己吗？”所敞开的问题之间的对照关系及其所关涉之自我、精神、心灵、世界、实在、认识、主体、客体、意义等事关人之存在的根本议题，意在表达《回响》之“回响”并不单一，亦非确定，而是牵连关涉着足以勘探心灵和世界、精神与实在的类如萨特所论之“极端境况”。在此境况之中，冉咚咚、慕达夫、贝贞、洪安格、徐山川、沈小迎、冉不墨、易春阳、吴文超、徐海涛等等皆身在其中，为一桩诡谲、离奇的凶杀案一并挟裹，或正或反或明或暗或隐或显，完成着有意或无意、有情或无情的表演，就中翻腾、激荡的人心与人性风景浩浩荡荡也幽深莫测。足见《回响》之“回响”，既朝向外部世界之万千消息，亦面向内心风景之浩渺无际。二者共同成就之文本风景，既属日常生活世界的重要参照，亦属意识批评切近和阐发的“问题的核心”。
对《回响》的命意，作者的自我说明颇为显白：“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的丰富、信息的高密度传播，我们的心灵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敏锐”，“《回响》就是向人物的内心深处挺进”。“我将推理小说的形式嫁接进来，结构上采用双线叙事：奇数章独写案件，偶数章专写情感，最后一章两线合并。两条线上的人物都内心翻涌，相互交织形成‘回响’”，可作对应的关系如下：“现实与回声、案件与情感、行为与心灵、罪与罚、疚与爱”等等。如是多重投射，小说遂开“人物内心与现实世界的丰富样貌”4，亦足以回向生活世界中具体的世态人情及世道人心。然而在这两两相对又相辅相成的关键词所无法全然涵盖的世界之后，却是浩渺无涯的内心世界。全书以“大坑案”起笔，中经对此案牵连之各色人等、复杂世相及其与更为宽广也更加幽微难测的心灵风景交互关系巨细靡遗的充分描画，最终收束于冉咚咚自我探索自我怀疑之后仍模棱两可的自我省察。由是，“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自我和他者、个体与群体、心灵和形式、意识和潜意识、词与物相互激荡，共同构成这一部小说多个层面多样内容多种声音的复杂奏鸣和如山鸣谷应般的无尽的‘回响’”5，绵延无尽却又震撼人心。《回响》因此当作精神现象文本读，它有褶皱，有裂隙，有症候，有留白，有向无涯无尽的心灵和现实世界敞开的“召唤结构”。作者精心营构，细致描绘，以强大的精神经验和收放自如的艺术技巧表达着他对他笔下所敞开的世界，所关联的人物和他们经历的事件的洞见以及穷形尽相的叙述。其间常有“越界”之笔——潜意识与意识、可知与不可知交互影响，杂然并陈，此为弗洛伊德所论之“自我”抑或“意识”在更为开阔的意义上自然运行的结果。然与他笔下虚拟的人物一般，在精神所能开显的世界的更深处，尚有“意识”无法抵达，理性之光不能照彻的潜意识或无意识。它真实不虚，浩渺无际，无从把捉却影响甚巨。《回响》写下了精神世界表层的1/8，也触及隐于其下的7/8，它是李泽厚曾经期待的，让意识放松警惕，潜意识得以运行的有意味的文本。其间“未竟”及“未尽”之处，恰恰包含着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重要内容。
二
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心与物、“精神王国”与“凯撒王国”，抑或“精神”与“实在”的交互震荡，为《回响》所述的重要内容之一种，但其畛域却并非泾渭分明，也并不易辨。就全书纵向结构论，“大坑案”及其逐渐牵涉的夏冰清、徐山川、沈小迎、吴文超、徐海涛、刘青以及易春阳的故事犹如草蛇灰线，亦是层层深入。其核心为冉咚咚对案件抑或外部世界的持续勘探；而就横向结构论，无论夏冰清和徐山川，吴文超和他的父母，刘青和卜之兰，徐海涛和曾晓玲等等简单述及的家庭和情感关系，还是浓墨重彩、细致描画的冉咚咚和慕达夫，慕达夫和贝贞及洪安格的感情纠葛，皆可解作两两相对，可以彼此照映的镜像关系。横向叙述逻辑清晰可辨：冉咚咚在侦破“大坑案”的过程中偶见慕达夫的诡异行径，遂有对后者可能的婚外情感关系的反复追索。而徐山川与夏冰清以及其他女性的婚外情几乎不断证实冉咚咚对慕达夫甚至人性弱点怀疑的“正确性”。此后吴文超浮出水面，他的童年经验及其所遭遇的情感和精神困境让冉咚咚对唤雨的未来忧心满怀，以至于一度有延宕离婚之意。再后来刘青、易春阳相继落网，如多米诺骨牌般的刑侦故事渐次终结，真相水落石出，然由之震荡之心理抑或价值观念问题却未有了局：“虽然抓到了凶手，但冉咚咚却不满足，因为现在所获得的证据，所有当事人都找得到脱罪的理由。”“这么多人参与了作案，但现在却只有一个间歇性精神错乱者承认犯罪”，这“严重挑战了她的道德以及她所理解的正义”6。直至徐山川罪行暴露，“大坑案”遂告终结，然而由之“回响”牵连出各色人等不同境遇相通、相似甚或相异的精神经验却不能简单终结。《回响》最为重要的“回响”非在案件与个人情感生活，抑或书中人物所面对的外部世界和他们的内心风景之间，而在全书所敞开之虚拟情境与观者心灵之间。这启发我们以意识批评的方式切近文本及其所敞开的世界的重要性和适切性：“发现作家们的我思，就等于在同样的条件下，几乎使用同样的词语再造每一位作家经验过的我思。”这种经验必然有新的自我意识的诞生，“没有新的诞生，就没有自我意识”，是故，“一种新的绵延就建立在旧的绵延的泯灭之中”7。在“新（观念、经验）”与“旧”、自我和他者、文本世界和生活世界的交互影响中，一种新的认识和新的“自我”呼之欲出。
冉咚咚抽丝剥茧、次第深入的“大坑案”及其所关联的实在界的诸种现象引发并不断激荡她对慕达夫以及家庭、婚姻、情感，甚至爱之存续的追问与思考。这思考关涉实在和我们对它的感知、自我和他者、意识和无意识，以及只能作为“追忆”对象的逝去的生活的理解。其间所涉复杂内容不独冉咚咚无从全然明了——如夏冰清搅扰徐山川真实的心理动因，徐山川的伪装或曰防御策略背后隐藏的精神真实，吴文超、刘青、易春阳等人如何在看似必然实为偶然的嬗递中“完成”对夏冰清的伤害……如上人物及其行径和背后的心理动因，看似清晰可辨，实则难以尽知，何况还有类乎“命定”的，未必全然符合逻辑的隐秘因素参与其中。更为复杂的问题还在于，以同样的逻辑追索慕达夫与贝贞的情感纠葛，却如坠云里，如入雾中，真相似乎近在目前却始终无从“抵达”。自我的限度与认知的限度由此敞开，冉咚咚所深切体会的无奈和无力彰显的更是认知的根本局限——不仅冉咚咚无法洞悉慕达夫和贝贞关系的“真相”，连慕达夫和贝贞两位当事人，在回顾曾经的交集时亦是恍然惚然，不知真相究竟若何。而一旦将向外追索的目光转向自身，冉咚咚所面临的知觉和解释的困境尤为显著。关于郑志多的“记忆”如若只是一种精神的幻象，她对于慕达夫以及其他人物行状的观察和解释焉知不是另一种幻象？“大坑案”及其牵连的人物行径大多可以以实在证据证实，更多精神现象可以直觉甚至知觉却既不能证实亦无从证伪。冉咚咚抑或《回响》关于精神与实在关系的探索至此涉及更为复杂的思想议题。
无论在文本的世界中“大坑案”关涉多少实在事件，作为话语的制造物的《回响》都只能当作精神现象文本读。“精神”与“实在”涯涘莫辨，“健全”与“疯狂”也不能简单截然二分。如福柯《疯癫与文明》所述，关于何为“疯癫”，文化史和精神史中的定义并不一贯。不同时期的文化对疯癫与正常的界限并不相同，因之此属追索疯癫与文明历史关系的知识考古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在更原始的社会中，疯人通常在宗教和其他社会活动中占有一个中心位置”，以之为参照，可知“现代社会中疯人藉以被拘禁和被社会排斥的战略并不是自然的或不可避免的”。福柯并不在弗洛伊德的意义上理解童年经验与精神疾病的关系，而是认为精神疾病“必定与在当代文化中童年和成年之间关系被构造的方式有关”。要言之，“精神疾病具有多少悖谬性质，现实社会状况也就具有多少矛盾和局限”。“疾病意识的性质也是如此：‘当代世界使精神分裂症成为可能，……因为我们的文化以这样一种方式解读世界，在这种方式中，人自己不能辨认出他自己。对于这个悖谬的精神分裂世界，只有存在状况的真实冲突才能被用作一种结构模式’”8。沿此思路，需要追问的是：冉咚咚持续出现的心理幻象和她时常启动的防御策略的精神根由可以追索至童年时期的创伤经验，易春阳的精神问题则当归因于何处？甚至包括刘青、卜之兰对类如“世外桃源”的“陶渊明式的佛系生活”的追求和现实创造，究竟包含着何样一种根源于文化的集体无意识的精神现象？
《回响》对此有充分意识，全书核心故事线索虽颇为复杂，却不忘时时回顾重要人物精神经验及其创生的生活根源。早年的创伤经验虽属精神症候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却不能充分说明不同人物精神现象差异背后的全部复杂性。毫无疑问，冉咚咚、慕达夫、吴文超甚至刘青的心理，皆有“前史”可循。不同“前史”也影响甚至形塑了不同心灵和形式及其可能的文化应对（防御策略）。如父亲冉不墨与邻居阿姨的暗通款曲致使冉咚咚自幼缺乏一种精神分析学家莱恩所谓的“存在性安全感”，亦即并非面临具体的困境，而是在多重意义上所呈现的精神价值和意义稳定感的阙如。她对人性阴暗之处的深切体验和警惕，以及逐渐强化的“守夜人”心态，即源发于此。她的较强的攻击性、过人的直觉、于无可怀疑处的怀疑，背后的原因亦在此处。还有慕达夫强烈的逆反心理，与他的父母对他的人生规划所致的长期压抑密不可分，他对冉咚咚因“大坑案”引发的过激情感的过激反应，亦可溯源至此；吴文超的“被抛”感，则几乎可以理解为冉咚咚潜意识中忧虑的现实化，他的软弱、无助、不安甚至恐惧，最终皆可归结为父母离异所致。刘青“啃老”，深受乃父挤兑，兼有卜之兰背叛所致之心理阴影，或也有口吃带来的社交恐惧等等混合而成的复杂心理，以及他为身在困境中的夏冰清描绘的类如桃花源的托身之所，焉知不是自家心理的投射？如是种种，虽皆源于具体的生命情境，却也关联更为广阔的文化问题。
冉咚咚、慕达夫、吴文超、刘青和卜之兰、易春阳等人情感、心理及其遭遇外部冲击时自然启动的防御策略背后亦有文化的限制抑或成就的力量。可以霍尔奈的精神分析理论细加阐发。如霍尔奈所言，个体应对现实问题的防御策略路径有三：或偏于攻击，或主在顺从，或任性逍遥。以应世的智慧论，其说约略可与古典思想所开之境相参照。如韦政通所言，身在重大社会变迁之际五种不同的应对模式可与先秦思想家精神理路约略对应：儒家偏于精进，道家则意在逍遥，其他诸家，亦各有有价值偏好，路径不同，其理也异，却属同一文化不同面向应世的法门9。吴文超的顺从，冉咚咚的攻击性，慕达夫的逆反心理，刘青、卜之兰类乎古典的“隐逸”选择，既属各色人物不同境遇所致，其后亦有丰富的文化根由。《回响》因之既涉及复杂之精神现象，亦触及诸种精神现象得以产生的文化和精神根源。而以此为切入点，方能更为深入地理解不同人物及其心理困境和防御策略产生的根本缘由。
无论侦破“大坑案”还是勘探他者，皆是对逝去的生活的追索与省察。主体及其所处的文化、精神及现实语境之不同，其所见所思所感也异。追索所谓的真实的“过去”，如捕风如捉影。这既是知觉的限度，亦是精神创造力的源泉之一。是故，“回忆”所打开的心灵世界及其所依托的文化逻辑颇值玩味。其与小说的叙述方式何其相似乃尔！“小说写的从来不是生活本身，更不是眼下的生活，而是虽然已经远去，却留在了脑子里的、对于经历过的生活的‘活泼的印象’，也就是经验。”10然而记忆所呈示的经验并不足恃，神经症患者姑且不论，即便精神“健全”者对逝去经验的自我追索亦难脱观念及现实语境的规约。颇值得思考的是，《回响》并未花费笔墨去写人物的梦境。这种极易将日常生活事件重新裁剪、组合而成新的叙述的重要方式在该书中并未展开。但易春阳的精神幻觉，冉咚咚关于郑志多的情感幻想，甚至贝贞在小说《一夜》中的描述与她对慕达夫的情感记忆皆有模棱两可和未解之处。如同《去年在马里安巴》中那个似乎患有失忆症的女性的表现所示，没有人真正知道真实与虚构、精神与实在的边界究竟何在。对此种精神现象，狄尔泰的如下论断依然有效：“一旦我们进入了这个人类精神的世界并且对自然界进行研究，那么，只要它提供精神的内容，只要人们从意图的角度或者工具的角度出发把它交织在意志之中，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自然界就与它在我们的内心之中存在的样子毫无二致”。进而言之，“自然界本身究竟可能是什么样子，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11。它给予我们的行动必须依赖的若干法则，提供给我们可以欣赏的美丽外观，对于精神世界的生成而言已然足够。逝去的已然逝去，发生的已经发生，却并非有色有声地充斥于天地之间，等待着回忆和追索的目光将它唤起。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海登·怀特将历史视为一种叙事，其所遵循的义理究其根本与小说虚构的技艺并无不同。宏阔重要的历史尚且如是，个人之记忆又何足道哉？！又焉能逃脱可知与不可知无从弥合的、根本的裂隙？“真正的生活世界从来都不符合严丝合缝的逻辑，它是含混的、暧昧的、模糊不清的、充满了嘈杂与喧嚣，以及永远不被人知晓和无法认知的部分。”12外部世界和人类心灵的丰富性、复杂性甚至在认识与解释上“无限的潜能”，皆源出于此。
由外部世界到内心世界，由他者到自我，由意识到潜意识，可知可解到不可知不可解，《回响》渐次打开极为繁复的精神、心理空间，其边界难以辨析，一如开篇便述及的这“大坑”二字所包含的复杂寓意。面对邵天伟所言之“坑太大便难以填平”，冉咚咚不以为然，“填不平她就跳进去”，斯时，“她的脑海迅速浮现一个巨大的坑口，深不见底”。“大坑案”所引发的徐山川、夏冰清、吴文超各色人物不同行状复杂纠缠难以简单辨识如“坑”；冉咚咚以之为借镜“移情”、慕达夫所牵连的无从考辨难以尽知的情感关系如“坑”；作为核心人物冉咚咚的复杂心理状态动静、起落、正反、虚实、真幻莫辨如“坑”；一部《回响》，各色人等不同境遇相异心理彼此震荡无边无际如“坑”。由之表征之大千世界多样消息浩渺无际如是，心灵世界对外部世界震荡的“回响”亦复如是。将《回响》读作精神现象文本，意图切近并阐发其间繁复之意识世界并辨析其来路、去处及意义必得凭借的路径亦是如此。
三
详述这许多精神现象的命意，或在藉此获得的自我认识，亦即古希腊箴言的现实“回响”。在此箴言发端的时代，或者延续至苏格拉底时代的古希腊，存在着一种重要的精神方式：“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在真理的秩序和信念的秩序之间”，如同在“逻辑关系和治疗的蛊惑术之间”，曾有“偷偷摸摸的串通勾结”得以形成，那是要通过灵魂疗愈肉身，“‘灵魂只有通过作为蛊惑术来施展的话语才能得以治愈’。因此，苏格拉底想要通过他的富有魔力的言语来解救那些处于痛苦中的灵魂，如同接生婆求助于麻醉剂来减轻产妇的痛苦”13。冉咚咚对“大坑案”相关嫌疑人心理、行为及动机的持续追索，对案件可能性的不断推演；慕达夫与冉咚咚围绕出轨、离婚的缘由的旷日持久的解释和观念的交锋，甚至易春阳的诗歌，他所营构的关于“过去”的幻象，无一不涉及话语的创造、意义以及它们所关联的心理和现实。但细致描述心理或精神的症候，进而以叙事虚构作品世界的精心营构，说明种种症候的疗愈之法，并非《回响》的重心。扑朔迷离，消息繁多的“大坑案”成功告破也并不能说明冉咚咚已然勘破人性、心灵的全部秘密。《回响》叙事绵密，结构谨严，虽偶有触及无意识或曰心灵和精神难知难解之域，却并不流连，亦无意于继续挺进，而是从意识与无意识的边界抽身而退，让似千女散花、浩渺无际的精神风景返归意识的疆域，让不可知返归可知，不可解返归可解，留下大片空白和如烟波浩渺的“召唤结构”等待读者“填补”。或者，换句话说，从可能的秘索思的神秘之域返归逻各斯的确定之所，让风住云散，尘埃落定，一切清晰可辨，万物秩序井然。
缘何如是？逻各斯抑或“科学的目的就是有用性：认识事物是为了控制事物”。科学因之是“对世界的理论上的治理和管理”。哲学却与之不同，它“要澄清那些未曾实现、因而无法观测的价值”，“一切灵魂都如同追求真理一样追求这些价值”。是故，“哲学向灵魂要求理性，而灵魂只能以反思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灵魂追问自身所期待的意义和所追求的目的。由此可见，德尔斐的著名箴言‘认识你自己’应该被理解为一个警告：不要在自然之学的层面期待本质上是形而上的东西：‘对你来说最内在的东西，是任何外在于你的东西所无法教给你的。因此，停止在世界之中寻找居于你的深处之真理’”14。冉咚咚时常跃现的精神症候（不安感、焦虑甚或无意义感，以至于颇类“轻生”之举、对郑志多的幻想等等皆属此类）表征的既是人的自我理解的限度，亦是意识和无意识的分野。如同意识无从理解无意识，形而下的问题难以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得到解决，反之亦然。“不要在自然之学的层面期待本质上是形而上的东西”的告诫触及的便是这样的问题。精神世界的营构未脱现实世界的规约，却可以超克后者所彰显的种种限度。冉咚咚可以重构读书时代的情感经验，易春阳可以改写生活世界中的人物关系，实践的皆是精神世界自由创造的法则。对此法则阐发最为典型的，是小说家贝贞。《一夜》中的缠绵究竟是否发生于她和慕达夫之间，当然是言人人殊，却未必呈现出事实。或者说，事实在这里已是永远无法切近的隐秘现象，实在已逝，痕迹已不可考，其存在只能依赖叙述，而叙述又怎能脱离叙述者的“语法”。此间义理，与小说家虚构的权力如出一辙。不仅贝贞的写作依赖此种逻辑，刑警冉咚咚对案件的追索，根本逻辑亦与此同。
无论作为女性独异的、过人的“直觉”如何准确，如何能够指引她抽丝剥茧、层层深入最终勘破这一复杂案件的来龙去脉，冉咚咚的追问仍然必须面对一个悬而不决、永远遗留的问题。那就是随着易春阳被绳之以法，徐山川也为他的罪责付出了他始料未及的巨大代价，也未必称得上冰清玉洁的夏冰清可以安然入土，那一段曾成为冉咚咚揪出徐山川的重要线索的录音在夏冰清的葬礼上成为她命运遭际的颇具形而上意味的自我说明。彼时，冉咚咚次第克服了自我怀疑、焦虑、不安等心理的“症候”，可以颇为从容地面对因邵天伟的存在引发的一系列心理“事件”——徐山川的出轨激发她对慕达夫行为的疑惑，并由此展开对慕达夫旷日持久的心理“打压”至此皆有逻辑自洽的自我阐释。一切清晰可辨，谜团豁然洞开，然而历经如此繁复的心理探寻之后，一切远未终结，仍需在更高的意义上加以说明。那是苏格拉底洞见过的人之欲望“原初的不稳定性”，它使得灵魂因一直处于“未完成状态”而“显得沉重不堪”，就如同“苏格拉底提到的处在痛苦中的女人们”，如同“持有一种欲望或一种承诺”一样，“整个灵魂都内在地持有一种欲望，想要与某种静止的完满性相一致”，然而遗憾的是，“这种充实是灵魂永远不能将它外在化、将它实现或完成的”。“正是这种无限延期的期待、这种不断失望的欲望，造成了灵魂的原初的忧伤，它的颓废和痛苦。”15真实的境况便存在于这种永远朝向“某种静止的完满性”的过程，无限接近却无法真正抵达，永远只能类乎西蒙娜·薇依所言的“在期待中……”。在夏冰清之死的真相之外，在慕达夫与自己的家庭、婚姻关系诸般纠葛之后，冉咚咚源发于童年的创伤经验在多重意义上决定了她的心理、情感、行为以及对“爱”的含义、存续的理解。她渴望一种纯粹的、永久的、热烈的爱，一种甚至足以抵达之死靡它之境的爱，然而这种爱只能短暂存在。如慕达夫所言，“初恋是美好的，大多用来回味；热恋浓烈，用于燃烧；结婚后是平淡与琐碎，用来生活；老年是不离不弃，用于陪伴”16。冉咚咚的情感经历充分说明了她对“爱”的追求的理想性，她必得面对另一种爱的真实。由此亦须承受她关于爱的理想与具体生活现实之间难以弥合的裂隙及其所致的情感的痛苦。
不独冉咚咚和慕达夫，冉不墨和林春花、吴文超父母，甚至那个反面教材徐山川和他的发妻沈小迎，均曾有过一段如漆似胶、欲罢不能且足堪回味的“口香糖期”。然而身在不同年龄和不同生活阶段，情感关系便在不同层级。冉不墨如此，徐山川如此，慕达夫如此，洪安格如此，甚或与徐海涛难舍难分的曾晓玲、一度将刘青视作真实所爱的镜像得而复失始乱终弃却又幡然悔悟守护刘青余生的卜之兰尚处于懵懂状态全无情感经验的唤雨未来可能的情感关系，似乎皆难脱慕达夫精心总括的上述道理的规约。这里面有洞见生活和情感本相之后的超然，也有无奈、遗憾、无能和无助交织的复杂情绪的浑同之境。它在更高的精神意义上相通于弗洛伊德对深具疗愈甚至救赎意味的“爱”和“希望”的价值与局限的认识：“一般人所谓的‘幸福’并不是真正的幸福，它只不过是意指着一种‘暂时的’‘过渡的’比以前较好的状态而已。”而恋爱，则是追求幸福的重要方式之一种，弗洛伊德说，“我想这是一个比其他方式更好的方法。严格地讲，爱人本身即是一种防卫机转，因其可避免被爱的失败。恋爱除了给人在心理上的积极作用外，还可因男女双方情感上的交流及相互关怀而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孤独和疏离感。因此，我始终认为恋爱是人类追求幸福的一种较合理的方法”17。如以弗洛伊德关于人的苦恼和逃避方式的理论说明为参照，则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他阐发爱之意涵的根本着力处，亦可理解爱之得失、有无甚至浓淡贯穿《回响》全书的原因所在。
四
心灵的创伤、颓废和痛苦及其疗愈的过程虽非《回响》叙述的重心，却是不能规避的存在之镜和精神现象的重要一维。冉咚咚对“大坑案”所关涉的若干人等心理和行为的勘察同样回向她对婚姻、家庭、爱情、亲情种种切己体验的自我省察。然而即便易春阳落网，幕后真凶徐山川亦被绳之以法，“大坑案”在冉咚咚生活世界中的“回响”并未终结。可知与不可知的的界限永远无法弥合，犹如那一夜与贝贞缠绵的究竟是不是慕达夫，慕达夫三十九岁时在桂林笔会上向贝贞许下爱的“诺言”，让后者数年之后有了和丈夫离婚的勇气的“事件”是否属实，无从证实也不能证伪。但若干重要事件所引发的精神和情感体验真实不虚，如冉咚咚从吴文超母亲处知晓吴文超的经历后感同身受的自省，她从她对邵天伟的情感中反观她对慕达夫种种逼迫的内在缘由，她从洪安格因提及子女而“定格”的越轨之举的赞赏，对邵天伟不曾轻易接受她的暗示的欣慰，以及慕达夫在与贝贞情感纠缠关键之际的隐忍，皆说明《回响》的又一个关键词，是爱。爱可以是具体的，有明确指向的，如爱爱人（“口香糖期”冉咚咚与慕达夫的情感、曾晓玲与徐海涛的相爱相守），爱父母（吴文超对其母潜藏的情感），爱子女（后来吴文超的母亲被冉咚咚“唤醒”的对吴文超的爱），爱邻人；也可以是抽象的、模糊的，如爱世界，爱无量数的他者，甚至爱爱本身。虽对“爱”的时间性（如冉咚咚对其与慕达夫情感关系的阶段性划分一般）及其限度有明确认识，《回响》仍然高度肯定“爱”之于生命和幸福的至高意义。
“爱”在此际已非单纯的情感反应，而是包含着颇为复杂的形而上内涵。“爱是世间再自然不过的力量，它最凡俗也最神圣，最低也最高，高到与哲学连结在一起”。“蒂俄提玛传授给苏格拉底爱欲的奥秘”，“从爱某个身体开始，到爱所有美的身体（形象），再到爱灵魂，爱诺谟司（nomos），爱各种知识，最后到爱本身。爱勾连起了人最自然的欲望与最高的智性追求，没有起始处的身体之爱，人就无从上升到更高的爱。人唯有在爱中变得更完美和更完整。故而，柏拉图把爱视作对整全的渴望，而整全恰恰是哲学力图把握和探寻的对象，于是爱在柏拉图那里‘第一次成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激情’”18。然而在形而下和形而上之间，仍然有广阔、复杂、暧昧的问题尚待解决。从身体到智性的转变也未必人人皆可达成，因此世间多少痴男怨女，演绎出多少爱恨情仇，却均难脱冉咚咚所总括的爱之蜕变的三个阶段：口香糖期、鸡尾酒期，飞行模式期。这是形而下的问题，却似乎唯有在形而上的意义上才能得到妥当的“解决”。一如岁月流变，肉体衰老难以遏制，青春的活力、美好的容颜皆不足恃，精神却可以在巨大的创造力量的成就下超克时间、空间甚或肉身的限制获得自由生成、创化的权力。唯有在这一意义上，弗洛伊德所言之爱方得永续。或者，如是激烈的爱最终将随时间的变化而逐渐迁移——由爱情至于亲情，由肉身的彼此吸引到责任的相互连结。然而，问题在于，亲情之爱能否承诺前述弗洛伊德意义上的爱的治疗和拯救？19如若不能，又该当如何？《回响》落笔于爱的自证，却把这一问题抛给了读者，抛给了生活于大地之上必得面临生之忧患、爱之存续、物之得失的有情众生—— 一切皆须反求诸己，自省自证。《回响》因此成为精神的中介，如苏格拉底式的反讽的意义，经由“不屈不挠地提问的方法，引导对话者不断修正自己，直到对话者自己发现问题归诸于一种令人惊愕的沉默”20。卷首“你能勘破你自己吗？”因此不仅指向故事结尾处慕达夫对冉咚咚的“提问”，更是指向所有人寄身其中的生活世界，指向你我必得面对的基本境况，提出问题并召唤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应对。
不独“爱”可以疗救心灵，风景亦含精神治疗的意义。刘青投奔卜之兰以后，虽有接续前缘的情感力量的成就，后者所经营的农庄蕴含的精神意义亦足以鼓荡人心。即便呈现在内心纠结、不遑他顾的冉咚咚眼中，埃里的风光依然有天地不言之大美蕴含其中：
群山该疏的疏，该密的密，看似随意安排却又像精心布局，疏的地方延伸出缓坡，可以看见村庄，密的地方山脉一浪叠着一浪，与蓝天白云相互映衬，把整个天空都拉低了。小溪除了透明就是白，白是流动中翻起的浪花，仿佛看见就能听见它们潺潺的水声。遇到平静的河面或者湖面，里面盛满了颜色，蓝天和山坡有多少种颜色水里就有多少种颜色。21
如是韵味悠长之风景，叫向来对自然物色较少感应的冉咚咚也为之心折。尤为紧要的是，自然之美并非仅具物象的意义，同时亦包蕴更为复杂之文化精神意涵。卜之兰网名为“守拙归园田”，观念源发于她数年前深陷情感痛苦中难以自拔之际在北梁尼姑庵暂住时所获感悟：“那两个星期，我一边听庵主开导，一边思考人生，最终决定寻找‘世外桃源’。”22此为近乎陶渊明“守拙归园田”的隐逸之路，却无后者的消极内涵，而是扎根于现实语境的颇具文化意义的精神选择。她所选择“归隐”抑或自我疗愈之地即是埃里，此处不仅风景绝佳，人与自然交融所呈现之“人境”尤其叫人倾心，说它蕴含陶诗意趣，亦不为过：
这是一片舒缓的山谷，一条清亮的小河从山脚流过，二十来户人家沿河错落有致地排开，家家户户都有耕地，在耕地的外围是大片枯黄的草坡，草坡上散落着星星点点的马匹和牛羊。沿着草坡往上是成片的森林，森林在西斜的阳光照射下五彩斑斓，在五彩斑斓的上方，是透明的蓝天和白得像棉絮一样的白云。鸡犬之声传来，三三两两的人在河边淘米、洗衣、担水，炊烟从各家的屋顶次第腾起，像一条条白色的飘带在风中摇曳。23
是为颇为典型之“人境”，乃陶渊明用心营构的足以安顿身心之所24。即便在心乱如麻的冉咚咚的目光中，埃里仍属可以寄托身心之所，让她不由得心生赞赏之意：“刘青真的找到了一个‘世外桃源’，简直就是神仙的居所”，置身此间，“再烦的心事恐怕也会得到安抚吧”。
此属全书未及详述，却刻意留白之处。埃里的自然风物与人事构成了类如陶诗极具意义的“人境”创造的精神和文化意涵。在陶诗和陶诗所开显的广阔世界中，“人境”乃比“人间”视域更为广阔，境界也更进一层。“‘人境’是重组之后的‘人间’，或者说它是‘人间关系’真正得以安立的场域”。在陶渊明的意义上，“此一具有境界意味的‘人境’即是具体的‘园田’”。此“园田”包含双重意义，既是陶渊明“隐逸生活的园田”，亦属其“理想世界‘桃花源’”。其所以足以指称更为阔大的精神与实在的共融之境的原因在于，“‘人境’既是具体的‘园田’”，还必然同时“预设了‘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两重关系，‘人境’是在天地之中、自然之域定位人间关系”25。视域不同，其境也异。情感受挫之后，卜之兰一度寄身寺院，于青灯长卷中获取精神安慰，后来因缘际会，到了埃里，深为埃里自然风物折服，遂购置田产，做定居的工作。埃里的风光和风光中的生活也让他心理因之一变，逐渐生发并愈演愈烈对刘青的“疚爱”，他主动联系刘青，让后者和他一起经营深具“人境”意义的埃里生活，也让埃里成为刘青可以安然托身之所。由卜之兰对冉咚咚叙述的状况看，身在埃里的刘青确实获得了他处无法获致的内在的安全感，一种万缘放下、百虑尽消的踏实稳定的幸福感亦源此而生。
如是境况，深具“人境”意涵的生活世界已然确立，已足以构成与冉咚咚、徐山川等人的世界的鲜明对照。然而此间的文化寓意却隐而不彰。埃里的“人境”，不仅是嫌疑人刘青的逃离之所，它还指向更为远阔的文化源泉及其现实积淀，一如冉咚咚若不选择前往埃里，以“不言之教”叫刘青、卜之兰为之心服，“大坑案”也未必就能很快告破。其时刘青心理防线早已打开，将其所参与的案件过程和盘托出。在返回警局的路上，“冉咚咚想刘青的罪感既是卜之兰逼出来的，也是村民们逼出来的”。原因无他，“由于村庄的生活高度透明，每个人的为人都被他人监督和评价”，时日既久，“传统伦理才得以保留并执行，就像大自然的自我净化”，卜之兰和刘青选择寄身的埃里村“也在净化这里的每一个人”26。这便是了，在“人境”之中，“世界不是表象性的存在，而是渗入到主体生成的过程中。‘人境’预设了‘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两重关系，‘人境’的揭示是在‘人与人’共在于‘天地自然’的视域下，展示‘在世存有’的空间结构”。此结构“同时具有人文社会与大自然的空间向度”27。埃里的自然风物与文化精神积淀共同融汇而成《回响》中的“人境”，其意义亦具多重维度：既属足以疗愈、安顿刘青和卜之兰这一对“失意人”的重要空间；亦内在指向并无乡村生活经验，且难以真正领会正在发生的乡村巨变的慕达夫研究课题的未到之处—— 一种创化传统、开出新意且深具鲜明的时代和现实意涵的乡村风景的“再造”28。从最为彻底和最深入的意义上，《回响》“回向”广阔丰富的生活世界的路径繁多，此为值得细致阐发的重要一维，包含丰富的社会实践意涵29。
五
洞悉记忆的不可靠，心灵世界的浩瀚莫测，人永难切近自身所先验确立的所谓“真实”，涯涘莫辨的精神世界万千消息的难以尽知，爱的救赎意义和它的限度等等问题之后，犹如一叶扁舟漂浮于茫茫大海之上的冉咚咚最终落脚何处，是《回响》意图回答的重要也是根本的问题。或许不愿“以我之必无”来折服“他之所谓可有”，不愿让“虚无”超越“实在”，让绝望战胜希望，《回响》中自具作者所看重的足以照破山河的“光芒”。如前所述，洪安格意图以牙还牙报复贝贞和慕达夫，却在冉咚咚提及孩子时选择放弃；慕达夫与贝贞情感纠缠日久，其间也不乏明里暗里的“呼应”，眼见“猜想”转为现实之际却引而不发；冉咚咚不曾与邵天伟轻而易举地跨出两性关系的重要一步等细节皆落脚于此处。慕达夫拒绝贝贞的理由“除了害怕伤害贝贞也害怕伤害冉咚咚”外，还因他自知他“守住这道底线就是守住冉咚咚的理想”30。如此或嫌不够，作者还要将叙述的目光由远及近，由繁复到简约，由虚无到实有，一切有价值的事物并未消逝，坚固的东西亦未烟消云散，那些构成人类精神和生活基本依托的重要价值仍然存在，仍然需要被认识，被确证，被追求，进而被托付，犹如足以照彻黑暗的一道光。此前“所有的铺垫都是为了这道光”31。冉咚咚的思绪穿透案件及若干人物心理的重重黑暗之后，需要落实的便是这道光。一切即便确如慕达夫所言，有限的心理标本并不足以洞悉人类精神、心理的全部内容，东西也无意于将叙述导向“虚无”、不可知抑或人性和精神黑暗的深渊。“大坑案”不过是全书所述打开丰富之精神现象的类如蕴含机锋的“话头”，然而这只是理解自我理解他人的路径之一，如同牵在手中的线头，一旦风筝愈飞愈高，线头扯断，风筝遂入浩渺难测之天际之中，愈行愈远，遥不可及。当是时也，如何不教人顿生“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之叹。《回响》故事的终结处，也正是无穷无尽的问题渐次敞开之际——词与物、心灵与现实、自我和他者、爱与被爱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边，它的重心和落脚点因此不能也不是冉咚咚最终获致的情感的自我疗愈，不能也不是爱如一束光照彻心理的暗夜，而是在一个可能的节点上暂时驻足，仰观俯察，借此获致精神的稳定感。这稳定感真实不虚也不可或缺，它可以源发于爱，亦可以根源于责任，甚或理想、信念等等皆具此义。其理如阿多眼中的古代哲学及其精神和现实意涵：“哲学话语致力于培育心灵，教人承认各种问题、方法与推理，助人在思想与生活中找到方向。”32还如蒙田将苏格拉底视为“生命的完美理想”，因后者具有“可以适应生活各种境遇的才能”。“蒙田喜欢苏格拉底的生活与语言的简单，他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有限的意识，他对简单天性的信任，这一切给予谦卑、简单的人们生活与面对死亡的勇气……”33。
间歇性神经症患者易春阳的精神幻象，他对谢如玉、吴浅草等实在界真实人物情感、行为的重构自然不难索解——皆属精神问题所致，然而颇为吊诡的是冉咚咚关于郑志多的想象，全书所包蕴的“健全”和“疯狂”之间的张力以及其间广阔的模糊地带。如是状况充分说明霍尔奈如下论断的正确性和现实意义：“并不是只有神经症患者才有心理冲突。在某个时期我们的愿望、兴趣乃至信念总会与周围的其他人发生冲突。正因如此，我们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冲突是一件平常的事”，而“我们自身内在的冲突本身就是人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34。心灵是大千世界的“回响”，虚拟的文本世界是广阔的生活世界的“回响”，二者彼此交互震荡，共同构成人类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经由对心灵世界可知与不可知边界的思考，东西的笔墨已然触及心灵抑或精神万难依靠理性（自我）索解的边界，这边界犹如旷野中目力所及天地交接之处大无大有、大实大虚的交织，真实存在却又莫辨涯涘。然而《回响》虽述及心灵世界之浩瀚，用心却不在从存在抵达虚无，而是在洞悉内心风景之无涯无尽难以全知之后，将笔墨收束于“疚爱”。那是“大坑案”告破，冉咚咚自以为已然勘破慕达夫，却也意识到此前种种，根源或在她对邵天伟的情感上。她喜欢他，也因此以自身的心理期待“重构”慕达夫的心理和行为，“她对慕达夫越来越不满意，甚至恨不得他犯点错误，比如出轨什么的，然后好找理由跟他离婚”。由此，她对他层层深挖，步步逼迫，家庭关系遂一落千丈一至于斯。当是时也，“她觉得对他太狠了”。“在邵天伟没有吻她之前，她以为她有道理或者说建构了一种道理，但在邵天伟吻了她之后，她突然发现道理崩塌了。”此前她有意或无意营构的解释逻辑渐次消散，一种更为寻常的意识涌上心头，这是她对慕达夫深深的内疚，她不曾想到由内疚产生的“疚爱”如此强大，也如此具有解释效力。它可以解释何以吴文超的父母要安排他逃跑，可以解释卜之兰与刘青彼此相爱相守的深层缘由，可以解释易春阳缘何萌发给夏冰清的父母磕头的欲念……
全书正终结于此，若干话头、万千消息如千里黄河一壶收，落脚于“疚爱”及其所表征之心理和情感上。也昭示着心灵是大千世界的回响，却无法穷究亦不能穷尽，理当止步于合适之所，将目光从极远收于近处，让不可知渐次淡去。有分教：“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颜昆阳如是解释庄子此说：正因洞见“知识的灾害”，庄子提醒我们“不要偏离了自身存在的目的，浪费有限的生命去追逐那些副作用很大的外在知识，反而丧失存在的意义”。他例举深谙工具理性和熟稔人文知识却不能合适处理家庭关系，以至于要面临“和妻子离婚的悲剧”（其所面临之具体生存境况与冉咚咚、慕达夫何其相似）的两位朋友的生命遭际，以更为深入地说明，“爱，是人类生命存在的心灵经验之一，只有真切地面对自己以及所爱之人内在活生生的心灵，才能照见彼此不能相爱的障碍而加以克服”35。此为由具体的生活实践的体悟进而“转识成智”之要义所在，亦是这一部《回响》根本的发意——以对人物和他们的心灵的复杂性的探寻而获知自我认识。因此此书所展开的话头一如投掷于平静湖面上的石片，荡起层层涟漪却又复归于“无”，然而这“无”并非“虚无”，而是实有，是足以开启繁复的自我探索的无尽的道路的路标，它让我们在与冉咚咚、慕达夫等人共同经历一场生活和精神的历险之后获致有意味的自我省察和自我认识——读之前和之后，我们的观念当有不同。此亦属霍尔奈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处——回向生活世界中的具体的生命情境。她坚信“人格可以改变”，任何在世界之中的人皆有“根本的变化的能力”，而“心理分析是产生巨大变化最有效的办法”。《回响》详述多个人物心灵的彼此回响，叙述如冉咚咚般面临情感和精神困境之际自我理解自我救赎之法，层层深入丝丝入扣切中肯綮的精神分析意图抵达的并非仅属虚拟世界的人物创造，而是包含着回向我们身处其中的生活世界的用心。即便在充分洞悉精神现象的繁复，明了人性的不可把捉，东西仍然标举“疚爱”的根本意义。此与霍尔奈对精神分析过程中“理想”的意义的阐发内里相通。“理想的价值在于它为我们的治疗和生活指明了方向”，作家此刻如同精神分析医生，其“作用在于帮助病人获取内心自由，使他能够全力以赴地去努力实现这些理想”。如此，意味着给予病人“一个成熟和发展的机会”36。而“对于那些想探究自身并一直坚持于自我发展”的人而言，《回响》的叙述与霍尔奈的作品一样充满着启发性——启发我们充分认识并正确理解“我们的内心冲突”，理解这种冲突的不可避免和其间可能蕴含着的自我成长的积极因素，启发我们明了一切有价值的事物并未消逝，而是仍坚固地扎根于现实存在于精神的希望愿景之中，在可能的情况下亦可转化为积极的现实。其根本性的意义多萝西·埃利森如下说法足以总括：
有一个地方，在那里我们一直形单影只，独自面对不可避免的死亡，在那里我们必须坚守某种比我们自身更伟大的事物——上帝、政治、文学、对爱的疗效的信念，甚至可以是正义的愤怒。有时，我认为它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它们都是信仰的一个理由，与命运抗争的一种方法，此生有超乎想象的意义的坚定信念。37
源于大致相通的理由，罗蒂并不赞同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怨恨派”的批评思路，后者“抛弃了社会理想，反而表现出斯多葛式的坚忍”，他们“用知性的理论阐释代替敬畏感，不憧憬美好的未来，只埋怨过去的失败”，他们让理应具有启迪价值的文化研究降格为只是“用行话发泄不满情绪”。他以为文学评论家应该如布鲁姆一样看待文学——“文学与永恒、知识和稳定毫无关系，却与未来和希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与世界抗争，并坚信此生有超乎寻常的意义”38。
《回响》因此包含着一种类如苏格拉底式的反讽，它向可能的对话者提出问题进而促进后者完成自我省察。颇具意味的是，那个西江大学文学院的知名教授，自以为深受冉咚咚神经质的误解所伤的慕达夫，正是典型的“怨恨派”文学评论家。究其根本，他并无对文学价值的真正洞见，他好做奇谈怪论，目的不过是博人眼球，“他用鲁迅小说的思想性来批评沈从文小说的不足，又用沈从文小说的艺术性来批评鲁迅小说的欠缺，就像挑唆两位大神打架然后自己站出来做裁判”。他与本系教授围绕“后学”的争议非关真理与价值的精神辨析，不过是刻意造作的“杠精”之举。他时常“头发散乱，目光傲慢，仿佛随时随地都在蔑视规则”，在开会发言或写文章他“总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你说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写得好，他说不好。你说郁达夫写得——你甚至怀疑他的答案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刻意引起别人注意。”39他为冉不墨所写的评论文章固无足观，为贝贞所写评论也未见得才华横溢，其间充斥着肉身感觉的泛滥，情绪的无原则释放，仿佛他文章评价的不是贝贞的作品，而是这个人本身……贝贞对他的溢出正常关系的情感投射，焉知不是他不断“暗示”的结果。他是典型的布鲁姆所说的“怨恨派”，也如此贴近布鲁姆对彼时美国大学里的文学教育症候的观察：“许多有前途的年轻文学教师嘲讽一切，无所祈望，阐释一切，无所崇敬。他们把文学研究变成了”“又一门沉闷的社会科学”。40他们如其时哲学研究一般，“丧失了浪漫和灵感，只剩下专业能力和复杂的思维”。在这样的语境中，不可能发现文学经典的“启迪价值”，因为你“获得的是理解而不是希望”，“是知识而没有完成自我改造”。此说亦可用来阐释慕达夫和他所面临的文学和情感境况，他是他所寄身的生活世界的“受害者”，却需要为扭曲的文学观念和未必正常的文学生活承担责任。这里面包含着如苏格拉底时常依凭的“希望的逻辑”。它说明“思想是一种与永恒的沟通”，它使“心灵离开肉体，从而纯化了我们的心灵。正如它证实了心灵相对于肉体的原始独立性，它也向我们的欲望允诺了永恒，通过使未来的完满幸福提前，这个永恒将使我们的欲望得以充实”41。《回响》的“回响”无涯无尽也无远弗届，却须以根本的实在为起点和落脚点。如维特根斯坦所教导的，对于不可“说”之事，最好保持沉默42。冉咚咚需要返归当下，返归实在界可以觉知的“起点”——她和慕达夫的热烈情感得以创生的原初境况已然不存，如何因应新的生活的变化并不断从中汲取和创造能量，以抵御生活世界的源于种种欲望的形而下的纠缠，以及终究必须直面的衰老、死亡和它们所呈示的虚无。
[本文系陕西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项目“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 刘海滨、邵逝夫主编《梦的工夫》，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封底。
2 对此问题的详细申论，可参见马佳娜、杨辉《“自我”与“世界”的辨证及其问题：〈应物兄〉的“思想史”时刻》，《小说评论》2021年第6期。
3 6 16 21 22 23 26 30 39 东西：《回响》，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48、338、264、241、255、244、312、307、178页。
4 东西：《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回响”》，《人民日报》2023年8月22日。
5 杨辉：《〈回响〉：勘探“世界”的艺术》，《文艺报》2023年8月14日。
7 [比]乔治·布莱：《自我意识和他人意识》，《批评意识》，郭宏安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285页。
8 [英]露易斯·麦克尼：《福柯》，贾湜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9 参见韦政通《先秦七大哲学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3—64页。
10 李洱：《小说即对话》，《小说评论》2023年第6期。
11 [德]威廉·狄尔泰：《精神科学引论》（第一卷），艾彦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33页。
12 刘大先：《媒介融合与推理类型文学的增生——从东西〈回响〉谈起》，《小说评论》2023年第6期。
13 14 15 20 41 [法]居古拉·格里马尔迪：《巫师苏格拉底》，邓刚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13、39、39、88页。
17 [奥]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1页。
18 彭磊：《中译本导言》，《爱的戏剧：莎士比亚与自然》，[美]阿兰·布鲁姆著马涛红译，华夏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19 弗洛伊德关于爱的如下说法颇具意味：“无论如何，自我似乎是与外界保持着清楚、鲜明的分界线”，然而“当爱意正浓的时候，自我和客体的界限似乎将会消失。一个处于恋爱中的人会违背自己的感官所提供的一切依据去宣称道，‘我’和‘你’是连为一体的”，如此，“自我和外部世界的界限变得不确定了……”。转引自[英]玛丽·雅各布斯：《精神分析和阅读的风景》，陈平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3页。
24 如蔡瑜所论，“合乎人性，得以使人与人、人与自然获致双重安立的‘人境’，才是陶渊明所坚持的实践‘自然’的场域”。蔡瑜：《陶渊明的人境诗学·自序》，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1页。
25 27 蔡瑜：《陶渊明的人境诗学》，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11、12页。
28 王尧：《时代变迁中的“新乡土叙事”——读付秀莹长篇小说〈野望〉》，《小说评论》2023年第3期。
29 对此问题的细致探讨，可参见杨辉《“未竟”的创造：〈创业史〉与当代文学中的“风景政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1期。
31 东西语，出自《东西〈回响〉：写镜子里面的人》，澎湃新闻2023年8月11日。
32 33 [法]皮埃尔·阿多：《哲学的生活方式》，姜丹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版，第152、205页。
34 36 [美]卡伦·霍尔奈：《我们的内心冲突》，王轶梅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174页。
35 颜昆阳：《生命因梦而真实》，汉艺色研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73页。
37 38 40 转引自[美]理查德·罗蒂：《文学经典的启迪价值》，《筑就我们的国家：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黄宗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98、102、94页。
42 参见邓晓芒《现代逻辑思维对诗性的背离与回归——从罗素、维特根斯坦到伽达默尔》，《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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