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萧相风，本名李刚，籍贯湖南永州，1999年毕业于北京信息工程学院，2011年进修于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出版作品《词典：南方功业生活》《春天万物流转》《我的肌肉会记住你》。获2010年人民文学奖和第九届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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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之家

老刘的外来之家旧书店就像他两眉之间那颗痣一样坚挺，在蛇口南水村70号盘桓了十年之久。从南水村到水湾头，再从蛇口新街到南水村，其间老刘摆了四年地摊，开了十六年门店。

“有人每过一段时间就进来看看，看看我是否还在这里撑着，看看店子还在不在。有的人见门庭冷落，认为我是失败了。我就说，你觉得一个人把生意规模翻了一百倍以上算失败吗？”经营旧书二十年的老刘最初从两三百本起家，如今在蛇口门店和坂田仓库拥书八万。在他的湖南邵阳老家还存有10吨从深圳运回去的旧书。

白天他在店里打理书籍、受理网上订单，晚上他一人睡在格子间里的一把躺椅上，与两万册旧书为伴。外来之家旧书店二十年来累计交易旧书达30万册，已成了全国书友心中的一个牵挂。每月偶有两三个来自全国各地的书友出差到深圳顺路过来看看。老刘很自豪，自己的书店在导航地图上站住了脚，成为其中的一个地标。

在蛇口新街和公园南路交汇处，这家号称深圳最大最早的二手书店藏身在南水村西北角落里。卷帘门上被人贴满了牛皮癣广告，还被黑漆喷满了一排排电话号码。书店和老刘一样朴素，除了墙壁敷上了两三张A3尺寸载有书店报道的报纸复印样张，店内没有任何文艺装饰。旧书架摞了两万册旧书，天花板吊着三只哼唱的风扇，地上两台落地扇积满灰尘，店内漫着旧书卷的气息。一层铺面和二层阁楼共一百平方的空间被旧书堆得满满当当——看得出人手紧缺的艰难。老刘靠在电脑桌上，偶尔习惯性闭目说话，好像连熬了几个夜班，神情有些疲惫。

“租金翻了近一倍，人工费也涨了三分之一，书价又下来了，你可以想象这个空间有多大。”原来淘宝网一年能做十多万的营业额，现在基本上没什么收入了。原来开了三家分店，雇员最多时达到了四人。一个店里同时有50个读者翻书，日收600多元。而今生意日见萧条，半天也难见三四人进店。49岁的老刘辞掉了所有雇员，一人两头奔走，同时打理门店、仓库，还要负责一个微信公号和三个网店。

老刘的同学老谢在南油开了一家“淘书乐”旧书店，月租从2500元涨到5600元。老刘这里也从3500块涨到了近5000块。他把门店分割出8平方米租给了卖体彩的小店。本人也不再租房，住进了店里一个六平方的小房间。一个月前，我进了他的“闺房”，看到一张简陋的木板床。一年前这里摆了一张双层铁床，消防检查说不能住人。老刘撤掉了铁架床，在地上垫几箱旧书，铺上一块木板当床。消防再来检查，老刘又撤掉木板，在狭小的空间里摆了一张躺椅，躺椅上垫了两只白色布枕头。他就在躺椅上裹着被单过夜。“我在坂田仓库里也摆了一张躺椅当床，照样睡得香甜坦然，并没有什么落魄的感觉。相反的，我要卧薪尝胆，以此来砥砺自己。”有个顾客跟他的老板说起此事，那位老板亲自跑到店里来考证真伪。老刘后来在QQ里给我回复，在这位老板前面加了一个“身家上亿”的定语。

这里房租虽然实惠，但是偏离主街，正对着一家酒吧的后门。巷子里偶尔有两三人路过。“好多人住了几年，都不知道这里有个旧书店。”老刘全名刘金龙，1968年生于湖南省洞口县高沙镇的一个乡村，在家行末。这个小镇生产一种曾经名满三湘的洞口火柴。洞口火柴曾是我童年美妙的回忆。老刘复读了两次高三，落榜后跟着老同学走乡串村收鸭毛，又烧过一年砖窑。1994年春天，他来到深圳。通过二姐夫介绍，在龙岗的建筑工地当了一名小工，给钢筋架编扎钢丝。初来乍到时不知道公分就是厘米，他闹了不少笑话，手脚慢，钢筋架扎得歪歪斜斜，汕头老板朝他屁股一踹：“妈的，卷铺盖滚回老家去！”有一次铁钉扎穿了他的脚板，工友告诉他止血的最好方法：用手使劲捂住。血刚止了，老板就催他干活。后来查暂住证他们被抓了进去，包工头拿钱赎人，每人三百块，从每个人的工钱里扣。七个月后他攒了七百块，进了一家纸品厂。婚后他又转到一个码头做了近两年的保安。这个码头走私成风，他离开码头到了八卦岭顺风纸品厂打杂。不久他和表哥来到蛇口，老刘出资，表哥出手艺，在南水旧村49号开起了理发店。没干几个月，表哥跟他不合甩手走了。

老刘守着店铺寻思转行。自己爱看书，房东也爱看书，他一拍脑袋便跑到八卦岭花了七百多块进了一批金庸全集，再凑上房东贱卖给他的旧书，干起了租书的生意。他在书店外还开了公话亭。老婆在门外架一台缝纫机，踩着机子揽一点缝补的活。

日子过得特别紧巴。大儿子才一岁多，不会说话，老刘带他去隔壁小店买冰棍。老刘塞给儿子一支冰棍，五毛钱，儿子哇哇大哭，泪眼巴巴赖着不走。“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想要另一种冰棍，要一块钱，当着邻居的面我不好意思说。”老刘把小孩拖回来关起门偷偷教训。

一年多后，老刘把店面迁到了二楼。又过了半年，还是难以为继。老婆孩子回了老家，老刘去摆摊处理旧书。久而久之，他索性干起了二手书的买卖。那时他搁不下面子，把地摊摆到很偏的地方，以免撞见熟人。三五天出去一次，一次只带三五十本，在地上铺了油纸，摊开书，戳在那儿，低着头也不吆喝。看到人来了，老刘还要偷偷抬头侦察是不是熟人，一晚上也就赚个几块。他和三个老乡住在公园南路的一个民房里。那种房是用夹芯板把大房间隔成的若干个小房间，里面昏暗无光，白天也要开灯。他们四人横躺在旧沙发上睡，房租每月250元。房东也是好心人，房租有一点给一点，有时五十、八十，有时一百，断断续续分几次交给房东。一年下来老刘仅赚了八百多元。老刘和老乡有空也给《蛇口消息报》和打工杂志写写豆腐块，每人一年下来也有千儿八百的稿费。

从1998年到2001年，老刘的书摊越摆越大，在夜市上风生水起，每天要拎700多斤书下楼上楼。深圳的城貌也迎来巨变，城管查得更严了，夜市流动摊点也被撤了。老刘在那一年开了门店。他对当年打工时省钱买书的感觉深有体会，理解能省一块是一块的心理，二手书的特点就是节约。他瞄准了外来工市场，挂上了“外来之家”的牌子。他经常骑着二手单车在南山的各条马路上奔波。四年来他骑坏了十五辆单车，来回送了超过五十吨的旧书。业余时间他还钻研法律，为不少打工者代理了劳动纠纷的案子，与职业律师当庭对阵，赢过十多场官司。

2006年，实体店正处兴旺时，早在几年前就学会电脑的老刘最早进驻孔夫子网上书店。这个主动尝鲜，为他2008年的经营带来了突破。在孔夫子网，外来之家第一个月的营业额就达到了近千元。老刘慢慢摸透了孔夫子网和淘宝网的脾气。孔夫子网的读者更加专业一些，对价格也摸得较透。淘宝网面对的是大众读者，加上它的搜索方式不同，没有全网比较，定价高一些同样卖得出去。但是淘宝网对二手书卡得极严，经常过滤敏感词，而且这个过滤没有一个有迹可循的规则。发现违规就要扣分，累计扣到12分就关闭网店。老刘面对淘宝网这个没有规则的规则要处处小心——如果重新上架，又要耗时耗力地重新把几万册图书一本本录入系统。如此这般，老刘被关停过四五次。而且淘宝网对书号审核也很严苛。过去对书号要求宽松，但那两年淘宝弄出了一个新系统，在新的数据库中必须对应书号才能上架。不少旧书要么没有书号，要么与新书的书号编码规则不同，和数据库对应不上，导致无法上架，弄得商家怨声载道。于是淘宝网开始变通，允许店主重复使用同一本书的书号，上架其他旧书（2018年，淘宝再做调整，在大类目中单列一项“旧版书”，二手书进入此项，不必填书号也能上架了）。至于孔夫子网，只是对繁体版图书管制严格。

2010年，实体店不断倒闭，卖书人陷入困境。任和达开的华侨城旧书中心在夏天面临倒闭。这个河南人开了十年的书店，梦想要办深圳最大的旧书市场。他是个佛弟子，也是个书痴，爱书之情已入了骨髓。他边卖边看，碰到顾客要买的书正好是他在读的书，他宁可不卖。有缘人则是半卖半送或者白送。后来店面无法支撑，他退回小出租屋里，把书摆在屋外的两棵大榕树下。8月他拖欠房租，被房东赶出来，露宿在大榕树下的一张破沙发上捱过了两个月。10月底，四处碰壁的任和达抵不过现实的紧逼，留下几万册旧书一人倏然消失了。他的二哥从河南赶到深圳，低价处理了弟弟留下的心血。“他对旧书感情太深了。听说他后来跑到浙江一个寺里出家了。”老刘发出物伤其类的感慨。

任和达旧书事件被深圳各报纸连续报道。热心的书友们纷至沓来帮着卖书。最后，书摊被人挑来挑去还剩下七千斤尾货。当时老刘遇到一位老板开餐厅，想要用旧书堆砌成墙，作为一种附庸风雅的装饰。“我问了一下，中间有几毛钱差价，就把最后的七千斤收了。拣了一些能卖的小说，剩下的大部分送到了那个餐厅。如果没有这个时机，我拉回来没地方放，也是一大难题。”

深圳有名的藏书家巢中立去世后，他的儿子要处理上万册的藏书，打电话叫了一批书友问他们是否愿意接手。他提出一个条件：不做分批处理，要一次性整体出售。但是这些书友无法一次性吞下如此大体量的图书。老刘上门商谈，出于保守报价八千块钱。南头藏宝阁书店的老叶后来以更高的价格接手这批藏书。后来老刘后悔不迭地说：“要是能重来的话，一万一、一万二，甚至一万五，我也会拿下。”老叶的藏宝阁因这批书而开始发家。书友们听闻藏书下落，来到藏宝阁，从老叶手里买走了不少成套藏书。2011年万立书店倒闭，老叶又以三折的价格购进了一批高品位的书籍，然后在孔夫子网上架。这批物美价廉的好书让他的店在孔夫子网扬名立万。从此藏宝阁的关注度在整个广东省内一直名列前三，每月营业额达到了两三万元。

老刘早期也逮过这样的好机会。2007年有一家做藏品的公司倒闭后，把一批用作赠品的限量港版《南怀瑾全集》（当时仅印了三千套）卖给了废品站。废品站的老板打电话给老刘，老刘去现场看书，共有50套，一套二十八册，装帧特别精美，封皮设计也与众不同。老刘一来没那么多空间，二来手头不宽还要去借钱，三来又担心这么一套书能否尽快脱手。他慎重考虑了一天之后，还是下定决心买下了这批图书。这批图书后来陆续卖了五年多，每套最低价卖过八百块，最高价卖过二千块——断货之后老刘标价五千块依然有人抢购，一共让老刘赚了至少八万多元。如果拿到今天来卖，至少可以赚到二十万元。

外来之家的生意红火起来后，在老婆的主张下，老刘在广州花都买了房子。2016年，外来之家被评为“深圳中小书店常青藤奖”。但是近两年书店又陷入困顿。老刘为此总结：这两年主要是与家人经营意见不和，家庭矛盾没有处理好，经营不好主要是个人原因造成的。“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怎样做好书店。我有很多想法。当然也需要你们文艺界人士帮忙推广。”

老刘信心十足，浓厚的乡音中透着一股湖南人霸蛮的劲儿。他想了很多办法。他曾为两家咖啡店配送了六千册代销图书；在店里推出过以每斤6.5元的单价论斤卖书；近期又策划推行旧书进工厂、进学校、进社区，合办阅读输出活动。借助现有的门店、网店和微信，组成三位一体的推广平台。老刘说，他还想做一个向网友免费公开的旧书交换平台。

举办书友会也是其中一个想法。老刘是深圳最早办书友会的人，早在十年前就办过二十场。书友曾大方说：“很早就听说过外来之家，第一次去还认错了老板。后来我就知道靠那颗痣来辨认。我跟老刘提过，外来之家是最早的旧书店，要把书友会恢复起来。办书友会的过程也是相当复杂。”如今老刘建了微信群、QQ群，书友会重新开张。每个月邀请书友在自己的店里举办两次。钻研国学的书友郭方龙老师藏书上万，曾入围了深圳书香家庭。老刘打算为他办一个藏书展。他联系了深圳市书店行业协会会长潘燕生，“我要把这里做一个试点，为别人做一个标杆。”老刘展望未来，觉得眼前天地宽阔。他嘴里滔滔不绝，神情有些激昂。说着说着，他习惯性闭上了眼。

旧书路上他也认识了形色各异的书友。十八年前，他在摆地摊时认识了一位60多岁的书友。老人曾在部队干过文书，退休后与家人找不到共同语言，常与书为伴。几年前他已经走不动了，让书友搀着从福田赶到蛇口。“老人把我们当作了家人，请我们在西南饭店庆祝自己的生日，还给小孩们派发红包。”他说，希望临终前还能再见见大家。第一次在书摊相遇，他就向老刘打听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这些年找柳如是的心愿一直未了。老刘说：“很久没有那个老人的消息了，可能已经过世了。”去年书友郭老师拿出一套《柳如是别传》，仅有上册和中册，独缺下册。他多年寻找下册而无果。郭老师就把这套残本交给老刘，让他挂在网上出售。老刘说：“虽然只有上中册，但我认为它是套好书，就没在网上挂出，私下里替书去找下册。”老刘在书友QQ群里留言，书友张涛保随即回复，他正巧有本《柳如是别传》下册，打电话让在江苏老家的家人把它翻了出来。

2月12日，两位书友分别携上中册和下册参加书友会，让这套书团圆了。

“其实这些年旧书营业额一直在突破。”最早的时候，一单卖了几百块就很高兴。后来是一千块、两千块。目前最大的一笔突破了两万八千块。老刘记得那位顾客是位服装店老板，到店里来一次性重金买下了一批外文书。这位老板说，他店里的顾客有不少洋人，这批书就是为他们准备的。目前深圳外文水平提高了，不少学生要出国留学，20%的学生都能看懂全英文书。老刘店里的外文书占了藏书的五分之一，语种涵盖了英语、日语、韩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越南语，数量之大，语种之多，在全国旧书店中也是罕见的。

大前年，老刘把初中毕业的大儿子送进一所职校学习。店里两个老员工陆续走后，老刘把儿子叫到店里帮忙，打算让他接班。儿子喜欢坐在电脑旁。那段时间，我去店里看书，常看到一个小伙子趴在桌上，音响里传出各类枪声。老刘和儿子闹了矛盾。儿子不愿干这个事，投奔了几个亲戚，到北京打工，最后又兜兜转转回到广东。尝过一点苦头之后，儿子明白要发奋图强，在东莞学数控自动化技术，准备进亲戚的工厂做技工。

老刘说，各有各的路，也不能勉强，但我现在一个人忙不过来，肯定想招人。

3月3日下午，我又来到老刘的店里。老刘接了三个电话：一个老乡向他咨询打官司的事，一个联通公司要来送话费，一位网上顾客催问一个订单。店里来了三个人：一个未满十六岁要租书看的愣头青，一个住在南水给政府做宣传片的原央视科教频道的制片人，一个二十来岁穿着T恤衫背着单肩包的年轻人。

前两位是熟人。愣头青四处晃荡，准备找个工作，说话不太着调。制片人从北方来到深圳不久，这天他剪片累了，就出来溜达一圈，拐进店里聊了两句又出去了。第三位年轻人是个顾客。他挑了一本英语书，过来问老刘：“这本书多少钱？”

“这个好像是两本的，两本标的是三十块。这是第二册，还有第一册。”

“我要一册就可以了。”

“啊？”老刘抬起目光，瞥了一眼。

“只要一册就行了。我没看到另外一本。”

“那就十八块。”

“十块吧。”年轻人拖泥带水。

“最低十五块。”

“十块钱得了。”年轻人声音虽低，但锲而不舍。

“不行不行。要十五。”

年轻人带着书回到原位，出门找他的同伴——一位打扮优雅的姑娘。两人在门口旁讨论价格。老刘和我继续聊天。五分钟后，年轻人带另一本书过来问：“这本多少钱？”

老刘说：“八块。”

“便宜点嘛。”

“你那本要不要？”

“那本不要。”

“这个八块不算便宜，还算什么呢？”

“五块吧。”

“随便你给吧。”老刘低沉的语气中拖出不易觉察的无奈的尾音。

年轻人嘿嘿笑，为成功还价而得意，掏出手机说：“我微信给吧。”

老刘用手机微信扫描收款。那位姑娘也进门，拿了一本书问价。老刘说两本书十五块。年轻人看了姑娘手里的书说：“最讨厌看这个了。”老刘声调升高了一度：“几块钱嘛，在外面随便就花掉了。”年轻人对姑娘说：“去图书馆看。”

这对情侣走后，老刘苦笑：“这样。这样也看出我们做这一行的艰难。有人买衣服买手机，几千块钱也照样能够掏出来。他们就觉得这个反正是附带的，可有可无的。”

我说：“读书风气，以及对书的态度不太好。”

老刘说：“大环境是不太好，对书的尊重太欠缺了。”老刘时常感觉到大家对书，特别是对旧书的认识不够重视。有时候，小孩执意要进店看书，后面跟着一位家长说：“旧书有什么好看的，要买我就给你买新书。”事实上，无论新书旧书，这样的家长都不会买给小孩。老刘说，大部分搞研究的人都爱逛旧书店。有个研究佾舞的游女士去年托老刘上网代购了5000元的有关宫廷佾舞的线装旧书。我也常涉足这里，买过《晚清天地会资料研究》和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第一推动丛书”这类旧书。

每个走进书店的人都是一个故事。龙华工厂有一个右臂齐根断了的男人，曾专程赶到外来之家为重病的父亲买四本旧书。其父喜欢旧书样式，临终前唯一的心愿是想再看看这四本书的旧版。老刘给他当场找出两本，又从网上代购了两本。

有个河北的老先生曾光顾过老刘在蛇口新街的分店。离休后重游深圳，他想再来看看。此时那个点已经撤掉了，老先生找了两个钟头，即将要失望离去。他在站台上念叨：连一个旧书店也找不到，今天算是白来了。路边一个女孩无意间听到，热心地问：“你是找外来之家旧书店吗？我刚从那个书店里出来。”

老刘还记得一个六十岁的香港人，常在周末拖着拉杆箱来深圳淘书。他把他所知的深圳旧书店从头到尾串成了一条线，一来就是整整一天，有时随身带上干粮。外来之家是他的最后一站。逛完这里，香港人要赶晚上10点的班车回去，第二天还要上班。香港人指着拉杆箱对老刘说，你看我每周都拉一箱书回去，以为我很奢侈吧，其实我中午只吃八元的快餐。

还有个移民香港的成都人，三十多岁，进店看书，见到二楼过道上淌着积水，被人踩来踩去，已脏得不像样了。这位年轻人主动到洗手间拿出拖把将楼道的水渍擦得干干净净。老刘感叹：那么多顾客来来往往，我一直记得这个人。

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个训练保安的教官，用职业习惯指使老刘，说要找一套学习资料。老刘说，店里没有，具体要哪一本，请报个书名，好方便他从坂田仓库搬过来。教官一时说不出具体内容，对老刘发脾气：“总之这类书你全搬来，有钱给你，难道买不到书啊！”老刘也来了倔脾气：“话不是这样说的，做生意也要讲道理。有的钱，我宁愿不赚。”不吵不相识，两人因此结识了。

与老刘聊天，你能感到周围温度也升高了两度。从去年年底开始，他风风火火张罗了几期书友会，像个毛头小伙子一样充满干劲。书友王文正说，老刘这么多年在这里坚守不容易，店是一个好店，书的品种很多，这个平台值得大家推一推。

“老刘是个热心肠的人，特别愿意帮助别人。”潘会长说，“我认为旧书市场会比新书好，因为二手书是被挑过两次才进入书店。随着电子书普及，二手的纸质书会更加稀缺。”

4月19日，我来到外来之家。两个湖北女孩找老刘要有关时尚、奢侈品类的旧书。“这类书时效性强，二手店一般很少进货。你们用来做什么？”“放在店里用来装饰。”

两位女孩离开后，老刘指着地上一堆书笑道：“书的功能延展了，你看我这堆书，主要是当梯子用的。现在书的作用越来越大了。

2

二次创业

“老刘的外来之家旧书店就像他两眉之间那颗痣一样，在蛇口南水村70号坚挺地盘桓了十年之久。”2017年4月，我写下了这样的开头，把一篇写外来之家的文章发在45厘米微信公众号，被澎湃新闻转载了。我是用私人化的语言率直描绘老刘的外貌。老刘早已对那颗痣不以为然了。在正式媒体上，那颗痣理所当然地被抹掉了。

2017年，四十九岁的老刘开始了二次创业。

外来之家最早见报大概是在2005年《蛇口消息报》，《深圳晚报》和《深圳商报》也相继报道。2012年《深圳商报》报道之后，外来之家就很久没在媒体上露脸了。2018年它再次得到了媒体和自媒体空前关注，记者和摄影师常到店里寻找素材。8月，二更视频驻深圳站人员找过老刘两次。最忙时老刘每周都要接待一两批媒体。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常在坂田和蛇口两个门店之间来回接待这些媒体或在接待媒体的奔波路上。这些上门的媒体有：深圳特区报、蛇口电视台、梨视频、工人日报。有的自媒体采访效率挺高的——他们的做法是，将我的或别人的旧文略加增删，立即整出一篇新的文章。

老刘在视频中也会真情流露，有一次面对深圳特区报影音部的镜头，谈起小儿子时嚎啕大哭，眼泪滚了下来：

“爸爸对不起你！”

老刘把这个视频发到群里，羞涩地跟我说，流泪了，实在是不好意思。

这些媒体扩大了外来之家的知名度，仅仅是知名度而已。这个知名度没能给外来之家带来切实有效的生意改观。相反，有的书友在微信群里颇有微词，认为老刘不务正业，把心思全花在媒体上了。甚至有个顾客质问老刘，如果要在老刘的网店上买一本书，老刘能否及时找出这本书。老刘不能给出肯定的答案。由于频频接待这些媒体，加之一个人精力有限，他慢慢荒于整理，进货不多，库存也乱了，孔夫子网店更新也自然慢了。整个库存系统日趋混乱，流动性也大不如从前。他的老同学老谢在海德二道开的那家淘书乐二手书店则与之相反——生意一直上升，反超了外来之家。老刘认为主要是自己家庭变故所致。

实体店境况不好，有的同行就转型了。藏宝阁书店的叶老板撤掉了南新路口门店和上步码头的旧仓库，在宝安石岩的一个民房里专营网店。他的网店天天能上新书，一个月能达到两万元营业额。而老刘的网店，一个月只有三五千元收入。

尽管如此，老刘坚信自己要走的路是对的。他相信媒体采访越多，对未来发展越有利。他曾经一枝独秀，在不到一公里的范围内开了四家连锁门店，算是逼近过成功。由于一场家庭变故就落后了。他不甘失败，需要一个成功向大家证明自己。

他要做不一样的转型。

2017年上半年，他信心满满地谋划了图书进社区进工厂进学校的活动，或者组织一批爱阅读的学生到店里登记取阅。“我想的都是超前的，五六年前头脑里就有了这些想法，只是没有人手，说一千道一万就是缺人，没有把它落实而已。只要有人的话，一点一点一件一件做出来就是了。”

有时候他提出要把自己的书店做成一个共享书店。所谓的共享，就是向整个社会开放，把书店做成像图书馆一样带有借阅功能；还可以把读者家庭闲置的图书回收到书店，读者可以换算成一定的积分在店里进行各种图书消费。

有时候他说要做图书、字画、古玩、工艺品综合经营。

有时候他说依托书店和书籍为媒介，做一个网上交友平台——这个观点最早我从深圳市书店行业协会的潘会长那里听过。书籍是一种把人群按兴趣分门别类的最好方法，爱读同一类书的人有更多的共同话题，配对几率也更高。他想进一步统计线上线下的书友资料，做成一个发布广告的大平台。

后来他又试图找一些作家和书店搞联合交流活动，实现图书的生产和销售一条龙产业。再后来，他打算把书友会进一步细分为电影组、国学组、书法组和写作组，并申请南山微实事扶持资金（后来入围一百强时失败了），到了2018年他准备组织一支专家团队专给各类咖啡店或学校讲课。

这一年老刘一直关注的广东省对小书店的资金扶持也可以申报了。为了申报扶持，老刘要去补办税务登记和三证合一手续。由于多年来他一直没有做过税务登记，在申办中时时担心是否会受到税务部门的严厉处罚。假如那边申报不成，这边又被处以万元罚款，本来窘迫的外来之家岂不是自找麻烦。老刘去刻公章时请刻章处代办三证合一的业务。几经来回波折，让老刘惊喜的是，只交了八百块的罚款就把税务登记办下来了。

这一年他把坂田门店做了股份制改革，让六个人持股，他大姐和大姐女儿共占7.5%，四个书友各出一至两万元入股。张先生、陈老师、邓女士各占5%。同时，他邀请了一位老师以技术入股5%。这一切充满了可能性。每一次走进他的店里，他都神情激昂，嗓门高扬，兴奋地跟我谈起未来规划。

每晚他依然卧薪尝胆在蛇口的铁椅或坂田的平板桌上度过。蛇口门店的条件实在一般，有时旧书凌乱地堆满过道，地面和书架上蒙了一层灰，阁楼和洗手间散发着霉味，厕坑里长年累月积了一层黄色尿碱。老刘也是朴素的人，对穿着没什么讲究。每次见面，他的脸上亢奋和疲倦交错，眼球充血，身上带一点熬夜的味道。

有时凌晨一两点他还给我发些信息。

我能感觉到老刘憋着一股劲，这股劲在他心里憋得太狠太紧了，以至于令他亢奋得无所适从。——这与每天冷观静坐的艾老板迥然不同。艾老板长年独坐于门口一角的体彩店里，表情寒暑不变，偶尔挑一下眉，露出一点微笑。

老刘还做了一个外来之家的公众号，常常推出洋洋洒洒的万字感言。2016年底，老刘重新操办了中断多年的书友会——他坚信这种投入的意义，只管去做，结果怎样大可先放一边。2017年3月老刘在深圳联合办了一场40多人的深惠书友会。8月他和书友们又到惠州交流。11月他从旁协助珠海一对夫妇开了一家“书八客”书吧。

有一次我应老刘之邀去西乡香草围社区参加一次书友会。老刘组织拉人，合作伙伴提供场地。那是一栋四层旧楼，被稍加改造，地方虽小，倒也别致。楼顶上还用陶罐种了不少野薄荷。大家坐在二楼的图书室里，主题是谈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一个一个按照顺时针轮流发言。书友会来的绝大部分是普通读者，也有不少骨干书友：藏书专家，公司职员，卖小飞机的人，还有一个会打太极拳的盲人。尽管他们对评析路遥作品并无新鲜的见解，但是他们每个人本身都有一个特别之处，一种区别于他人不能称之好也不能称之坏的纯粹。这样交流的机会对大家来说未尝没有必要。晚上，大家在一个馆子里聚餐。我拉着盲人柔软的手入座——那是一个谦虚内向的小伙子。

老刘相信有一个好的未来。时而信心大涨重复推出一篇文章（2017年6月不到一周重复发了两次，2018年又发了一次），标题是：“你凭什么底气胆魄和依据理由，还敢说要把二手书业做强做大？”2018年4月，他还为此写了这样的题记：“好一个鸭子嘴还死硬，再不思悔改，看你外来之家还能僵持蹦哒得了几天？”我却云淡风轻地回应说：“那你就好好地搬根板凳，耐心地坐等着瞧呗！”他像堂吉诃德一样，特别容易陷入一种为自己设置假想敌人并要战胜假想敌人的激情中。这个假想敌人越是面目可憎，他所获得的满足感越强。堂吉诃德要战风车，老刘要战一个想象中的“你”，充满了偏执的理想主义，或称之为狂想。

他在文章里不断鼓励自己。他明白他的旧书生意必须要转型。

一年下来，老刘把活动搞得风生水起，接待了不少媒体，有了纵横捭阖的气象。他总喜欢谈一些抽象的概念：“我们书友会不仅是书的连接，而且进一步深入到情感的连接。我们这个行业里的其他人甚至连这个意识都没有，还是非常原始的想法：收书卖书。”

他给自己总结了四个发展时期：书摊时代，书店时代，书店+网店时代，书店+网店+微信+活动的四位一体时代。“从去年开始，就是四位一体的时代，它会是越来越复合型，越来越有新的利益增长点和扩展的销售路径。我现在预想，如果把四位一体全方位带动起来，可能还会有一个新的发展高峰。”他信心十足，又聊起八爪鱼平台和前沿动态，制定了2018年规划：

1.招募筹建团队。

2.图书分块分项分级。

3.寻求字画供货、交流和鉴赏合作。

4.寻求外来之家公号写作及新媒体运营合作。

5.推动外来之家书友会活动向纵深开掘拓展。

6.外来之家线上线下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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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读完，全文刊于《黄河》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