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色反映了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变革 通过文学的力量参与到实际的社会变革中去 ——评电影《周立波回清溪》
2024年5月，《周立波回清溪》这部传记故事片在全国公演，这标志着这部深耕三年、精雕细琢的电影作品的隆重登场。此电影不仅是中国电影界的一件盛事，更是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称《讲话》）发表82周年的纪念。影片聚焦上世纪50年代，周立波回到家乡湖南益阳县清溪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并推动农村合作化运动，深入描绘了那个时代的生活百态。影片描述了当地农民社员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加入集体的合作化运动，改造生活，创造出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生活形式，不仅弘扬了集体主义精神，也反映了政治思想的时代变革。《周立波回清溪》以其优美的画面和背景音乐、精彩的人物对白以及紧张的戏剧冲突，在公演后赢得了广泛好评。
电影《周立波回清溪》在叙事结构和视觉艺术上的深刻探索，使其成为一个出色反映了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社会变革的作品。同时，这部影片也使我们在理论上对国内文艺创作做出一定的反思，特别是如何将毛泽东的实践美学理论应用到文艺创作中。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文学艺术应服务于革命斗争，强调作家和艺术家们必须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而将文学创作的重心转向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经验和革命实践。这一思想要求作家们从理论和认知的角度重新审视世界，更强调通过文学来改造世界，为文学创作指明了新的方向和使命，即不仅仅是表现生活，而是要通过文学的力量参与到实际的社会变革中去。
周立波作为当时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参与者，深受《讲话》思想的影响，其后的行动和创作生涯实践了《讲话》中提出的原则。他随军南下参加抗日战争，并在抗战后参与东北的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后又回到家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些经历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现实基础。他的作品《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都深刻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人民的斗争，体现了以文艺参与生活实践的根本宗旨。这样的文艺观念和创作实践，不仅是对个体艺术家的挑战，也是对整个文艺界的洗礼。
精心构建的叙事结构使剧作发展紧凑集中
电影《周立波回清溪》通过精心构建的叙事结构，展现了周立波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片段——参与合作化运动的经历。这一选择不仅仅是截取生活中的一个横断面，更是深刻揭示了个体与集体、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复杂关系。电影编剧谭仲池先生和赵楠编导精妙地构建了这一叙事，使得整部电影在结构上不仅跌宕起伏，而且符合古典戏剧的创作原则三一律。三一律是一种严格的戏剧结构原则，由法国剧作家尼古拉·布瓦洛和让·拉辛在17世纪通过其作品推广。这些原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人物一致：戏剧情节应该集中于一个主要事件。《周立波回清溪》所有的动作和事件都围绕农业合作化主线发展，并直接关联到主题和核心冲突，以增强戏剧的整体效果和观众的聚焦。地点一致：整个戏剧应该在一个单一的地点发生。《周立波回清溪》遵循这个原则并限制场景过大地变换，使得剧作的发展更加紧凑和集中，并保持剧情的连贯性，使观众能够更容易地跟随故事的进展。时间一致：戏剧的时间跨度应该被限制在有限时间之内，这样可以保持故事的紧迫感和真实感。《周立波回清溪》帮助观众保持对剧情发展的连续关注，同时也加强了戏剧性的冲突和高潮。
三一律至今依然是戏剧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参考点。《周立波回清溪》这部电影确保了故事的集中性和紧凑性。在叙事技巧上，《周立波回清溪》展示了极高的艺术造诣。电影节奏掌握得当，场景之间的过渡自然流畅，这使得观众能够跟随剧情发展，深入感受角色的内心世界和外部冲突。电影中的主要人物周立波、夫人林蓝以及村里的其他重要角色如青年积极分子盛淑秀、寡妇丁玉霞、村干部张雁秋、周咬金与周满仓父子、村民张赖皮等都被赋予了鲜明的个性和深刻的情感层次，这些人物的互动构成了影片的核心动力。电影背景设定在清溪村，这个地点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空间背景，更是文化和社会变迁的缩影。清溪村作为一个具体的地理位置，限定了故事的空间范围，加强了剧情的凝聚力，使得影片具有了舞台剧那样的封闭和集中效果。如果将这部电影改编为舞台剧，其紧凑的叙事结构和集中的时间地点设定仍将使得剧情完整有效。
在剧情冲突的处理上，《周立波回清溪》表现出了深刻的戏剧张力。周立波回到家乡后，首先面临的是个人与集体的冲突，即农民是否愿意携土地一起加入合作社。这一冲突点引发了一系列深层次的社会和家庭内部的矛盾，如张雁秋夫妻之间、周咬金父子之间的不同看法和冲突，以及村民与生产队干部之间的摩擦。这些冲突被巧妙地编织在一起，形成了影片的多线索叙事，反映了社会变革中个体与集体、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复杂互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电影通过周立波的生活和工作，深入探讨了合作化运动对个人生活的深远影响。影片最终呈现了一个通过集体精神克服自然灾害、实现丰收的积极结局，体现了合作化运动的历史意义。然而，这一过程中不乏个人牺牲，特别是在影片末尾，周立波和林蓝的女儿百穗因病去世，为影片增添了悲剧色彩，同时也强化了这场社会变革的代价和众多感人事迹。
《周立波回清溪》不仅仅是一部简单的传记电影，它通过复杂而有章法的结构、丰富的人物刻画和深刻的社会洞察，成功地抓住了观众的心，展示了中国农村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生活状态和社会矛盾。
将主题叙事转化为多层次的视觉艺术作品
电影《周立波回清溪》不仅有其精心构建的叙事结构，还有无与伦比的视觉表达。电影不仅深刻展示了中国农村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变革，还成功地将一个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政治主题叙事转化为一部多层次的视觉艺术作品。这部影片通过精美的画面和深刻的地域文化描绘，提升了整个影片的艺术层次。电影的故事背景设定在风景如画的江南水乡，导演作为湖南本地人，对这一地区的自然景观和文化背景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情感联系。影片开篇便通过展示朦胧的水田和翠绿的竹林，巧妙地将这些自然美景融入叙事之中，不仅展示了土地的自然风貌，也象征着当地的生活节奏和历史沉淀。这样的视觉表现方式，如同一幅精心布置的中国山水画，让观众在视觉上即刻感受到一种超越日常的悠远意境。
电影在展示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观的同时，巧妙地将这些视觉元素与电影的政治和社会主题相结合。电影中，如果整部影片都采用连续的印象派画面，可能会让人感到视觉上的单调。因此，电影在展现水乡美景之后，转而呈现了棱角分明的南方建筑和古香古色的室内空间。这种从开阔的自然景观到封闭的室内空间的转换，不仅打破了视觉上的单一性，还为电影增添了层次感和深度。电影通过家庭内部的争吵、社员与干部之间的对立，以及父子间的矛盾等场景，展现了封闭室内空间中的冲突，与开阔的水田和竹林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设计不仅增强了剧情的冲突感，也通过空间的对比强化了冲突的视觉表现。电影中的建筑空间与自然景观的对立，体现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正反合的过程，在文学批评中的应用就是美国批评家克林斯·布鲁克斯所描述的悖论效果。
克林斯·布鲁克斯的悖论概念可以通过正反合的过程理解：作品首先提供一个直接的主题（室外乡村美景），然后引入看似相反的元素（室内人际矛盾），通过这些对立和矛盾的元素的发展和化解，最终形成一个更深层次的和解，揭示出更为丰富和复杂的思想意义。这种通过矛盾产生的深刻理解是文学作品艺术价值的核心。片中的和解通过一座石桥的场景加以象征性地表现。这座石桥不仅是清溪村的重要地标，也成为电影中的视觉焦点，它是人工建筑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的呈现。在影片结尾，村民们在这座桥上等待周立波的归来，尽管周立波未曾出现在画面中，但村民们前行的身影，以及他们对未来的期待，象征了新生活的希望和农业合作化的胜利。这一场景巧妙地融合了乡村的宁静与家庭社会冲突的和解，展现了农业合作化和谐与成功的主题，完美地体现了新批评的悖论概念。
《周立波回清溪》通过独特的视觉风格和深刻的地域文化展现，加上精心设计的叙事结构，成为一部可以从多个角度解读的电影艺术作品。这部作品在讲述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美学和现代电影技术融合的一次成功尝试。
毛泽东的《讲话》可以视为实践美学在中国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强调，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种观点指出艺术与生活不应该割裂，而应当是无缝连接的，因为最伟大的艺术就是生活本身。《周立波回清溪》这部电影便体现了毛泽东实践美学的理念。它通过周立波的生活和创作经历，展示了村民作为个体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成长与变革。
《周立波回清溪》通过其复杂而缜密的结构、丰富的人物刻画、深刻的社会洞察以及卓越的视觉艺术表现，成功地将一个政治主题的电影转化为一部丰富优美、具有视觉冲击力的艺术作品，而且展示了实践美学在当代中国文艺中的应用，为推动中国文艺的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参考。这部电影不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也为实践美学的探索提供了有益案例。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周立波回清溪》也在文艺理论与实践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作者周小仪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舒莉莉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