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X》让克里斯滕森从电影史的课本进入普通观众视野 这个丹麦大师最早提出了“作者导演论”
上海国际电影节“影史推荐”单元的展映影片大多可看性极强,首映于1914年的《神秘的X》,让今天的观众看到110年前北欧电影已然成熟的叙事,它出现在上海的影院里,也让导演本杰明·克里斯滕森从电影史的课本进入普通观众的视野——默片时期,他的个人风格影响了早期北欧电影的美学风貌,成为后来被视为丹麦电影“一代宗师”的德莱叶在年轻时的艺术导师。早在1919年,欧洲和好莱坞的电影叙事体系初见成型时,克里斯滕森提出电影导演工作的本质是“用影像写作”,这是电影行业内最早出现的“作者导演论”。
克里斯滕森入行时是歌剧演员,因为身体疾病导致的发声问题,他不得不转行话剧,继而一度离开戏剧界,直到1912年,丹麦电影业兴起,不需要“发声”的电影表演让他重拾演员身份,但这时他的兴趣更多地转向导演工作。《神秘的X》是他导演的第一部长片,同时他身兼编剧和主演。技惊四座的处女作长片不少,但很少能像《神秘的X》这样,在拍摄技巧、剪辑思路和艺术指导这些专业层面,给欧洲电影业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大部分电影尚且在琢磨“活人画片”的奇观,“类型片”的概念只朦胧有个轮廓,在这样的行业大环境中,《神秘的X》演示了卖座的娱乐电影能够胜任复杂的故事。克里斯滕森融合了“情感伦理”和“谍战悬疑”两种类型叙事,上流社会的婚外恋和军政大事的间谍案平行进展,一对夫妻,妻子被误会出轨,丈夫被误判叛国,他们既是被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爱人,也是彼此的镜像。带着今天的“事后之明”来看,克里斯滕森剧作里的性别意识和男性自嘲精神简直领先世界一百年。男女主角之间,丈夫始终是糊涂的,被动的,为了可笑的“男人尊严”,宁可被军事法庭处决也不愿面对“妻子可能移情别恋”,宁死不能“戴绿帽”;女主角虽然有情感反复无常的动摇,但性命攸关时,她和孩子都是积极行动、拨乱反正的人,到头来,男人和世界靠女人和孩子来拯救。
高潮起伏的情节让《神秘的X》足够好看,在它首映时毫无悬疑地成为当年的卖座影片,而它能影史留名,在于导演拍摄时对光影的创造性运用,用影像成就登峰造极的美。在克里斯滕森之前,同时代没有导演意识到,“光”是一部电影里至关重要的角色。他破除了“画面必须被看清”这个刻板印象,大胆尝试逆光拍摄,反派身份暴露的那场戏,接头的间谍策马前往磨坊,北欧夏日的黄昏时刻,观众和镜头同在逆光的位置,看到骑马的人影出现在地平线上,森林、草坡和高处的磨坊形成了一幅轮廓清晰的剪影图,也就是在这黑白分明的剪影上,观众看到磨坊变成了一个巨大的X,暗示着这个场所就是至关重要的“神秘的X”。当镜头转向室内,户外的白夜微光勾勒出花窗的细节,而通敌的间谍隐在书橱投下的暗影里,随着镜头慢慢接近,他靠近台灯,男二号侧脸的样貌才入画,这段镜头的推移仿佛一双寻找真相的眼睛,在黑暗中找到并识别出那个隐藏最深的间谍。在整部电影里,开灯和移灯的细节屡次出现,“光”的元素在剧情、美学和技术三个位面参与了电影,在克里斯滕森之前,导演们在拍摄中默认只用自然光,自《神秘的X》之后,人工光源的使用以及光的元素进入画面、进入叙事,成为电影界的专业共识。
在《神秘的X》和《复仇之夜》接连两部电影的商业成功之后,1919年,克里斯滕森通过报纸专访和他本人撰写的导演阐述,提出了“导演的工作是用影像写作”这个惊动全行业的观念。他认为,电影的编剧和导演不应该被分割,一部电影的剧作和执导是同步进展的,“当我构思一部电影时,我的起点是画面,我的剧本是由画面组织而成的,而不是在导演的过程中从文字翻译成画面。”为此,他得出这个结论:一部电影的创作者必须既是编剧又是导演,电影创作的本质是制造画面,电影的叙述是用画面完成的写作。
提出这番观点后,他用近三年的时间拍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女巫》。《女巫》首映是1922年,在这一年,弗拉哈迪拍出了《北方的纳努克》,但“纪录片”这个概念尚未深入电影业,此时距离维尔托夫拍出《持摄影机的人》还有七年,比起克里斯·马克提倡“散文电影”,更是早了30年。简单地概括《女巫》,克里斯滕森结合史料以及演示“真人扮演历史记录场景”,回顾了中世纪欧洲大范围的逐巫、猎巫和宗教审判,当然,这里的“巫”都是女巫。克里斯滕森从正史中发现、继而用摄影棚拍摄的方式再现了这些匪夷所思的情境,他解释说,这绝非为了制造骇人的奇观,而是寻找存在于欧洲文化血脉里的黑暗的秘密,试图解答为何文明社会的行进伴生着集体的偏执和狂热。同时代的大部分电影还在摸索“故事会”时,他翻过剧情片的篇章,走到了后来戈达尔们探险的领地:把电影当作思辨的文论。《女巫》的激进不仅表现为电影形式的先锋,导演表述的底层逻辑是极为挑衅的,他认为中世纪是20世纪的镜面:“中世纪的男人面对他们不能控制的女性,就宣判她们是女巫,用酷刑折磨她们。你们以为时代进步了,女巫是个进入历史的概念?不是的,20世纪的男人想要控制并消灭女人时,他们会把她们诊断成疯子。疯女人就是我们时代的女巫。”这段惊世骇俗的言论很快被淹没在世俗的喧嚣中,直到半个多世纪后,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出版被视为女性主义破晓之作的《阁楼上的疯女人》。
而克里斯滕森和《女巫》都被遗忘太久,以至于这位导演和他的代表作在今天都成了电影史里“神秘的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