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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首次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史”的研究和历史描述。1939年出版的李何林的《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研究现代文艺思潮的第一部专著。自1922开始，朱自清、周作人、王哲甫、伍启元、李何林等学者，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王瑶、蔡仪、张毕来、刘绶松、唐弢等学者对现代文学史都有考察和研究。相较于数量庞大的新文学史或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却一直未得到有效的梳理。直到1986年王永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出版，才终结了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无史的局面，开创了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先河。这本以通史体例写作的理论批评史，文类的涵盖面、资料的丰富度都是最全的。然而，这部多有创建的理论批评史，因与时代共名脱节，而淹没在历史中，令人唏嘘。

关键词：王永生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 文学史编撰 新时期 批评史

李何林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出版后，撰写了评论文章《一本填补学术领域空白的开创性著作——喜读〈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用了“填补……空白”“开创性”两个充分肯定的词语，在副标题上用了“喜读”二字。在文中，李何林评价说，“王永生同志和四位合作者为填补这一重要学科的空白，做了一项开创性的工作”1。作为一位1929年新文化运动热波未散时就编辑出版《中国文艺论战》，1938年至1939年间撰写了影响甚大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且始终怀揣编撰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权威学者，如此盛赞王永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亦可从侧面感知这部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部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学术价值和重要意义。现代文学学科的开创者王瑶评价说，王永生和其合作者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足见开创之功”2。

然而，2018年某一日，笔者在阅读此书并感慨之余在朋友圈晒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封面时，一位年近六旬的资深文学教授私信我，询问我此书写得如何，并坦言自己没看过。过了几日，这位朋友再次私信我，说询问了好几位高校做文学史研究的教授，大家均对王永生和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知之甚少。

我查阅了大量史料，少有对王永生和《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进行评述的。作为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就好像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一样，踪迹难寻。王永生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学者？《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到底在现代文学批评史的书写历史上享有什么样的地位？诸多疑问始终让一位欲从事现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后学难以释怀。故本文试图从王永生的学术人生、学术研究、选编《中国现代文论选》和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来看其书与其研究经历，对现当代文学批评史的构建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等。

一、“自赎”与“荣光”的驱动

相较于新中国成立后，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以个人之力撰写中国第一部《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王瑶，和新时期主编了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及《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的唐弢，作为主编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王永生，却显得落寂。正如《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合作者沙似鹏和许道明在追忆王永生的文章中所说，“作为人民共和国哺育起来的第一代学者”，“王老师的学术生涯在他同辈人中，或许不算显赫”3。

王永生是江苏扬州人，195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之后留校工作，历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91年4月21日凌晨病逝。

据沙似鹏和许道明介绍，从学术上看，王永生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2年到1966年，王永生担任了现代文学教研室的助教和讲师，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参与复旦大学1957级学生编写《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二是出任叶以群主持的《文学基本原理》编写组副组长和临时党支部书记；三是向青年评介杨沫的《青春之歌》。1958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作为“读书运动辅导丛书”其中一部出版了王永生的专著《谈小说“青春之歌”》。“读书运动辅导丛书”编辑凡例共四条，其中第三条的核心是“要从政治上和艺术上来帮助青年读者理解和欣赏文艺作品”4。参编的《文学基本原理》，作为全国统编教材，影响了几代人的文学观念。作为参编者，“老王出过不少力”。只是，当事人都已不在世，很难查证王永生究竟出力在编撰上，还是编务上。今天看来，《文学基本原理》基本上是一个教条主义的文本。故沙似鹏和许道明也非常客观地说，此一时期，王永生“留下的多为遵命文字”，“往往以激情代替理性，批判多于发现”5。

第二个阶段是“文革”期间，撰写了研究鲁迅的《鲁迅文艺思想初探》《论鲁迅的文艺批评》，两书分别于1981年、1984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和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王永生的鲁迅研究始于1974年，第一篇研究文章《生活原型与文艺创作的典型论》刊发于《安徽文艺》1975年1月号上。“四人帮”垮台后，王永生对鲁迅的研究由“地下活动”转入公开，他称自己获得了“第二次的解放”6。无论王永生是否真的“解放”了，但面对在“文革”中被人为造神的鲁迅，王永生的研究终究难抵时代之扰，也因时代的印迹太浓，这两本书也归于沉寂。笔者查阅了张梦阳先生的《中国鲁迅学史》，亦未见有任何提及。

第三个阶段是呼吁创设“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专业，主编三卷本的《中国现代文论选》和三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7作为一个学者，这才是王永生最重要的学术成果。

呼吁将“中国现代文学评论”作为独立学科建设，在高校开设相应课程，王永生倾注了生前最大的热情。而参与复旦大学1957级学生编写《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成为其日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一个诱因。“六十年代初，他曾参与编写的《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又有诸多的不成熟，甚至还有相当的不公正，一种似‘自赎’的情形也在沉重地压迫着他。”8

王永生1952年毕业，1957年参与编纂《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时，已留校五年，作为青年教师参与项目组。据1957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的学生参编者吴立昌回忆，此书是“1958年夏掀起的群众性科学研究新高潮”下的产物，王永生时任57级年级党支部书记。也正是王永生，在学生们不知如何着手编撰时，帮57级编写组的学生请了以群和姜彬两位前辈指导。1958年深秋的一个早晨，以群和姜彬到了吴立昌们的宿舍，以群对编写《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一是要强调突出党对文艺的领导，他特别提出要我们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以及不久前发表的周扬总结文艺界反右斗争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还讲过周扬的文章是中央讨论过的，可以引用；一是强调文艺与时代与政治的关系，要我们紧扣时代风云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去考察文艺的发展，这个问题与前一问题又是密不可分的。”据吴立昌讲，“以群强调的两点，以后便成了我们编写全书的指导思想。”9

1958年反右结束，“大跃进”又开始。在1958年3月，教育部召开第四次教育行政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反掉保守思想，促进教育事业的大跃进”10。“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下，高校掀起了大闹教育革命、大搞科学研究、大搞教材建设的高潮。复旦大学57级学生，正是在“大闹教育革命”的风潮下编写《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的。

该书的《导论》，直接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为总纲领。强调“文艺思想斗争实质就是阶级斗争在文艺领域里的反映，文学艺术就成了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11。在《新民主主义论》的政治/文化框架指导下，全书分为四编，第一编为“五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艺思想斗争（1917—1927），第二编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艺思想斗争（1927—1937），第三编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文艺思想斗争（1937—1942），第四编为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文艺思想斗争（1942—1949）。在第一编第一章即是“马克思主义推动了文学运动”，确立新文学运动的领导权，在起源上，追溯到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整本书，被放置在阶级对立、敌我之间展开，从“复古派”“保守派”到持“反动文艺观”的胡适、梁实秋、“买办资产阶级文化集团的”“现代评论派”，再到“修正主义，反革命的”冯雪峰、胡风，等等，都被纳入批判、否定的对立面。今天来看，包括《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在内的同期的集体编纂的文学史著作的共同特点，“就是极端政治化涂抹加上大批判的‘浮夸’，完全谈不上学术规范与学理探讨，也完全摒弃任何个人化的学术个性，纯粹就是‘政治路线’指导下的集体写作”12。

编撰《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更宏大的时代背景，乃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规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大学中文专业的必修课。1949年7月2日至19日，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这是新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起点。同时，也可以说是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起点和学科建设具体内容的定调。郭沫若做的报告《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指出五四运动之后的新文艺“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艺”，“三十年来的新文艺运动主要是统一战线的文艺运动”，并按照政治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划分文艺运动的主要段落，描述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郭沫若的讲话，“第一次从政治层面做了统一而鲜明的解释，一种代表主流的‘新民主主义’的现代文学传统观就此树立了起来”13。第一次文代会，“确立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新文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对新文学这门学科进行了总体上的理论构建”14。

1950年5月，政务院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对中国新文学史课程的内容做了如下规定：“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1950年代初，由蔡仪、王瑶、老舍及李何林四人共同执笔撰写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明确了学校新文学史的目的是“了解新文学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1951年9月，王瑶的《新中国文学史稿》（上册）由北京开明书店出版（下册1952年5月完成，1953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即便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在做‘填空题’——用文学材料去填充《新民族主义论》提供的‘历史’框架”15，但出版不久依旧遭受了批判。1953年召开的第二次文代会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茅盾在《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报告中强调“五四以来中国革命的文学运动，就是在工人阶级思想指导下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向发展过来的”。茅盾的讲话“意味着是以社会主义文学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现代文学，从而在实际上否定了它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现代文学研究工作中‘左’的倾向即由此发端。”16“新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从一开始就被纳入了国家意识形态，不仅为新政权的合法与正统性提供了历史依据，而且也为新的文学、文化创造了规范。这样，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刚成为独立学科，又立刻从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史。”17

1956年春，高等教育部组织了全国统一教材编写工作，虽然1956年7月，审定了教学大纲。但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使得教材未能按照“大纲”编写。1958年夏，反右结束，但高校中开展的反保守反浪费的“双反”运动，以及“大跃进”运动，又将高校老师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加以批判。除了批判包括王瑶在内的文学史家外，“另一方面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占领科学阵地的名义，发动学生扩编著新教材。在现代文学学科，最有名的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18。

王永生参编的《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正是高校集体编写文学史这个热潮中的产物。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将“五四”以来的文学发展，粗暴地放置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以政治为主的框架下展开，文学领域的不同见解，各流派相互间的辩驳、论争，均被上升为你死我活的敌我、阶级斗争。1984年，王永生反省道：《中国现代文艺思潮斗争史》“出版时竟将五四运动以来关于文艺问题所开展的不同意见争论，同文化特务机构操纵些的对革命文艺队伍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以及反动文人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基本原则的攻击、一律视为文艺战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进行搏斗’的具体表现，对于某些文艺论争与论争中的部分当事人，做出了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的错误结论”19。

除了自我救赎，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本身的发展，亦是王永生呼吁并投身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因。

1949年至1952年的几次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为复旦大学的文学批评专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促进。除已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取得重大成果的原复旦大学教授陈子展、赵景深、王运熙外，1949年9月郭绍虞、刘大杰奉命分别从同济大学、暨南大学并入复旦大学。1952年，朱东润从沪江大学调入复旦大学。此外还有陆续留校任教的顾易生、蒋凡等治中国批评史的专家学者。1958年，由高教部批准，复旦大学中文系设立中国文学研究室，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郭绍虞担任主任。

王永生向学术界呼吁创设“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除早年跟随以群编撰《文学基本原理》，在一定程度上积累了丰富的现当代文学批评史知识外，现实的原因是他自己身处复旦大学中文系这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重镇，自己也想做一些开拓性工作。“院系调整后的复旦，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是它的骄傲，而前贤们的研讨范围限于先秦至清末。在王老师，做这项工作是为续后，当然也为了报效母校，替复旦的骄傲再添上一道光彩。”20

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无论是著作还是教学，都是从先秦诸子的文学见解和主张讲到晚晴的文学主张和理论。近代、五四后的文学批评从未涉及。实际上，“中国文学批评史”准确地讲只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据当时的一些资料显示，在“文革”前，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课的古典与现代之比为4∶1，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为6∶1。21在王永生工作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三年半的文学史课程中，有三年半讲古代，只有半年讲现代22。

为了开拓文学批评史学科领域，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室在筹划编撰七卷本《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同时，正式将考察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一段时期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列入批评史研究项目，专门成立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课题组，由王永生负责。王永生带领沙似鹏、许道明、张新、胡荣祉、贾鸿猷等青年教师，历经两年，选编了三卷本的《中国现代文论选》，在收集、选编《中国现代文论选》的基础上，编撰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开创了复旦大学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学科。

因早年的“遵命文学”写作对一个人格健全的知识分子的自我压迫，以及身处在一个重视中国文学批评史，且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执教，内在的外在的两股力量，最终推动了王永生将自己后半生的精力，用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专业建设和编纂工作上。

二、磨刀不误砍柴工

在1979年，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室，专门成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课题组，王永生带领团队选编《中国现代文论选》，目的是配合草拟《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大纲。也正是有了前期对1917年至1949年三十年间文论的梳理、整理、汇编，使得王永生和他的团队占有了非常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著名文论家雷·韦勒克、奥·沃伦指出：“学术研究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收集研究材料，细心地排除时间的影响，考证作品的作者、真伪和创作日期。很多学者费了大量的心力和工夫来解决这些问题，尽管如此，文学研究却必须认真认识到这些努力仅是最后的研究工作的起步。这些起步工作的重要性常常是特别重大的，因为缺少这些工作，就无法解决在对作品做批评性分析和历史性了解时所遇到的许多困难。”23

王永生及其团队选编的《中国现代文论选》，做的就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步工作”，研究界在资料使用上突出的问题是转引较多，不建立在对第一手资料、原始资料的阅读和研究上，所有的研究都是空中楼阁。要说《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成功，其中一个重要的基础就建立在王永生带领团队至少花了五年时间梳理、辨析三十年来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史料上。李何林充分肯定了《中国现代文论选》的资料价值。在谈到《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优点时认为，其“材料相当丰富，理论较为实事求是，在不少问题的论述上澄清了过去某些片面、偏激的看法”。其中一个原因是“作者们重视第一手资料的建设，因而全书能建立在史料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我看这本《批评史》所有优点，都和作者们事先认真编出一百万多字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论选》有关”24。

对五四以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思潮、文学运动的资料选编工作，早在1934年，就已经开展。1934年4月由张英若编辑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由光明书局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对新文学史料进行整理和汇编的资料集，为后人研究新文学提供了珍贵的参考文献。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由胡适选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建设理论集》，郑振铎选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文艺争论集》，是目前最权威的新文学运动前十年的文艺理论、文学批评和文艺争论的资料选编。不仅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而且胡适和郑振铎的长篇序言，本身就构成了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的理论批评发展史。王世栋1935年选编、由新文化书社出版的《新文学评论》，胡适、周作人在演讲中多次提到这个版本，证明两位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旗手是认同王世栋的选本的。以上几部资料选编，主要集中在对五四时期资料的选编。虽然各自选择的角度不同，但会发现，胡适、周作人、沈雁冰、钱玄同、郑振铎、成仿吾等几位主要批评家，均是各自关注的重点。

1978年，学界有人提出“抢救现代文艺资料”和“要求我们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应该采取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措施来进行”25的呼声中，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1979年5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文学运动史料选》，共5卷。虽然这套书是在“四人帮”被粉碎后选编的，政治色彩还时隐时现，但学术眼光没有完全被政治遮蔽，整套书的学术性、权威性，还是很充足的。从后面的学者引用来看，也是被征引最多的一个选本。

王永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论选》比《文学运动史料选》晚了三年。在选编体例上较《文学运动史料选》也有了很大改观，最明显的是政治色彩更淡薄了，按诗歌理论批评、戏剧文学论评、散文理论批评、小说理论批评、电影文学论评、创作经验论述、国外文学评介、作家作品评论、文学理论建设、文学问题论争十辑分三卷选编。

《中国现代文论选》打破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指导的框架，尤其是打破了王永生早年参编的《中国文艺思潮斗争史》以“两个阶级、两种思想、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粗暴区别，并根据政治需要随意删改的不正学术之风。王永生及其团队在选编《中国现代文论选》时，采用了“分类编年”的体例，按文学门类不同编入相应专辑，并按文章写作或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不再标以“正”“反”一类字样。

不再以政治框架来做分期处理，而以文类来选编。选文的范围也较大，共选了二百六十篇文论，一百余万字。基本涵盖了五四至新中国成立三十年间文学理论批评的全貌。这种打破政治框架、注重学科本身的发展、将学术性放在第一位的做法，使得《中国现代文论选》相较于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文革”期间的资料选更纯粹、更具有学术性了。即便过了四十余年，今天再来翻阅此书，依然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全书选编了胡适五篇文章、周作人八篇、梁实秋三篇、胡风四篇、冯雪峰四篇，等等。这些人都是因为各种原因在新中国成立后遭到批判的理论家，能客观地将他们的重要文章选编进来，本身就说明了王永生在“拨乱反正”上所做的努力。

可以说，选文的“原始性”和权威性，是《中国现代文论选》长期葆有学术价值的根源。唐弢在编纂《中国现代文学史》时和团队约法三章，排在首位的就是“必须用原始材料”。唐弢说：“我强调尽量看期刊还有一个原因，期刊上都是最初的文章，代表作家当时的思想，符合文学史的要求……历史得根据原始的作品，讲当时的情况。”26《中国现代文论选》在选编上，用的全是期刊当时发表的最初文章，这些文章，尤其是现代文学史的争议文章，都带有当时的时代气氛和时代语气，这对理解、把握当时的争议有很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选本另外一个特色是，在每篇编选的文章后面，都加注了编者对文章出处、发表刊物和发表日期，以及选编者的短评，这在体例上亦是有开创之功的。如选编了梁实秋给徐志摩的通信《新诗的格调及其他》，首先介绍了该文是发表于1931年1月出版的《诗刊》创刊号上。接着介绍了梁实秋的生平及其主要文艺理论的贡献和主要文艺活动，当然也不忘强调梁实秋“理论的根本点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具体对文章的评价上先抑后扬地说，“本文在论述新诗的根本点上是错误的”，接着也肯定了“梁实秋的文章中对我国新诗状况所做的分析，对我们了解当时的情况也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27。但明显地，对左翼或者被判定为政治立场坚定的理论家，选本的评价就相对高。如对鲁迅《诗歌之敌》的评介中，首先对鲁迅的生平介绍非常详实，定位非常高——“民族伟人”，在对具体的文本评价上，文章评介说——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关于新诗的重要论点，即“诗歌是本以发抒自己的热情的，但也愿意有共鸣的心弦”。他批评某些诗人满足于抒发一己之情，满足于随意地见物抒写“无题”“有感”之类，而应力争在广大群众中拨动“共鸣的心弦”。鲁迅的这些重要见解，对于某些无病呻吟的诗歌倾向，是一帖对症的良药。这篇诗论是我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28

在新时期，“资料工作比研究工作更为薄弱”，樊骏认为，“一般地说，资料工作本身并不是研究工作”，“却是后者不可缺少的前提和基础。过去研究工作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有的就与资料不足有关，研究工作的许多空白，首先也在于缺少资料。资料工作受到重视，并有了这样规模的开展，表明尊重历史、从实际出发、广泛占有史料的精神正在形成，也显示出建设发展这门学科的远大眼光和宏伟规划”29。

当然，相对于《中国新文学大系》等早期选本，对林纾、学衡派、甲寅派等主要理论家的重要文章，却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如1923年9月吴芳吉在《学衡》杂志第21期发表的《再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逐条对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八事”批驳，吴芳吉还在文中提出了文学新的八种“态度”，这不是简单的复古和反对白话。另外，如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吴宓《论新文化运动》《论写实小说之流弊》、胡先骕《评〈尝试集〉》《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等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章，均未收录。

三、开创之功“功”在何处

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最后一章 “略述文学革命的历史和新文学的大概”，这是首次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史”的研究和历史考察。此后，赵景深、陈子展、钱基博的文学史，对新文学有“附骥式”的简单评述。1933年周作人在北平辅仁大学的演讲整理出版的《中国新文学源流》，勾连了新文学与传统的关系。1933年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被认为是“第一部具有系统规模的中国新文学史专著”30。朱自清1929年至1933年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大学的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1980年由赵园整理，刊发于《文艺论丛》1980年第十四辑），王瑶先生认为，其“创立了新文学史编纂的历史传统”31。1935年由赵家璧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每卷的导言结合起来本身就构成了一部新文学史。1939年出版的李何林的《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研究现代文艺思潮的第一部专著。此后，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一直在不断被挖掘、被书写。

从1922年茅盾发表了《读〈呐喊〉》，“现代文学作家自己研究自己的历史就已经开始了”32，同时，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也是发表于1922年。1922年，是现代文学批评元年。但直到1986年，专门的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专著才开始出现。若从1922年算起，到1986年，相隔六十四年，才有了第一本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王永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乃是开山之作。这本以通史体例写作的理论批评史，文类的涵盖面、资料的丰富度，都是最全的。

温儒敏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韩译本的序言中讲到，在他撰写《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前，只有王永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整个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比较薄弱”，“有关现代评论的专题研究论文也很少”。在温儒敏看来，现代理论批评研究薄弱的原因，“可能由于批评史的研究要更深入地触及现代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某些关键的或敏感的问题，有些专题的探讨难度较大，有些重要方面的基础性研究，包括资料的整理，都做得还不够”。33直到今天，相对于数百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量，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依然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目前较有影响的现代批评史也只有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1993年）、刘锋杰的《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1995年）、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高利克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1997年）、许道明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2002年）、黄曼君的《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2002年）、周海波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论》（ 2002年）等几部。“然而，如果缺少了解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状况，就不可能完整地认识整个现代文学的历史风貌。事实上，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种历史转型期的文学，其在理论批评方面所进行的种种探索及其困扰，其在文学认知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特征，都是观察这一段思想史、文化史的重要的角度，其研究的意义不仅仅限于文学范围。”34

从整个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书写上来考察王永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它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具有开创性。在此书之前，“中国文学批评史”严格来讲，就是古典文学批评，且更偏重于诗文的批评。自王永生始，中国自五四以来的文学理论批评被呼吁、被关注，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被设立为单独的教研室。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出版的当年，刘纳《中国文学年鉴》所写的《述评》就注意到该书并热情洋溢地赞叹道：“王永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是我国第一部反映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情况的著作，它弥补了以往‘中国文学批评史’只研究五四以前的文学理论批评现象的不足，填补了这一重要学术领域的空白。”35

在王永生看来，研究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是为了总结、整理与继承古代文学理论的遗产，其目的主要是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服务。忽视晚清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文学理论批评史，“便不可能完整地鸟瞰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从古至今的发展全貌，也无法全面了解近百年来，尤其是二十世纪初叶以来，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我国文学评论界自觉或逐步自觉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响，为发展与建设我国文学理论批评所付出的卓有成效的劳动”36。王永生所谓的“整体把握”批评史，和同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陈思和的“新文学整体观”是有很大差别的。王永生的“整体把握”是将现代文学批评接上古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从王永生自己的表述看，或许他更在意的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是我国第一部反映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一时期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情况的学术著作。它改变了中国文学批评史领域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后文学理论批评获得迅猛发展的情况略而不论的局面，填补了学术研究的一段重要空白。它对文艺工作者更好地吸取历史教训，为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更好地开展文学评论，也具有重要意义。

王永生强调了批评史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主要编纂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后文学理论批评获得迅猛发展的情况进行论述。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批评史是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指导的。在王永生的学术视野内，“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同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一样，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现实土壤上的新的产物”。

当然，这并非王永生的开创，自1940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以来，新文学或现代文学史的书写，都是按照这个模式进行的。客观地说，王永生只是将文学史的书写置思维换成了批评史的书写。在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上，并没有新意。所以，无论是李何林还是王瑶的盛赞，可能仅仅限于这是第一部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而已。

其次，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先前对被批判的批评家的重新认识。今天，很多东西都已经成为常识，但在王永生编撰批评史，阻力和压力依然很大，能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按照批评家、理论家的认识给予胡适、周作人、梁实秋、冯雪峰、胡风等人以相对公正的评价，在彼时还是很了不起的。

在对新文学运动起源性论证的全书第一章，在章节设置上，第一节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新青年》在五四时期对运动的贡献，第二节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对初期新文学理论的影响，第三节为陈独秀与《文学革命论》，第四节为胡适的白话文学主张，第五节为周作人“人的文学”主张与五四时期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潮。虽然在新民主主义的思维定式下，在第二节就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对新文学开端的影响和价值，但也没有抹杀胡适和周作人的贡献。在论及胡适时，虽然将胡适放在了陈独秀之后论述，但强调从时间顺序上看，“最早提出改革旧文学的是胡适，他的《文学改良刍议》打响了五四文学革命的第一枪”。在具体的论述中，将胡适的白话文改革提早到1915年，客观地、从历史发展的脉络对胡适的新文学理论加以肯定——“无论从文学形式的改革还是从文学内容的推陈出新而论，胡适的白话文主张基本上适应了五四时代对新文学的历史要求，对反封建旧文学旧思想，提倡新文学新思想，具有不可忽视的进步意义。”37在对周作人的评价上，批评史开宗明义地指出，最早比较具体、明确新文学内容建设的是周作人。周作人“阐发了文学革命对于思想革命的意义，首先揭起以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基本精神的‘人的文学’旗帜，从而使文学革命由‘破坏’阶段而进入‘建设’阶段，由注重形式的改革而转变为内容与形式的改革并重，加快了文学革命的进程”38。

胡风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但批评史在胡风还没有完全获得平反的时候，就公正地认为在整个四十年代中，胡风是活跃于文坛的很重要的评论家。批评史认为，胡风坚持了“历史的”观点，首先关心的是作品的现实内容和社会意义；同时，胡风又坚持“美学的”观点，能对作家的艺术风格做出精细而独到的剖析。在结论中，批评史对创作中的理论研究的探讨是难能可贵的，“他的有关理论成果，对于丰富现实主义的创作理论，开拓人民在有关问题上的视野，有着重要意义”39。

整个批评史，对新中国成立后被故意冷落、遮蔽的五四以来的重要理论家，还有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而被批判的诸如胡风、冯雪峰等人的理论贡献，都给予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虽然这些评价还带有时代的烙印，但毕竟是放在整个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大框架下展开的，有着重要的去蔽、还原意义。

再次，《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超越了长期以来文学史书写“以论带史”的做法，尽可能地还原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发展脉络。有论证指出，王永生的工作“着眼于观点和论著本身的意义和代表性”，“突破和克服某些同类著作习惯于‘以论带史’造成的局限”40。王永生在选编《中国现代文论选》时坦言，“任何选编的读物都不可能不打上选者观点的烙印。选者对选文的择取删除，甚至选者对选文所作的一些技术处理，都难免反映了选者的观点与情趣。这些虽然在所难免，但作为选者，仍以少发议论为是”41。文学批评史的书写，要完成的是对历史的还原和把握，尽可能地呈现出其发展的真实状态，让曾经的批评家和他们当时发表的文章自己“站出来”呈现当时的状况，比文学批评史的书写者长篇大论地拼凑更有价值。

现代文学研究，无论是文学史书写，还是针对思潮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往往是“以论带史”的，总是将观念、立场、路线前置，先验地将此作为“真理”，在“真理”的指导下，像做填空题一样去做“研究”。王永生早年参编的《中国文艺思潮史》就是典型的“以论带史”，歪曲历史。当然，多年后，王永生是有反省的。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在分期上，将现代文学三十年分为三期，即1917—1927为第一个十年，1928—1937为第二个十年，1937—1949为第三个十年。每一分期，均有一个概括式、整体性的描述与总结，然后根据文学理论批评在此一时期内的演进分章节论述。在每编十章左右的篇幅内，均有专章分别论及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文学与电影学等文体的理论建设，这些分别约占该编总篇幅的1/3至1/2。此外并以专章分别阐述作家作品评论、文学问题论争、基础文学理论建设以及各种文学学科的理论建树等等。这样处理的优势是，既能宏观地把握一个时期的整体，又能在具体的章节论述中更深入地理解各个文艺门类的发展情况，经和脉相互交织，有经有纬。

最后，整个批评史以文类进行论述，是有其开创性的。《中国现代文论选》是按诗歌理论批评、戏剧文学论评、散文理论批评、小说理论批评、电影文学论评、创作经验论述、国外文学评介、作家作品评论、文学理论建设、文学问题论争十辑分三卷选编。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书写上，在每一个分期内，也几乎是将所有的文艺类别的发展和研究都容纳进来。如中册论述的是1928—1937年十年间的文学理论发展，全书分为十二章，一到四章展开的是“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左翼’的成立与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本时期关于马列文论及其他国外文论的译介”“本时期文学思潮斗争的理论建树”，第五到第十章，分别对作家作品、诗歌理论批评、小说理论批评、散文理论批评、戏剧文学理论批评、新的电影文学的兴起及其理论批评，几乎涵盖了主要的文艺类别，最后两章为其他文学理论批评和关于两个口号问题的论争。从论述来说，是非常全面的。此后的文学理论批评史，主要是对文学理论的发展、思潮和论争，以及主要文艺类别如小说、诗歌、散文等展开，少有涉及戏剧、电影和散文理论的论述。这些详尽的论述，为我们了解那个时期各文艺类别的发展是有很大帮助的。

李何林也感慨道：“我觉得这本《批评史》的框架结构与总体意图较好……十分重视研讨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其他国外文论在我国的传播与引进，对其所发生的重大影响进行追根索源的探究，甚至连相关时期一些文学研究领域的发展情况也适当兼顾论及，使这本批评史著作在纵向发展与横向联系上都有一定深度的反映，能让读者对有关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概貌与轮廓，有较全面的了解。”42

当然，于王永生和《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而言，可能还有一个重大意义，那就是通过《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编纂，培养了新一代的现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队伍。《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主要参编者有许道明、沙似鹏、张新、贾鸿猷。许道明出来独立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后来又做了重大修订，修订后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被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使用。同时，许道明的《京派文学的世界》《海派文学论》，也是研究京派和海派非常重要的理论专著。许道明与沙似鹏的《中国电影简史》，是专门研究电影的理论专著。张新出来独立完成了《20世纪中国新诗史》。王永生如一只老母鸡，孵化出了一窝小鸡，壮大了现代文学批评的研究。

四、拨“乱”有余，反“正”不足

新文学运动开展不久，胡适和周作人先后为新文学寻找合法性，分别撰写了涉及新文学的文学史，如胡适完稿于1922年3月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以进化论的方式再现五十年以来的文学，为新文学的“出生”追溯其合法性。十年后的1932年，周作人先后作了一系列《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学术讲座，并据此成书。胡适和周作人确立了文学史书写的启蒙主义立场。1935年编撰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确立了新文学启蒙立场的经典性。然而到了新中国成立后，自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开始，文学史书写的启蒙立场中断，转而以左翼文学史观来书写文学史，此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左翼占统治地位的文学史叙事。陈思和和王晓明1988年在《上海文论》开设“重写文学史”专栏后，启蒙主义的文学史观才逐渐恢复。

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停滞多年的现代文学研究重新恢复，“回到新民主主义指导思想和评价标准，是现代文学研究拨乱反正的重大成果”43。这使得早先无法纳入评价，或者因为政治标准至上而刻意被抹杀的作家和理论家，得到相对公正的评价。另外，在纪念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时，胡乔木的文章传达了中共放弃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批评政治标准第一等论断和规定，这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思想解放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尤其是1983年许志英发表《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再探讨》，指出“五四文学革命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文学运动”引发的巨大争议，随着1983年底“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运动的开展不了了之后，“此后，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领导思想问题，没有人再关心。但新民主主义指导思想，也在这一次批判中，失掉了研究者的普遍认同”44。

既然1984年后，学界已经超越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框架，而王永生的论述基点还是新民主主义的框架和思路，王永生为了坚持《新民主主义论》关于五四的起源和领导权的问题，“不惜从《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找出片言只语来证明毛泽东提出了‘新文学’建设的重大问题，只为证明五四新文学理论的马列主义性质，这只能说是为了维护正统史学观而腾挪跌宕了。在新民主主义的这样的历史主义叙事框架中，无论怎么腾挪，终究无法返本（返回文学史）开新（建设有本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45。就是没有把握住时代的脉动，没有更新自己的理论方法。

比如1984年唐弢在原三卷本的基础上压缩、增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就放弃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框架，在导言《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轮廓》中，基本按照新文学发展历史的真实脉络展开，提高了非左翼，甚至是曾经在文学论争中批评共产党的作家的地位，也吸收了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部分研究成果。稍晚于王永生一年出版的由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直接以“改造国民性的文学”替代了多年来以政治为第一标准对三十年来文学的描述，将现代文学纳入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更宽阔的叙事背景中展开。

1985年5月，现代文学学会在北京万寿寺举办的“现代文学青年学者创新座谈会”，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联合发表了《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上，陈思和陈述自己的《新文学史研究中的整体观》，两篇文章被称为1985年度“最有分量”的两篇论文，这两篇论文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型，同时也开启了1980年代中后期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方法。“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整体观”当时都是作为方法论提出来的，但是新的概念必然包括新的文学史观。两者都是主张打通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把20世纪中国文学视为一个完整的文学史过程，从宏观发展的角度来看文学史，对一些局部现象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对于文学繁荣期和枯竭期的划分也比较清楚。

1986年，李泽厚提出了“救亡压倒启蒙”之说，针对李泽厚的说法，王元化有一个修正和补充——“五四启蒙中断的原因，在于当时有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幼稚和理论上的不成熟。他们错误地把启蒙运动所提出的个性解放、人的觉醒、自我意识、人性、人道主义等都斥为和马克思主义势如水火、绝不相容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46 “李泽厚和王元化观点的潜台词是：只有完成启蒙运动，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个观点在思想界引起了强烈共鸣，启蒙的意义得到了空前的强调。启蒙主义正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47

王永生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第一册于1986年4月出版，文学史观已经由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和左翼文学史观中挣脱出来了，但王永生依旧坚守新民主主义史观。在思想解放的1980年代，他已经落后于时代。“‘文学史’的价值，不在‘文学史’记录的历史，而在于‘文学史’使用的方法，亦可见‘写历史’本身比‘历史’重要得多。”48

让笔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1988年，同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的陈思和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的王晓明共同提出了“重写文学史”，在《上海文论》开设了“重写文学史”专栏。为何王永生出版于1988年的中册和出版于1991年的下册，依然没有受到新的文学史观的影响呢？

陈思和在《关于“重写文学史”》一文中强调“从我开始，从零开始”，重写的目的是“要改变现代文学学科原有的性质，使之从属于整个意识形态系统的关系中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49。王永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是具有开拓性、是“第一部”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是从零开始的，但他和团队恰恰没有“重写”。“包括文学史在内的历史写作的目的，是在不断去除‘政治’等观念的遮蔽，把这种历史的真相呈现出来。”50若说在参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斗争史》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但20世纪80年代，万事俱备了，王永生还没法做到尽可能地去除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显然就是落后时代了。

陈思和也谈到，自1978年到1985年，这门学科的主要工作是资料的发现、整理以及重新评价，这标志着一场重要的学术革命。王永生和团队成员自1979年开始选编《中国现代文论选》，对三十年来的文学资料做了深度挖掘，也对每篇文章做了重新评介，但“这种学术活动不是技术性的，它包含了一场从思维方法到具体研究的革命，即用实证的方法来修正原先由于政治偏见而对文学史所做的篡改和歪曲”51。思维决定了行动，故陈思和的《新文学整体观》及其日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能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而王永生和团队却在做了大量资料收集整理后，依然没有超越自我。

此外，1985年的方法热，直接打破了之前长达三十五年之久的阶级论主导下的政治社会学批评的一统局面，给现代文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可以说，1980年代，社会大环境和学术内部的革新，都为王永生提供了借鉴，但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我们似乎很难看到“新方法论”“重写文学史”等学术活动和学术思维对他的影响。这或许是作为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而被淹没的根本原因。

另外，王永生的早逝，中断了其修订自己倾心多年的批评史的机会。王永生1991年4月21日凌晨病逝，倾注了他半生心血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下册），1991年5月方才出版。遗憾的是，王永生都没能见上自己的“孩子”最后一面。作为一个学者，一生遗事，莫过于此吧。王永生的物理生命没有为他的学术生命提供足够长的时间和足够辽阔的空间。如若王永生足够长寿，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思想解放深入社会的方方面面，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每一个角落，王永生必定受此影响，抛弃他终生坚守的那套理论，修订他倾注半生心血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或许将弥补批评史的不足，使之更纯粹，更偏重于学术本身。若如此，王永生的学术生命，或许也会和他同辈学者那样，由此变得显赫。

王永生1984年曾说，“至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目前还仅仅只是草创阶段。《中国现代文论选》的编选怎样才能使选目更趋完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如何分编，如何安排章节，如何反映理论批评发展的带规律性的脉络，等等，都有待进一步下功夫，进行认真的钻研并广泛开展学术讨论。除了整体的资料建设与史略编写，对五四以来一些卓有理论贡献的文学评论家与文学社团，一些曾产生较大理论影响的文学评论专著，一些曾有重大争议或有重要理论建树的文艺论争，更应逐步开展深入的专题研究，才能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进一步建设打下更坚实的基础”52。只是，这一切都没来得及开展。

由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主编，1984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一版虽然给新文学史的书写带来了新气息、新思路，但它还未能最终实现新文学史格局的突破。然而，1998年，时隔十四年，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三人重新修订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2016年3月，第三版正式出版，“这次修订部分章节吸收了学界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成果，根据教学的需要适当调整了内容的写法，改正了一些字句表述和史料运用上的错漏。其中有些章节的改动较多。如‘文学思潮与运动’（一）（二）、‘新诗’（一）（三）、‘散文’（二）、‘戏剧’（三）、‘郭沫若’、‘茅盾’、‘巴金’、‘沈从文’、‘赵树理’。特别是‘通俗文学’（一）（二）（三），有的章节几乎是重写。”53

经历了三次修订，《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最终成为现代文学史诸多著作中的经典、被各高校广泛使用的教材。王永生的早逝，使之失去了修订机会，这或许是天命。但他的合作者如许道明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张新的《中国新诗史》，许道明和沙似鹏合作的《中国电影简史》，亦可理解为是王永生未竟事业的延续。

“什么时代给予文学什么样的意义，是流动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54，所以，我们也不必太苛责王永生，以历史的同情看待王永生和他为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所做的工作，即便有那么多不完善，即便还存在问题，但他毕竟是开创者，这份开创之功，不应被磨灭。

注释：

1 24 42 李何林：《一本填补学术领域空白的开创性著作——喜读〈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2期。

2 3 40 转引自于沙似鹏、许道明：《王永生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6期。

4 6 王永生：《鲁迅文艺思想初探》，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67页。

5 7 8 20 35 沙似鹏、许道明：《王永生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6期。

9 吴立昌：《私淑八年忆以群》，《粤海风》2005年第6期。

10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大事记（1949—1981）》，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9页。

11 复旦大学中文系1957级文学组：《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第1页。

12 13 温儒敏、陈晓明等：《现代文学新传统及其当代阐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1、63页。

14 黄修己、刘卫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84页。

15 48 50 李扬：《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8、62、4页。

16 王瑶：《中国文学：古代与现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105页。

17 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页。

18 30 31 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32、28页。

19 52 王永生：《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起步与展望》，《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5期。

21 《明确方向，向前迈进！——关于厚今薄古座谈会的综合报导》，《光明日报》1958年7月6日。

22 余一：《复旦中文系在大踏步前进》，《光明日报》1958年7月6日。

23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

25 参见于伶《抢救现代文艺资料》和谷苇《几点随想》，两篇文章均刊于《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1979第四辑。

26 唐弢：《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现代文学演讲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页。

27 28 王永生主编：《中国现代文论选》（第1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75页。

29 樊骏：《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考察和思索》，《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1、32页。

32 邵宁宁:《现代文学:许可历史与未来走向——吴福辉先生访谈》，《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33 34 温儒敏：《批评史研究的意义、方法和难度——〈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韩译本序〉》，《文学史的视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193页。

36 王永生：《应当重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建设》，《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5期。

37 38 39 王永生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48、52、244页。

41 王永生：《关于选编中国现代文论选的断想——〈中国现代文论选〉（修订本）前言》，《贵州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

43 44 47 刘卫国、黄修己：《突破与创新》，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6、24—26、30页。

45 刘军、朱水涌：《总体性坍塌之后——论现代文学批评史写作的模式流变》，《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46 王元化：《为五四精神一辩》，《五四：多元的反思》，三联书店（香港）有限责任公司1989年版，第3—4页。

49 51 陈思和：《关于“重写文学史”》，《陈思和文集·告别橙色梦》，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46、347页。

53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出版往事》，《中华读书报》2016年6月29日。

54 王德威：《现当代文学新论：义理·伦理·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大家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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