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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是一部酝酿了近二十年的长篇小说，作品聚焦1933年发生于上海的一段革命历史，讲述残酷险峻的政治斗争背景下，以陈千里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将生死置之度外，以智慧和勇气完成了秘密行动“千里江山图计划”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孙甘露对这一段革命历史的相关素材进行了细致梳理，然后以历史素材本身完成了这部作品的结构。孙甘露始终保持着一个先锋作家的创新精神，在虚实的结合与转换之间完成了一次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文体创新。

关键词：孙甘露 《千里江山图》 历史 先锋

2022年4月，孙甘露的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甫一问世就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研究热点，阎晶明、吴义勤、吴俊、文贵良、杨扬、洪治纲、王金胜、何言宏、李松睿、傅逸尘等一大批学者和评论家为其写过专论，黄平、许旸等学者、记者也和孙甘露做过一些对谈，一时间，提到《千里江山图》，大家更多想到的是孙甘露的这部长篇小说，而非那幅著名的山水古画。作为20世纪80年代先锋作家的重要一员，孙甘露的创作一直被贴着先锋的标签，现在，突然捧出这样一部关于中国现代革命历史的长篇小说，大家都想先睹为快。阎晶明的感受很具代表性，他认为孙甘露是先锋小说家里“最先锋”的，《千里江山图》是孙甘露的一份答卷，这标志着小说家孙甘露回来了。“《千里江山图》是硬核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又是极具故事强度的长篇小说，同时其叙述格调还葆有新鲜的、充满活力的、动人的、让人着迷的先锋意味。”12023年8月，《千里江山图》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之后，又引发了新一轮的研究热潮，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文本的细读与解析探讨一个问题：一个先锋作家如何对历史的纹理进行逆向梳理，并将其化作小说的结构？写革命历史题材的时候，如何处理虚实的问题？

逆着历史的纹理刷过去

每一部作品的问世都有一个缘起。孙甘露说他想以《千里江山图》这个题目写一部小说，大概有近二十年的时间了。有一次，他和画家朋友徐累、孙良等聊天时说起绘画史的时候就有了这个想法，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契机。在创作这部作品一年多前，契机出现了，当他要写1933年上海的一个秘密转移行动时，他发现这个内容与《千里江山图》的题名非常契合。当时从上海到瑞金必须绕道香港等地再回来，大约三千里2。如果仅仅看题材的选择，孙甘露写革命历史的独特性并不能显现，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写革命历史的作家非常多，仅“十七年”的长篇巨制就相当多。然而，中国当代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中，大部分以战争题材为主，关于地下战线的书写，在之前的文学作品中展现得相对较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段革命历史中的战士和勇士打动了他。十余年前，孙甘露就说：“……当我身处他乡，这个念头像季风一样袭来——我今夏在淞沪抗战纪念馆认识的那些勇士，他们召唤出我在莫斯科卫国战争纪念馆所沐浴的肃穆和悲悯；配得上他们赋予命运的意义，配得上我们对生活的谨慎展望；配得上那个感情奔涌的词：风华绝代。”这些战士与勇士让孙甘露在一种残酷的历史记忆中认同了这个词，“随之，所有宏大和微小的事物、面貌、声音全然向我汇聚”3。

那一段革命历史自然宏大。《千里江山图》只是从那段宏大的历史中选取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集中呈现了不同力量的激烈角逐与厮杀。小说的叙述时间虽短，但涉及的空间比较多，牵涉的人事比较复杂，故革命历史小说宏大叙事的元素在这部作品中都有。孙甘露在小说中对时间的叙述方式很独特，先说扉页，上面用两行字交代故事的发生时间：“一九三三年”和“农历新年前后”。若仅仅叙述时间，并不一定要分列于两行，再仔细看，农历的新年其实是春节，但是作者在这里没有说春节，而是用了新年的说法。初读作品时，对这个细节有些不解，但又觉得作者这样处理肯定有他的用意。后来，读到有关当时国民党对于过新年的重视和老百姓对于过春节的重视之不同的情形时，才明白扉页上这样处理的用意。一个新旧交迭更替的时代，自然是各种力量博弈较量的时代，这中间必然要以一些人的牺牲为代价。凡是了解中国现代革命历史的人都知道，1933年的上海对中国现代革命的重要性，这一年，党中央从上海转移到了江西瑞金，大转移的计划如何成功实施，这是《千里江山图》的叙事主线。

小说第一节“骰子”的第一句话仍然是时间：“腊月十五，离除夕也就十来天。”加上扉页上的文字，读者便知道要叙述的，是那一段血雨腥风的革命历史。这是《千里江山图》中被叙事的原始时间起点，也就是文本内的叙述时间起点，小说结尾处的叙述时间是次年正月十九，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陈千里等人成功完成了使命，实施了“千里江山图计划”。要写出党中央大转移的这段革命历史，前提是大量历史素材的积累与田野调查、文案调查。孙甘露为写这部作品至少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关于上海这座城。《千里江山图》中，故事的主要背景和情节发生在上海。孙甘露与上海这座城市血脉相连。孙甘露因为父亲工作的原因，在上海很多地方生活过。1949年，孙甘露的父亲随部队南下到上海，他的母亲也在那时到了上海。孙甘露父母在世时，一家人随着父亲在上海很多地方生活过，所以他对上海有很深的了解和认识。《千里江山图》中写到的很多地点都是孙甘露非常熟悉的，他自云书中陈千元的住址实际上来自他本人读书的路线，他曾经在四年时间里沿着现在的唐山路，在公平路/唐山路的路口上，一直经过下海庙，然后是提篮桥监狱的围墙，再经过书中描写的陈千元租住的地方，穿过霍山公园，一直到临潼路、到榆林路回到自己家4。二是相关文字资料与实物资料。这方面的准备是一个重要工作，孙甘露做了大量工作，他曾经专门去龙华采访，龙华纪念馆的大量资料都是这部小说史料的重要来源。三是采访这段革命历史的专家。上海的党史专家徐建刚等人也是孙甘露不可或缺的咨询对象，小说写出后，请了很多专家看，这些专家都给他提供了帮助。

拥有充足的材料后，怎样把这些材料和作家的经验聚拢起来，使它成为小说的内容，甚至是小说结构本身，这是作家漫长的准备与正式进入写作过程时要考虑的。若一个作家写革命历史小说的时候，占有了大量材料，却不能以好的方式处理，那他只能淹没于材料之中。孙甘露在运用历史材料和对历史进行想象的时候，做了有效的减法，他没有脱离这段历史大的史实背景，只在合理的基础上进行想象和写作。1933年的上海是什么样，党中央从上海转移到瑞金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陈千里如何在一个月内查出内奸并成功帮助浩瀚同志转移，革命战士们当时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是什么样，这些都是孙甘露在对历史材料进行梳理后重新聚拢起来的。比如，小说中大量的民国出版物让人产生一种重返1930年代的上海的错觉。然而，当我们仔细去研究细节时，会发现作者并不局限于史实本身的考究与史料的堆积，只是让它们在必要的时候出现，完成一种叙事功能。

从这个角度看，孙甘露对历史的纹理进行梳理后，用一种简约的创作方式来回溯其复杂性。正如詹姆斯·伍德所说：“……学着如何以一种隐秘且反向的方式来阅读它们，逆着它们自己的纹理刷过去。”5这也是孙甘露创作《千里江山图》的一个特点，历史材料是重要素材，作家在处理它的同时，也是一个结构小说的过程。所以，孙甘露在关于《千里江山图》的创作札记中也引用了詹姆斯·伍德的这个观点来印证自己的创作6。

以历史素材来结构小说

一部艺术作品，尤其是一部长篇小说的结构对于作者和读者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方面，《千里江山图》运用了一种让历史素材本身来结构小说的方法，这也是一种将小说的严肃性主题置于小说艺术本质性力量的方法。孙甘露对历史素材的理解和连缀使得历史文本具有了一种叙述话语结构，这一结构的本质是语言，读者可以通过语言把握作家解释过的世界。孙甘露将各种力量与各种人物的关系在不同的叙述视角的切换中呈现，因为这部作品带有谍战和推理色彩，那些隐秘复杂的关系在具体的场景、人物、器物中方能在全知叙述和受限的视角切换间得以平衡。《千里江山图》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叙事结构中给读者感受欣喜甚至惊喜的能力，让人产生一种关于人生价值与一种笼罩着神秘的体会，一种在特殊时期与作品中的人物一起，产生一种与万物、与众生同风雨共患难的情感。

历史小说的写作者和阅读者都像是一个前行者对过去的回望，这意味着一种特殊的时间、空间关系。从时间上看，孙甘露和我们都无法回到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从空间上看，一切已经发生了变化，曾经的场景很难复原，有的已经无迹可寻。这种时候，一些具象的东西可能成为重要的支撑，成为帮助作家和读者构建起过去之事的必要元素，它可能是一个风景或场所、一个物品或身份、一个人物（哪怕是虚构的）或动物、一种食物或烟酒之类。总之，孙甘露赋予这些素材以意义，让它们成为叙事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同时，又起到了结构小说的功能，使得革命历史题材的叙事产生了一种崭新的气象。

总体看来，《千里江山图》的结构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小说的第一部分，也就是主体部分共34节；第二部分是一封烈士的信；第三部分是附录，两个材料。有关后两个部分，本文下一部分会详细阐述，这里先说第一部分。小说第1节“骰子”、第7节“赛马票”、第8节“照片”、第11节“远方来信”、第12节“皮箱”、第20节“趟栊门”、第22节“茄力克”、第33节“鱼生粥”这8节以物命名；第2节“龙华”、第4节“玄武湖”、第9节“诊所”、第12节“旋转门”、第15节“银行”、第17节“茂昌煤号”、第19节“兴昌药号”、第21节“添男茶楼”、第23节“后台”、第24节“角里”、第25节“贵生轮”、第26节“公和祥码头”、第27节“小桃源”、第28节“染坊晒场”、第30节“墓地”、第31节“牛奶棚”、第32节“北站”、第34节“黄浦江”以事件发生的地点或场所命名，共18节；第3节“陶小姐”、第6节“老方”、第10节“租客”、第29节“扬州师傅”这4节以人物命名；第5节“身份”、第14节“暗语”2节以人物工作的身份或重要的接头信号命名；第13节“除夕”、第18节“二月”2节以时间命名。这些节的标题综合起来，就是一部1930年代上海及广州部分地区的图景，也是一部党的革命工作的图景。

上述节的标题单独拿出来的话，均有各自的内涵和生命，但是当它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根据自身的性质与特点，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适当位置，共同构成小说的完整性和意义。小说的节名中，以地点和场所命名的占最大比重，超过了总节数的1/2，这些地方都是发生重大事件的地方，用它们来命名是一种简洁而有效的办法。小说中第一个用地名来命名的是第2节“龙华”，龙华是小说中一个寓意丰富的地方。作者在这一节开始还是说时间，腊月十六。这一天天色阴沉，浓雾笼罩。龙华寺左近的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情形表面上和往常一样，实际上被捕的党的工作者们要在这里面临残酷的考验。孙甘露通过国民党的处长穆川的眼睛来描写这里的情景，首先是隔壁的报恩塔，穆川看到塔时习惯性地在心里默念了句阿弥陀佛，然后，照例在院内溜达一圈，如同巡视领地，看了看守所、法庭、警卫、汽车班、牢房、围墙和铁蒺藜网。小说中最后一个用地名命名的是最后一节，也就是第34节“黄浦江”，这一节是小说的结局，也是高潮。陈千里在黄浦江上克服各种困难，杀掉了特务卢忠德，成功实施了“千里江山图计划”。此前，他在布置任务时安排了一明一暗两组任务，和梁士超另外打通了一条绝密交通线，要把浩瀚同志安全送到瑞金，所以，他让船工把渡船转向苏州河方向。黄浦江就是“千里江山图计划”的起点，其重要性就这样显现了出来。

孙甘露在《千里江山图》中节的标题都充满寓意。第1节以骰子命名，这个一开始还是让人有些意外，骰子常常用来赌博，却被革命党人用来做接头的暗号，这次行动失败了。后来才知道，在混乱中把骰子装起来的易君年是个特务，卢忠德才是他的真名。“骰子”这一节，卫达夫、易君年、凌汶、老方、秦传安、田非、崔文泰、林石等人物悉数登场，然后行动暴露，一个不知名的同志为了提醒他们跳楼自杀，这个人后来被其他革命同仁反复提及并在心中纪念，而自始至终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骰子落定后到底哪个数字会出现在上方，是个未知数。这象征着参加这次行动的人的未知命运。在“身份”一节中，陈千元在龙华看守所回想自己尚未校对的文字，便显示出了特殊的意义：“奇迹在自然界和历史上都是没有的，但是历史是任何一次急剧的转变，包括任何一次革命在内，都会提供如此丰富的内容，都会使斗争形式的配合和斗争双方力量的对比，出现如此料想不到的特殊情况，以致在一般人看来，许多事情都是奇迹……”7这段话出自列宁的《远方来信》，革命者都是奇迹的创造者，他们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以此创造革命的奇迹。后来，陈千里虽然面对着常人难以想象和克服的困难与阻力，但他的成功却成为一种必然，因为他是创造奇迹的重要人物。

小说名为《千里江山图》，实施“千里江山图计划”最重要的人的名字就叫陈千里，也是寓意鲜明。这样一个人物的出场是值得细读的，第6节“老方”的第一句话不写老方，而是写一个旅社的茶房老陆把一位客人送进二楼房间，又写了一些关于旅社的情况，到了第二段，才写客人姓陈，这个人就是陈千里。陈千里到上海后，迅速展开清除内奸工作，他要先找到老方。他和老方提到弟弟陈千元时说：“我们也三年没见了。所有这些人，包括陈千元，我更想了解的是他们之前的经历。历史——”他望着镜子中的老方，“人的面貌很难看清楚，那是用他们的历史一层层画出来的——”8这句话是陈千里在说人，我们也可以看作孙甘露对小说的一种认识与处理方式，一篇小说的结构可以用历史素材来结构，将一个个历史素材放在最适合它们的位置上，就能以文学的方式对其重新建构，形成一部全新的小说，作品中既有对历史的当代辨析，也有对历史题材写作的辨析和想象。

于虚实间进行文体创新

小说的虚与实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孙甘露在《千里江山图》中表现出了一种虚实的自由转化，这是一个先锋作家对革命历史的别样叙述，也是一个先锋作家对自己的写作行为的叙述。孙甘露仍然是三十余年前的那个先锋作家，或者说，他从来都是一个先锋作家。他以写实的方式呈现出革命历史的相关内容，读者会以为这是真实存在的，然而，细思之，却是实中有虚，虚实相生的。

回到前面提到的《千里江山图》的后两个部分，这两部分表面上看是真实的资料，第二部分是一封信，写信的人是一位在龙华牺牲的烈士。第三部分是两个材料，材料一是一篇关于陈千里的口述笔录，材料二是相关行动中牺牲的中共地下组织成员的名单和简介。这两部分似乎很真实，然而，细读后会发现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封信是谁写给谁的？如果按照惯例来看，它应该是小说中的人物写的信，但是小说中的人物是虚构的，信的真实性又从何而来？第二个问题是，材料一中采访陈千里的那个人是谁？从最根本的角度看，陈千里这个人本来就是作者虚构的，那么，有关他的采访又如何成真？第三个问题是，材料二中的烈士的名字也是作者虚构的，那么这些档案信息又如何成真？带着这些问题思考时，就会意识到，这三个来自历史或者源自史料的“真实”的内容也是作者虚构的，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它们也是小说的正文。有了这样一个前提，再来看小说中的那些貌似真实的内容，便都有了作者不着痕迹的虚构之影，这就是先锋作家特有的一种元小说写作。在当代先锋作家这里，元小说的写作算不得什么新鲜事，然而，当这种技巧运用在一部貌似现实主义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里，就让这一类型的小说出现了新面貌。

再回到一个具体问题，“一封没有署名的信（龙华牺牲烈士的遗物）”为什么没有署名？它可以是叶桃写给陈千里的，但是按照材料三“在相关行动中牺牲的中共地下组织成员”里的信息，叶桃并未牺牲在上海龙华监狱，而是牺牲在南京明城墙藏兵洞。龙华牺牲的人中，倒是有陈千元和董慧文，如果信是出自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的话，是可以署名的。然而，孙甘露并没有署名，他让读者自己去看，去理解。所以，我们只能把它看成小说中的某个人给另一个人的，那就意味着这是作家虚构的了。同时，它也可以看作是小说《千里江山图》的一部分，在海登·怀特的元历史理论已经被许多写作者所熟知并运用的今天，在先锋作家将文学创作的本质——虚构，暴露无遗之后的三十余年之后，我们还能否将一个作家所写的史料文字当成真的史料去看？答案是否定的，所以，这封信其实也可以看作孙甘露写给读者的关于这部小说的信。每一位作家都在给读者写信，给自己写信，也给这个世界写信。每次写信时，如何开头是个问题。这封信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一直想给你写一封信，但是不知道怎么落笔才不会泄露。”9好像写信的人要说什么秘密，但实际上信从头到尾都是没有秘密的。信中的文字充满诗意，这诗意中包含着作家的潜文本：一个人在暗夜中看见了自己，他写下许多句子，他看见了星空，写下了许多句子。他写的东西需要翻译，就像莫尔斯电码，用它编成一段话后，要有人破译出来才能读。孙甘露的创作从一开始就在文本之下藏着一个潜文本，叙述一次虚构的故事，然后再叙述一次虚构行为本身——作家是一个人，虚构之后变成另一个人。

孙甘露在虚构的叙事中表现出发掘历史深层结构的雄心，他对历史的叙述中运用了虚构想象和加工，让历史与文学一起获得了真实感。一个作家对历史的书写是通过他对历史的选择和处理呈现出来的，孙甘露将虚构的人物与事件放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之中，从细节上提供一种完全真实的效果，这也是处理虚实的一个方法。小说中处处都有历史中真实存在的人与物，比如陶小姐在知道凌汶是个作家后，就说自己很喜欢看小说，还说她和徐枕亚跳过舞。陶小姐是个虚构的人物，但徐枕亚是1930年代初期非常走红的作家，当陶小姐说到自己与他有什么交集时，一切都显得非常真实。孙甘露在和黄平对谈时曾经说过自己选择徐枕亚的原因，因为1931年是徐枕亚最红的时候，到了1933年已经有一点落下来了。而写小说时不能用太红的人，要选一个次一等的，运用在小说里面效果就刚刚好。易君年与陈千里在卡尔登戏院门口接头时，正在上演《图兰朵》，孙甘露查过当时《申报》的广告，确实有一个意大利歌剧团在这里上演歌剧，但不是《图兰朵》。《图兰朵》是孙甘露换上去的，因为“在图兰朵的故乡，刽子手永远忙碌”，这一句唱词是特务在上海暴行的隐喻。

不同的真实材料在《千里江山图》中起到的作用不一样，陈千里、叶桃、陈千元等人都喜欢涅克拉索夫的诗句：“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这是陈千里和陈千元的接头暗号，也是他们坚定革命信念的表达。《千里江山图》原本是宋代名画，被少山同志设计成了接头暗语，画名又是党中央转移的行动名。所以，陈千里用这段暗语接头的情节也是小说的点题之笔。《千里江山图》是什么，是人，人就是江山。一群革命党人不怕牺牲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为了江山社稷，为了百姓苍生。所以，陈千里面对复杂险峻的情势，不得不去走一条钢丝，竭尽他所有的能力去保持危险的平衡。

虚与实一方面是客观的真实，一方面也表现在革命中遇到的信息的真假难辨。比如，代号“西施”的特务其实就是卢忠德，但是一开始读者会误以为是崔文泰。算命的老头儿写给易君年，也就是卢忠德的签诗“三春桃李本无言，苦被残阳鸟雀喧”，这首诗来自唐代朱泽的诗《嘲郭凝素》，后两句是“借问东邻效西子，何如郭素拟王轩”。且不说算命先生是如何知道卢忠德是西子，也就是代号“西施”的特务，仅诗本身就具有象征性，这诗原是说王轩于苎萝山感西施见形，后有郭凝素模仿他，然而什么都没有看到。朱泽此诗是嘲讽郭凝素的，这诗送给卢忠德，便也有了一种嘲讽他的“真假”的隐喻。

这样一来，《千里江山图》文体上的创新和意义就彰显出来了。这部作品自出版以来，有学者将其定义为革命历史小说，也有学者将其定义为谍战小说，将其归入这两类中的任何一类，似乎都可以。孙甘露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摆脱了革命历史小说和谍战小说的固有模式，以先锋的方式将其进行重构，实现了类型文学的创新。正如吴俊所说，《千里江山图》“是一部能够标志文学史节点的先锋小说”，“改变了我们文学史上已有的类型文学、类型小说的创作经验、创作方法和创作观念的定式，并因此提供了一种新的小说美学的示范实践”10。

孙甘露在《小传》中这样写道：“我想说我的生命是适意（而非惬意）的。它由书写幻想而来，终有一天由幻想书写而去。这是一个隐喻。”11在创作时，当代小说家的处境并不那么清晰，他们往往带有一种行为本身和对行为的叙述的含混，在文本内部永远不会把话说尽，而是给读者留有余地。读孙甘露的小说有种猜谜的感觉，就像1988年发表的那篇小说的名字：《请女人猜谜》，只是猜谜的不仅是女人。在那篇充满了先锋意味的小说中，孙甘露写过这样的话：“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墙上画出一扇门。这件事非常紧急，因为外面已经有人准备敲门了。”12三十余年前，孙甘露要画一扇门时，会告诉大家他要画了，他把行为和对行为的叙述横置于一起；现在，孙甘露要画一幅“千里江山图”，仍然告诉大家他要画了，他一边画图，一边对自己的绘画行为进行叙述。他曾经书写过幻想，在这个文本中，他开始被幻想书写。于是，一个先锋作家在历史的重构中归来，躬身入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文艺审美共同体研究”（项目编号：18ZDA27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阎晶明：《最先锋的新拓展——孙甘露〈千里江山图〉读解》，《扬子江文学评论》2022年第4期。

2 4 见孙甘露、黄平：《“小说家有点儿像个间谍”——对谈孙甘露长篇〈千里江山图〉》，《文艺报》2022年7月13日。

3 孙甘露：《属性》，《上海流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5 [英] 詹姆斯·伍德：《前言》，《真看：詹姆斯·伍德文选：1997-2019》，冯晓初等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2页。

6 孙甘露：《札记——关于〈千里江山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年第6期。

7 8 9 孙甘露：《千里江山图》，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51、64、378页。

10 吴俊：《〈千里江山图〉贡献何在？——兼谈类型文学的文学史意义》，《小说评论》2023年第3期。

11 孙甘露：《小传（代后记）》，《比缓慢更缓慢》，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281页。

12 孙甘露：《请女人猜谜》，《我是少年酒坛子》，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106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

[本期责编：钟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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