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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前言

《天涯》2024年第3期的“散文”栏目推出“普通人在尘世”小辑，陈年喜、南焱、王善常和刘先国以质朴之笔写尘世百态，面对漫漫人生路上的生老病死、爱恨情仇、苦难救赎，普通人唯有相互依靠、相互支撑。

现推送王善常的《尘埃之下》。作为劳动者的王善常用其质朴的文字，记录了8位工友在尘埃之下的喜怒哀乐……

尘埃之下

王善常

胡大锤

2005年12月的一天，胡大锤冻死在了他的小屋里。他佝偻着身子，侧躺在炕上，两腿蜷着，双臂紧紧地抱在胸前，那样子就像一只脱水的虾米，又像一个子宫中的胎儿。人生不过是一个圈，他只用了不到五十年的时间，就匆忙地把这个圈画完了。因为画得很潦草，不是很圆，所以令人唏嘘。

胡大锤是个站大岗的，就是在劳务市场等活儿干。佳木斯的劳务市场在长安桥下，那里站大岗的多得像一窝蚂蚁，雇主可以在那找到任何工种，木匠、瓦匠、水暖工、电工、油漆工，还有力工。胡大锤没有技术，只有力气，算是力工，在站大岗的人中属于最低的一等。但他和别的力工不一样，别的力工啥活儿都接，他却只干砸墙的活儿。他去站大岗只带两样工具，手里拎着一把大铁锤，腰里别着一把小手锤。胡大锤这个名字就是从那得来的。胡大锤砸墙确实有两下子，只要雇主给他指出来，不管是大洞、小洞、方洞、圆洞，他都能分毫不差地砸出来。他认为他这也算是技术活儿，因此他难免会对其他的力工有那么点看不起。可是谁家能总砸墙呢？所以他有时站了一天也揽不到活儿，午饭钱倒是花了二十多块。

胡大锤每天的午饭是固定的，一大碗安徽板面，四杯散酒。他喜欢吃安徽板面，面里可以加干豆腐卷、火腿肠、卤鸡蛋和狮子头，十块钱一大碗面，连饭带菜都有了。白酒一杯二两半，四杯正好一斤，一杯两块钱。

胡大锤是个贪酒的人，一天必须喝三顿酒，要不就浑身乏力，没有一点精神头，连小手锤抡起来都费劲。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这么大一棵人参，要是不用酒泡着，早该干巴了。他早晨通常都不吃饭，想吃饭也没人给他做，他媳妇早在十多年前就跟别人跑了。没人给他做饭，他自己也懒得做。他起来后，太阳都老高了。他随便洗一把脸，或者干脆不洗，就骑上破摩托车直接往市里跑。到了劳务市场，他心里就有底了，也就不着急了。他停好摩托车，进了劳务市场旁边的那家安徽板面馆子，他得喝两杯酒。他早晨只喝酒，不吃面。因为前一晚喝酒的原因，他早晨都很不舒服，胃里火烧火燎，脑袋昏昏沉沉，嗓子里直恶心，根本吃不下去饭。他早晨喝酒是为了透一透。只要两杯白酒下肚，他就精神了。板面馆子的老板早就认识他了，他一进屋，马上就给他接了一杯白酒。他也不坐下，站在柜台前一仰脖，把酒就干掉了。干掉一杯酒后，他抹一把嘴，哈出一口酒气，又把杯递给老板，老板也不问话，直接再给他接一杯，他再一口干掉，然后转身出去，开始等活儿。早晨的酒钱他都不给，留着中午一起算。

胡大锤后来不站大岗了，砸墙的活儿少，供不上他吃喝，就像他说的那样，再干下去他会被饿死。他找到了我，想让我把他介绍到工地干活儿。那时我正在工地干钢筋工，我一问，我们钢筋组正好缺小工，于是他就进了我们工地。进工地前我特意跟他说了规矩，让他千万不能喝酒。工地不比劳务市场，有人管着，喝酒不但会耽误活儿，更主要的是有安全隐患。我又给他举了个例子，上个月有个瓦匠中午偷偷地喝了酒，砌墙的时候跑线了，最后被工长撵走了。他急忙点头，信誓旦旦地跟我保证，他早晨和中午都不喝，就晚上喝。

但他早已染上了酒瘾，头几天还好，几天后就不是他了。他开始偷偷地喝起酒来。午饭时，我们都到工地门口的几家小饭店吃饭，只有他跑到离工地比较远的一家小吃店去吃，在那他能喝两杯酒，不会被工地的人发现。每天午饭后，我都能在他的身上闻到熏人的酒味。我就跟他说，你别喝了，你这样喝不是给我找麻烦吗？我给你安排到这，好大的面子，你要是不守规矩，工长咋看我？他口上连连答应，说一定不喝了，但没两天，他身上的酒味就又出现了。

终于有一天，他被赶出了工地。他是钢筋组里的小工，平时负责搬运钢筋，有时也会用切断机下料。那天他用切断机下料时，因为喝酒的缘故，操作不当，右手的食指被挤了一下，指甲登时就被挤掉了，鲜血呼呼地往外淌。还好，他只是指甲被挤掉了，并没伤到里面的骨头。工长说什么也不用他了，这次是挤掉了指甲，下次说不定就是指头甚至是整个手掌被切下来，如果真的那样，谁能负起责任？

胡大锤不得不再去站大岗。因为醉酒，他失去了不少活儿，雇主刚和他搭了两句话，他身上的酒气就被闻到了，谁会雇一个酒鬼去家里干活儿呢？因为贪酒，他失去了不少活儿，失去了不少活儿他就上火，就更得靠喝酒解愁，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到了最后，他索性就破罐子破摔，站大岗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挣的钱连吃饭都供不上。尤其到了冬天，装修的人家少了，劳务市场里冷冷清清，砸墙的活儿有时好几天也遇不到一次。这期间有人撺掇他一起去抡大板锹卸煤，可他嫌埋汰嫌掉价也没去，最后耍了赖，干脆待在家不去劳务市场了。没有钱买煤取暖，他就靠喝酒暖身体。一喝喝到半夜，然后和衣而卧，佝偻在冰凉的炕上。

胡大锤死了。他生前我曾劝过他，让他少喝酒，对身体有害。他当时满不在乎，说他身体壮得像一头牛，最起码能活七八十岁，死离他老远了。他的话说得太满了，死神听到了很不爽，就提前对他下了手。

我和几个工友一起把胡大锤送到了火葬场，骨灰也没要。他直接化成了一缕烟，消失在了人世间。

老杨

我和老杨在家纺路口的朝鲜馆子里喝酒。卤猪蹄，凉拌牛腱子肉，外加一个小火锅。这几个菜挺硬，是老杨花的钱。他动不动就请我喝一顿。他说他要钱没啥大用，他光棍一个，自己吃饱全家饿不着。

窗外的天暗了下来，不知从哪忽然就滚来一大团黑云，地面起了一层薄薄的风，许多尘土和塑料袋贴着水泥路面疾跑，像受到了惊吓。

老杨大我十岁，一直单身。他的姑奶是我的太奶，按理我该管他叫叔。他十八岁的时候不声不响地离开家，去了山东，在别人的渔船上捕了二十多年的鱼，又在建筑工地干了十年的钢筋工。家里人不知道他去哪了，那么多年没有音信，都以为他死在了外面。后来他爹死了，他娘也死了，他才回来。那年他正好五十岁。他在异乡挥霍掉了大把的年华，却没有混出一点名堂，最后不得不赤手空拳，带着一身疲倦重回了故乡。

他回来的那年我正在鑫富源工地干活。我已经干了两年的钢筋工，因为能看明白图纸，正给一个包钢筋项目的人扒票。他找到我，先细论了我俩之间的亲属关系，又请我吃了一顿烧烤，才说明他的意思。他想进我们的工地干钢筋活。我在钢筋组里说话当然好使，第二天他就进了工地。

马上就要下雨了，街上的人四处乱跑，像灶台上的蚂蚁。

你等我一会儿，我出去一趟。他一口干掉杯中的酒，向外走去。

大叔你去哪？我在后面问他。

他转回脑袋，嘻嘻地冲我笑，眼角和脖子上都是深深的褶子。我去放松放松，他说。他神秘地眨了一下眼睛。他的眼睛很小，眼白发黄，左眼的眼皮上长着一个米粒大小的黑痦子，像落了一只小苍蝇。

走出饭馆的门，他先抻着脖子向天上看了一眼，开始用双手拍打衣服。他衣服上落满了灰尘和黄色的铁锈，他一拍打就窜起一股细小的尘烟。我们上午还在工地，下午没活才出来喝酒的，所以我们都还穿着工作服。拍打完衣服，他向街对面走去，斑白的头发在风里一起一伏，如被霜打过的茅草。街上的人都急匆匆地跑，只有他慢慢地走，脚步拖拖拉拉的，像是肩上扛着很重的钢筋。

我向对面看去，是一家足疗馆，曼丽足浴。我知道他去干什么了。

天越来越暗，像是黄昏。街上已经没有人了，只有一只粉红色的塑料袋在空气中打着旋。忽然一声炸雷，吓得我一哆嗦，震得饭馆橱窗的玻璃嗡嗡地响。瓢泼大雨落了下来。

我一边喝酒，一边发挥我的想象力，想象着他如何走进足疗馆，又如何同老板娘交涉。他应该很害羞，因为他穿着带有一身铁锈的工作服，这让他失去了自信，口气难免软弱，没有底气。想到这，我又喝了一口酒，接着往下想。他被一个妖艳的女人领到一个小房间。房间是用胶合板隔离出来的，很局促，也不隔音……

没想到刚十分钟他就出来了。我笑了笑，有点鄙视他。

他立在足疗馆的门口，忧伤地看着天，雨下得正大。他没有冒雨往这边走，也许他怕把自己浇成落汤鸡。我放下酒杯专注地看他。他贴着墙，蹑手蹑脚地走到足疗馆旁边的建材商店的雨棚下，那里雨浇不到他。他慢慢地蹲了下来，摸出烟盒，抽出最后一支烟叼在嘴里，把烟盒捏扁，丢在脚前的水流里。烟盒在水中打了一个转，顺着水流漂向了远处。他又在上衣口袋里翻打火机。左边没有，右边也没有。他站起来，手伸进了裤兜，掏出了打火机，把烟点着，又蹲了下去。

雨一直下，我隔着雨幕看着他瘦弱的身影。使劲抽完最后一口烟，他垂下头，脑袋像夜色那样沉，额头离膝盖只有一拳远。满天都是雨点子。他可怜巴巴的，像一只被猴群抛弃的小瘦猴子。

老杨跟着我一连干了三年的钢筋活，后来建筑行业兴起了外墙保温，工资高，我就改了行。他看我挣钱多，也想干外墙保温，托了好多人，勉强找了一个师傅肯带他。谁知他却有恐高症，第一天上吊筐就吓得不敢站起来，闭着眼睛，两手紧抓着护栏在吊筐里晃荡了一上午，下午说什么也不上去了。

2010年，佳市的楼房几乎盖饱和了。老杨好长时间没找到活，就又去了山东，找了之前的老板，在那面干起了钢筋工。那之后我一直没有看见过他。有一年过年的时候他曾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说他在那边干得挺好的，又说他给我找了一个大婶子，准备结婚。

2015年冬天，我从别处得到消息，说他在山东得了脑溢血，很严重，没两天就死了。

武大贵

2007年冬天，工地的活儿停了，我在家闲不起，就托人安排找到双鸭山市的金山粮库，去那装火车。

粮库的装卸工都欺生，每去一个新人，他们都要故意使使坏，好验证一下，这个新来的人是生手还是熟手，活儿怎么样，也算是给新人一个下马威。我第一天扛袋子，两个搭肩的就调理了我。我还没到垛边，袋子老远就冲我飞了过来，速度快，力道大，像一发炮弹。我之前没扛过麻袋，顶多是在家秋收时扛过几次小胶丝袋子。我虽在工地练出了一身的力气，但对于扛麻袋的技巧却一点也不懂。看见麻袋飞过来，我慌忙中一猫腰，却忘记了低头，麻袋撞在了我的脑袋上，我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我虽立刻就爬了起来，但其实却受了伤，没多大会儿，我的脖子就疼了起来，应该是抻到了肩膀和脖子间的一条肌肉。但那天我还是咬着牙坚持了下来，因为我明白，如果当时我退缩了，那我就无法在装卸队站住脚，弄不好就得卷铺盖回家。

后来时间长了，我和那些装卸工也都熟悉了，我发现他们其实都是可爱的人，即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有小小的恶习，也都值得原谅。他们有血有肉，有爱有恨，每个人身上都有许多故事。

金山粮库的装卸工都是外地的，住在粮库的宿舍里。这里有一个叫吴大贵的装卸工，我刚来时，搭肩调理我的那两个人里就有他。他人高马大，干活儿是把好手，但脑袋反应有点慢，给人的感觉有点呆愣、愚钝。大家都拿他不识数，不但平时爱取笑他，还总让他多干活儿，有什么跑腿的事也都支使他干。还有一个人，姓赵，是一个光棍，和吴大贵是一个地方的。据说赵以前混过社会，在他们那儿有一点恶名。装卸工都说赵和吴大贵的媳妇有一腿，这事其实吴大贵一开始并不知道，但架不住大家平时总用这事说笑，甚至把他的名字都给改了，叫乌大龟，平时喊他都是大龟大龟地叫。当然，我一次也没有管他叫过，虽然我刚来的时候他调理过我，但后来我发现，他并不是一个心眼坏的人，他当时只是按着装卸工惯常的做法试探我，和人品并没有关系。

吴大贵看上去有些傻，其实心里也有数，但他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所以别人调笑他，他就一直忍着，只是越来越内向了，一天也不说一句话，一看就是憋了一肚子火。

后来终于有一天，吴大贵爆发了。起因是赵那天说要请大伙儿喝啤酒，他让吴大贵跑腿去买。当时宿舍里加上吴大贵一共是十五个人，但赵却只让吴大贵买了十四瓶啤酒。吴大贵把啤酒背回来后，赵就挨个儿把啤酒分了下去，十五个人十四瓶啤酒，他谁都给了，就是没给吴大贵。吴大贵等分完了啤酒才弄明白，原来没有他的份。虽然他平时不喝酒，但那不等于他不会喝，他只是舍不得花钱。可是那天他给赵跑腿，付出了劳动，按理说赵应该给他一瓶，但赵就是没给他。吴大贵越想越生气，这分明是拿他不识数，把他当成了傻逼。他尴尬地看着赵他们乐呵呵地喝啤酒，看了一会儿，站起身，走出了宿舍。他一出去，赵他们就乐了，他们以为吴大贵是不好意思了，但没用多大会儿，吴大贵就回来了。他黑着脸，两颌上的咬肌像刚出水的虾一样跳个不停。他进屋后一言不发，直接走到了赵的身后，像铁塔似的紧贴着赵的后背站着。赵回过头问，你啥意思？吴大贵说，没啥意思。赵说，没啥意思就滚远点，别站我身后，我觉得别扭。吴大贵不再说话，伸手入怀，他立刻掏出了一把菜刀。菜刀刚抽出来，他的另一只胳膊就抱住了赵的脑袋，菜刀眨眼间就架到了赵的脖子上。大伙儿一下子就惊住了，原来吴大贵刚才出去是到厨房拿菜刀。赵也吓坏了，但他毕竟是混过社会的，关键时刻他没有慌，他破口骂道，操你妈，吴大贵，你他妈的敢和我玩刀，我玩刀的时候你还淌大鼻涕呢。赵骂吴大贵，吴大贵并不还嘴，只是拿刀的手上加了一分力气。刀刃在赵的脖子上压出一道凹痕，凹痕里渗出一丝血迹。赵的脸立刻就白了。他哪里还敢骂吴大贵，不但不敢骂了，而且还说起了软乎话。赵说，大贵，有话好好说，你别动真格的，这可不是闹笑话的。但无论赵怎么说好话，吴大贵还是执意要杀了他，我们在一边劝也都不好使。后来赵不住地求饶，又保证自己再也不去他家了，吴大贵才决定不杀他，但吴大贵却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让赵当众喊他一声爹。

最后赵真的就喊了吴大贵一声爹，不喊也不行，那次吴大贵真急眼了，他要不喊估计吴大贵会毫不犹豫地把他的脑袋切下来。这事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但我一直真切地记得，不久前我还根据这事写过一篇小说，名字叫《叫我一声爹》，我要表达的意思是，底层人也有自己的尊严，他们的尊严一样不可侵犯。

潘大发

我和潘大发在一起干了三年的钢筋活。潘大发这个名字是他爹绞尽了脑汁才想出来的。他爹本想靠这个吉利的名字，一举扭转几代人贫困的局面，但事与愿违，潘大发不但没有发大财，反而更加贫困了，直到三十多岁，也没成家。

潘大发人长得粗壮，像栽在土里的一截粗木桩子，这使他干起活来毫不费力气。同样六米长的25号螺纹钢，我们一次顶多扛三根，他却能扛六根，而且腰不塌，腿不软，连大气都不喘。我们都夸他能干，他却说，我这辈子就攒力气了，发大财看来是不行。他说这话的时候，总要咧着紫色的嘴唇笑，脸上看不出对命运的抱怨。

民工都喜欢买彩票，潘大发也不例外。

我们在平安新城干活时，工地对面就有一家彩票站。有一次我听彩票站的老板和别人闲聊。他原先生意很不好，本打算把彩票站兑出去的，谁知时来运转，街对面搞起了建筑。搞建筑就会有许多民工，而民工都痴迷于买彩票，他的生意竟然一下子红火了起来。我常常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一抹不易被人察觉的轻视。也不怪他，我其实心里也很清楚，买彩票的人就是异想天开的傻瓜。也就是说，我们民工就是傻瓜。

潘大发买彩票没有耐心研究电脑彩票的各种走势。他说他一看那些数字脑袋就会变大。他更喜欢买即开型的刮刮乐彩票。按他的说法就是，还是这种彩票过瘾，中不中奖大拇指一刮，当时就见分晓，不用揪着心等开奖。

他刮彩票的时候我见过一次。刚开完工资，我们许多人合伙出去喝酒，喝完酒就去了彩票站。他先买了五张刮刮乐。他买的时候不让老板动手拿，而是自己亲自去盒子里挑。他认真地翻动着一排彩票，像算卦时虔诚地在签筒里寻找着能预示自己命运的竹签，小心而谨慎。他先在中间抽了两张，又在靠两边的位置各抽一张，抽最后一张的时候，他犹豫了很久，抽出了一张又插了回去，这样来回两三次，直到老板的脸上现出了不耐烦，他才选中。

彩票到手，他撅着屁股在玻璃柜台上刮。他的拇指又黑又粗糙，像一截干树枝，手指肚上还缠着一圈发黑的胶布；指甲好长时间没剪了，指甲缝里藏着一道黑色的泥垢。

他用肮脏的指甲在彩票的刮开区一点点地刮，从一角开始，像一条蚕在小心地吃着一片宝贵的桑叶，唯恐几口就吃完了。刮开区里的图案慢慢地露出了一角，是一个黑桃，他兴奋起来，眼睛放着光，加快了刮开的速度。又露出一个方块，他有点失望，眼睛里的神采瞬间黯淡下去，三下两下把剩余的部分都刮干净，没中奖。他小声地骂了一句，把这张丢在地上，又拿出了第二张。

刮第三张的时候他中了奖。他的手颤抖着，原地跳了起来，激动地大喊一声，中了。他中了二十块钱。他把中奖的彩票啪的一声拍在柜台上，豪迈地说，再给我换五张！那天他足足花了将近一百块钱，虽然中了几次小奖，但又都被他换成了彩票。最后是我强拉着他走出彩票站的，否则的话，我估计他还会买下去。

他耷拉着脑袋跟我往工地走，边走边后悔，发誓说，今天手气太臭，见好就收好了，以后就买五张，不中拉倒，多买不是人。

那之后，潘大发继续买着彩票，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每次都花很多钱。我知道他上个月刚回村相了一次亲，对方别的不要，就要城里的一套房子。可我知道，虽然他这些年在城里不知盖了多少幢高楼，但他连一平方米都没有。

我有时候就猜测，也许他一直在偷偷地幻想着，有一天他的大拇指能刮出一套城里的房子，好把那个女人娶进去。

我也买彩票，其实我和他一样，都是穷人。我们穷人都想改变，但也都清醒地知道，单靠出力气赚钱，我们一辈子都难以翻身。对于我们来说，通往富贵的路都被堵死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寄幻想于彩票，虽然机会十分渺茫，但毕竟彩票能给我们带来一夜暴富的美梦。

平安新城完工后，我和潘大发再也没见过面。我希望他现在不再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彩票上，更希望他找到了一个肯和他同甘共苦的女人，一起过着平淡的生活。

张宏

2006年，在桦南建高层的时候，我们的伙食很差。米饭是抛光后的陈化粮，一股霉味，不敢在嘴里多嚼。菜是稀烂贱的大头菜或老茄子炖成的汤。当然这汤里也放油，小米粒大小的几十点金黄的油花，浮在菜汤表面，显得十分珍贵。

就是这样的饭菜也不够吃。全工地的瓦工、木工、钢筋工和小工都在一个伙房里吃饭。最初的时候所有人都排队打饭，但人太多，队伍排得太长，轮到最后一个人的时候都快干活了。工人们就有了意见，那些排在后面的，就开始抱怨，甚至骂娘。掌勺打饭的人很倔，来了脾气，撂挑子不管了，谁有能耐谁往前抢，抢不上槽的活该。也不怪他脾气大，他是工长的小舅子。

在开饭时，上百号人端着塑料小饭盆蜂拥而上，像饲养场里的牲口一样拼命地往前挤。这样一来就极容易引起矛盾和争执，好比非洲大草原上的动物一样，为了一口食物，常常要发生惨烈的争斗。

在这个工地，瓦匠和小工都是桦南本地人，木工和钢筋工是外来的。

一天午饭，吃的是炖豆腐，算是改善伙食。我们钢筋组的张宏那天很幸运。他长得瘦弱，平时打饭的时候像一片树叶一样，在人堆里被挤过来挤过去，即使有时离锅边很近了，也会被别人挤出来。但那天他却迷迷糊糊地被挤到了锅边，正好前一个人打完菜，刚放下勺子。他大喜过望，急忙伸手去抓。不巧的是，他的手刚摸到勺子，另一只手就把勺子抢了过去。当时张宏并没有去看抢他勺子人的脸，要是看了估计那天也不会打起来。他当时一双眼睛正盯着锅里白嫩嫩的豆腐呢，心里也许盘算着，这么好的菜，一会儿要不要偷摸地喝两口酒？

到手的勺子被一只手夺了去，任谁都会觉得憋屈。张宏的怒火一下子就冲上了脑门。他想都没想，张嘴就骂了一句，妈了个逼，一点不讲究。他骂完就后悔了，因为他骂完人后就抬起了头，就看见了抢他勺子人的脸。那人是个瓦匠，本地人，一脸横肉，光着膀子，胸前刺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青龙。张宏认识他，整个工地的人都认识他。据说他曾在社会上混过，还坐过大牢。

张宏后悔不已，刚想道歉，但已经晚了，一小盆豆腐汤不歪不斜，正好扣在了他的脑袋上。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紧接着脸上就又挨了一记重拳。他像废纸片子一样飞了起来，鼻孔里噗呲噗呲地冒着血泡。人群忽地散开。

瓦匠并不罢休。他曾经混过社会，也算有过脸面，但现在他不得不在工地里撅着屁股砌砖，这让他很委屈，也很愤怒，就像一个炸药包，随时都会爆炸。瓦匠不断地用脚去踢张宏。张宏无声无息，像一截破木头，抱着脑袋在地上滚来滚去。

看见张宏挨打，我们钢筋组的人一拥而上，两个人把张宏扶起来，另一些人冲上去，拉住了疯狂的瓦匠。

瓦匠被我们控制着，嘴里骂声不断，遥指着张宏，叫嚣着说，明天就找人废了你。

那天下午，有本地好心的小工告诉张宏，瓦匠认识桦南县黑社会大哥，估计用不上两天，他们就会找上门来。他提醒张宏要小心些。

当天晚上，张宏没有去吃晚饭。我们回来时看见他已经打包好了行李，正坐在板铺上抽烟。

我一会儿坐晚上的火车走，他说。他的脸肿得像猪头，眼睛只剩了一条缝，看上去十分陌生。

别走，怕啥，他们要敢来咱们一起上，咱不能让他们欺负死。大家纷纷说，义愤填膺。

张宏说，不了，我不能连累你们，出来干活都不容易，我走了，他们要是来了也不会为难你们。说完，他掏出烟，挨个给我们发，又亲手给我们点上，然后扛起了行李走出了工棚。他的行李很大，这让他本就瘦弱的身体显得更小了。我们没有再劝他，站在工棚外目送着他远去。夜色越来越浓，他单薄的身影不一会儿就融进了夜色里，就像一滴水消失在了湖中。

老李

外墙保温就是给楼房外表贴上一层泡沫保温板，这样冬季室内的温度就不容易散失，起节约能源的作用。现在北方几乎所有新建的楼房都在采用这种工艺。这工作其实在建筑工种里也算是一门技术活，不像钢筋工那么累，虽然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工资一直相对较高。

为了多赚钱，我毅然决然地扔掉了在我腰间挂了三年的钢筋钩子，干起了外墙保温。

夏天在向阳面做外墙保温最遭罪，人像烤箱里的地瓜，几乎能被烤熟。

给建设银行家属楼做外墙保温时，正碰上高温天气，每天都三十摄氏度以上，有一天甚至达到了三十七摄氏度。

那天早上就十分热，刚伸手干活汗水就湿透了衣服。从十三楼望出去，远处的楼房和树木在闷热的空气中泛着水一样的波纹，不断地颤动着，扭曲着，模模糊糊的，像沙漠中的海市蜃楼。天上一片云都没有，应该是被太阳烤化了。天空白茫茫的，像无影灯下危重病人的皮肤。太阳不是很大，白得不敢睁眼去看，敌敌畏一样毒。它似乎在缓慢地转动着，每转动一圈，就射出来成千上万支细若牛毛的毒针，扎在人的皮肤上，钻心地疼，像被蜂子蜇了一样。

干到九点多的时候，相邻吊框里的胖子老李实在受不了了，他摸出手机给工长黑子打电话。手机在他的裤兜里沾满了汗水，闪着湿漉漉的黑光。

不行咱放假得了，太热了，他对着手机说，同时俯身看着楼下的黑子。黑子正光着膀子坐在楼下的阴凉处。

不能放假，甲方着急完工验收。黑子从阴影中站起来，一边对着手机说，一边冲着楼上的老李比划。

国家不是规定超过多少摄氏度就不让在室外干活了么？老李不甘心，继续说。

那是指国家正式工人，你是么？黑子急眼了，在楼下跳着脚喊。

我热得实在受不了了。老李的脸上不住地向下淌着汗，几缕湿头发从安全帽下露出来，贴在脑门上，像被牛犊子舔过一样，黏糊糊的。

那你就回家，明天别来了，以后也别来了。黑子用手点指着老李，对着手机大声吼叫着。

老李无声地挂断了电话，骂了一句娘，转过身接着干活。他灰色的衬衫全湿透了，粘在肥胖的背上，像蒙着一板刚点完卤水的豆腐。

天越来越热，头发丝粗细的风都没有，空气是黏稠的，感觉像融化的沥青。我机械地干着活，身上像箍了一层湿热的黏泥，别说抬胳膊了，就连喘气都很艰难。用锯拉保温板时，保温板白色的碎末被热气托了起来，落在我汗湿的脸上，粘住了，痒痒的，像有许多小昆虫爬来爬去。头发里都是汗，安全帽是塑料的，一点都不透风，还不敢摘下来——如果看见谁不带安全帽，安全员就会当场开票子，罚款一百元。

保温板是白色的，贴在墙上就像一面镜子，不断地把阳光和热量反射到人的脸上、身上，吊筐里的温度应该超过了四十摄氏度。我看见老刘不停地在喝水，用不上俩小时一大塑料瓶水就见了底。每喝完一瓶，他就求小工再给他灌一瓶。楼下有自来水，虽然是温热的，但总比没有强。

天太热，表针都懒得转，越着急下班，时间就过得越慢。汗水吱吱地从毛孔里钻出来，汇成小溪，不住地往下淌。我的脑袋像刚洗过一样。有些汗淌进了眼睛里，火烧火燎地疼，像是辣椒水。我手上沾满了粘板胶，黑乎乎的，根本没法擦汗。我不得不来回扭着脖子，再勾着脑袋，用脸去蹭肩膀上的衣服，就当是擦汗。最难受的是大腿根也出汗，湿漉漉的，稍一迈步就发出咕叽咕叽的声音，好像裤裆里藏着一只蛤蟆。

下午更热，就连吊筐上的方钢护栏都被晒得滚烫，身子不敢挨上去，一碰就能把肉烫熟。

两点的时候老李下了吊筐。他太胖，实在熬不住了，虽然他有一个正在读大学的儿子在等着他的钱花，但他确实顾不了那么多了。

妈了个逼，老子不干了，再干命都没了。大不了明天不来了，以后也不来了。他嘟囔着，笨拙地下了吊筐，从窗子爬进楼里。他的脸像萎靡的向日葵花盘，眼皮是肿的，好像哭了一天一夜。

老李拎着工具筐下了楼。我从吊筐上看着他。各个吊筐上的人都看着他，眼睛里都一定像我一样，带着许多的羡慕和敬仰。

在楼下，老李和黑子争吵了一会，就慢吞吞地向他的自行车走去。他耷拉着脑袋，仔细地把工具筐绑在自行车的后货架子上，上了车。但他刚蹬了两下，就停了下来。他歪着身子，先用一条腿支着地面，两手把着车把，慢慢地把另一条腿从大梁上艰难地抽下来，蹲下身去，用手去捏车轱辘上的车胎，捏完前面的，又捏后面的。他的两个车胎好像都瘪了，应该是被太阳晒爆了。他早晨没有考虑周全，自行车放在了太阳下。

他沮丧地在太阳下蹲着，一动不动，我甚至疑心他被太阳晒化了，站不起来了。

过了好半天，他终于挣扎着站了起来，推着自行车走出了工地。他的影子又矮又小，但却十分沉重地拖住了他的身子，让他走得十分缓慢。他拖拖拉拉地走，身影慢慢地消失在了燥热的空气里。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他应该是被蒸发掉了。

大奎

外墙保温属于高危工种，虽然多是在吊筐里施工，还有安全绳和安全带的防护，但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几次伤亡事故。干外墙保温的人都一直抱着侥幸的心理，寄希望于危险不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那年在沿江新城干活，楼层很高，但用的却是最早的手扳压葫芦式吊筐。这种吊筐相对来说安全系数要差一些，但租赁费用低，所以不少施工单位都愿意租用这样的吊筐。

一天下午，我们正在干活，大概是十一二层楼的高度，忽然听到楼下有人大喊，快来人啊，有人掉下来了！听到喊声，我们赶紧放下手中的活，把吊筐升到窗口，急忙跳进楼里，又沿着楼梯往楼下跑。

掉下来的是大奎，在这个工地刚认识的，我没和他说过几句话。他长得胖，皮肤也白，乍一看不像出体力的，如果穿上西服，扎上领带，别人会以为他是什么领导或是老板。大奎爱说，嘴总不闲着。中午吃完饭，大多数人都会找一个凉快的地方眯一会儿，只有他不睡，坐在那说个没完。他最多的话题是他正上初中的儿子。他对他的儿子充满了无限的期望。

沿江新城属于豪华住宅小区，最小的户型都二百多平方米。记得有一天我从吊筐上进到楼里去方便，正好碰到大奎下来抽烟。他在一个两层的复式房里，楼上楼下挨个房间转来转去地看，边看边感叹。感叹完了他对我说，我头拱地也得让我儿子考上大学，以后好当个大官，也弄一套这样的房子住，我也好跟着享享福。

大奎是从十二楼掉下来的。他在扳动压葫芦的时候压葫芦忽然就出现了故障，吊筐的一面忽然急速地下滑，几乎上下垂直地立在了半空中。当时和他同一个吊筐的小涛被安全带吊住了，而他的安全带却似乎因用的时间太久，有些老化了，没有承担住他沉重的身体，在急速下坠的惯性下，一下子断了，他就从十二楼的高度摔了下来。

我们围着大奎看。他侧脸趴在水泥地上，两只胳膊向两侧自然分开，一腿伸直，一腿微蜷，好像一个淘气的胖小子玩累了，趴在床上睡觉的姿势。要不是他的脑袋旁边淌了一地的血，我疑心他过一会儿就会一翻身，打个哈欠，揉着惺忪的睡眼爬起来。

人越聚越多，不大一会儿，承包保温工程的老板开着一辆破面包车来了。他下了车，脚步踉跄地往人群里走，大伙纷纷后撤，给他闪开了一条通道。他是一个小老板，据说今年才开始承包外墙保温，已经干完两栋了，挣了不少。但干这一行最怕出事故，死一个人不但一年白干，还要倒贴上不少。

叫没叫救护车？他一边走一边问，脑门上全是汗，脸色苍白，腮上的肉不住地抖。

还叫啥救护车，人从这么高的楼上摔下来，还有个好，登时就没气了。有人回答他。

听了这话，他的大脑里一定是变成了一片空白。他眼睛瞪得溜圆，但眼珠却是灰色的，没有一丝神采。望着趴在血泊里的大奎，他的嘴一张一合地动，可怎么也说不出一个字来。

接近黄昏的时候，一辆三轮车突突地开进了工地，车上呼啦啦下来男女老少十几个人。一个女人歪斜着身子往楼前跑，脚下像踩了棉花。那一刻她的眼睛好像失明了一样，看不见脚下的路，刚跑几步，就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她一跤跌在了地上，两手一支，顺势爬起来，继续跑。她太着急了，但是腿脚却跟不上，于是身子就一直向前倾，好像随时都会再次扑倒在地上。

终于，她跑到了大奎身边，收住了脚步，愣怔了几秒，大叫一声，像一个空麻袋一样瘫坐在了地上，脑袋无力地挂在了胸前，睡着似的。同来的两个妇女急忙扶住她，不住地摇晃。好半天，她才醒过来。

我们知道，她就是大奎的媳妇。她被两个女人夹在中间，上半身左晃一下右晃一下，双手富有节奏地拍打着自己的膝盖，闭着眼睛嚎啕大哭。她的哭声干瘪而削厉，像一根细竹竿在空气里到处挥舞。那一刻，她的哭声穿越了人群，穿越了夏天金黄的阳光和温暖的风，飘到了遥远的地方。

那天我还看到了大奎的儿子。一个瘦弱单薄的身影，在人群里显得无助而孤单。他站在他母亲的身后，两手垂在腿侧，胸脯一耸耸地动，不住地哽咽着，好像随时会背过气去。我眼睛湿润起来，心里默默地为这个可怜的孩子祈祷着，希望他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当一个大官，买一套复式的大房子。

可是我也知道，即使他买了这样大的房子，大奎也住不进去了。

张姐

2014年夏天，我跟着小陶的工程队，在第一加油站旁边的小区内给两栋旧楼做外墙保温。我不太愿意干这样的活。如果是新楼，我们可以随时从窗口跳进楼里方便或抽烟，下班时也不用费力地把吊筐放回地面，从楼里的楼梯直接走下去就行。旧楼不同，因为楼里有住户，他们既怕我们肮脏的鞋踩黑他们洁净的地板，又怕我们这些陌生人觊觎他们宝贵的财物，几乎没人愿意给我们开窗子。

有一天，我的吊筐在六楼出了毛病，卡在了那里。小陶说明天才能来人修，让我先下楼。

我忧愁地看向正对着吊筐的窗户。窗玻璃上映着我污浊的影子：衣服上沾着保温板的碎末，脸上挂着灰尘和汗珠。一分钟后，无计可施的我硬着头皮把脸靠向了窗玻璃，又举起一只手罩在眼上，向里看去。屋子很大，地面铺着金灿灿的地板，墙上挂着像纸一样薄的电视，一个穿着睡衣的女人正仰躺在沙发里看《非诚勿扰》，她的两只脚交叉搭在茶几上，白嫩的脚趾一勾一勾地动，像几条白胖胖的蚕在晃着脑袋。

我深吸了一口气，屈起食指轻轻地敲了两下玻璃。她没有反应，似乎被电视吸引住了。我等了一会儿，又敲了两下，声音比刚才大了些。她转过脑袋看向我，两道又细又长的眉毛跳了两下。我冲着她比着手势，告诉她我想从她家下楼去。她懒洋洋地把身子从沙发里拔出来，走到窗前，把窗子开了一条细缝。

大姐，我的吊筐坏了，我想从你家下楼去。我赶紧说，脸上带着谦卑。

我还没说完，她就嘭地把窗子重新关上，脸上带着不可触犯的愠怒，转身重新回到了沙发上，继续看电视里的一个秃头和许多美女。

我傻愣愣地站在吊筐里，正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楼下传来了张姐的声音，你等着，我上楼去叫门。我低头看时，张姐已经进了单元门。

不到两分钟，我看见屋里的女人懒洋洋地站起身，走向了门边。门开了一尺多宽，露出了张姐的脑袋。一开始张姐的脸上是讨好的微笑，但没过一会儿，也许是女人的拒绝惹怒了她，她的表情激动起来，嘴里滔滔不绝地说着我听不见的话。终于，那女人转回了身子，嘴里嘟囔着，很不情愿地翻出了一沓报纸，从门铺到了窗边。我知道，张姐成功了。

张姐是负责给我上料的小工，人很勤快，只是太瘦弱了，胳膊上没有多少力气，用滑轮拽一桶三十多斤的胶很吃力。每当她给我上料时，我都会暂时放下手里的活，转过身来，帮着她往上提绳子。她省了不少力，为了感谢我，隔三差五就会买一瓶冰水给我提上来。

张姐的儿子刚考上哈尔滨的一所大学。她对我说，她儿子想要一部苹果手机。我试图说服她，告诉她小孩没必要买那么贵的手机，能用就行。又说我女儿也在上大学，用的是一千多块钱的联想手机。她叹了口气，说之前为了鼓励儿子好好学习已经答应了他，现在无论如何也得买。

后来张姐出了车祸，是八月末的一天。那两栋楼完工了，我们趁中午转工地，去佳西交警队后身的一栋住宅楼。我们一起往小区外走，张姐骑着电动车，驮着四只胶桶，从一个小丁字路口直接就上了友谊路，想要骑到对面的慢车道上。也许她太着急了，没有注意来往的车辆，刚一上道，就被一辆飞驰而来的面包车撞上了。我那时正在她的后面，耳边只听见一声刺耳的刹车声，一抬头，就看见张姐倒在了路上，满地都是电动车的碎片。我赶紧跑过去。看见她正用双手支着地，皱着眉，努力地想爬起来。但她似乎很累，身体里的力气已经被抽空了，无法克服地面的引力，试了两三次，她放弃了，重新躺回地面。

你感觉哪撞坏了？我问她。她茫然地摇摇头，闭上了眼睛。我不放心，在她身上仔细查看了一遍，除了左手和额头有些擦伤外没见到有什么血迹。我稍稍放了心，应该不太严重。

这起事故张姐的责任要大些，她没注意瞭望，直接逆向横穿道路。面包车司机很沮丧，先看了看躺在地上的张姐，报了警，想了想，又叫了救护车。

我掏出手机，问张姐，姐夫的电话是多少？

她睁开眼，连忙摇头说，先别打，应该没啥事。她儿子今天去哈尔滨报到去了，她丈夫陪着去的。我想了想，终于没有再问。她一定是不想让她儿子知道她被撞的事。

警车和救护车迟迟不来。太阳很热，地面有些发烫。我摘下我的手套，垫在了她的头下，又侧蹲在她的脑袋旁，替她挡住刺目的阳光。她一直不肯睁开眼睛，很困的样子，脸上好像新长出了许多皱纹，如同撒了一把碎钉子。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看见有一滴眼泪从她的眼角流了出来，顺着脸慢慢地向下淌，最后掉到了路面的尘土里，不见了。

其实那天张姐伤得很严重，左腿的腿骨断成了三截，盆骨也差点全碎。

王善常，黑龙江佳木斯人，中国作协会员，黑龙江作协第七届签约作家，2016年开始文学创作，作品见于《北京文学》《清明》《四川文学》《广西文学》《星火》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