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文学》2024年第6期 | 杨殳：无忧寺（节选）
杨殳，自由撰稿人，影视文学策划，小说、随笔散见于《湖南文学》《文景》《南腔北调》《三联人物周刊》等。
你杀过兔子吗？我没杀过。但我亲眼见过。杀兔子不能用刀，用刀不好杀，兔子急了会咬人。
听上去残忍，其实这都是对兔子好，最起码痛快。等兔子死了再下刀，放血剥皮，那时候兔子已经死了，什么也不知道了。所以说，杀兔子不用刀。
那一回和老驴骑车去无忧寺，我就是这么跟他讲的——对，一九九九年，夏天。当时我们还没决定去哪儿呢，就在解放路上慢慢骑，瞎溜达。不知道怎么，听我说完杀兔子的几种方法，老驴一个急刹车，在马路中央停住了，摘下他那个瓦片儿厚的近视镜，怔怔地看着我。我说老驴，怎么了这是，吓着你了？他一句话不说，忽然眉头一拧，鼻孔向上掀起，吭哧吭哧吭哧。他有老鼻炎，随时要吭哧。
吭哧吭哧完，老驴重新戴好眼镜，掏出耳机塞上，摁下腰里别着的复读机，蹬车就走了。一边骑还一边嗷嗷地叫唤起来，唱歌呢。他骑的是我的变速车，五档变速，蹬得呜呜叫，转眼从解放路拐上县城北边那条官路，不见影儿了，我骑的是二姑的斜梁老凤凰，追啊，追啊，根本追不上。
这时候，一长溜儿拉煤的大挂车，从后头轰隆隆叫着开过来，火车一样。我赶紧跳下车，一头栽进路边庄稼地里。那时候柏油路窄得很，经常有大车碾死小孩儿的事。我就怕老驴犯神经。他骑车憨，变速车又快，再加上还塞着耳机呢。
我知道他胆儿小，小得不行，但不能全赖我。杀兔子的事是他先问我的。他问我，你吃没吃过兔肉？我说何止吃过，我还养过兔子。他就问我，那你吃的是你养的兔子？我说不是。我养的兔子跑丢了。他又问我，那你知道兔子怎么杀吗？这我确实知道，没瞎编。九几年的时候，我爸在县皮毛厂当经理，专门下乡收兔子皮，他跟我说的。其实我也没真见过，好逞能嘛。可我哪知道这么一吹就把老驴刺激到了？
老驴一吭哧，我就知道不好。
为什么叫老驴？那不是因为他爱吭哧。从前他不吭的。刚念初中那一年，有天放学回家，他前头走，我后头跟，走着走着，我忽然忍不住笑，仰天大笑，作了三句诗：高个子驴，放响屁，弓腰驼背任人骑！这词儿是怎么编出来的，我自己都不知道。
他人非常瘦，你记得吧？摇摇晃晃一棵麻秆，大风一吹就折，走路还踮脚，脖子一拱一拱。听见我骂，他停住脚，转过身，原地蹬几下，龇牙咧嘴向我冲过来，我赶紧跑，结果他只是身体晃一晃做了个样子。那模样，像咱们小时候放到哑炮，呲个花原地滚两下就蔫那儿了，眼镜还差一点儿摔了。
看他粗着脖子杵在那儿，我就越觉得我那词儿编得可真巧。我哈哈大笑，叫他：老驴！他也笑了，不好意思了。
外号就这么叫开了。谁都老驴老驴的，除了老师。其实我怀疑老师背地里也叫。因为实在像，像极了，我们越叫他老驴，他就越像一头驴，腰一弓，头一勾，让人忍不住想骑上去，就连他的耳朵，看上去都要冒出尖尖来，一心想着往两边长。再后来，他就吭哧吭哧起来了。二姑带他去医院，我也跟着去了。我总忍不住琢磨，他那老鼻炎难道是我起外号给他起出来的？
当着我二姑和二姑父，我肯定还叫他哥。我这么叫：老——哥啊！那一年，我十四，他也十四，他比我大一天零三个小时五分钟三十秒。那他就是我哥，我就是他弟。我想赖账，但赖不了。别看就差这么一天零三个小时五分钟三十秒，我们俩个头差出了四十公分，他一米八，我一米四，说他不是哥哥谁也不信。
再说，我们俩都念初三，他是熊猫班的好学生，我是普通班的差学生。好学生当哥哥，差学生当弟弟，合理。如果不是表兄弟，我二姑根本不让他跟我玩儿。
老驴跟我玩儿没好处。他做作业，我打游戏，他天天闷着头念书，我一有空就上游戏厅，他说话就脸红，我张嘴就不干不净。在学校我俩的名字都经常上墙，他上的是红榜，我上的是黑榜。走在街上，一前一后，他是美男子，我是小铁蛋。
为什么我要给他起外号？现在我明白了，因为我想和他一样，可我们不可能一样。
那天中午我去找他，没进院听见二姑和二姑父正吵架。二姑的嗓门儿震天动地：
“就你这样，问也问不出个话，三脚跺不出来一个屁！”
二姑父不言语，大哼小咳的，坐那儿吸闷烟。脚底下一堆烟头儿，云山雾罩。老驴跟他爸一个样，不说话，面得很。我给他起外号，他也不会告状，他不好意思说，就算他告状，二姑和二姑父也不好意思说我。我们七八岁的时候，二姑开小卖部，我撺掇老驴到钱箱里拿钱，他就不敢告状，还净捡十块、五块的大票子拿。他不会花钱，我会，买了什么都分他。我的老驴哥是个好哥哥，就像我的二姑父是个好姑父。我的二姑当然更是个好姑姑。要不然我妈走的时候，能把我托付给她？我妈在医院躺着，两眼看着天花板，说跟你哥学好。
可是对不起，妈，我学不好，老驴是要上高中考大学的，我就从没这打算。我想：娘娘腔儿才考大学，我要当老爷们儿。
我是前一天晚上才弄到了一盒磁带，就想去找老驴请他听。他那个步步高复读机，是二姑父给他买了让他听英语磁带的，但他更喜欢偷偷听歌。老驴喜欢台湾歌，吴奇隆郑智化小虎队，走在路上哼哼唧唧地唱。这事儿只有我知道。
我走进院里，一看气氛不对，赶紧把磁带往裤兜儿里揣。我叫了声二姑，二姑父，就想从边上绕过去，上楼找老驴。二姑没好脸，说又想上哪儿疯去你俩？我一哆嗦，不知道咋接，二姑平时说话不这样。没想到二姑父发话了，说今天星期六，你让他们玩儿去。
他一抬头，我又一哆嗦，二姑父脑门儿肿了，高高鼓着一个大青疙瘩，太阳一照明晃晃的。我就说，咦，姑父你看你跟个老寿星一样，手里再一冒烟，就成仙儿了！他脸上皱一皱，算是笑了，然后把烟一掐，起来上西屋去了。二姑也笑，她一笑，我赶紧往楼上跑。
这时候，我听见老驴吆喝，哎——！哎——！他在楼顶呢，从栏杆里伸出个头招呼我，不叫名字，也不叫弟弟，他好像从来没叫过我弟弟。
他不像个哥。
二姑喊他下来。他头一缩就不见了，二姑叫我上去叫他。他们家是两层平房，储藏室有个小天窗通向楼顶，平时锁着，不知道老驴怎么弄开的。我踩着木梯从天窗钻出半个身子，看见老驴正盘腿坐在楼顶，闭着眼睛打坐。这是他从武打片里学来的。我问他，怎么弄开的锁？他也不睁眼，只在腰里拍一拍。后来知道，这货早就偷偷配了钥匙。
我用石子扔他，掏出磁带逗他下来，他却拿出复读机，把我勾了上去。我俩并排盘腿坐下，一人一只耳机听磁带。现在我还记得，任贤齐的新专辑——《爱像太平洋》，两块五一盒的盗版带。我当然不是自己买的，是从别的小孩手里孬来的——借了不还，就叫“孬”。
听了会儿歌，我就忍不住掏出烟吧嗒吧嗒吸上了。我拿一根让老驴，他当然不要。再让，他就脸红了，闭上眼不看我。
我问老驴，咋弄的，二姑父头上一个青疙瘩？他俩还动起手了？从来没这样过啊。
老驴不吭，闭着眼听歌。忽然一伸手，把我嘴里的烟捏走，在地上摁灭了。我说咋了你？还是不吭，站起来就走，耳机线差点儿扯断。这家伙，发神经呢。我把他拽回来，摁住。我不问，他也不说，俩人就扒着栏杆上往下看，继续听歌。
二姑家房子盖得不伦不类，临着马路，前半截是县政府规定建的门面，二楼几间房跟筒子楼里的联排宿舍差不多，后面的小院又像个农家院，种菜种花，墙角是二姑父自己搭的茅房，门楼子底下还有一个压水井。二姑父在学校上班，教过小学，教过初中，还干过会计。但你看他天天坐在厨房门口吸烟，就像一个种庄稼的坐在自家地头儿。小时候他给我讲题，我记得他手指头短粗短粗，硬邦邦全是老茧，跟木工用的锉刀一个样。我二姑父，是干活儿的人。他只是不会说话，但要是你找他干活儿，他一个人就能盖起一栋楼，还能给你通上水电。
我们看见二姑父走出西屋，手里提一只四四方方的小铁笼。我问老驴，看，我二姑父提个什么？老驴扫一眼，毫无反应。二姑父走到墙根菜架子边上，放下铁笼，摘了几片木耳菜叶子丢进去，然后拿了只小板凳，坐在那儿看。
“兔子！”
我看出笼子里是一只灰色短毛兔，个头儿还不小。我揪下老驴的耳塞子，问他：“哪来的兔子？早说啊！”
老驴腾地弹起来，拽下我那只耳塞，收起复读机，就从小天窗下去了。我心里有些火，但下去就下去吧，二姑正在院里叫我们呢。
可老驴没下楼，回了二楼自己房间。我问他，咱们带兔子出去玩？我知道兔子喜欢吃什么。他不去，说兔子有什么好玩儿的？
然后他说，“我爸头上的疙瘩，不是我妈打的，他俩没吵架。”
我不信，还没吵架？我刚才听见了。
“厨房顶上漏雨，我爸上去修，我在下面把瓦刀撂上去，撂歪了。”
“日！”我骂他，“你不会上去递给他？”
老驴就是老驴，我心说，手笨脚笨，不知道轻重。不过，我安慰他说没事儿，二姑父不怨你，知道你心眼儿不够。可安慰来安慰去，他还是不愿意带兔子出去玩儿，不过最终愿意跟我一起出门。因为我答应他，让他骑我的变速车，之后一星期都可以给他放学路上骑。
我们离开的时候，二姑父已经在厨房里干起活儿来了。他正站在煤炉子旁边，用火钳子夹起烧红的煤块点烟。他用火钳子指指菜架子，让我们看那只大灰兔子。我知道，他想逗他儿子开心。可他儿子正别扭着呢。
我吹了一声口哨，那大灰兔子从菜叶子里抬起头，迷茫地看过来，眼珠儿黑亮亮，滴溜溜，像小孩儿的眼睛。
老驴突然问起兔子的事，肯定是因为那只大灰兔。所以，我以为老驴是想吃兔子肉，哪能料到后来的事？我要能知道他在想什么就好了。
拉煤的大挂车一辆一辆开过去，卷起漫天的黑风，跟老妖抓唐僧一样。我两只眼都给煤灰眯住了，混着汗水在脸上抹出一道道黑印子。我眯缝着眼骑，终于追上了老驴，他正坐在路边猛打喷嚏，脸比我还花，眼镜拿在手里。
“我的乖乖！老驴啊，车！车！”我说。我的宝贝变速车倒在草丛里，老驴正坐在车轮上，屁股蛋子卡在车条里。我心疼坏了。他那屁股净是骨头。
我拉开他，扶起变速车支好，吼他：
“你咋了？撒什么邪火！”
他佝着头擤了一长挂鼻涕，抬头看我时，两眼圆睁，大颗的泪花子往下滚。他把复读机递给我看，装磁带的盒盖摔坏了，耳机插孔也裂了一个大口子。
“耳机子呢？”我问他。那耳机是我的，松下立体声。他伸开一直攥着的左手，把窝成一团的耳机放到我手里，耳机线上沾着黑泥，灰不溜秋像一条干掉的死蚯蚓。我抖落开，见只剩一只右耳朵塞子，断掉的地方露着金色的线头。
“毁了。”他小声说。
“毁了就毁了！”我毫不在乎。
我把那只右耳朵塞子拽下来，在裤腿上蹭一蹭，装进裤兜。我要留着拆里面的吸铁石。可他还是看着我，眼泪巴叉，脸皱得像个小老头。我拍拍他，说没事儿，一个破耳机才多少钱？我确实这么想的。从小到大，我没缺过钱，你啥时候见我为钱发过愁？
然后，老驴却带着哭腔说：
“我差点儿叫大车碾死。”
“真的，你看。”他把左手拧过右胳膊肘，给我看在柏油路面上蹭破的衬衣和胳膊肘上的血道子。
我大发脾气，问他怎么摔的。
“就那样摔的。”他嘴里嘶嘶嘶地吸气，用力捏住伤口附近的皮，挤出几颗小血珠儿。又抬起右腿，裤子膝盖靠下的地方也张着一道口子。“但是变速车没事儿，我先着地的，车砸我身上了。”
我一听急了，管什么变速车？驴哥啊，你这是要害死我啊，真出点儿什么事我二姑不打死我。我急得原地打转转。可他却冷静了，说放心吧，我回家不让我妈看见。我下到野地里，薅了几片止血的臭草叶子，揉一揉给他敷在伤口上。
嗐，我确实就是怕二姑知道。
我掏出烟吸。他问我，吸烟止疼吗？我说当然，把烟和火递给他，又问他到底憋着什么事儿不肯说。他还是不说，烟也不吸，接过去放鼻子底下闻一闻，又还给我，说闻闻就能止疼了。
我老驴哥就像咱们小时候看的黑白电视，天线会接触不良，一会儿有台，一会儿没台，有时候你拍拍，信号清楚了，有时候看得好好的，旁边过个人，刺啦一声，信号又没了。
既然没信号了，我也就不再问，反正没出什么事儿。
我俩靠着路边的麦秸堆歇了一会儿，试了试复读机，还能转，喇叭也照常响，只是盒盖儿盖不严，磁带抖抖的，任贤齐的声音也跟着抖，飘飘忽忽，一会儿近，一会儿远。不过那种感觉恰到好处。县城周围的庄稼地里有人烧荒，空气里都是烧秸秆的气味儿。那个味儿挺刺激，直往鼻孔儿里钻，往头上顶，在脑子里烧，跟猛吸一口烟差不多，跟喝了二两酒也差不多。
当然了，这只是我自己的感觉，老驴不抽烟，也没沾过酒，那种好滋味儿他哪儿明白得了？
我问老驴，刚才骑这么快，你想去哪儿啊。他说不知道。等我们重新推着车回到路上，他却又说，你跟我来。这时候他脸上的眼泪鼻涕已经干了，但还有哭相，就像小孩才哭完情绪还没平复，嘴角一撇随时还能再闹。
我说去哪儿？
走啊，他不说去哪儿，就说，走啊。他提起变速车的车把，把前轮在路面上磕了两下，磕掉轮胎上的泥，问我：“咱俩是不是好老表？是就走。”他表情却很坚决，早读课上他念书的时候就是那样的表情。
我一听笑了。老驴还拿腔拿调，好像在模仿我那帮把子兄弟说话。我听着都有点儿不好意思。
那走吧，老驴哥。我不知道他想干什么，就跟在后头。我不让他骑太快，我得盯着他。我俩一路经过北大湖、肉联厂、木材厂、外贸局、饼干厂、实验小学、和人民医院，然后他一拐弯儿，往老街路口骑去。
我说要上老街吗？街上都是人，走不动。他说，不往里走，就看看。我说你想买啥，有钱吗？他说不买，就看看。
老街是县城最老的街，是个老集，你还记得吧？街上有个供销社，墙上有砖头刻的五角星和标语。听二姑父说，有几家老铺子清朝就有了。
进到老街里头，我就专看那些老铺子，大木头柱子，一长排活动门板，屋里黑洞洞的，老青砖墙，小瓦片房顶，房檐儿上还冒着草，看上去随时都会塌。老驴骑在前面，东一歪，西一歪，玩杂技。我已经准备好了，他要买啥我都掏钱，我兜里有钱。当然，我不能跟他说钱是怎么弄来的，那是我们把子兄弟的门路。
一路看过去，我问了一路，跟个导游一样，酱菜店、五金店、没啥好买的，布店、纸店、粮店、小磨香油铺子，也都没啥好买的。终于看见了卖垛子羊肉的摊子，我问老驴，要不要来个烧饼夹肉？他竟然也不要。我停下来馋了一会儿，再一抬头，老驴跑远了，正撅着屁股猛蹬呢。
我赶紧追上去。幸亏街里人多，他跑不远。
他在一家铺子门口停住了，一只脚支着地，一只脚踩着脚踏板，斜着身子左右张望，他个高腿长嘛。这是一家熟食铺，门面半开，上着两扇门板，门上没挂招牌，屋里也不见一个人。门前却停着一辆推车，车上是个玻璃柜，上面写着几个红字：马氏五香酱兔。
我凑近前看，见玻璃柜里只有几个酱鸡蛋和几片豆腐干，于是敲敲玻璃柜，叫了一声，“卖酱兔子的，人呢——”
第二声还没喊出来，老驴打断了我，他上半身伏在车把上，勾着头瞪我，一边用力摇头，一边叉着两腿连人带车往后退。
我纳闷，不是想吃酱兔子吗？我又敲了几下玻璃柜，想叫卖酱兔子的人，可老驴已经退到了柜子跟前，把我挤开。他脸上猛地一红，腾地抬起右腿，尥起个大蹶子，一蹄子蹬在五香酱兔的推车轮子上，哐啷啷一阵巨响，酱鸡蛋在玻璃柜里蹦达起来。我说，靠！你干啥？他已经东倒西歪地骑着车跑到街对面了，把路边卖煮花生的老婆子吓得直躲。
这阵势，我也得跑啊，可心里一乱，脚蹬子绊住腿了。我弯腰用手扶好，人家屋里已经出来人了：“谁家的龟孙孩子！蛋子儿给你挤了——”
那女的披头散发，围裙上血淋淋一片，手里提溜着一把菜刀，大刀片子上也正往下淌血，吓得我后脊梁骨一阵紧。不过慌归慌，我冷静啊。那女的走过来，我也不跑，假装不看她，壮壮胆子，又在玻璃柜上拍一下。
“老板，先不要了！赶完集回来再买！”
我装模作样一吆喝，推起车就走，那女的还在后头使劲呟呢，卖花生的老婆子也跟着添火，骂骂咧咧。但我不跑，跑就心虚了。我慢悠悠跨上车，又偷偷往回瞟了一眼，那推车的轮胎上，还留着老驴的几个鞋钉印儿——双星胶皮球鞋，那时候咱们老穿，踢不踢球都穿。
我和老驴绝对算得上生死之交。应该是九三、九四年，腊月三十我俩一起放炮，我教他放擦炮，他一手捏俩炮，同时擦着往天上撂，结果自己跑不及，一只擦炮掉在了头上，溜着领口就往棉袄里头钻。这下脖子里青烟直冒！
老驴哇地哭了半声，然后噎住了，傻在那儿了，两手张着，也不知道掏。我说快掏啊！他急得净跺脚。你说这！我一个猛子扑过去，一把揪住他棉袄领子，扣子也不解，直接拽开，扒皮一样脱了下来，天上地下地抖，但是却不见擦炮掉出来。我就围着他转圈儿看，还是只见冒烟儿不见擦炮，就又去脱他的毛衣，结果，忽然闻见我耳朵边一股燎毛味儿，擦炮黏我毛领子上了。
老驴这下反应过来，一把抓起擦炮。我说：“松手！松手！”
但已经来不及了。这货眼一瞪，脸一皱，把炮攥在手心里了，攥得死死的！一声闷响。我掰开他的手，就见一片黑青，但竟然皮儿也没破。直到前年，这事儿我才敢跟我二姑说，我说姑，幸亏你舍不得买贵的，那擦炮质量太次，被我哥的勇猛镇住了。
所以说，老驴惹事儿，我得善后。他犯倔了，我得顺毛捋。再说，刚才出门的时候，二姑父都说了，你照顾着点儿你哥。这话说的！不管怎么样，我必须得弄清楚老驴到底是怎么了。
骑出老街，钻进天主堂胡同，我追上了他。他一手扶墙跨在车上等我，一手捂着心口，不住回头看，随时准备着再跑。
“摊子翻了吗？”他问。
我说就你那点儿出息，鞋底子还没碰着，人就跑出三里地了，再蹬三脚也翻不了。我问他，“卖酱兔子的惹你了？”
老驴一推墙，蹬车往前去。“就是惹了。”他头也不回，软塌塌地说了一句，又不吭声了，想加速逃跑。
我大叫一声，说你站住！我准备好了要发一顿火，可是一看见他那张脸，我的火又发不出来了。
他倒竖着眉毛，板着脸，两眼直勾勾看前面——前面什么也没有，胡同里干干净净连条狗都没有，可你说他副表情，一定是看到了什么，好像怕一眨眼那东西就没了。现在想想，那样子像什么吧，就像语文书上英勇就义的革命烈士。
不过，老驴比革命烈士差得远了。为什么？因为他在哭！一声不响脸上已经又挂起了两道眼泪。
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只能和他并排往前骑。骑出天主堂胡同，就上了东关大堤。沿着大堤一边是县城，另一边就是村子了，到处是树林和庄稼地，灰茫茫一片，火烧火燎的味儿更浓了，跟老驴那张脸倒很般配。
我见他眼里确实有话，又说不出来，就耐着性子等。老驴顺着一条小道下了大堤，我也跟着下去。他在一间红砖盖的机井房边上停住，下了车，在一摞半截的预制板上坐了下来。他说：
“给我一根烟。”
眉毛还是竖着，眼神儿还是直勾勾。
我停了车，掏出烟吸着一根，递给老驴，在他旁边坐下。他吧嗒吧嗒地抽，喷出两口浓烟，呛得直咳嗽。我没笑，教给他怎么正确地把烟含在嘴里，怎么小口往下吸。
他学不好，又呛了几口。不过倒是呛得回过魂儿来了。他把烟放在嘴边，吹掉一截烟灰，然后又用大拇指和食指从地上拈起烟灰，慢慢地搓来搓去，终于憋不住了，把手指放嘴边猛吹一下，说：
“你二姑父头上的疙瘩，不是我砸的。”
我愣了一下，说那是谁砸的？
“姓马的，用拳头打的。”他说，用力在脸上抹了一把，松一松眉头，吭哧几下鼻子。
姓马的？我靠！卖酱兔子的？我大叫一声，从预制板上蹦下来。老驴点点头，说是的，“马家五香酱兔的老板，昨天的事。”
这下该我暴躁了。
“他奶奶的，早跟我说，我早就报仇了！砸他摊子？那算什么，得打他个龟孙！”我不是吹牛，我有的是兄弟，可以打到他住院。
喊打喊杀了一通，怎么骂也觉得不过瘾。我掐了烟，捡起一截烧荒人丢下的拨火棍，说走，去弄那姓马的！
老驴跟着站起，嘴里却支吾起来。
我说怎么，到底是不是他？只要你说是，我立马回去叫人。我可是认真的，他欺负谁都行，欺负我二姑父，那绝对不行。我说，老驴你说话，什么时候打？不打瘸他个孬孙，我跟他姓马！对，咱从小就这样，不怕事，你知道的。老街混的孬？我就比他更孬。
可老驴一点声儿没有了。
我说，那你跟我讲讲，到底咋回事，姓马的怎么打的我姑父。老驴说，很复杂。然后把麻秆腰一弓，又蹲了下去，耷拉着脑袋，把脸埋到裤裆中间，使劲吸烟。
……
本文为节选部分，全文载于《山西文学》202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