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城市，一条河流的名字
很少有人把乌鲁木齐这座城市的名字，与一条河流联系起来。其实，曾经有一条名叫乌鲁木齐的清澈湍急的河流，流经这座城。那时候，城市很小，几乎是一个小镇，在清末民初，新疆的治理中心由伊犁惠远将军府转设于乌鲁木齐后，这座城市才慢慢长大。那时候，河流依然如脱缰的野马，毫无拘束地流过这座城市的标志之一红山的脚下。现在贯穿城市南北的河滩公路，便是乌鲁木齐河的老河床。一川的鹅卵石就躺在那里，随心所欲、逍遥自在，接受着阳光与雨露的沐浴和寒来暑往的季节更替。唐代边塞诗人岑参“一川石头大如斗”的诗句，就是对这里风物地望的描述。
这座城市与我和我的家人有着密切关联。记得父亲曾给我讲述过我两岁时的一段故事。那一天，他带着我在山西巷子这一带随意走走，我们要等待第二天发往伊犁的班车——其实就是敞篷卡车。在一家店铺，父亲闲来无事，就让掌柜的把一双三接头皮鞋拿了过来，让我在蒙着地毯的柜台上穿上那双三接头皮鞋走来走去。时间消磨得足够可以了，父亲准备带我离开这家店铺，便让我脱下那双三接头皮鞋还给掌柜。此时，我居然一百个不情愿。当父亲真的让我脱下三接头皮鞋时，我竟然号啕大哭起来。父亲抱着我离开了这个店铺，一路哄着却怎么也哄不住，我坚持要回去拿那双三接头皮鞋。很久很久以后，父亲在给我讲起这段行将湮没的往事时，他的脸上带着笑容。
父亲1950年从伊犁卫生学校毕业后来到这座城市，接受和平解放初期省干校的培训，之后分往遥远的若羌县担任第一任县医院院长。那时候，若羌可不像今天，飞机、火车、汽车全有，交通四通八达，甚至将成为新时代新疆通往内地新的交通枢纽。当时的若羌，连一条像样的公路都没有。父亲和他的伙伴从焉耆骑着骆驼，跟随被毛驴牵引的商队，足足走了一个月才到达目的地若羌。他的伙伴走得比他更远，还要独自骑驴走上七天，才能到达目的地且末。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青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投身于新中国建设。
我的母亲于1950年12月接到通知，要作为若羌县代表到乌鲁木齐参加新疆各民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过了1951年元旦，时任副县长王传文派出一个汽车班，带着我年轻的母亲（当时还没有和我父亲结婚）一起上路了。一路上，他们细心地照顾着我的母亲。母亲乘坐的汽车排在车队中间，由于路况很差，一天只能走15公里至20公里。路边的荆棘、红柳、胡杨、沙丘等，对我母亲来说都是难得的风景。母亲坐在驾驶室，出神地望着窗外，有时会睡过去，醒来就继续望着窗外无垠的世界，视野也为之打开……
车队在沙漠里行驶，第八天才从库尔勒赶到专区行署所在地焉耆。母亲对这次旅途感到十分自豪。对她来说，这是一生难忘之行。因为她坐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车的驾驶室里，有一个班的战士护送着她，这也是她青少年时代的第一次远行。此行是以一种喜悦的、安逸的、无限幸福的心境开始的。
两天后，母亲所在的车队从焉耆启程前往乌鲁木齐。第四天，车队从达坂城出发，天还未亮时便到了乌鲁木齐，入住新修建的三层高的天山宾馆。他们要参加的代表大会，正是在这个宾馆三层的会堂召开。这次在乌鲁木齐召开的会议，让母亲大开眼界。会议之后，和母亲同住一室的两位妇女带她逛了一下乌鲁木齐的巴扎。那时的街道满是泥泞，坑坑洼洼的，还没转完，她们的鞋子上已沾满了泥巴。在经营的摊位上，她们各自选购了喜爱的布料。
1952年8月底，母亲参加完土改干部培训班，作为焉耆地区正式代表再次来到乌鲁木齐；同年9月10日，又从会议代表中选定56人成立了“新疆牧区代表团”，母亲作为代表团成员，与大家一起游历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尤其是1953年1月1日晚，在中南海怀仁堂得到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的接见。她以无比激动的心情满载而归，回到乌鲁木齐，回到了若羌。
后来，我的父亲母亲多次来过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在他们的生命旅程中留下了太多不可磨灭的记忆。
我于1973年9月进入兰州大学中文系学习后，每年寒暑假都要经过乌鲁木齐，这里也留下了我的太多记忆。
1980年3月，我从乌鲁木齐飞往北京，去领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并留在中国作协第五期文学讲习所学习。乌鲁木齐也成为我走向全国文坛的一个起点。
我的几个弟弟妹妹多是在乌鲁木齐完成学业的。可以说，乌鲁木齐这座城市与我们一家人息息相关。
如今，乌鲁木齐已经成为一座繁华的大都市。
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调研时指出，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新疆不再是边远地带，而是一个核心区、一个枢纽地带。这在新疆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巨大转折，也是乌鲁木齐在新时代发展的新起点。
人们对乌鲁木齐的未来充满新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