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

郝静的小，首先体现在她个头的小。小小的脑袋，小小的身子，小小的手，小小的脚，当然，与之相匹配的，还有小小的眼睛、小小的鼻子、小小的嘴……虽然从整个身体到身体的各个局部，透露出来的信息无不都是一个“小”字，但因为局部与局部之间比例得当，特别是器官与器官相互搭配匀称，所以看起来，也算得上个袖珍的美人。如果按比例放大到平常人的身高，或者再略微高一点，那么美人前面的“袖珍”二字，也是完全可以摘除的。

这样说，似乎还是没有直观印象。那就更具体点吧。具体而言，郝静的身高虽然旁人都没有去量过，但凭经验，目测大概在一米五左右。所谓左右，是因为随着她所穿鞋子的不同而时常有所变化。比如，如果她穿的是高跟皮鞋，就会略微高一点，如果那天她恰好穿的是平跟运动鞋，又会稍稍矮一截。当然，总体来说，她穿高跟鞋的时候要比穿平跟鞋的时候多出许多（这一点，在她交了新男朋友郭来亮以后，会有所变化，此处暂且不表）。她自己也肯定意识到，身高于她，决不是什么人生的优势。然而，即便把高跟鞋穿上，在挽救个人形象上，也无异于杯水车薪。

所以，当她第一次站上讲台，以教师的身份出现在我们这群半大不大的初三学生面前时，先前闹哄哄的教室顿时就鸦雀无声了。我想大家的心理应该跟我一样，先是讶异，我们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老师，站在讲台上，后面几排的同学居然还要奋力地伸长脖子才能看得见。她个头那么小，就像羞于跟大家打照面，要将自己的整个身子都缩到讲桌后面去一样。然后是怜惜。怜悯心是普世的美德。平时再恶劣的“同僚”，此时也不忍心招惹她。然而我们很快就发现，这个个头矮小的郝静老师，根本就不像她的外表看起来那么羸弱。她手执教鞭，精神杠杠，在讲台上，在课桌与课桌之间的巷道间，所到之处，就像刮过一阵风，浑身上下，都仿佛充溢着蓬勃向上的力量。私底下，我们几个好事的男生把她这股精气神形容为“骚蹦蹦”。紧接着，我们还发现，真正羞于跟大家打照面的，不是郝静老师，而是我们这群像木桩一样坐在那里的学生。

因为，郝静老师给我们教的这门课，叫生理卫生。

想象一下吧，在所有人的心目中，从小到大都无比庄严神圣的教室里，一个刚从大学校园里走出来的年轻女教师，却要带着一帮乳臭未干的少男少女，去公开认识、探讨一些人体最隐私的部位，哪怕这样的教学被反复冠以“科学”之名，结果都是令人尴尬而沮丧的。所有人的嘴上都不说，所有人的心里又都明白。课本上的那些文字与图形，虽然都是我们每个人都具有的，甚至是我们每个人都隐隐有所向往与憧憬的，却又是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极力忽略或忽视的。我们一直都以为，那样的所谓知识，在私底下议论尚觉可耻，何况还要拿到课堂上来堂而皇之地“学习”，何况这带领我们学习的，居然还是个没结婚的女教师！

课堂上的郝静，肯定不像我们这群蛮荒得太久、根本没有开化的学生，无论她讲到多么令人羞于启齿的名词，总是表现得泰然自若。她是老师，肯定不能像我们这样大惊小怪。她还是学的这个专业。以专业精神对待她的专业。这应该就是她想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

课堂下的郝静，小，依然是她与身俱来、挥之不去的显著特征。好比人的胎记，明明知道不好看，却又拿它没办法。但也有对胎记怀有别种眼光的，比如父母。父母关注儿女的胎记，不好看也成了好看，不喜欢也会变喜欢。这是因为他们的眼中饱含了情感。用充满情感的眼睛去看世界，再鄙陋的世界都是光鲜光丽的。

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也是这个道理。

但实事求是的讲，当有一天郭来亮与郝静突然走到一起时，周围人的目光刚开始还是有点呆滞，有点难以理解和难以适应。他们怎么都无法将这样两个人，这么近距离地安放在一起来看待。

2

郭来亮是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因为打得一手好篮球，所以又兼任初三年级的体育课。

郭来亮是一年前被父亲想办法从建兴小学调到云江中学的。所谓“想办法”，一是说明调动难度非常大，并非郭来亮后来在人前人后所吹虚的那般信手拈来，二是说明父亲愿意去迎难而上。从小学调到中学来工作，就是一道坎。没有过硬的本事，是迈不过这道坎的。至于过硬的“本事”，可能是当事人有着非同一般的专业素养，也有可能，这个人有着平常人所不具备的人际关系。毫无疑问，郭来亮所拥有的平常人所不具备的人际关系，就是我父亲。要把这层关系说透彻，一定得多费些笔墨。

郭来亮以前的工作单位建兴小学，其实也是我父亲从前的老巢。父亲从来到云江中学的那天开始，就没有停止过从建兴小学“挖人”。两年间，他几乎把他原来的班子成员都“挖”到了云江中学。

郭来亮却是个例外。

郭来亮并不是父亲原来在建兴小学的班子成员。他甚至都没有真正成为过父亲任内的部下。那时候还时兴“接班”。郭来亮十五岁就接了他父亲的班。接班以后的郭来亮刚刚初中毕业，所以并没有正式上班，而是保留编制，继续学业，去了县里的师范学校读书。为了不影响学校的正常工作，郭来亮在学校的职位，就由他父亲老郭老师暂时来顶替。也就是说，除了郭来亮父子身份上的变化，一切都照旧如常。老郭老师继续在学校支持我父亲，郭来亮继续当他的学生，完成未竟的学业。

郭来亮的父亲曾经是我父亲特别倚重的教师。可以说，父亲在建兴小学那几年出的教学成绩，有很大一部分都跟老郭老师有关。

父亲是个懂得感恩的人。老郭老师曾经帮助父亲取得过非凡的工作成绩，现在，他要知恩图报。将不能回报给老郭老师的恩情，回报给他的小儿子。

我刚才说“将不能回报给老郭老师的恩情，回报给他的小儿子”，是因为，此时的老郭老师，已经不在人世了。

老郭老师的离世，曾经让我们身边的所有人都震惊不已。因为，老郭老师的离世，不是正常死亡，而是死于谋杀！

郭来亮的母亲，从我见到她的第一眼起，就是个老女人，是个瞎子，但很多年前，其实也是个小女人。

郭来亮母亲的“小”，不是后来成为他女朋友的郝静那样个头的小，而是她的性格。郭来亮的母亲性格温柔，脾性温婉，说话细声细气，仿佛声音稍微大一点，就会吵扰了别人似的。走起路来从来都轻手轻脚，生怕一脚下去，就把无辜的地面踩出个坑。你说她是一束光，也只能是太阳刚刚探头时候那道最为柔和的光。你说她是一只鸟，那必定就是“小鸟依人”的那只鸟了。

郭来亮的母亲很多年前，是外县一所小学的音乐老师，后来因为无法调动，毅然选择辞职，来到郭来亮父亲身边。

郭来亮母亲之所以不惜辞职，也要来到丈夫身边，本质来说，还是因为对郭来亮的父亲不放心。

母亲每次回来，一刻也不闲着，先是把丈夫的所有闲置衣服抱到离家只十多米远的堰塘去洗，然后就是回来打扫卫生，几乎把整个家里里外外都要通透清理一遍。虽然，丈夫的衣服看起来还蛮干净整洁，而家里的卫生也并不像她想象中那样糟糕透顶，收拾得也还算有条不紊。

可是，这恰恰就是她认为的问题症结所在！

母亲每一个“贤慧”动作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完全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她在洗衣服的时候，其实是在一件一件检查，查任何一点可疑的残留之物，她在做清洁的时候，不放过家里的任何一个旮旯角落，也同样是要寻找那些可能突然出现的罪证之物。

这样的两个人，这样的一对夫妻，到了晚上，本该久别似新婚，然而不，他们没有。他们确实是久别重逢了，在各自的心里，却仿佛比没有见面时相隔得还要遥远。她本想朝他贴过去，可一想到白天在他衣服上发现的那根倒长不短的头发丝，就一阵发凉。他本来也想向她挨过去，可是一想起她突然闯回来的动机，本来已经硬梆梆的下身，突然又软了下去。

据说，郭来亮的母亲终于下定决心辞掉工作，回到丈夫身边时，已经是半个瞎子了。不知情的，以为是她这些年在外县工作太劳累，看书看多了，结果把眼睛累坏了。知情者却无不啧啧感叹，都是一个“情”字害的呀。十几年了，多少个夜晚，她都是在自己源源不断的泪水中浸泡过来的……

直到有一天，她发现眼里再也流不出一滴眼泪，而眼前，也再见不到一件明晰的事物。

郭来亮的母亲终于把自己哭成了真正的瞎子。

成了瞎子的郭来亮母亲，完全丧失了对身边事物的掌控能力。她觉得，自己就是旁边堰塘里那只不停扑腾、受伤落水的小鸟。她拼了命地想要重新飞起来，可是塘里的水打湿了她的翅膀，她再也没有力气离开那看似平静、却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水面。

她把自己困在自己的世界里。在那个世界，她唯一能看见的，只有丈夫衣服上的那根倒长不短的头发丝，还有铺盖里隐隐约约的洗发水香味，或者就是，灶台前那个明显异于丈夫的小脚印……

那年的春天仿佛来得特别早，换句话说，就是那年的寒气去得特别晚，即使房屋周围的枝条上都冒出了许许多多鲜嫩的花骨朵，穿着棉衣的人们还随处可见。那是我即将升入初中的那一年，也是我父亲很快就要飞黄腾达，调去云江中学的那一年，郭来亮一家自从父母团聚以后，平静了许多年，母亲和父亲从来不吵架，看起来相敬如宾，但时间久了，又让人觉得不过就是一场陌路相逢。

最早发现郭来亮母亲沉塘的，是住在附近、从旁路过的一个农村妇女。妇女从家里出来，准备去地里干活，走到堰塘边的小路上，无意中往塘中一望，发现不远处鼓鼓囊囊的一堆，浮在水面。刚开始，她也没怎么在意，以为是什么没用的垃圾。可是，再一望，却发现那堆“垃圾”还在隐隐蠕动。心中有了疑虑，走近些，再一看，顿时大惊失声。妇女顾不得许多，一边大声喊：“有人落水啦！快来人啦，有人落水啦！”一边从树上扯下来一根长丫巴，伸到塘中，努力想把那个人往边上划。这时，一个年轻男子飞快跑过来，“扑通”一声跳下塘，迅速将落水者捞到了塘边。

人们这时才看清，原来从水里捞起来的，却是老郭老师的妻子。全身水淋淋、长摊摊地摆在那里，跟死了似的。有人往她鼻尖处挨了挨，说：“还好，活着呢。”

大家都啧啧感叹，堰塘离他们家那么近，顶多也就十几米的距离，妻子本来就看不见，郭老师怎么能让她一个人到堰塘边来呢？而且，人都掉到水里大半天了，多多少少会发出声响，郭老师怎么就一点听不到呢？大家都知道郭老师是学校的大能人，难道，这会儿他不在家，又跑到学校忙去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一个热心肠的村民说：“大家都别说了，人还活着，是好事。天这么冷，我们赶紧把她抬回家去吧。”

几个人手忙脚乱地把落水者往家抬。还没到门口，有人就生了疑，说：“你们看，地上是什么？”一群人这才注意到，一些像红墨水一样大小不一的点，从门口，稀稀落落一路洒过来。就好像，某个调皮的小孩在地上临摹画出的屋旁那株腊梅花呢，但更像，家家户户到了过年时，将菜刀往鸡脖子上一抹，鲜红的鸡血就喷了一地……又有人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刚才，她身边的水，是不是也是红的？”再低头一看，郭老师妻子身上的衣服，好像真的就有些隐约的红色。不过因为才在水里泡过，红色早淡了，若有若无的感觉。

大家心头一紧，身上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走在前面、胆子最大的那一个，前脚刚踩进门，就失魂落魄般一声尖叫：“死人啦！有人被杀啦！”

案子很快就破了。死者是郭来亮的父亲。而凶手，就是郭来亮的母亲。作案手段简单，却残忍。作案工具就是他们家用了几十年的那把菜刀。案发前几天，郭来亮的母亲总是端把椅子坐到厨房门口，挑太阳最亮的那会儿，把磨刀石架在面前，摸索着，嚯！嚯！嚯！嚯！，一下，又一下，把钝了口的刀刃来来回回地磨。

老郭老师有些看不惯，说：“一把破菜刀，扔了重新买一把不就行了？眼睛又看不到，还磨什么磨！”郭来亮的母亲却好像什么都没有听到，继续将那把菜刀在磨刀石上“嚯嚯嚯”、来来回回地磨。就好像，她蓄积一生的精力，就是用来磨手中的这把菜刀，不磨好绝不鸣锣收兵似的。这么多年来，这把菜刀，不都是在她的手中磨了钝，钝了磨，始终保持着锋利的本色吗？什么东西都是原来的用起来顺手啊，她才不愿把刀扔了重新再买呢！

那天上午，老郭老师算准了时间，妻子又要坐到门口去磨菜刀了。所以，他打算抢先一步，先端把椅子坐到门口去。他把她的位置堵住，光线就暗了。光线一暗，就算她想磨，也磨不了。他实在不想听那“嚯嚯嚯嚯”的磨刀声了。一听那声音，心里就毛糙得发慌。

老郭老师坐到了门口，嘴里还振振有词地说：“叫你不要磨不要磨，你偏不听。今天我看你还怎么磨！”

郭来亮的母亲还是像往常一样，一声不吭。也还是像往常一样，在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地点，手提着菜刀，朝门口摸索着走去。她走到郭来亮父亲身后。这时候，郭来亮的父亲正倚靠在椅背上，面对敞开的木门，翘着二郞腿，享受着早春的惬意时光。是啊，他辛苦了一辈子，累了一辈子，也该歇息下来，享受享受了。还有半年，小儿子郭来亮就师范毕业了，就该回到建兴小学来上班了。那时候，他就会成个真正的闲人。

闲，可是他一辈子的梦想呢。

郭来亮的母亲走到郭来亮父亲身后，说：“老郭，孩子们都长大了，我也放心了。现在，我们一起上路吧。这辈子，生，我是你的人，死，也是你的鬼！”郭来亮的父亲还没弄明白为什么这个瞎女人此时此刻要说这些话，更来不及作任何反应，郭来亮的母亲就手起刀落。锋利的菜刀像切西瓜一样，不，准确地说，应该是像劈柴一样，一刀，一刀，又一刀，刀刀都落到郭来亮父亲的后脑勺上。

3

郭来亮和郝静成为了情侣，这是身边几乎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在人们心目中，郝静是真的配不上郭来亮。

你看郭来亮，虽然精精瘦瘦的，可有句话说得好，“瘦是瘦，有肌肉”。郭来亮就是典型的那种瘦得有肌肉、瘦得有板有眼有型有味的男人。郝静呢？永远都是那么瘦瘦小小的一团。无论怎么穿着，怎么打扮，都改变不了她与生俱来的缺憾。这样的两个人，却成了如胶似膝的一对，人们除了摇头，就只能叹息。

郭来亮虽然已经二十一岁，但在父亲眼里，他就像我一样，还是个孩子。这多半源于他对郭来亮父亲的特殊情感。所以，很多时候，郭来亮就成了我们家饭桌上的常客。即便他和郝静耍起朋友以后，也经常会被我妈一起喊过来吃饭。

事情突然之间就起了变化。

变化是从公安人员来到云江中学，刚开始找到我父亲，然后又通过我父亲找到郭来亮开始的。

公安人员先找到父亲，是这样说的：郭来亮母亲的杀人案在局里已经压了一年多，他们越来越觉得，这案子就是个烫手的山芋，继续捧在手里不是，但就此扔掉更不是。如果按正常程序，老太婆肯定是要判刑的，至少也是个无期。可他们都知道案情背后的故事很复杂，都非常同情老太婆的不幸遭遇。特别是，现在人在看守所，就已经让他们招架不住了。因为，老太婆虽尚有一口气在，但跟个死人也差不多。一个瞎子，还是个女的。吃不能自己吃，穿不能自己穿，连上个厕所都要有人帮扶着才能解决问题，也就是说，所有普通得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生活起居都不能自我料理，都必须得专门为她一个人配备一名女干警，要是真拉去坐牢，那么多年下来，得调用多少警察资源为她服务啊。这些问题难是难点，但只要咬咬牙，也不是不能克服，最难的，还是她的精神状态。县公安局领头过来的是个副局长，副局长说到这里，顿了顿，猛吸口烟，接着说：“自从进了看守所，她一句话没说过。不管你问她什么，她就跟个木头人似的，死活不开口。刚开始，我们以为她是故意跟办案人员作对。后来才发现，她不是故意，她是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什么都不晓得了。一句话，脑子已经不管用了。只一根筋似的，整天整天呆坐在那里。坐累了，就倒下睡。睡累了，又爬起来继续呆坐着。我们看在眼里，也痛在心里。出了那么大的事，心理素质再好的人，怕也会崩溃，更何况，还是个女人，一个瞎女人！”

父亲听到这里，虽然副局长还没挑明，但已明白了三分。

父亲说：“郭老师还有两个哥哥。”

副局长说：“我们都找过了。老大在成都，我们到他家里，话还没说完，他媳妇就吵起来了，吵得不可开交，说单位正准备提拔他老公呢，现在从天而降来个杀人犯，谁还敢跟他们家来往？政审这一关，怎么过！老二家在县城，媳妇倒是没吵，和和气气地招呼我们，只把手指头往屋里一指，说你们看，我们刚结婚，门上的喜字都还没掉呢，一个杀人犯过来和我们住在一个屋檐下，你们觉得，合适吗？”

父亲说：“所以这一次，你们没有直接去找郭老师，是希望我从单位的角度劝劝他？”

副局长不置可否，将暗淡下去的半截烟头重新递到嘴边，狠狠吸一口，再往地上猛的一扔，拿脚摁住，再用力踩了踩，说：“我们已经了解过了，他还是单身，没那么多拖累。而且，你这个校长的话，他会听。”

父亲的话，郭来亮确实会听。所以，当父亲代替副局长将他们此行的来意说明，郭来亮立马就亮明态度，说：“我妈要回来，那肯定是好事。”副局长紧锁的眉头一下子就舒展开了，心想早知问题这么容易解决，还不如一开始就来找小儿子省事。不想，郭来亮接着话锋一转，说：“但是有些实际问题，领导们可能要帮我参考一下，看怎么解决。”

郭来亮就一点一点，将自己心中的顾虑和盘托出。主要是，学校的住宿条件有限，他现在住的是单身宿舍，就是个单间。一个人住还凑合，如果母亲回来，毕竟他都是二十多岁的人了，挤在一个屋里睡，恐怕不太好。“而且，”郭来亮说，“这是学校，学生们总免不了有些事要到我房间来，虽然我妈现在不会对他们造成什么危害。但家长万一知道孩子们身边有这样一个人，怕是会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郭来亮的意思，父亲是听懂了，先前跟着副局长一起发热的头脑，逐渐冷却下来。

郭来亮又说：“总不能将她又送回建兴老家吧？如果那样，谁去她身边照顾？而且，让她回一辈子的伤心地，还不如呆在牢里呢。“

这个事，本来也就这样无疾而终了。那个时候的公安人员之所以能想出这么一招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的臭棋，也只能说明，那个年代的法制建设，是真的需要健全的。问题出就出在，郝静不知从哪里听来了半吊子耳旁风，说郭来亮老师连自己的母亲都不要了。

郝静就气势汹汹地来到郭来亮面前，找他兴师问罪。在郝静看来，一个连自己母亲都不要的男人，怎么可能是值得她托付终生的男人呢？而问题又在于，她的确希望这个男人就是她可以托付终生的男人啊。

郝静是这样质问郭来亮的：“听说你母亲要来和你一起住，你拒绝了？”

郭来亮先是吓了一跳，没想到消息这么快就传到了她耳朵里。但他不知道她对这个事了解到了何种程度，所以，决定先试探一下，不必一下把话说满。他略一镇静，反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郝静仰起她那颗袖珍似的小脑袋，说：“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你就说，有没有这个事吧。”

郭来亮说：“有。但我没有拒绝。我只是觉得，她来，会没地方住。”

郝静突然大声说：“怎么可能没有地方住呢？难道我的宿舍，就不能让她住吗？”说完，又觉得似乎不太妥，因为这话的意思，很可能会被郭来亮解读为：她的宿舍让给他母亲住，她就去和他住一起。他们虽然早就有了肌肤之亲，但还没到完全像个家这一层。所以，她立马又跟了一句，说：“难道我的宿舍，就不够我和她一起住吗？”

郝静理直气壮的质问，反倒令郭来亮镇定下来。他已经看出来，郝静对他母亲的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果她完全清楚，决不会是这样的姿态。至少，也应该有无比讶异的成分吧。

然而此刻的郝静，有的只是怒气冲冲和疑惑不解。

郭来亮决定，还是不忙告诉她真相。他还拿不准，如果她完全了解了他的家庭，他们之间，还能不能一如继往，不受那些因素的任何影响。郭来亮知道自己不能给她一个圆满的答复，他只能假装粗暴地说：“我的事，不用你管。你就少操点心吧。”

说完，郭来亮转身就离开了。

独留下郝静一个人，先是站在那儿傻愣了半天，不知如何是好，接着，就嘤嘤哭出声来，无不抱怨地说：“你怎么会是这样一个人？我怎么看上的，是这样一个人？”

4

然而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郝静心中越是有了疑惑，就越有动力要去把这疑惑解释清楚。所以，郭来亮母亲杀害郭来亮父亲的惨案，终究像钢针一样刺进她的心，虽疼痛难忍，却变无可变。首先是震惊，她完全想不到，这世上，竟然还有这样的女人，竟然还有这样的家庭。其次是更深的抱怨，郭来为什么不肯向她吐露真情呢？唯一的解释的就是不信任。他一定以为，一旦告诉她真相，他和她就完了。她不可能接受他这样的家庭，不可能接受像这样家庭走出来的他。除此之外，她还有了一丝隐隐的担忧。她已经为他打过两个孩子了。这是第三个。她摸了摸微微凸起的小腹，迟疑着，不知道下一步，到底该朝哪个方向，该怎么走。

郭来亮得知她又怀了他的孩子，还是一副木然而无所谓的表情。

郭来亮说：“又不是第一次了，你又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郝静说：“要不，我们结婚吧？”

郭来亮犀利的目光像刀片一样切过来，定定地望着她，好半天才说道：“你确定？跟一个杀人犯的儿子，结婚？”

郭来亮之所以以这样揶揄而颇具挑衅性的语气跟她说话，是因为，在此之前，郝静已经在这个问题上跟他有过一段交锋。那是在郝静刚得知他母亲杀人案的真相时。郝静说：“真没想到，你的家庭会是这个样子。”郝静说这话，无非是直抒胸臆，心中想什么，嘴里就来什么。更大的程度上，还包含着对郭来亮不幸遭遇的怜惜之意。但郭来亮是当事人，听这话的时候，味道又不一样。郭来亮说：“怎么啦？你感觉很失望吗？现在如果后悔，还来得及。”郝静本来没有这一层意思，现在被郭来亮硬生生歪曲成这层意思，心中就来了气。郝静说：“我看你现在动不动就上火。是掉到火药桶里了吗？”郭来亮冷笑一声，说：“我是掉到火药桶里了，总比某些人掉进火山口要好得多。”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也记不得怎么开的头，先还相互憋屈着，不想把事情闹大，可越往后，就发现各自的嘴巴越管不住。两个人都以为，在扮嘴这件事上，对方会牵就自己。只要任何一方不接对方来的招，也许，他们后来的结果就会完全不同。然而不，现实的情况是，他们都不愿让对方多一点，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要你的矛刺过来，那我的盾就会立刻迎上去。两个人的理由也都相当充分。郭来亮觉得，自己本来就很受伤，你作为女人，不帮我抚平伤口，还一味在我伤口上撒盐，这还是我曾经爱过的女人吗？郝静却认为，自己是女人，本来就应该被男人宠。现在倒好，不但不宠人，还光知道一天到晚挖苦人。更何况，我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孩子呢。当然，这个时候，她还没将这个消息告诉他。告诉他又有什么用呢？他还不是那一句：“又没结婚，孩子生下来，算谁的？”前两次，她都是默不作声，一个人跑到另一个乡镇的卫生院去做的手术。她不敢在云江卫生院做。毕竟，这里转过来转过去都是熟人，一个没结婚的年轻女子，跑去做这种手术，身边还没个男人陪着，人们会以怎样的眼光来看她？

她也不是没要求郭来亮一起去。可郭来亮说：“一个人去，神不知觉不知，做了就走。也没谁把这个当回事。我去了，两个在一起，目标反而更大，不好。”郝静尽管心怀不满，但也拿他没办法。细细一想，他说的也不是完全没道理。毕竟，他们还没结婚。她一个人去，尽管也会引来一些异样的目光，但也不过就是一些异样的目光而已，不会有其它后遗症。如果他去了，那所有人都会在心里，在印象中，把他和她捆绑在一起。

而郝静不想被捆绑。至少在她怀上第三个孩子之前，她不想。她觉得，爱就是自由的结合。如果哪天不爱了，分开就是。结合是自由，分开也是另一种自由。她毕竟是在大城市上过大学的知识女性，思想不像农村妇女那样保守。

可是现在，她的想法变了。

她想，她不能再这样无休止地去医院打孩子了。

她既然爱他，就得跟他在爱这件事上做个了断。

然而郭来亮却并不配合，并不按照她所设定的剧情往下走。一句话，她想结婚了，可郭来亮还不想。不想结婚的郭来亮，难道就以他以为合理的方式来搪塞，达到他不想结婚的目的？比如现在，他说：“你确定？跟一个杀人犯的儿子，结婚？”这不就是典型的搪塞吗？我什么时候嫌弃过他是杀人犯的儿子？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就不能跟杀人犯的儿子结婚？再比如，“怎么啦？你感觉很失望吗？现在如果后悔，还来得及。”这就更过分了。我什么时候失望过？什么时候后悔过？他不过是把他心中所想，强加到我的头上来罢了。

如果是这样，那就不是搪塞这么简单了。那简直就是——，郝静想了半天，终于想到一个词：阴险！对。就是阴险。把我从没做过的事，硬说成是我做过的。这不是阴险，又是什么？

郝静不禁在心中冷笑道，不想结婚就明说呗。用得着这样拐弯磨角，非要把不结婚的责任推到我身上来吗？她忽然觉得一阵悲凉。男人啊，真是个靠不住的东西！

但她还是想放手一搏。不管怎么说，她和郭来亮的关系都发展到了这种程度，她不想轻言放弃。郝静找到了我母亲。在我母亲面前声泪俱下。先是控诉郭来亮如何如何对她不好，连两次打胎，都是她自己一个人去的医院。接着又摸摸微凸的肚皮，说：“这个孩子，我不想再打掉了。医生说了，如果再不要，恐怕以后就别想要孩子了。”

母亲明白她的意思，说：“郭老师也不容易。我试试吧。”

后来我们知道，母亲去当和事佬的结果，并不如郝静预计的那般顺利。母亲前脚刚从郭来亮宿舍踏出，郭来亮后脚就进了郝静的宿舍门。郭来亮过来，劈头盖脸就发起了狠：“你以为搬天牌打地牌，就把我压住了？我告诉你，葛老师（我母亲）不是如来佛主，我也不是孙悟空。这里是云江中学，更不是五行山！你不这样逼我，我们也许还有可能。你越是这样，我就越不遂你的意！”

郝静刚开始有点懵。她没想到事情会朝向她完全没有预料的方向发展。但她很快就冷静下来，鼻孔里“哼哼”两声，然后，一字一顿地说：“我，肯，定——你，会，遂，我，的，意！”

出事那天，是个清新逸人的早晨。校园里，到处都是朗朗的读书声。那时候学校办公条件有限，教师都没有专门的办公室。作业都是教师带回宿舍去改。改完，在下一次上课前，再由科代表去抱回教室。我是生理卫生科代表。生理卫生课一般都安排在下午。所以，如果我要去郝静那里抱作业，一般都是在中午。但那次不同。头天晚自习时，郝静就找到我，说明天早上六点，准时去她宿舍抱作业。记住，一定要准时。离开之前，她又特别强调了一次。

老师的话就是圣旨。郝静让我早上六点去，我自然就要早上六点去。可是到了第二天，我并没如约六点就去她宿舍。因为那天是英语早自习。英语老师在讲台上检查同学们的背书情况。那篇课文的最后一个段落，我始终背不熟。等我终于在英语老师那里过了关，都已经快六点十分了。

我飞快下了楼，朝另一幢楼跑去。

郝静住三楼。等我气喘吁吁跑到她宿舍门口。正要敲门，却发现门是开着的，严格讲，叫虚掩着。我叫了声：“郝老师！”没有回音。从虚掩的房门可以看出，里面灯亮着。我正不知道该怎么办，是继续叫“郝老师”，还是在原地等待？毕竟，郝静是女老师。我一个男生，没有等到回答，不敢贸然进去。不得已，我把嗓门提高了点，又叫了一声：“郝老师！”还是没有任何回音。我有点奇怪，照理说，如果里面有人，我这样喊，肯定是能听见。如果没人，灯为什么又亮着，门为什么又开着呢？

好奇心驱使我把虚掩的房门轻轻往里推了推，再一瞧，顿时，眼前的一幕令我大失惊色，只见郝静娇小的身子像根粗壮的挂面一样挂在房屋中央。屋顶上，是像蛇一样盘在那里、一动不动的吊扇。吊扇与郝静的脖子之间，是一根被绷得笔直的红色丝巾。就如同，盘在头顶的蛇正吐出长长的红信子。

5

此后许多年，只要一想起云江中学那个清新逸人的早晨，我就心怀深深的愧疚。没有人帮我厘清，但我已经想明白。不是现在，而是郝静被送到医院，终于被抢救过来，我就已经想明白：她为什么要在头天晚上来教室找我，交代我第二天早晨去她宿舍抱作业？因为那个时间点，大多数人不是在睡觉，就是在上早自习，除了我，没有谁去打扰她。为什么准确交代要我六点钟过去？因为，一切都是计划好的。早一分，火候不到，晚一点，就像后来所发生的那样，有可能一切都不能挽回。

郝静就是要作出个以死相搏的样子给郭来亮看，但她又不是真的想寻死。她给自己设了个套，又给自己设了个解套的方法。她以为，一切尽在她的掌控之中。可是，千算万算，她万万没算到，在她计划中的我这一环，居然出了纰漏，比她预计的晚去了十多分钟。差点将她真的从此葬送。

我深深愧疚的，不是差点真的将郝静老师葬送，而是切切实实，将她肚子里的孩子葬送掉了。

郝静肚子里的孩子没了。

很快，郝静轰轰烈烈谈了快一年的爱情也没了。

郭来亮并没有因为郝静的以死相搏而回心转意，她这样不顾一切的疯狂举动，反而成为了郭来亮终于痛下决心，要与她一刀两断的催化剂。郭来亮离开云江中学，对郝静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谢谢你没有拿刀砍我！但如果我们继续在一起，说不定哪一天，你会的！”

郭来亮向父亲提出，他要离职去广东。郭来亮以自己的黯然离开，结束了与郝静的短暂交往。很多人都说他是个不负责的男人，把女人玩腻了，拍拍手，就一走了之。在那以后的很多年里，我也基本持相同的看法。年龄越大，这种看法就越强烈，仿佛人的观念也会随时间的推移，不断生长，越发牢固。直到不久前的一个晚上，我才忽然觉得，也许，事情并没有我们先前以为的那么简单。

那天，我在外面应酬出来，想吹吹夜风，就一个人走着回家。到了检察院门口，离家也不远了，脚步就放得慢些。这时，仿佛听到有人在叫我。因为喝了点酒，反应不是太灵敏，抬头望了望，除了道路两旁昏黄的路灯，一辆哑着嗓子、喘息远去的出租车，再没看到别的什么。以为是耳朵听叉了，隐隐约约，似有若无，也没太在意。迟疑间，正准备继续往前，又听到一声：“高明！”这一次，我听清了声音的来处，不是前面，而是身后。我不由自主地侧转身，一个十分消瘦的男人——一个十分消瘦的老男人出现在眼前。我一时间愣住了，没想明白是怎么回事，也没认出这个半夜三更在马路上突然叫住我的人是谁。

老男人走上前来，说：“怎么？不记得我了？真是岁月不饶人啦！”

因为隔得近了，才猛然一个激灵，这个人，面相怎么这么熟悉呢？我迅速在脑海中检索，一个名字差点脱口而出：“你是郭来……”亮字还没说出口，立马又发现，这样称呼，似乎不妥。毕竟，他在云江中学做教师的时候，我还是学生呢，所以赶紧半道上换了称谓：“你是郭老师？”

郭来亮微微一笑，就像硬朗的石板上掉落了几滴秋雨，滑来荡去、没依没凭的样子。他手里提着很大一个塑料袋，瞥一眼，鼓鼓囊囊，却不是很沉。

我礼貌性地问道：“这么晚了，怎么还一个人在街上？”

他把手里的塑料袋往上提了提，说：“一身的毛病，才去拿的药。”

我这才注意到，他说话时，背是佝偻着的。虽然弯腰的弧度不是很大，但精神的萎靡却显而易见。不过五十出头的人，看上去，却完全像个六十多岁的老头了。

然后，我们走走停停，在清寂的大街上沉默一阵，说几句，沉默一阵，说几句。断断续续，我了解到他的一些近况。比如，我知道他这次回来，是因为他当农业局长的二哥被抓了，二哥曾允诺给他的一套住房可能也要跟着泡汤了，他正在找关系，看能不能保住。比如，虽然他没有明说，但我已经从他话里话外的蛛丝马迹判断出，他至今单身，没有成家。说起来，那天晚上我们聊的内容也不少，但我们自始至终都小心翼翼地规避着一个人，那就是郝静。

郝静，俨然成了我们之间谈话的禁区。

我不碰触。

他也不碰触。

那一晚，我和郭来亮真正在一起交谈的时间也不多。因为我们很快就到了我家楼下。妻子的电话已经打过来。我正好借势一歪，假装苦笑道：“看，又来查岗了。”又说，以后有机会再聊。这当然是客套话。从我背转身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除非下一次又像今天这样在大街上偶遇，我和他，怕是再没有相见的机会了。

但我还是从我们有限的谈话内容中提取到了一些我认为比较关键的信息。首先，郭来亮肯定在外面混得不好，不然，他怎么可能把远在内陆小县城的一套住房看得如此重要？难道，到现在为止，他都没有自己的住房吗？而且，他如果过得足够好，又怎么可能需要二哥的解囊相助？理论上来说，如果在南方发展得顺风顺水，应该是他对二哥有所相帮才对呀。其次，他的个人问题，跟他的事业发展一样，肯定也不是一帆风顺。早些年，从一些南方回来的乡邻口中得知，郭来亮也不是没有过起坎的机会。他的发展模式很简单，先找一家公司，从最没有技术含量的销售做起，个人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自己出去开公司。因为没有经验，公司很快倒闭，又只好从最底层的销售开始，等再攒了一笔本钱，又出去自己开公司。这样循环往复，终于有一天，也混得差不多人模狗样了。大家都以为，这个郭老板终于苦尽甘来，要过上幸福的小日子了。没曾想，不几日，又见他到了一家销售公司，形影相吊，从零开始。原来，那几年，他也确实挣了不少钱，又找了个大学生女朋友。这个大学生女朋友个头小巧，性格温柔，做事贤慧。见过的，没有不竖起大拇指的。特别是有几个从云江中学毕业的学生，见了准郭夫人，都以为简直是郝静老师的翻版。大学生女朋友没有任何悬念地成了他的大内主管。他们开的，就相当于个夫妻店，男的在外跑业务，女的在家管财务。公司虽不大，在广州那样的大城市，却也一点不愁没钱赚。

等钱赚到一定程度，郭来亮就琢磨着要将公司规模扩大，从小小的夫妻店逐渐过渡到具有现代管理模式的正规公司，只有这样，才能赚更多的钱，也才能在大浪淘沙的激烈竞争中真正站稳脚跟。他把自己的想法给大学生女朋友一说，女朋友就一把搂住他的脖子，亲了又亲，吻了又吻，娇滴滴地说：“我早就说过了，我不会看走眼。老公，你真能干！今晚我要好好弄几个下酒菜，预祝你的——不，是——我们的成功！”

第二天，郭来亮醒来时已是中午。他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又用力捶了捶还在发胀的头脑，心想酒就像歹毒的女人，都不是好东西。幸好今天没约客户，不然就误大事了。他喊了声：“老婆！”没人应。再喊，还是没人。他心里一阵嘀咕，慢慢起身，把每个房间都找遍了，还是没有大学生女朋友的影子。这个时候，他才发觉，冷汗已打湿了他的背脊。他跌跌撞撞，慌慌张张地跑到保险柜那里。

一打开，整个人就瘫在了地上。

从那以后，郭来亮又开始不断地跑销售，然后不断地开公司，可是再也没有像上次那样成功过。钱，肯定也赚了些，但赚的都是些小钱。自己吃饱喝足后，所剩也不多。说到底，自己开公司，就是名声好听点，在外面，别人都是“老板老板”地叫，其实掀开面子看里子，很多时候，还比不上他跑销售打工挣的钱多呢。

与郭来亮偶遇的那一晚，我似乎还想通了一个多年来都没有想通的逻辑。郭来亮并不是像人们所以为的那样，是个对女人不负责任的花花公子。说到底，他是爱郝静的。爱郝静的郭来亮，为什么又不想和他爱的人结婚呢？因为，他怕这个表面温柔、实则性格刚烈的所爱之人，最终会成为他的仇人，最终，会像他的母亲对他的父亲那样，向他毫不留情地举起锋利的菜刀。

6

初中毕业以后，与郝静的再次相遇，已经是我大学毕业，到江华中学任教时候的事情了。也是在我到江华中学任教那一年，我从母亲口中得知，郭来亮的母亲终于在牢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到了江华中学，校长认为我年纪轻，干劲足，是个可以培养的人才，所以给了我额外的信任，一开始就将高三年级两个班的语文课拿给我来上，同时兼任一个班的班主任。

很快，我就从校长给我的教师名单上，发现与自己搭档的教师中，有一个叫郝静。一看到郝静这个名字，我的心就咚咚直跳起来。我不敢肯定，这个叫郝静的老师，是否就是当年在云江中学教我们生理卫生的那个郝静。名单上这个郝静，注明所教的科目是英语。我更搞不懂，在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为什么会心跳加速，仿佛连呼吸都变得十分困难。不得不承认，虽然这么多年过去，在最隐密的内心深处，我对于郝静老师的内疚与自责，其实从来都没有消停过。很多时候，特别是夜深人静，一个人独处时，我总是会问自己，如果那天早晨，我没有迟到，而是在她交代的六点钟就准时赶到她宿舍，情况会不会有所不同？她肚子里的孩子，会不会就毫发无损？以此类推，她跟郭来亮之间，会不会就不会像后来所发生的那样，决绝分手，从此形同陌路呢？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更不知道的是，这些内心的纠结与折磨，正像一根杂乱无序、又韧劲十足的绳索，难以避免，又悲壮无望地将我和这个叫郝静的女人，像拧麻花一样拧在一起。

不出所料，郝静果然还是那个郝静。

只不过，这个时候的郝静，至少从表面看，已经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个头虽然还是那么小，但因为身材有些微微发胖，脸上也似乎多长了一圈肉，整个人就显得比过去更圆润，当然，你也可以说，比过去更丰盈，更有女人味。

虽然，郝静还是原来那个郝静。可一到人群中，原来那个个头小小的郝静，就更加渺小了。再次相遇，第一眼看到她的那一刻，我心里竟升起一股莫明其妙的怜惜感。那是一种觉得浑身充满力量的大男人，对任何一件弱小事物本能的护佑冲动。细细想来，这样的感受真是既新鲜又奇特。八年前，我还是个对什么都一知半解的懵懂少年，而郝静是我的老师。八年后，我已经成长为名副其实的成年人，郝静却成了我的同事。八年前，我会以有护佑自己的力量而庆幸，八年后，我又会因有护佑他人的力量而自豪。

郝静见到我的那一刻，也是十分惊讶。但很快就镇定下来，面目平和而端庄。算起来，她已经二十八岁，也许，就快二十九了。这个年龄的女人，必定经历了生活的多重磨砺，内心早就应该修炼得波澜不惊。

郝静说：“没有想到会是你。”

我有些腼腆，毕竟是在过去的老师面前。我说：“我也没想到。这个世界，可真小。”我本来是想说：“我也没想到。这个世界，就像你一样，可真小”。以此来俏皮一下。但忍了忍，终究没有说出口。

虽然我的脑子里尽是一帖一帖她和郭来亮在一起时的画面，但“郭来亮”三个字，我们都只字没提。

原来，郭来亮离开云江中学，南下去闯荡的第二年，郝静母亲就找关系将她调到了江华中学。她曾经是这里的学生，从这里毕业，现在又回到这里教书，对一个遍体鳞伤的女人来说，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适合她生活——适合她疗伤呢？更重要的是，她的父母都在镇上。每天上完课，她都可以回家和他们在一起。这个世界上，哪怕所有人都抛弃你，只有你的父母不会。

调到江华中学的郝静，工作上认真负责，生活中默默无闻。没过几年，就赢得了人们的普遍认同和尊敬。现在，她不但能天天和最亲的亲人在一起，还从事着一直向往的英语教学工作。总之，一切都苦尽甘来，一切都来之不易，她觉得自己很满足。

如果不是因为后来那件事，我以为，我们曾经的这对师生、现在的两个同事，多半也会像身边很多普普通通的人们那样，一眼就能将整个人生望到头，无非就是，平凡工作，平凡生活，平凡到死。

那件事的起因，是一幅画。

有一个学生，说起来也算故交。我在云江中学读初三的时候，他还在那所学校上初一。等我到江华中学当语文老师了，他居然又成了我班里的学生。当然，后来我也搞清楚了，他从小到大学习成绩都不好，年级越往上越吃力，到我去接他们班语文课的时候，已经是他复读的第三个年头了。但他也不是一无是处。所谓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必定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这个学生文化课成绩平平，绘画能力却不容小觑。所以这一年，他自己也发现了问题，并很快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说：“高老师，我想转向。我不打算考普通大学了，我准备报考美术学院。”

那一天上晚习，是英语辅导。郝静还没有来。刚开始还比较安静，大家都各自忙各自的，毕竟都到了高三，人人心目中都多出了“前途”二字。就算那些真正的烂泥确实扶不上墙，因为少了附和的对象，也变得收敛起来。但仿佛突然之间，教室里就炸开了锅。像沸腾的开水，这里冒的泡还没破，那里又鼓了出来。人们纷纷议论，争相传阅。那是一幅画，从这个人的手中传到那个人手中。还没看仔细，还没被画作的原作者抢回去，又迅速到了下一个人手里。有人开始叫：“妈的，画得还真像！”也有人戏谑着喊：“三哥，照你这手艺，考中央美院都没问题了！”所以称那个学生为“三哥”，就是因为今年是他复读的第三年。也有人伸长了脖子，一边着急地往门外的走廊上看，一边好心提醒道：“轻点轻点，来了！来了！”但嘈杂的吵嚷声像翻涌而来的晚潮，很快就将这一星半点的警醒淹没了。

当郝静从教室门口款款进来，教室里的各种怪叫声、蠢蠢欲动的各种奇怪表情，就像电源开关突然被拉了闸，一切嘎然而止。

然而一切又已经无可挽回，难以弥补。那张画，那张被大家争相传看的素描画，不知道是自己突然长出了翅膀，还是有人吓愣怔了，手一抖，没有捏住，抑或就是有人存心使坏，故意把手一松，也许嘴里还吹了口长长的气，以便那张纸可以准确无误地到达他想让它到达的位置。反正是，那张轻盈的画作，像一封悠雅的鸡毛信，落在了郝静老师的脚边。

郝静低头瞥了一眼，然后弯腰，捡起来。

教室里鸦雀无声，仿佛所有人都在凝神屏气，也仿佛所有人的脖子被谁卡住了似的，想要呼吸而不得。然后，所有人都注意到，郝静老师的脸由白变红，由红变青，又由青变红，由红变白，最后，成了木然的一张纸。

那张轻盈的画作，仿佛一霎那就成了块沉重的石头，本来在她手中，却再也没有力气，轰然一声脱落。

我是班主任，有人报告教室里出了状况，很快就赶了过去。我到教室的时候，郝静已经离开，但那张画作还在，正静静地躺在“三哥”的课桌上。三哥知道自己闯了祸，但他并没有认错的打算。复读到第三个年头了，该长成了怎样一条不怕开水烫的死猪啊。

那是一张什么样的画呢？

平心而论，画面十分整洁、清新，画质尤其素雅、夺目。就是说，如果仅仅从技法来看，对一个学画的学生来说，画出这样的画，已经相当难得。

画的是个人。

画的是个女人。

不用猜，一眼就能看出，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熟悉的郝静老师。画面上的郝静，上身穿一件洁白衬衣，下面套一条绿色连衣裙，头发是拉直了的，不长，刚到披肩的位置，下端的一圈微微上翘，像烫卷了似的。脸蛋很小，小得简直到了令人心疼的地步，但跟她整个小小的身材搭配，却浑然天成。皮肤白里透红，就像刚起锅的嫩豆腐，在教室的日光灯照射下，仿佛正冒着水汽，泛着光。毫不夸张地说，画面上的郝静，就是个地道的美人。比她的真人更美的美人。

如果仅仅是这样，如果我们仅仅看这些，教室里就没有吵闹得像掀翻了天似的理由，三哥也不可能有错。画一个印象深刻、甚至喜欢的老师，又画得那么像，那么好，有什么错呢？

三哥当然有错。

三哥错就错在，他还给郝静配了一双十分奇特的鞋子。应该是皮鞋，鞋面上却到处是洞，大的，小的，方的，圆的，规则的，不规则的，反正是，密密麻麻，层出不穷，完全找不到一块相对完整的地方。在后跟靠右脚裸的位置，应该是一个商标，商标上字很小，却清秀、醒目，几乎不用仔细琢磨就能认出。

是四个字：云江破鞋。

7

那一晚，我跟三哥进行了一场十分激烈的交锋。

我把他叫到我宿舍。

我单刀直入，说：“你自己知道错了吗？”

三哥咬了咬嘴唇，仿佛有点害羞，或者不好意思，眼神也随之暗淡下去。但很快，他眼中就重新溢出了光，身板比先前更直，头也比先前昂得更高了。

三哥说：“高老师，你一直教导我们要做个诚实的人。现在还是这样吗？”

我觉得莫明其妙，不知道他这样问我是什么意思，我本能地回答道：“当然！如果不诚实，那就是另一个错！”

“那么，我觉得我没错。”他淡淡地说出这几个字，仿佛如释重负。然后，平静地看着我。

“你？”我完全料不到，他居然会是这样的态度。我有点气炸了。我说：“犯错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犯了错，还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还打死不认错。”

三哥眨巴着一双无辜的眼睛，反问我：“那么高老师，你觉得我错在那儿？”

对于这样的对话，我简直忍无可忍了。本来，我还想给他一个机会，不想过多追究。现在看来，他是硬了心要往硬茬上撞啊。那好，我就让你撞好了。我语气冰冷，讥讽道：“也难怪都复读三年了。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想不通，还要人点破。”

三哥的脸涮的一下就涨得通红。红中透紫，就是那种典型的猪肝色。我内心一阵窃喜。仿佛有一种报仇雪恨之后的畅快淅沥感。

三哥明显憋了一口气，结结巴巴地说：“高，高老，师，我们有，有事，说事。你，别，别侮辱，人！”

我不屑地看了他一眼，说：“我没侮辱你。你如果觉得需要尊严，那就需要你自己来证明，自己确实值得有尊严。”我停顿了一下，把语气加重一点，继续说，“现在，我再问你，你知道自己错了吗？”

他突然十分激动地叫嚷起来，声音很大，很破，很亮，像工地上刺耳的钻探声，钻得我心里一阵发悚。三哥几乎是吼叫着，说：“我错了吗？你凭什么认为我错了？我不过是想通过那双鞋，表明她这一路经历了太多的艰难。鞋都破成那样了，路有多难走还不清楚吗？这不就是艺术吗？艺术，不就是通过形象来表达抽象吗？我对艺术虔诚的追求，就是你口口声声所谓的错吗？”

我感觉我跟他的对话已经完全不在一个频道。或者，完全不在一个世界，一个语言系统。他活在他的“艺术”空间，而我，则活在活生生的人世间。

我说：“我刚才仅仅说，你都复读三年了，连这点道理都想不通，你都觉得我冒犯了你，羞辱了你。那么，你以为，破鞋二字，就天生不应该成为被羞辱的字眼？”

三哥愣了一下，但怒气未消，还在喘息。

“是你教导我们做人要诚实。诚实，不就是不能说假话，说违心的话，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吗？”他并不等我回答，接着又自顾自噼哩叭啦地说下去，“我心里就是那样想的，所以就那样说，不，就那样画了。而且，也不只是我一个人那样想，我在云江中学读书的时候，哪个人，老师也好，学生也好，不是这样想的呢？”

然后，挑衅性似的，他把一双眼直勾勾地望着我，仿佛恶狠狠地长出一口粗气，淡淡的口臭味都直灌进我鼻孔了，说：“高老师，难道你不认为，她就是破鞋吗？”

我再也无法容忍眼前这个可恶而可悲的家伙。

我走过去，指着他的鼻梁说：“你，给我滚出去！”又紧跟一句，“去操场上！现在，你不是我学生，我也不是你老师。我们要像两个真正的男人那样，把眼前这个问题解决掉！”

那个疯狂的夜晚，从些改变了我的人生路向。

校长摇着头，无比惋惜地说：“为什么？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你难道不知道，你是老师？”

被我揍得鼻青脸肿的三哥，满脸疑惑地望着我，说“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们都知道，她是郭来亮的女人，不是你的！”

学校没有开除我，让我自动离职。这是校长给我脸面。母亲知道了这事，跑到学校来嚎啕大哭，痛不欲生。 我理解她，更同情她。她把全部的心血都花在我身上，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我，可是，我又给了她怎样的回报呢？她儿子失去的，不仅是一份稳定的工作，还有宝贵的名誉。现在，几乎所有认识她的人，都抱有相同的疑问：“你那么好个儿子，怎么会跟这么个烂女人搞得不清不楚呢？”

郝静也是，没有从我义薄云天的仗义豪举中获得任何益处。

她好不容易从云江中学逃离，回到江华，重塑自己的形象。可是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她又成了人们眼中那个不检点的女人。好像在江华的这些年，她不过是一只伪装成人形的狐妖，现在终于尾巴露出来，被一棍子打死，变回了原形。

她那么多年辛苦的努力，都白费了。

我的自责和悔恨就愈加深重。我想，这个可怜的小女人，所受的苦，所经历的磨难，已经够多了。我如果真是个男人，就不应该让她受更多的苦，经历更多的磨难。

我想我总有一天会对她说：我不是郭来亮。我是高明。

8

第二年，我很顺利地考上研究生，回到成都的母校继续求学。

当只有我一个人坐在安静的寝室里，将信笺铺开，想现在终于可以不受任何约束、敞开胸怀向郝静表达我深深愧疚和无限自责（也可能会表达点其它什么东西，信还没有写出来，很多事情我都不是十分确定）的时候，门楣上对讲机里响起传达室老头沙哑的声音：“250高明，信！”250，指的是我所在寝室的门牌号。我皱了皱眉，不知信从何来。我才刚刚入学一个月，很多事情还没有完全安顿好，以前的故知大都还没有联系。

下了楼，才往信封上扫一眼，我就知道，那是母亲来的信。那时候电话还没普及，整幢宿舍只有传达室一部座机。但每间寝室都安装有对讲机，跟传达室联通。外面有电话或信件来，或者有人来找，都是传达室来通知。

母亲的信很简单，只有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这次我寄的是我的头发，刚剪断的。

第二句话是：下次，希望你不要逼我寄别的东西，别的东西断了，再也长不回去的。

除了这两句话，信纸里还夹着一绺头发。钢笔那么粗细，黑不全黑，白没全白，灰扑扑的，毫无光泽，一点不柔顺，仿佛里面的最后一丝水分都被生活的榨汁机榨干了。

我知道母亲的意思。如果这不算恐吓，至少也是严重的警告。

当然是警告我。警告我不要犯错。警告一些我们彼此都没有点破、又彼此都心照不宣的倾向。从小到大，母亲在我心目中都不算是聪明人。但母亲是女人。女人都天生敏感。特别是关乎她身边亲人切身利益的事，会特别敏感。她的眼光就是那么狭小。除了亲人，她看不到更远大的事物。

她也不需要看得更远大。

从这个意义上说，母亲虽然长得人高马大，特别是上了年纪以后，往椅子上一坐，就像尊菩萨似的，但又何尝不是另一类型的小女人呢？

我不忍心伤害她。

我准备写信的笔，搁了下来。

那几年，我有意忽略了郝静的存在。就好像，我的人命历程中，从来就没有出现这个人。也曾有过几次恋爱机会，但都被我主动放弃了。研究生毕业，我没有像父母期待的那样留在成都，而是又回到了云阳。我说：“我还是到你们身边来吧。你们年纪大了，总要有人来照顾。”母亲对我这个说法不屑一顾，说：“你要真有那个心，把我们接到成都去，不是更好吗？”我淡然一笑，说：“成都好是好，可你们果真去了那里，除了我，谁都不认识。呆不了几天就会闹着回云阳的。”母亲不再吱声。特别是当她得知我考取了公务员，每天都在那幢象征着全县最高权力的办公大楼里进进出出的时候，她总算比较欣慰地笑了。

然后就从一些来历不明的小道消息得知，郝静在我离开江华中学的那一年，也辞职了。不久之后，就组建了家庭。是一个她高中时候的男同学主动追求的她。高中毕业，男同学没有考上大学，只好早早就进入社会，去念生活这所大学。等到郝静嫁给他的时候，他已经是全县知名的建筑商。台上台下，人们都尊称其为：企业家。就是说，郝静这时已经不是我们心目中那个熟悉而伤痕累累的郝老师，而是我们普通人仰慕一辈子，都未必能看清其面容的郝夫人了。

但不知为何，这么多年来，我从未听说郝静给那个建筑商生过孩子。不知道是她不愿意，还是因为跟郭来亮一起时对身体伤害太大，想要而不得。也有另一种可能，建筑商是离婚了以后才与她结合的。在此之前，他已经有过三个孩子了。孩子对于他来说，并不是必需。

之后，我结婚生子，工作顺利。直到现在，我们一家三口都在小城里平静而自足地生活。有时候在街道的拐角处，或者地下商场的楼道口，也会微微一怔，仿佛看到了某个熟悉的身影。

小小的个头，紧缩成模糊的一团，仿佛一阵风来，就能把她刮跑似的。

但她终究没有被刮跑。她一直在那儿。与我隔着不近不远的距离，又仿佛知道我在看她，所以假装不经意地，一回头，投过来匆忙的一瞥。

而我，除了赶紧把头扭过来，或者直接低下，还能做什么呢？

【蔡晓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三届西南班学员，云阳县文联副主席，曾在《啄木鸟》杂志任编辑。先后在《湘江文艺》《四川文学》《延河》《红岩》《地火》《当代小说》《黄河文学》《红豆》《文学港》《诗刊》等文学期刊发表作品，有作品被《中华文学选刊》、中国作家网等转载。出版长篇小说《返乡记》、中短篇小说集《岁月是一条蜿蜒的河》、短篇小说《小城微光》等。小说作品入选2019年度重庆市文艺创作资助项目、重庆市作家协会2023年定点深入生活项目、中国言实出版社2023年6月好书等。曾荣获第三届巴蜀青年文学奖、“首届大巴山文艺推优工程”优秀作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