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1950年代，新中国从战争年代进入和平发展和建设时期。有过战争年代的切身体验的作家，在其时创作出来的一批作品，至今仍然在文学史和读者中间流传，研究者对其的关注和阐释，也层出不穷。那么，使得这些作品具有较为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和研究价值的底蕴何在？本文选取贺敬之诗歌《回延安》《放声歌唱》、郭小川《致青年公民》《一个与八个》等作品，结合近年间披露出来的相关资料，揭示其在时代主流话语与个人曲折感遇之间的裂隙与隐衷，揭示其作者何以会对战时经验和忠诚证明进行浓重的描述和表白，以此显现其在面对新的时代语境时的激情与困惑、清醒与迷惘、高亢与悲凉等情绪混杂交织的复杂心态。

关键词：贺敬之 郭小川 《回延安》 《致青年公民》 忠诚证明

产生于1950-1960年代之间的一批表现战争年代的传奇经历与歌颂现实生活的蓬勃光明的作品，在时光的淘洗中，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个中缘由当因时代而起，引发不同评价，也是正常现象。这里试从其创作发生学的角度略作探讨，以考察1950-1960年代，面对新的时代生活，作家们复杂的内心世界与微妙的文学表达之间的关系，揭示作家与时代、人本与文本之间的正相关和负相关，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文学作品表述的历史记忆与现实观照之间的关联性。作家写作时的心境，他们对历史与现实的评价，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欣然从命地接受时势的召唤与要求，实现文学潮流与时代政治所谓完全的 “一体化”，还是存在许多裂隙，留下许多疑点？作家借助历史回忆而参与现实的时候，他们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设的是一座什么样的桥梁？是一路畅达，完全重合，还是背面敷粉，别有襟抱？时至今日，在许多新的资料纷纷问世之后，我们有必要对这些作家作品的创作发生学加以新的考察、 新的探究。

这些作品，在其问世的当时，我们所读到的大量的作家创作谈，都是一种高调叙述，都在强调这些作品的创作与时代氛围的吻合相一致。但是，在相当程度上，此类作品的创作，在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料的叙述中，因为有了更为丰富的信息传达，就具有了大时代下的个人体悟的复杂性。战争烽烟和生死考验，以及作家为新的国家的诞生而奋斗的亲知亲历，满怀激情地以文学方式为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进行合法性证明和情感认同的迫切冲动，自不待言；同时，作家们所面对的并不那么美好、并不那么合乎作家的理想的现实，以及作家自己所面对的人生困局，则从相反的方向，构成了一种“发愤著述”的情绪，这也是需要认真加以考察，努力加以发掘的。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报任少卿书》）这种因为个人境遇的失落和迷惘而产生的创作冲动，是否也潜移默化地体现在那个年代的创作中呢？

贺敬之和郭小川，在1950年代都被认作是主流诗人，是公认的时代歌手。他们的诗作，正面地切入时代的“革命—建设”的主题，也就是今天所常讲的“主旋律”，受到过高度的称赞。然而，在人本与文本之间，同样是存在着严重的裂痕。贺敬之和郭小川都自命为战士，这和他们的战争经验是相吻合的；他们遭受到的时代冲击和威逼非常严酷，其诗作的政治化程度，也更为强烈。许多时候，他们都反复地在做自我的“忠诚证明”。而在贺敬之和郭小川，两人的“忠诚证明”所显示出来的与所收获的，却大相径庭，迥然不同。

所谓“忠诚证明”，是指在特定的情境下，中国革命在不停地进行反噬，在自身搜寻、质询和清洗那些“不可靠”的人员，在吞噬那些被革命召唤出来的儿女。往往指斥其“混入革命队伍”“打着红旗反红旗”，都是以确认其外在的“革命者”身份为前提的。而且，这种仇恨和敌意，都是远远地超越了对真正的敌人的仇恨和敌意的。一来是因为对于“叛徒”“内奸”在实际行动上的严重危害性，二来是因为漫长历史的积淀，从公共道德上是最鄙视那些变节失忠的背叛者的。对于这种远远超越个人生命和权力的超级律令，作为个体的革命者是无法抗拒的，因此，为了避免自身的厄运，也出于某种内心的真诚需要，几乎所有的革命者，都要经常性地表达自己的“忠诚证明”。而且，由于特定的心理机制，这种外在的政治压力越大，“忠诚证明”的强度也就越大，越是需要挖空心思，上下搜求，发掘自己的种种有悖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行为和思想，指控和批判自己的“不忠诚”，反过来又证明了这种“忠诚证明”的现实合理性，形成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奇观”。

贺敬之：延安情结与“老运动员”

先讲贺敬之。这位得到过胡风赏识和扶持、被何其芳称作是“17岁的马雅可夫斯基”的少年才子，从延安时期的歌剧《白毛女》、1950年代中期的《回延安》《放声歌唱》，到1960年代前期的《雷锋之歌》，贺敬之的剧作和诗歌，都是紧密配合时代需要，展现其坚定的革命意志和艺术才情的。歌剧《白毛女》荣获了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在其时，这是一个作家可以获得的最高荣誉。猜想起来，如同对其做过深度访谈的李向东所言：“读过您的诗歌的读者大都以为，从延安时期开始，一直到解放以后，‘文革’开始之前，您在政治上是比较顺利的，一直处于顺境，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间至少没有挨过整，表现在您的作品里面，是光明向上，是放声歌唱。”1而贺敬之的回答却是出乎意料的：

我并不是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帆风顺，一路平坦，其实我也是一个“老运动员”——老是被“运动”的人员。从建国以后的第一次文艺整风，到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我都是被批判或者被斗争，被隔离审查或者被处分，一直到“文革”中间被迫害而迟迟不予解放，被“四人帮”钦定为“一贯右倾”的“黑线人物”。2

贺敬之的第一个伯乐就是胡风，他的早期诗歌《五婶子的末路》《葬》《鸡》《儿子是在落雪天走的》《红灯笼》等，都是经过胡风之手而发表的，后来结集收入由胡风主编的《泥土诗丛》。这些诗反映了诗人与乡村劳苦大众同呼吸、共患难的深厚感情，胡风后来在给贺敬之的信中说：“你反映农村的诗，别人很少能写得这样，这使我想起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3但是，这种慧眼识英雄的佳话，后来却让贺敬之饱受磨难。

在一次访谈中，贺敬之历数1950年代遭遇的磨难：1950年冬天开始的文艺整风，他因为发表在《人民戏剧》杂志上的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一篇文章，《谈作品的思想性》和歌剧剧本《节振国》，而被列为整风运动的重点对象——前者被周扬等指认为受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错误影响，后者被资深的革命文艺家李伯钊批评为“歪曲了工人阶级的英雄形象”。到1955年的清算胡风集团，贺敬之被划作与胡风集团在人际关系上有较深牵连、在文艺思想上受其影响的作家，从国外访问归来，一下飞机就被带到隔离审查之地，而且是由文艺界要员张光年出面质询，问题的严重性可想而知。为此，贺敬之被隔离审查半年之久……在这样的处境下，解除隔离审查不久，贺敬之就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回延安》，献给中共八大会议召开的《放声歌唱》，在今人看来，匪夷所思，但是，联想到杨沫在个人精神危机中写作《青春之歌》，其“忠诚证明”的迫切之情的相似性，可以互证。“啊啊！是何等壮丽的景象——/我们祖国的/万花盛开的/大地，/光华灿烂的/天空！/你，在每一天，/在每一秒钟，/都展现在/我的眼前/和我的/心中。……社会主义的/美酒啊，/浸透我们的每一个/细胞，/和每一根/神经。/把一连串的/美梦/都变成/现实，/而梦想的翅膀/又驾着我们/更快地/飞腾……”

今天看来，这样的平滑光亮的表达，与贺敬之刚刚解脱隔离审查的心态之间似乎没有任何关联，但是，从1956年贺敬之的创作来看，他和那个时代的众多作家一样，有着极强的“疗愈”能力。他的精神资源，来自其延安时期的生活和创作经验。1956年春天，从审查中解脱的贺敬之，迅即有了他的延安之行，应《中国青年报》的约请，前往延安参加“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在此期间，他给《中国青年报》写了会议通讯《红色旗帜下的绿色高潮》，写了长篇散文《重回延安——母亲的怀抱》，更写出传唱久远的名作《回延安》：“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在1956年7月1日刊发于《北京日报》的抒情长诗《放声歌唱》中，延安，仍然是其个人经验中最宝贵的一页：

而我的/真正的生命，/就从/这里/开始——/在我亲爱的/延河边，/在这黄土高原的/

窑洞里！//啊，我睁开/初生婴儿般的眼睛，/推开/窑门——/“同志，请问：/干部处/是不是/在这里？”

追溯起来，出生于1924年的贺敬之，以流亡学生的身份于1940年走进延安，这是非常幸运的事情——抗战初期，延安曾经敞开大门欢迎从各地涌来的青年学生和文化人。但是，到1940年，因为形势变化，进入延安并不容易，贺敬之一行因为有地下党的介绍信，很容易就通过了审查，很多自发而来投奔延安的青年人却大量地被拒之门外。这在贺敬之的相关回忆中就有明确记载。他旋即进入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读书，在周扬、何其芳、周立波等名家的教诲下成长起来，接受了其时少有的正规化教育，在延安时期创作出歌曲《南泥湾》和歌剧《白毛女》等作品，奠定了他的文学地位。在延安，他也经历过“整风”和“抢救运动”，被诬指为“特务”。其时，他已经从鲁艺毕业，留在戏剧系当创作员。但是，比起因为政治问题饱经磨难的其他人来，他还是幸运的，他没有受到严厉的追查，而且被允许一边受审查一边从事写作，在运动后期甄别平反时，贺敬之向有关负责人张庚要求平反，张庚回答说：“你有什么甄别平反的问题？在绥德那个坦白大会上提到你，谁也没有真信，也根本没有什么文字档案，你自己也没有承认嘛。这事也就不算回事了。”4贺敬之还说过，这个大运河畔台儿庄长大的苦孩子，抗战期间从山东漂泊到成都的流浪学生，在延安才吃到人间的第一顿饱饭。5这样的切身感受，不思量，自难忘。

因此，延安在贺敬之这里，是充满“正能量”的。到其晚年，他的一枚闲章就镌刻着“延安子”三个字。延安给了他抵御政治压力的信心。“我多次在想，从在延安入党的时候，组织上就教育我要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整风中间，我几次作过反省、检查，‘抢救运动’后期，我也被扩大到‘特务’一伙里边去了。我背着这个包袱，照样下乡，还搞写作，总想着党会弄清楚事实的，果然，过了一段时间，问题就搞清楚了。”6

而有的论者则依照贺敬之的自述，从“愤怒出诗人”的角度，讨论《放声歌唱》的创作心态，也揭示了问题的另一面：“《放声歌唱》实际上是发愤之作，是愤怒出诗人的代表作。你们不是说我受胡风文艺思想的毒害吗？不是说我受‘反革命分子’的影响吗？不是的！我要写出我的‘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思想和感情的溶合，写我由衷地热爱党，由衷地歌颂党。这是一卷赤子的宣言，是批判会上的独白，荡除了个人经历中微不足道的愁云，展开双臂，拥抱了无垠的蓝天。”7

这样的心态，贺敬之可以说是保持了一生。在李向东对他的访谈中，贺敬之讲到了对待个人命运波折的理性思考：

李：在政治命运如此坎坷的情况下，您怎么能够保持一种良好的创作心态呢？

贺：在延安鲁艺的时候，文学系主任何其芳老师给过我终生难忘的影响。大概是在“抢救运动”甄别平反前后，一些受了委屈的同志有些怨气，何其芳就曾讲过这样的话：他说，高尔基的回忆录《和列宁相处的日子》中有一节，你们要看一看。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一些反动分子被逮捕，甚至被枪毙，其中也有一些知识分子、文艺界人士，也有一些人确实是搞错了，高尔基很有意见，就去找列宁。列宁告诉他说，可能有的人是搞错了，但是，当两个人扭打在—起的时候，在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中间，谁能知道哪一拳打得准哪一拳打不准呢，有时候不小心还会打在自己身上呢！这个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我懂得了，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间，出现一些偏差和错误是难免的，但是，最后党总是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革命也会有错误，有挫折，个人很可能要受点委屈，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个的话，那就等于没有深刻地认识革命。8

这就是1950年代以来至今日的贺敬之。延安岁月，虽然也有过无端遭咎的痛苦经历，但是，他的收获仍然是远远超出其负面教训的；何其芳的开导从理性的高度肯定了他的革命信念；他的“愤怒出诗人”则强化了他为自己进行“忠诚证明”的创作冲动和亢奋心态。而延安，已经融入他的生命记忆，《回延安》《又回南泥湾——看话剧〈豹子湾的战斗〉》，以及《延安城头望柳青》等旧体诗，在在表达这诉之不尽的情怀。

郭小川：从左右为难到落入陷阱

同样是抗战时期投身革命，同样有过数年延安经历，郭小川的人生和诗歌道路，要比贺敬之复杂许多。相关的历史资料，也已经披露许多，有《郭小川1957年日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有陈徒手写的《郭小川：党组里的一个和八个》，家人根据郭小川从1950年代后期到“文革”期间所做的“检讨”“认罪”等文字材料编辑的《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出版），都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1950年代前期，郭小川可谓是春风得意，他和陈笑雨、张铁夫合作，以马铁丁的笔名发表大量的思想杂谈，影响很大；他的《致青年公民》《投入火热的斗争》等，更使他在诗坛一举成名。同时，因为在批判丁玲、陈企霞的发言中火力凶猛，得到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赏识，他从中宣部文艺处调动到中国作家协会任党组副书记和作协秘书长，大概是其时最年轻的作协领导成员吧。他最初引起人们关注的诗行，和贺敬之的《放声歌唱》中的情感并无二致：“六万万人/在精心地描绘着/未来的美丽蓝图；/六万万颗心/花一般开放了/闪耀着晶莹的露珠；/六万万双/巧夺天工的手/创造着自己的幸福”（《在社会主义高潮中》）。在清算“胡风集团”的斗争中，贺敬之是受到牵连的，郭小川却是一口气写出了《某机关有这样一位青年》《某作家的一段真实经历》《闷热的夜》《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自我扩张”颂》等“揭露胡风集团反动面目”的诗篇。他不但写作讽刺诗和杂文，还参加了批判丁玲、陈企霞集团的斗争，因为火力凶猛、富有杀伤力，受到重视得到提拔，到中国作家协会任要职。

然而，为时不久，春风得意、前程看好的郭小川却写出了《望星空》《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白雪的赞歌》等一系列探索性作品，引起各种争议，加上他和周扬、刘白羽等权势人物的关系恶化，遂招致残酷的批判，险些灭顶。

对于叙事诗的探索，郭小川在当代诗人中是最为用力者之一。或许，对于郭小川，叙事诗是诗歌体式中更加便于探索人物的丰富心灵世界的。曾经受到毁灭性批判的《一个和八个》，不但是他的代表作，也是新中国诗坛的标志性作品。形势十分凶险的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营教导员王金，因为遭受诬陷、被指认为出卖同志的“叛徒”，被判处死刑，与土匪、逃兵等八个死刑待决犯囚禁在一起，跟随部队行动。面对来自自己同志的误解和憎恶、来自囚犯们的不解和辱弄，王金坚守信念，以爱憎分明和舍己助人的高风亮节，赢得了这些真正罪犯的尊重，也感化了他们凶残僵冷的心灵，良知得以被重新唤醒。在日军进攻的危急局面下，他们纷纷拿起武器与日军血拼……贺敬之《回延安》和《放声歌唱》是以“延安之子”的单纯心态表达自己的“忠诚证明”，《一个和八个》则显示出它的“忠诚证明”的双重复杂性。作品的主人公王金，在从人证物证等方面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面临死刑处决的绝境中，是以高洁的精神品格进行自证，既没有对自己投身革命的选择进行反悔，也不曾对错误判决自己死刑的决定者提出任何指控，而是在接受自身命运的同时，不改其志，不悔当初。而诗人郭小川通过《一个和八个》，又想要证明什么呢？

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给文艺界带来一种宽松活跃的气氛。郭小川来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赶上了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此前，丁玲、陈企霞等被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和中宣部划定为“反党集团”，却难以服众。丁玲上书要求进行复查并且得到核准。郭小川到任不久，就接受了一项令他左右为难、进退失据的任务，负责撰写关于丁玲、陈企霞一案的复查意见。耐人寻味的是，郭小川的工作调动和提拔，按照有关记述，“陆定一看中郭小川，并非是1955年初郭对胡风集团以数篇文章进行了排炮般的批判，而是同年9月6日，他在作家协会反丁玲、陈企霞斗争会上对丁陈具有杀伤力的发言。陆定一在看了郭小川的发言记录后认为，郭是有战斗力的，于是决定派郭到作协任秘书长”9。但是，郭小川到中国作家协会任职后，第一个任务就是要为丁玲、陈企霞错案进行平反。在形势向着有利于丁、陈的转换中，郭小川既要应对丁玲、陈企霞得理不让人的步步紧逼，又要顾及和听从周扬、刘白羽等实权派维护自身形象的指令；从郭小川的内心来讲，他在具体的接触中，对于丁玲和陈企霞为人的一方面是不以为然的，“甚至有厌恶之感”，一方面又认为将他们定为“反党集团”是没有道理的。这样的左右为难、内外交困，令这位中国作协“新来的年轻人”焦虑万分，文件撰写进度如“蜗牛爬行”（郭小川语），经常遭受各方的批评指责，自己心爱的诗歌写作，也因此被耽搁再三。

同时还有更大的难题，就是郭小川对时代语境转换的迟钝和难以把握。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宣传部门和文坛领导层大都理解不及时，紧跟更谈不上。郭小川对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批评态度，认为与官僚主义同样值得重视的是林震表现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直到毛泽东出面支持王蒙，批评李希凡等人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粗暴批评，郭小川才转而肯定《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接下来的整风运动中，周扬、刘白羽等长期从事文艺领导工作的要员因为积怨甚多，受到各种批评；郭小川呢，在中国作家协会所面对的，都是文坛前辈，他的与人为善的态度，受到臧克家等党外作家的称赞。但是，郭小川从中更体察到了文坛的复杂和深不可测。接下来，到了“鸣放时期，周扬、刘白羽等人近水楼台地领会了毛泽东的真实意图，郭小川却天真地称赞北京大学贴大字报的方式，鼓励诸位作家敞开心扉提意见。他的内心仍然不轻松。在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郭小川仍然不曾领悟个中奥秘，在6月9日的日记中，仍然在为中国作家协会的嘈杂喧嚣和个人处境苦恼不已，“十一时半到家，心中有些不快，礼拜天诚然过得很好，但明天又要进入激烈的斗争。这中间，在心的深处是不能没有矛盾的。一个人天天在批评的压力下生活，无论如何是不好受的，所以一想到这就有些不愉快，人真是多复杂啊！”10对于政治斗争的心生畏惧，和对“天天在批评的压力下生活”的感慨，昭然若揭。从前后文来看，这里的“天天在批评的压力下生活”的主角，或许不是郭小川自己，但是郭小川对此的内心体验却是非常深切的。接下来的6月10日，日记中有这样的倾诉：“要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多，心中沉重，每一想到这次运动，就感到难、难、难。一个伟大的战士自然是不怕这一切的，但是怎样才能成为这样的战士？”11此时，郭小川仍然是梦中人，对于即将掀起的“反右派”的狂风暴雨，他不曾觉察，当然也不知道敌人在哪里，更何谈如何成为“一个伟大的战士”？

还有一个深刻的矛盾，郭小川此时的职务——中国作协秘书长，是负责处理繁杂的日常工作的，加上起草重新审查丁陈集团文件的蹉跎进度，让他痛感低效乃至无效劳动；而郭小川在诗歌创作上又是非常有抱负，也确实有才能的；日常工作和个人志向之间的冲突，也令他焦躁不安。而且，他不善于掩藏自己，也难免遭到为了个人创作而影响日常工作的猜疑和批评。

《一个和八个》就是在这样躁动不安的心态中写成的。查郭小川日记，它开始于1957年5月12日。5月19日，又是一个星期天，可自己支配的写诗的日子。这一天的日记记载：

……五时多就醒了，六时起来，写了一会儿诗。

早饭后，还是不间断地写下去，这一篇，我又真正地动了感情，估计不会很坏，从故事来看，这一首比上一首（指此前完成的《昆仑山的宣言》，或者是《深深的山谷》）好得多。12

这首诗，于5月26日初步完成，郭小川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一首真正用心写的诗”13。此前一天，郭小川写道：“决心在蕙君（郭小川的妻子杜蕙——引者）回来之前，完成这首长诗。我是从十二号正式写的，大约明天就可以把初稿完成了。总共一千行。为了把这首诗献给读者，纪念蕙君这一次旅行，我真感到快乐。”“由于快乐，也由于对自己这个人的欣赏，我简直狂热了。”14这也是郭小川的1957年日记中所写的最快乐的一笔了。一首具有标志性的长诗，短短半个月，利用了三个星期天，就基本成形，当然可喜可贺。

然而，《一个和八个》的写作意图，其预设的读者是谁呢？1957年5月，丁陈集团的问题基本澄清，其“反党集团”的罪名即将被摘除，郭小川苦苦撰写了半年之久的文件，历经难产的痛苦，也基本大功告成。《一个和八个》的第一个重要读者，是旅行归来的妻子杜蕙，“饭后，给蕙君读了一遍刚写完的长诗，她对‘在刑场上”这一段极感兴趣，感动得掉了眼泪。她又补充了些意见”15。然而，在1959年中国作家协会对郭小川的严厉批判中，这一首诗就是批判者的重要靶子，并且将其和1955年的肃反运动（在文坛上就是从清算胡风到清算丁陈）联系起来：

这首诗给读者的印象是：肃反搞错了，共产党没有人性，冤枉好人。肃反干部都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者，草菅人命，而那些凶犯、惯匪、叛徒，则是富于人性，“可歌可泣”。那个党员则是像甘地一样“伟大”的人物。在他准备临刑的时候，风云为之变色，天地为之震动。这首诗政治上是反动的，并且充满了人性论的观点，宣扬“人格力量”“主观战斗精神”等反动的唯心主义文艺思想，同志们认为这首诗如果发表出去，其效果会不亚于《日瓦戈医生》，是棵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而据郭小川同志说，他写这首诗的动机，是想用它去教育1955年肃反被搞错了的一些人。这尤其荒谬不伦。16

在这种泰山压顶般的批判面前，郭小川很快放弃了自我辩护，而把批判者指认的罪名照单全收，承认了他人的全部指责，承认《一个和八个》是“彻头彻尾的反党的毒草”，还发掘自己的“错误思想根源”。胡风的阴影在郭小川这里仍然具有致命的杀伤力，即所谓“人格力量”“主观战斗精神”之罪名。在贺敬之作为“忠诚证明”的精神资源，延安岁月的记忆中，郭小川却自供说：“我之所以写出这样的东西，绝不是偶然的。第一，我对肃反运动是有阴暗心理的。在延安抢救运动时，因为自己的幼稚和糊涂，抓来了一顶帽子。对此，我表面上毫无怨言，但内心深处是以为领导上也有责任。当别人和我谈起延安审干而发牢骚时，我总是采取劝解和同情的态度。这种态度的前提是延安的审干错了。……至于1955年的肃反运动，我实际没有参加。后来有人污蔑肃反，我在口头上、理论上也反对过，但我内心深处对肃反的认识还是延安时的老观念，以为搞错了一些‘好人’，心中同情，却不去想这些人是什么人、什么阶级、什么具体情况。这种阴暗思想就在这首诗中真情流露了。”17郭小川此时不曾讲到的是，1943年，他正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工作，和时在陕北公学学习的杜惠新婚才一个月，时值延安整风转入审干运动，各机关学校一律断绝来往，郭小川与杜惠不能相见了。进入“抢救”阶段时，杜惠被关进中央社会部监狱。缘由是，杜惠在整风中提了意见，是“反领导反党”。被戴上了脚镣，关押长达两年。18在“反右派”运动中，在朝阳区帮助工作的杜惠又因为同情他人，险些被打作“右派”，涉险过关。而郭小川在反右运动中，除了奉命行事，他没有主动提出来要把某人划为右派，却是以“能不划就不划”的态度应对时势。以此来看，郭小川后来的检讨，讲到对“审干”“抢救”和“肃反”运动的看法，基本可信，而且有着更为强烈的个人感受吧。

因此，《一个和八个》，当是郭小川在历史中一个短暂的缓冲期间，在审查丁陈集团问题出现转机之际，对包括丁陈在内的许多遭受历史冤屈的革命者的劝慰和励志之作。张恩和的《郭小川传》中有这样的文字：据郭小川夫人杜惠说，小而言之，这是为教育她而写，至少是为她历史上的冤枉和当时的委屈而引发；大而言之，则是诗人看到一些他信任了解的同志被冤枉划为右派，不但想借此安慰和鼓励这些好友，也为自己思想苦闷的状况找到一个突破点，使自己的心理情绪求得平衡。19这种事后的追认，有一个时间差，如前所述，它不是写于反右运动期间，而是1957年5月，“百花时代”的最高潮，丁陈集团案件即将翻转之际。但是，《一个和八个》的“忠诚证明”是非常确凿的。

“第一印象”与“六出雪花”

那么，郭小川的信念来自何方呢？我以为，它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郭小川战争年代的切身经历，二是他对于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的理解。

1919年出生的郭小川，家乡在热河，1930年代初期即已在日军的入侵占领下沦陷，他随家人流亡北平，在北平读书期间参加了救亡学生运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逃出北平，本想投奔延安，因为路途阻隔，到太原前线投身于八路军三五九旅，从1937年9月到1941年初，在战争前线从事宣传工作，也给旅长兼政委王震当过机要秘书。而没有上过多少学的王震，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重用，在中共高级干部中是非常突出的，郭小川由此和王震结下终身的友谊。1960年代初，摆脱了中国作家协会诸多是非的烦扰，郭小川调入人民日报社，旋即随老上级、农垦部长王震到东北林区及北大荒，年底才返京，第二年4月再次与王震、贺敬之等人走访福建福州、泉州、厦门、漳州等地，并且写出《林区三唱》《厦门风姿》《甘蔗林——青纱帐》等名篇。1975年，历史再一次转折时期，是王震出面，把郭小川从久困团泊洼干校的危难中救拔出来，准备委以文化界重任而未能实现，在时局再次恶化后，又会同纪登奎将郭小川安排到河南去，避开1976年极左回潮时期的险风恶浪。也有人讲过，在郭小川受到周扬和刘白羽整肃时，如果不是顾忌王震的关系，郭小川会遭遇更大的灾难。

郭小川在其诗歌创作中，也多次怀念他在华北战场的烽火岁月：“南方的甘蔗林哪，南方的甘蔗林！/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北方的青纱帐啊，北方的青纱帐！/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亲近？//我们的青纱帐哟，跟甘蔗林一样地布满浓阴，/那随风摆动的长叶啊，也一样地鸣奏嘹亮的琴音；/我们的青纱帐哟，跟甘蔗林一样地脉脉情深，/那载着阳光的露珠啊，也一样地照亮大地的清晨。”（《甘蔗林——青纱帐》）他以王震为原型，写出了长篇叙事诗《将军三部曲》（《月下》《雾中》《风前》）。而在他最初的成名作《向困难进军》中，就有刚刚入伍的“我”与将军的对话——

在一个雨夜的行军的路上，

我慌张地跑到

最初接待我的将军的面前，

诉说了

我的烦恼和不安：

打仗嘛

我还不能自如地往枪膛里装子弹，

动员人民嘛

我嘴上只有书本上的枯燥的语言。

我说：

“同志，

请允许我到后方再学几年!”

于是

将军的沉重的声音

在我的耳边震响了：

“问题很简单——

不勇敢的

在斗争中学会勇敢，

怕困难的

去顽强地熟悉困难。”

这里不能不强调“第一印象”。贺敬之投身革命，“一头扑进宝塔山”，直接来到的是延安和鲁艺，郭小川进入军旅，日夜接触的是战争考验和王震将军。遇到危难，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要从历史中寻找渡过难关的心灵支撑。

同样重要的是，郭小川对生活的理解和对诗歌的理解。贺敬之的人生经历，相对单纯一些。1940年，十六岁的贺敬之来到延安，进入鲁艺学习，此后基本上都是在文化部门任职，而以创作为主。郭小川从军以后，做过很多具体的工作，1940年代后期，在家乡的热河丰宁县担任新政权的第一任县长，1950年代初，他在武汉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担任宣传处长和文艺处长，也办过报纸写过时评和杂感，后来又调入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任副处长，包括在中国作家协会的管理工作，这都是了解生活、了解人性的绝好机缘。而郭小川自己也对生活充满热爱和多方面兴趣。在《将军三部曲》中，大战在即，几天几夜地连续工作，完成了战斗计划之后，将军和他的秘书来到月光晶莹的村外河边，兴致勃勃地凝望和谛听着大自然的声光色影：“水波，/月影，/草舞，/虫鸣，/蛙叫，/涛声”；“巨石，/树丛，/落叶，/流萤，/小路，/春风”。将军的感叹是，“河水也有心灵”，“一切都有生命”。当“我”应答说，“我已经是战士了，/绝不会再吟风弄月”，放牛娃出身的将军分辨说：“最好的战士，/才有最高的意境。/月亮是我们的，/月亮与战士的心，/相辉映……”将军的情趣和诗心被浓墨重彩地刻画出来，其中所透露的，也有诗人对生活的理解吧。在《白雪的赞歌》中，在咏赞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经受战争考验而像白雪一样纯洁的爱情的同时，诗人借助男主人公的口表白说：“不仅要像雪那样洁白，而且要像雪那样丰富又多彩!”——

你看呀，雪花有六个瓣，

它在阳光下显得多么灿烂!

黄的、红的、绿的、紫的，

什么花朵能有这样好看？

仔细推敲，河边月色，六出雪花，都是寻常景象，却都被郭小川描写得生趣盎然、摇曳多姿。对于人情世故，郭小川也是体会颇深的——尽管他一直有一种诗人的天真、诗人的童心。否则，就不会有《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一个和八个》与《将军三部曲》这样以诗歌的形式探索人物命运和心灵的力作。王金在面对自己人的误解和拒斥、在面对囚犯们的欺凌和辱弄之时，能够从容应对，化险为夷，何尝不是表现出郭小川的成熟和从容呢？可惜，在一切都被简化为直观简单的敌我对错二元对立的思维判断的语境中，这种对生活的复杂丰富性的理解，既成全了郭小川的诗歌个性，也让他遭受了简单粗暴的反复批判。

以此回到我们在本文中提出的“忠诚证明”及其危机。贺敬之的《回延安》和《放声歌唱》，并没有让他得到充分信任。在接下来的“反右派”斗争中，贺敬之鉴于反胡风运动中的遭遇，谨小慎微，却仍然无端遭咎，在劫难逃。他被指责“攻击党的领导人，是右派言论”。单位一位负责人进一步在会上指出：“贺敬之由于反胡风时心里不服，怀有对党离心离德的阴暗心理，终于找到发泄的机会。这是两案并发！”再一次对他进行批判。1959年，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时，由于贺敬之的一篇《谈十年新歌剧》的文章，被指责有“今不如昔”的右倾观点，加上大跃进时对“放卫星”有怀疑等等“一贯右倾”的表现，遭受党内警告处分。20然而，只要还有发表的权力，贺敬之并未停笔，他的《三门峡——梳妆台》和《雷锋之歌》等，都是继续为“忠诚证明”而努力的。而反右倾运动、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错误清算，也屡屡出现在贺敬之笔下，当然他是从正面加以热烈歌颂的。

同样是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郭小川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内遭遇到空前的危机。这在陈徒手的《郭小川：党组里的“一个和八个”》和《检讨书》中有充分的显现。此处不赘。《一个和八个》被指认为反党的大毒草，郭小川不能不用自我撕裂式的悔过认罪，用对《一个和八个》的清算，力图做出新的“忠诚证明”。形势比人强。郭小川的撕心裂肺的检讨书，不能使他走出炼狱般的绝境。是1960年代初期的形势转捩，使他得到了基本的平反，并且再度爆发出创作的新高潮。只是他不再有人性和历史探索的勇气，更多关注的是对诗歌形式和韵律的创新了。

注释：

1 2 6 8贺敬之、李向东：《其实我也是一个“老运动员”》，《书摘》2005年第11期。

3 贺敬之：《与人民同心》，中国文明网，http://www.wenming.cn/wmzh_pd/rw/rwdt/201308/t20130822_1425243.shtml。

4 7 20贾漫：《诗人贺敬之》，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80、140、143页。

5 吴志菲、余果：《“老延安”的文坛往事 ——贺敬之回忆自己的文艺生涯》，《人民政协报》2021年12月27日。

9 16 17郭晓蕙等编《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58页。

10 11 12 13 14 15《郭小川1957年日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120—121、111、108、108、112页。

18柏华：《郭小川和杜惠》，《诗人郭小川纪念馆》，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6aa4aa01009jw9.html

19 张恩和：《郭小川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1页。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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