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00年9月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七，我夹了个包和儿子一起从家里出来。他上小学一年级，开学第一天，我去《山花》杂志社上班，替安心备考的现任主编李寂荡看稿。我和儿子都是去当小学生。工作半年后正式调进来，在《山花》一干就是十三年。其中有九年何锐任主编，何锐卸任后，寂荡任主编直到现在。

进编辑部第二天，中午快要下班时座机响起来，我顺手拿起来：

“找何顺安，叫何顺安接电话。”

我说：“你好，我们单位没有这个人。”

放下电话，另外两个人得意地笑起来。说何顺安是何锐原名。打电话的一定是他夫人，只有他夫人叫他何顺安。哎呀，怎么办？一来就闯祸。他们说不要紧，没得事。中午吃什么呢？其他人已经走了，有的回家，有的去食堂。这时何锐推门进来，我忙心虚地说：何老师，刚才阿姨打电话找你。他说，跟我走。

我没敢问他去哪里，他走路极快，我得加把劲才能跟上。任何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让人感觉复杂。先从科学路穿过小巷到醒狮路，从醒狮路到富水南路。他在几个馆子前犹豫了一小会儿，我明白大概是请我吃饭。不免有点受惊。从富水南路走到曹状元街。他终于看中街上一家牛肉粉。这个粉馆和同类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又大又干净。何老师点粉时只要牛杂，不要牛肉。牛杂有牛心牛肝牛肠牛肚牛百叶，我听着都怕。粉端上来后，他像玩魔术一样摸出一个酒瓶，刚才走在他身后，没看出他揣了瓶酒。后来我才知道，别人穿短袖时他穿两件，别人穿两件时他穿四件。冬天，他穿八件。那是有一次，他从一楼爬到六楼，说今天有点难受，准备去医院，同事七嘴八舌，问他哪里不舒服，他说喘得厉害。“是走快了喘，还是不快不慢都喘？”“走平路不喘，上坡才喘。”同事说帮他看看，解开衣服，原来是领带勒在脖子上。他昨天开了个会，特地打上领带，晚上睡觉也没解下来，到早上转到后面也不知道，扎皮带挺腰一拉，紧紧拴住，走平路没事，坡越陡勒得越紧。大家就是这次数清他穿多少件衣服的。如果加上羽绒服，那是九件。粉馆没有白酒杯，只有啤酒杯。我告诉他中午特别怕喝酒，他说只有半瓶。他喝一两，我喝四两。他把牛杂全部吃完，粉没吃几根。慢慢地，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瘦。吃鱼时最喜欢的是鱼眼皮、鱼眼珠和鱼尾巴。尾巴上的肉也只挑一点点，花生米那么大一粒。猪肉只吃猪嘴、舌头和猪尾。鸡鸭只吃头和脖子。也就是这些动物身上动得最多的地方。这样的精细和他对文字的挑剔如出一辙。

何锐老师在生活中并不幽默，甚至不是一个好玩的人，但他好玩的故事特别多。他喜欢酒，除了茅台，其他好酒也喜欢。他不时到烟酒店寻酒，有一次寻到一款马奶做的酒，来自内蒙古。我们几个都想，到贵州来卖酒，不是向和尚卖梳子吗。打开就是一股奶香味，度数不低，五十三度。喝着感觉和浓香型差不多，不难喝。又一次淘到一款青花瓶装的十五年郎酒。每个大瓶还附带一个漂亮的二两小青花瓶。在专卖店已经放了十年，一瓶都没卖出去。何老师尝了，一高兴买了十箱，店家也高兴，还送了一箱。当时我们都怀疑，会不会上当，喝了两次后觉得真好喝，并且价格相当便宜。等到大家都觉得好喝，价格陡然涨了三倍、五倍，现在已是十倍。我再也没喝过，喝不起。他还找到一款怀酒，曾经的贵州十大名酒，也是放在店里长期卖不出去，买了几箱回来，真好喝。寂荡结婚似乎用的也是这款酒。后来是否生产不知道，反正我已有十几年没见到。

和他出差去外地，他自己带酒，当然是茅台。2003年8月去北京，带了四瓶，他的任务是邀请经济学家来贵阳做讲座。他搞了个企业决策研究会，通过研究会筹钱办《山花》。早上从北三环贵州大厦乘公交出来，去建国门内大街找人。在哪里下记不得，只记得下车后他拔腿就跑，阵势有点吓人，不是被抓就是要去抓人。我追上后，他说拉肚子。跑了一阵没找到公厕，掉头再跑。我建议打个车，或者找人问问。他不理我，继续跑。大街又宽又直，人很少，找不到人问。我已满头大汗，平时又不爱锻炼，关键是，我还背了三瓶酒。酒不重，只是背着它们跑有点丢人，就像这酒是偷来的，还好没被警察抓住问，要不然凭我一张笨嘴怎么说得清楚。跑了一个小时，居然让他找到了，街边一个移动式公厕。他从里面出来，高兴地骂了一句：狗日的。我也高兴，这个移动式公厕在我眼里是最漂亮的设置。找到的人有点装逼，京城没有他喊不动的人，要价奇高。离开这人后必须打的，《小说选刊》的秦万里和冯敏在某个地方等我们。四个人喝了大半瓶。和《小说选刊》两位老师分手后，他带我去天安门。他上大学时坐在台子上观看过国庆典礼，那是1965年，非常隆重。我这是第一次来北京，对什么都好奇。他指给我看，他坐在哪里。他当时坐在黄继光母亲旁边，那是另外一个传奇了。晚上去北大和王岳川吃饭。王教授酒量大，口才好，我默默地听他讲，酒也喝不下去。最怕中午喝酒，无论喝多少晚饭时都难受。第二天我去长城，何老师去见作家。晚上在贵州大厦吃饭，忘了和哪些人，只记得大家都到了他不到，打电话也不接。后来才知道，他中午和见到的作家喝酒，在路边打车时觉得热，脱下西装扫来扫去，在路边站了一个多小时没司机理他。他觉得自己是在招车，开的士的以为他在扫地，手机又放在西装里面。那只手扫累了，换了只手随便一招，马上就招到一辆。这件西装是他上一次在北京买的，标价2800，他少看了一个0，交钱时吓了一跳。他买东西从不讲价，回到家没敢和夫人讲，只敢在我们面前庆幸：幸好我带了三千块钱。

在贵州大厦把带去的酒喝完了，隔天和李冯见面，李冯请我们喝清酒。吃饭的地方和韩国现代汽车有关，有上万韩国人，馆子里只有清酒和啤酒。当时《英雄》正火，我记得李冯说，剧本他改了六十遍。何锐问他有没有小说，他说在改另外一个剧本，一年后，这个电影出来了，叫《十面埋伏》，据说《十面埋伏》改了八十遍。何老师不喝清酒也没喝啤酒，象征性地抿了一点。他喜欢谈论政治，哪个上哪个下，谈文学极其精简。我们几个对此完全不懂，他几乎是沉默地坐到结束。他上大学时，一个人办过黑板报，办过一个人的广播站，成立过一个人的战斗队。带黄继光母亲进过北京。他不是喜欢冒险，而是不知道那是冒险。他又是一个极其自我的人，不太管别人感受：一切为理想和信仰，而不是利益，不是君无势则去，而是义无反顾。这里说的自我不是自私，是不拘小节，是着眼大局和未来。有一次他在小街上走，看到几个人在喝酒，他毫不犹豫就过去，端起碗就喝。喝酒的人当然不在意，热情地喊他一起喝。喝了一会儿他在桌下到处找，人家问他找什么，他说有颗花生米掉了。还有一次和一桌人聊天，聊到高兴处脱掉鞋，回到家发现只有一只是自己的。有一次去一位副省长办公室，说完话拎起箱子就走，到家才发现箱子不是自己的，忙打的给人家送回去。那位副省长刚出差回来。作家野莽来贵阳，两人酒后聊得正高兴，夫人打电话说家里有耗子，他立即打车回家，然后到处找耗子。他第一次安装电热水器，不开冷水只开热水，烫得跳出来，说这是什么产品，质量这么差。夫人在回风炉上坐了个铝锅（贵阳人叫锑锅），叫他注意，别烧干了。他烤着火看稿，夫人回来，新买的锑锅烧了个洞。他跑到办公室，夫人打电话骂他，他拿起来没有喂一声就递给我，我莫名其妙地认真听了一遍，估计他一遍也没听完过。他还养过一只流浪猫，一只没有尾巴的猫。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唤猫，如果猫不在家，他会敲开邻居家的门，什么也不说，歪着头在人家屋里唤猫。他没给猫取名字，“喵”就是它的名字。一栋楼都找不到，就到楼下去找。幸好他住那楼栋只有四层，八户。进进出出不那么累。断尾猫有天一去不回，何老师难过了好久。

何锐喜欢吃不饱的美味，这让他身体大受其害，长期便秘，瘦得穿八件衣服都看不出臃肿。他有时就像一个不听劝、我行我素、特别天真的孩子。不不不，我不应该去评价他，还是讲他的故事吧。他刚任主编时为了拉赞助特地去湄潭酒厂，厂长热情接待，反正有的是酒，还是好酒。何老师一口菜没吃，喝了三十八杯。不是现在的一口杯，一口杯容量十毫升，当时没这么小的酒杯。当时最小的酒杯也有二十毫升，三十八杯应该有一斤多。从贵阳去湄潭当时没高速，大客车得五六个小时。兴高采烈地回来，以为自己搞定了。等了几十个月没等来一分钱，寄去的协议也不理。他没埋怨人家，只对三十八杯的豪壮念念不忘。后来去烟厂谈赞助，厂长说不给钱，但可以给作者发稿费，《山花》发多少，烟厂就发多少。双稿酬让远在边地的《山花》很快进入文学圈谈论的话题。为了感谢烟厂的支持，何锐特别邀请林斤澜、韩少功、叶兆言、苏童等作家去烟厂采风。这些在他的访谈中都有提及。没有提及的是一件小事。他们去烟厂参观时，一位处长不屑地对他说：“我还以为文人不爱钱，原来一样爱钱。”何锐不慌不忙地说：“文人爱钱凭的是智慧，不是算计。”杂志主编不是官员，也不是老板，在俗人眼里，社会地位还不如小报记者。现在小报记者不行了，杂志主编的地位没有提高也没降低，和以前一样卑微。有次陪何老师去一个企业，我对来接我们的年轻人说，我们是《山花》编辑部的，这是主编。他没听清楚，想当然地称何老师部长。何部长没笑也没答应，径直向里面走。他走路极快，年轻人不得不小跑侧身在前：部长，这边，部长请往这边走。

他走路特别快，不是故意快，和性格有关，从小就快。有一次在大理三塔寺，他和我们几个年轻人比谁走得快，他当时已六十出头，毫无悬念，我们很快败下阵来。和他出门办事，神经一定要绷紧。有一次去省委，我跟在他身后拎了十本杂志，卫兵问找谁，他以极快的速度把一本《山花》递了过去。卫兵一愣，他已走了进去。卫兵让我登记，我赶快填写，趁卫兵还没细看，以百米冲刺速度奔跑，在他闪身进楼时跟了进去。好在那时卫兵不问这问那。他走路不看脚下，只看前方。第四届（2007年）鲁迅文学奖在绍兴颁奖，他参加晚会时被远处灯光吸引，昂首向前，也不管横在前面的矮墙，一步跨过去轰然摔下来。那是通向地下停车场的入口。摔得非常重，额头、腰椎都受重伤。幸好大楼保安听见他摔下去的声音，犹豫了三分钟后决定去看看，送到医院，昏迷了一天才醒来。我第二天深夜到达绍兴人民医院，他仍处于半昏迷状态，头肿得非常大，不停地呻吟。当时有吴玄、东君和马炜一起，他们特别难过，吴玄难过得动不动就发火。他摔下去时头先着地，额头上的骨头摔得粉碎，出院后一大块方形凹陷。我尽量避开不看他额头，半年后镶了块钛合金才敢看。腰椎上的钢板也是半年才取出，从此元气大伤，只要天气不好，或者身体太累，腰都会痛。白天忙忙碌碌，还撑得住，一旦躺在床上，坐卧都难。摔这一跤，他遭的罪太大了，太大。

那年国庆节我去乌兰巴托，路过北京时，特地去通县见一位研究《易经》的诗人。他告诫，一定要提醒何老师，走路要小心，特别是小心车。回贵阳后我把这事告诉他，叫他注意。他点头说，是的，从小我父亲就提醒我，慢点慢点。一个月后，他打的快到目的地时，解开安全带低头找手机，司机一个急刹，他的头撞在工具箱上面，缝了三针。和寂荡聊起他老人家，寂荡说，他还撞过一次呢。外地作家来贵阳住在喜来登酒店，他去看望他们，一头撞在酒店玻璃门上，当的一声，没把门撞烂，真是惊险。

在绍兴摔那一次，住院两个月，绍兴一个月，贵阳一个月。在贵阳中医学院住院第二天就要我把稿子打印给他送去。发现自己举不起稿子，叫编辑去床头读给他听。这已经到任何褒义词都失效的地步。讲给一位作家听，这位老兄笑着说“令人发指”。如果《山花》是一个人，这个人既是他长子，也是他小儿子。这在约稿、编稿时体现得最直接。打电话约稿不自报家门，也不管时间：“你给我搞一个”。对方还没搞清楚状况，电话已经挂掉。熟悉他性格的人知道这是《山花》的何锐在约稿。有时他也会聊聊他对作家或作品的看法，他的万州普通话，一般人能听懂一半。不完全是口音，还因为语速比较快，句子跳得比蚱蜢还快，很像写诗。他不写诗，但他是全国最好的诗歌编辑。他的口头禅是“诗歌不用约稿”。有一半是诗人寄来的诗稿，另一半是各种民刊。民刊有刊也有书，他从里面选诗不用笔，咬牙切齿地撕，把自己要的扯下来，其他丢进垃圾桶。装订得再好的书刊都被他撕得粉碎，仿佛是对不喜欢的诗表达愤怒。有时会捡起来再瞄一眼，有起死回生的可能，但大多数被撕得更碎。诗人寄来的诗稿也一样，笔在他手里像一把刀，不喜欢的那一首，一笔从上划下来，绝不留情，如果特别不喜欢，还会再补一笔，画个大叉。当然，他也会小心翼翼，只删掉一行两行，或者改几个字。有天中午喝了两杯，他拿起一叠诗稿，哗啦开始编，那气势不像编辑，像老木匠干活。斧头像延伸出去的手，手像大脑的另一个形状。哗啦一阵乱劈，256行的诗，被他劈得只剩六十多行。再读，在场没有一个不承认，这才是诗，好诗。我当时就要去复印，把这份珍贵的原稿留下来，他说不行，没说原因。杂志印出来后，原稿不翼而飞。每次想起这事都后悔，多说几句，他不至于不让我收藏。

编诗不许其他人插手，他一个人半天搞定。编小说则相反，有些小说，每个字都要琢磨。有一次编陈家桥的中篇《人妖记》（查了一下，2004年的事）。何老师把打印稿递给我：来，你弄一下。“弄”这个字在贵州方言中有着丰富的内涵，弄个菜弄个饭，弄了块水田，弄回家一根原木，弄了辆车，弄了套房子，弄了一季庄稼，弄了碗面来吃。我花了两天时间弄一遍，觉得可以了。何老师就当没听见，逐字逐句亲自又弄了一遍。我在电脑上把我们修改的弄好，打印出来，他递给我，你再弄一遍。我忍着不满弄了一遍，心想这下总可以了吧。他没吭声，躲在办公室再亲自弄一遍。我等他弄好，在电脑上一一订正过来。这可是星期六，整栋楼没其他人。我想这下可以出去蹓跶了吧。他坐在电脑前，要我和他一起再弄一遍。真要命，暗想，你一会儿再热情也不去你家喝酒，太过分了。弄完走出办公楼，寂荡拎了块五花肉、两根莴笋从院子里进来：“就在这里吃吧。”寂荡说这里，是指他宿舍，他当时还没结婚，一个人住在老文联的破房子里。他住三楼，我住二楼，吃过他做的上百顿饭，都是白吃。何老师就像一个本来就不想回家的小孩，半句没推就往楼上走。那天晚上喝的是杨梅酒，寂荡才泡两天，没泡出味来，何老师喝了两口不喝了，拿出稿子在一旁看，像马上要高考的学霸。不管什么酒，多喝几杯就不再难喝，我们也不管他，继续喝。寂荡喝酒一开始很优雅，酒杯压住下唇，让酒慢慢滑进去，像要写一首长诗，喝上七八杯，一仰脖，快马扬鞭，拦都拦不住。喝得越多，话也越多，说过什么话一句也不记得，只记得他老人家旁若无人地看稿，地老天荒，直到他夫人打电话来：“何顺安！”他忙卷起稿子说“打底打底”，意思是马上打的回家。平时回家从不打的，距离不远，他走路又快。

他那个包从来就拉不上拉链，里面稿子不时冒一角出来，他发现后拍一拍，就像在说，不急哈，我会看的。他看得最慢的是崭露头角的新人，有人气不过，说“那个杂志像是他儿子”。他严肃地说，我不是在中国办一份贵州的文学刊物，我是在贵州办一份中国的文学刊物。编辑不必有作品，刊物就是他的作品。“主编是同刊物相依为命的人。他直接决定一本刊物的命运，并由此体现自己的价值和成就感。他对刊物呕心沥血，全身心投入，以刊物为精神依托，视刊物为自己的作品。”他主编《山花》时，他的名字可以这样介绍：姓何，名锐，字山花，号顺安。

他对新锐的定义是：“新人有无潜力，主要看其作品的整体感觉，包括语言表达、叙事观念、叙述方式、想象力禀赋和虚构能力等。这诸多方面，对于刚写作的作者，不可能都把握得很好，会出现失衡的状态。但语言和叙述是最基本的考量，至于想象和虚构，多半与天赋相关。在作品基本过关的前提下，想象和虚构的能力却差异极大，有的作者在这方面颇具潜质，创作前景更为人看好。挖掘文学新人的潜力，要在作品语言、叙述过关的前提下，着重从作品的立意、叙事结构、意蕴或多义性表达等方面，去发现作者的想象禀赋和虚构能力，挖掘他们的潜质。”

他的骨子里特别先锋。先锋是什么，什么是先锋，谁下定义谁倒霉。但我必须说，何老师是自他当主编以来最先锋的主编。最近看到欧阳江河在一个短视频里说：“完全把诗歌当作艺术来解释，这是有局限性的。诗歌还包含了（最珍贵的部分）不可阅读、没办法表演的部分，这是它最隐秘的存在。”何老师若听见，一定会大加赞赏。先锋于他是诗意而不是诗句。他说：“我最看重文学作品中的先锋特质，先锋难以准确命名，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先锋理论的自足性在于各自的自圆其说。尽管对先锋众说纷纭，或前沿，或新潮，或边缘，或另类，但先锋文学毕竟是不可质疑的存在。特别是在同质化大行其道之时，这种异质性的存在更是必然的，不可或缺的。”“小说中语言的简洁、蕴藉，诗意空间的拓展，意境的呈现，以及充满诗意的意象和隐喻的巧妙运用，都是不可或缺的。”

我认可这些说法。不过这话烧得人脑壳痛，他什么都说了，又像什么都没说。这可苦了杂志社的编辑。

上海作家七格的大中篇《德国精神》和《真理与意义》，这种小说编起来特别累人。因为充满了哲学精神、神话意境和实验手法，读一遍至少掉三十根头发。但是何老师特别喜欢，他亲自弄了三遍。叫我弄，我弄一遍就晕了，告诉他我不能再弄了。他不生气，自己有滋有味地弄完，我只在电脑上干技术活。偷懒的感觉并不好，见他又瘦背又驼，特别惭愧。当他再布置什么，不好干也必须揽下来。他有时对结尾不满意：“来，你把结尾重新弄一下。”重新弄是重新写，我写过至少五六个比较长的结尾，也不知道作者拿到杂志后有没有骂我。还好《山花》从不标注责编谁谁谁。他们不知道结尾是我写的，但我知道，这让我一直心惊胆战，怕哪天作者打上门来。

打上门来最有可能是一些著名作家，稿子是何老师约来的，到手后大失所望。这时候他老人家不再像小孩，像个捣蛋鬼。他把稿子给我：“你看看。”我看了说“要不得”。他几天不吭声，我以为他退掉了，哪知他叫我“你再品品”。我很不以为意，一根光骨头，你叫我品什么嘛。光骨头也行，有时就是一根木棒，坚决不跟他尿一壶，随你。现在的贵州，似乎并不遥远，但心理上，几千年来一直站在乞钵的边边上，表面的洒脱其实是无奈。何老咬牙发表这些作品，还被我这样一个小编诟病，现在想来真是残忍。有贵州人“怼”我，《山花》就是名人的垃圾桶。我说，是啊，好多人想进这个桶，吃多少根牛鞭都进不去，真是没办法。这话浅薄又粗鲁，我的本意是，你得让自己跳到贵州这个桶之外，飞得高高的，然后想去哪个桶就去哪个桶。天下桶那么多。

何老师喜欢用的几个词是坚执、洞悉、狗日的。他不会电脑，他口述，我以每分钟80字的速度录入。他不喜欢坚持，他一旦发现我把坚执打成坚持，一定要我改过来。固执、执意、坚决、执拗。洞悉是他对自己的要求，狗日的全都用于赞美，新人的作品被他骂三遍狗日的，一定发头条，还要到处打电话说，狗日的写得好。对不喜欢的人和事从不用这个词。对不喜欢的东西，他没有语词，只有身体动作，第一时间疾步抽离，动作之快，就像怕脏了他哪里。

改得最少的是理论文章。他当主编以后，最重视的版块是理论和小说。文学理论的稿源主要是国内一流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有陈晓明、王岳川、王一川、陈思和、程光炜、戴锦华、南帆、王光明、陶东风、吴炫、唐晓渡等理论界赫赫有名的人物。为此专门开辟了两个栏目，“前沿学人”和“大视野”。发表具有开阔胸襟和学术勇气的学者型批评家。他们视野宏阔，具有学理创建。文章发表时还附上作者的学术档案。这在当时并不多见。何锐在结集出版的《前沿学人：批评的趋势》的序言里说：“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背景中，中国的文学批评话语对文学的阐释已逐步摆脱庸俗社会学批评和伦理批评的单调、僵化模式。同90年代的文学创作一样，90年代的文学理论批评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一些有价值的传统批评模式，如社会历史批评、直觉批评，保留了自己的话语空间，并在汲取新的审美经验的基础上有了丰富的发展。80年代引进的语言形式批评，原型批评、精神分析文学批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清理和延续。近年来，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的批评话语又受到批评界的青睐。解构主义批评、女权主义批评、对话接受批评、文化诗学批评等相继登场，全方位拓展了文学理论批评的话语空间。”

何锐除了在文学上有独到的眼光，其实还是一位擅长策划的人。在编刊时主要体现在栏目设置上。以“三叶草”发表同一作者小说散文诗歌，全方位展示作者才华。用“联网四重奏”在四家刊物（《钟山》《作家》《大家》《山花》）同期发表同一作者的四个小说，让还没那么有名的作者以集束方式登上文坛。以“跨世纪星群”推介年轻作家，以“文本内外”在发表作者小说同时配发相关评论。在“文体实验室”“先锋之旅”“先锋时刻”发表实验性作品。以“都市书写”区别传统的乡土写作，打量国人还不熟悉的城市生活。其他栏目还有“诗人自选”“批评立场”“自由撰稿人”“世纪学人”“文本与阐释”。

体现在“企业决策研究会”上主要是搞活动。研究会的成员是省内大企业领导，要让他们出钱支持《山花》可不容易。何老师为了打动他们，一是请国内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来贵阳给企业家们讲课，二是每个季度请一位副省级以上领导和大佬们座谈。研究会作为一个民间社团，请省级领导来跟企业家座谈得用特别的办法。何老师既不打报告也不打电话，他用一个月时间构思一封信，包括介绍企业决策研究会和邀请原因、座谈内容，全部加起来不能超过两百字，必须让领导两分钟之内读完并答应前来。这得从领导平时的讲话中搞清楚他的性格、爱好、感兴趣的书籍，而书信文字必须简洁，语调诚恳，不修改上百次不会交出去。十多年，何锐成功举办了几十次座谈，真不是常人能够做到。他把领带扎在后背就是主持这样的一个会后发生的。信当然不可能通过邮局寄出去，寄过去人家看不看你都不知道，一般情况下通过领导秘书转交。这又得和领导秘书搞好关系，怎么搞好不清楚，反正没有失败过。省委书记和省长都被他请来过。不得不服，他确实有超越凡人的能力。

研究会后半程办了一本内刊，《企业决策研究》，主要文章有四个版块，一是每次省领导参与的座谈会议综述，二是把企业家们的年终总结或某个会议讲话改写成论文，三是向省内研究经济的人约稿，四是转载一篇有分量的经济学论文。会议综述并非平铺直叙，得把各自的发言归类，去掉口水话，调剂与当时经济形势有关的句子来过渡，来装饰。最难整的是第二类，企业领导的讲话立足于本单位，改成经济论文必须面向整个行业或对某个现状进行分析。将朴实的笔调改成紧致的书面语言，开头和结尾一个字都不能要，必须重写，中间完全打碎，再拼贴，改写，加入文献，制造迷宫，对片段进行连缀，操作手法很像写先锋小说，讲究形式，大张旗鼓地摹仿，对原作大开杀戒，把大话空话剔除干净，把喊口号似的结尾改成追问和小心翼翼的商榷，最后再安上一个完整性、有战略意义的长标题，再加一个讨论具体领域的副标题。改完后，作者是某个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最初的作者其实是他们的秘书，最后的作者毫无疑问是何锐。他们通通退后，让那位企业家一跃而升变成理论家，实现了实践与探索的飞跃，并且，稿费也将发给他，虽然人家不在乎这点小钱。这活特别不好干，他老人家几次想叫我弄都被我坚决推辞，宁愿当一个傻乎乎的打字员。

跟何老师一起工作了九年，我没存过他的手机号，到现在他去世已有五年，我还能张嘴就能背出那个号码。他不大会用手机，用了十年还不会存电话号码，连短信都不会发。他必须随身携带一个“密码本”，这个电话本上的字只有他自己才认得，但决不给别人看。有一次这个小本本丢了，他凭回忆重抄了两百多个电话。我们都说，他应该去当特工。编辑部还有一个大“密码本”，里面是著名作家的地址，主要是每期给他们寄杂志。我从不觉得这是什么秘密，有个女生要给莫言写信，要莫言地址，我想都没想就给了她。她回家把信写好后自己不贴邮票，拿到编辑部，以便和其他信一起寄出。运气不好，正好摆在最上面，何老师看到后非常生气，把她给莫言写的信撕掉丢进垃圾桶。他认为这是一种骚扰。他决不允许任何人骚扰著名作家，必须让他们专心创作。

何老师去世时，我在天山脚下阜康市等着去昌吉开会，我一个人在冰天雪地里走了两个小时。回忆和他在一起时的点点滴滴，有好笑的事，也有笑不出来的事。当一抹夕阳越过博格达峰，顿时悲从中来。他这一代人经历了所有该经历的，这造就了精神上的韧性，也让他吃尽苦头。斯人已渺，很多该问的话没来得及问。他的访谈全部涉及办刊、对文学与文学理论的见解。很少涉及他的人生故事。2017年第五期《当代文坛》刊载邢丽凤对他的采访，他有过简短的陈述：

“上个世纪（二十世纪）40年代，我出生在重庆万州，从小家境贫穷，父亲在码头扛大包，维持一家七口的生计。迫于无奈，读初小时，我便被寄养到伯父家。初中毕业时，伯父病故，我又回到家里，其时，大弟已辍学去小五金厂当了学徒。我进高中后，文理成绩皆优，一心想今后读理工。遗憾的是我的求学经历饱经坎坷，高三时被分到一个俄语培训班当班长。一年后因为中苏交恶，教育局宣布取消俄语班。第一次高考仓促上阵，莫名其妙地被某外语学院俄语系录取，进校后又被校方转到英语系。由于体质羸弱，影响了正常的学习生活。临近期末，校方突然从全院一年级学生中，挑选11人去北碚医院体检，结果宣布11人全都体检不合格，一律作退学处理。我被迫重回老家。1963年7月我又报名参加高考，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四川大学中文系录取。

“进川大后，我担任班长，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受到当时在高年级执教文艺美学课程的王世德教授高度赏识。第三学年，上级要我们下乡参加社教运动，我在农村摔打了近半年多。我因坚持打倒江青在四川的最大代言人，被指控为企图为刘邓翻案而遭受厄运。贵州方面以我大搞派性为名，取消了我的分配资格，并将我的毕业鉴定材料退回川大。后来得到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的帮助，并亲自批示为我平反，随即川大当面销毁了我的毕业鉴定材料。

“返回贵州后，被重新分配到水电部第八工程局，参加乌江水电工程建设。1971年我被调入贵州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开始了文学编辑工作。我在电台整整工作了8年时间，鲜有值得回味的记忆。唯一难忘的是1973年3月5日，这个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十周年的日子，我冒了点小小的风险，组织了贺敬之的《雷锋之歌》配乐诗朗诵。当时贺是“文艺黑线人物”，谁也不敢把他的诗作在广播电台播放。没想到，节目在电台播出后，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收到很多听众来信来电，我当时非常感动，从此便与诗歌结下不解之缘。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开始学写诗歌，偶尔也有诗作在电台播出，或在刚复刊的《山花》上发表，更多的是组织诗歌朗诵活动。这样，我在贵州诗歌界有了一点影响。《山花》编辑部的一位副主编是川大的老校友，在他的动员和斡旋下，我便成了《山花》编辑部的一名诗歌编辑。”

陈述是清晰的，但少了很多细节。比如他第一次去重庆上大学，父亲没钱给他买船票，让他和运猪的船逆水而行，从万州到重庆坐了好几天。船上没床，只能和猪睡在一起。他在乌江修电站时，主动加入最苦的抬预制板分队，每个工人每周有一斤定量白酒，他像其他工人一样，用吃饭的搪瓷缸打酒，像喝水一样一口把这一斤酒干掉。他在《山花》当编辑时，几下把活干完，然后去陪一个被很多人跪拜过的道人聊天。而当一位诗人出事，他急得围着大石柱疾步转了一圈又一圈，嘴里不停在喃喃：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人不是为了让人记住才做什么，而是他做过什么让人记住。何锐是一个值得记住的人。何者三锐，睿智，锐利，锐不可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