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大家知道，用柠檬汁在白纸上写字是看不出来的。可是如果把纸拿到火上烤一烤，棕色的字就会显出来，意思也就一清二楚了。

——卡森·麦卡勒斯《伤心咖啡馆之歌》

一

在我认识的所有人里，次姐是最诚实的几个人之一。而且可以说，这种诚实不是她追求得来的，而是出自本能。她来北京看我时，我们打车，我坐副驾驶位，她坐后排。她几乎在落座的同时就把从后座捡到的一串金项链交给师傅，说：“这是有人丢的。”之后扭转头去看窗外景色。就像这一切并未发生。或者说就像打了一个哈欠一样不以为意。我尽管知道她很诚实，并且诚实到常有人来欺负的地步，但还是为她做出这样的举动感到震惊。这几乎违反了正常的情理。因为任你是谁，在捡到这样一串看起来价值不菲的首饰时，都得端量和盘算一下。直到明白这是不当得利，才可能把它交出去，而且是不是交给眼下的师傅也得掂量清楚，他难道和自己一样值得信任吗？有些人可能还会把首饰抓在手心，不声不响地带走，因为谁叫失主自己不当心呢。

可就是这个从不会说假话的次姐，七八年前，有差不多一年时间，总是张开双手，认真而痛苦地向人诉说一件荒诞不经的事：她那不争气的脑组织——或者说脑叶、大脑皮层、脑灰质沟回——被又细又薄的血管捆作一团，因为捆得紧，脑叶不舒服，血管也不舒服，弄得她痛得死去活来；她总感觉自己随时要扑倒、昏迷；她说什么也要到医院去请医生把脑壳打开，把那缠成一团的血管好好理理。（今天回想，因为在讲述时反复调整，她的一双手展开在一个极为合适的幅度。这个幅度——大概相当于篮球的直径——代表着她对听讲者有一种强制与恳求，代表着她的头痛病随时要发作，她好把这双手不偏不倚地移向两侧太阳穴。在远处瞧，会觉得不是她伛偻着身体向人讲述，而是一个无头者把自己因为怪异而充满医学研究及传说价值的头颅抓在胸前——就像一个摩托车骑手抓着头盔——对人倾诉。又或者她不仅仅是在倾诉，也是在腾出一双手，好帮对方绷住那需要绕成团的毛线。又或者，她的双手像是戴着一副因犯死罪而被法院打上的木枷。）

她说的自然是没人信的，谁会相信人的脑子会被血管缠起来呢，这和在脑子里长出一艘船来一样缺乏道理。在县城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人们在听说一件明摆着是不可信的事时，不会去反驳对方，不过在心里，又把对方说的当作伪装某种意图的修辞。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我次姐说的不是脑子里的疾病，而是自己可怜的身世。甚至也不是可怜的身世，就是她需要安慰。他们认为我次姐编造了一个故事。他们不无敷衍甚至是带有一丝轻蔑地去安抚她，要么话说得特别好听，比如“这岁数了，谁身上还没个病呢，我们没病不惹病，有病诊病，总归是不怕”，眼睛却既淘气又狡猾；要么眼睛凝视着她，显得特别关切，嘴里说出的话却极为冷漠（“哦，是这样啊”）。他们就是要留一点迹象出来，好让我次姐知道，他们当然是知道她在无病呻吟的。

让我次姐着急的就是这个地方。因为她反复对人申辩的，压根就不是什么想象的事物，而是真实的疼痛和危险。是她那断断续续流淌着血液的脑血管纠缠成一团了（那些血要么长时间无法通过变窄的血管，要么忽然一下就通过，并且因为涌入过多，使此处的血管外皮鼓胀）。“我骗你做什么？我有什么必要骗你？哎呀我真不该跟你说，我跟你说还挨你一顿笑话。我每隔几小时就呕一次，呕得满地都是，你又不是看不到。还不是我难过了要呕，是它自己突然就从我嘴里冲出来，根本来不及防备。我要晓得它什么时候呕，还不晓得呕到卫生间去，还等它呕地上？”她这样说，差不多要跺脚和哭泣。“嘿，谁说你骗人哪？”那些听众说。可是透过他们的语气，我们听见的都是这样的潜台词：“你就继续编吧，你怎么不编你头上长出一对角呢？”

我相信，在这长时间的讲述中——也可以说是长时间的寻觅中——她总会找到一个兼具同情心和耐心的人，后者绝不认为她的表述在大方向上有错，而只是觉得，因为受制于文化知识水平特别是医疗知识水平，她在措辞上运用不当而已（我认为，在药店长年站柜台，只是加重了她对医疗知识的误会，也就是说，使她比那些不在药店上班的人更加地远离医疗知识，因为她勤于去掌握的那些或真或假即使是真的也被夸大了的知识，目的都是满足她对生命易残废、易消逝以及易疯狂的恐惧）。也就是说，他认为她确实受到疾病的折磨，只是这疾病深通易容之术，使得人们难以对它进行准确的指认。他热忱地鼓励我次姐去医院，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就像扫雷那样把身体扫描一遍，并且把她认为正在承受痛苦或者说导致痛苦的地方多扫几遍，反复地扫，务必做到全面覆盖，不留死角。

二

然后就是我们知道的，出于对自己所承担的判决者的角色的谦让——这可是一种既雅致又冰冷残忍的谦让——医生既没有说我次姐脑部存在疾患，也没有说不存在。他说“不排除”。然后做出两个建议，一是多少天后再来复查，一是去资质更好的医院检查。对那些粗放管理自己身体的人来说，医院给出这样的结论就意味着自己没病，对细心呵护自己身体、容易敏感的我次姐来说，它却意味着一场明显的隐瞒。

说到这里，我想先说一种在一些医生特别是女医生那里存在的道德自律，就是避免告诉一个危重的病人他得了什么病。我们可以把这种行为叫“人道主义撒谎”或者“人道主义隐瞒”。我经历过医生的这种好心。二〇一三年我因咳血到友谊医院门诊，医生开具检查单让我去拍胸片。拍完未几，就听见影像科大夫喊大家取片子，喊别人都是“××在吗”，喊我却是“艾国柱，艾国柱的家属在吗”，这怎不叫我恐慌和心疑。我上前应答：“我是。”他要把结果交给我时，辨别了我一眼，说：“你是家属吗？”我反问他：“大夫，是什么情况？”他说：“你拿着它现在就去找给你看病的大夫。”今天回想，他之所以问“家属在吗”，是认为一个人情况这么严重，拍完早就回病房了，只能派家属留这儿。另外，就是他受职业道德约束，决定只把这一可怕的情况告知家属。当我来到门诊室朝里望时，大夫扔下正在瞧的病人，喊我进去，说影像科的同事已经打来电话。大夫建议我迅速去胸科医院就诊，因为它是专门看肺的。我问大夫胸片上显示的是什么。他说可能是肺结核，也有可能是别的，总之不能拖，能今天去就不要明天去，能上午去就不要下午去。路上，我端量报告单，发现上边并未提及肺结核，倒是出现很多像结节、阴影等我掌握不了但一看就知道凶险的词。我永远都记得，在踏入胸科医院大门后，道路在我面前分岔，朝左那条竖着指示牌“肺部肿瘤”，朝右那条竖着“肺结核”，我虽然知道大夫说“肺结核”只是为了让我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我极可能得的是肺癌，并且通过他以及影像科大夫支支吾吾的语言我知道这癌其实发展得很深，可我还是朝右走去，仿佛我认定它是肺结核它就是肺结核。在围绕肺结核做了一周检查后，一位门诊女大夫忽然当着其他病友的面对我悲愤地说：“你怎么还在查这些啊？你赶紧地去综合性大医院。你在我们这里每检查一次都要三四天才出结果，我请问你还有几个三四天？”之后我去北大第一医院、协和医院就诊，有机会看到这样一幕——每当医生把我的CT胶片挂在观片灯前，实习生们就带着惊诧和敬意围拢上去，医生对着他们频繁指点：“瞧瞧这里，瞧瞧哇，可不常见。”我因此知道他们对影像显示的情况如此严重而人还活着感到不可思议。而我羞涩地背着双手，沉浸在自己终究为医学事业做出了一点微薄贡献的幸福当中。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几乎所有接手我的大夫都先往肺癌的方向查了一遍，但没有一个人直通通地对我说：“我们在查你得的是不是肺癌。”直到现在我也不确定我肺上得的是什么病，在这个病一直没有查清楚的情况下，医生倒是顺带着帮我发现了右肾上生长有透明细胞瘤。但主治大夫也避免使用肿瘤、癌症这样的词，只是使用了占位的说法。

三

我虽被确诊患透明细胞瘤，且在右肾进行肿块切除手术，却并不对这个可能复发的病感到害怕，有时还隐隐感到光荣。因为我竟能做到藐视它。我记得手术是在二〇一六年做的，也许是二〇一七年。具体月份记不清了。手术大夫姓严。在他之前，一位年迈的大夫因害怕失误拒绝了我的请求。现在，若非给我看病的大夫留意到并开具检查单，我自己是不想着要去做这方面的复查的。我这么做，并不是不知道癌症的可怕，而是觉得在济济一堂、竞相开放的疾病百花园里，它算不上是摧毁力最强和对人最折磨的。最让我恐惧的是中风、尿毒症，或者说，最让我恐惧的是因为这种病带来的肢体瘫痪或者血液透析，这意味着我需要依赖别人。而我尽管喜欢在生活里指使这指使那，却在内心厌恶自己依靠和麻烦别人，更何况是反复地依靠和麻烦别人。特别是在一些让人感到羞耻的事情上，比如排便。我父亲可能也有同样的想法。他当然知道多卧床几天对身体恢复更有利，但他总是冒险在医生允许之前就起床。这还不是因为他厌倦透了麻烦别人？哪怕这个别人是我母亲。他的去世和他第三次长时间卧床以及急于下床去卫生间自主排便有关。现在看来，他的这种行为简直是丧失了理智。可是，有多少成年人能长时间忍受自己像婴儿一样需要别人照顾呢？在稍微能自主的情况下，人们通常会马上恢复自主行动。咳，我想说，经过这些年的折磨，我并不认为人有能在“有病”和“没病”之间选择的自由，人只能在“得没有尊严的病”和“得不那么伤及尊严的病”之间做出选择，也就是说，人只能在癌症和中风之间做出选择。那么，相对于中风，得一个切除肿块后就能自如行走、外表看起来和正常人无异的癌症，简直可以算得上是恩赐了。是老天在照护我，让我得上癌症，让我还能行使自己处理自己粪便的权利。

四

今天（二〇二二年一月六日），意外接触到“病耻感”这个词，我想，我之所以害怕中风和尿毒症，除开它们会导致我麻烦别人外，还因为它们使我在社会面前不再体面。这种不再是彻底而永远的。只要活着就会延续。在得这种病之前，我们在形体和气质方面固然比不上运动员和明星，却是不惮于暴露自己的。我们行走在社会上，是能相对满足别人和自己的期待的。是能感受到那种由自信产生的习习春风的。但在得这种病后，我们对自己的暴露就会感到恐惧。因为，这样一个自己再出门，就和拔光羽毛的鸟、衣不蔽体的流浪汉、沾满血污的蛇一样，是叫人恶心的。我记得在一本书里看到一种说法，乞讨者为了让人施舍，就把自己的形体弄得肮脏和畸形，路人为了及时从有可能加剧的恶心感里脱身——因为他有可能接触自己——选择丢下铜板。我记得在七八年前，我从北京西站接到中风的父亲，他把左手搭在我肩膀上，随着我缓慢的脚步一瘸一拐地往前走。一个匆匆路过的妇人朝他敞着口儿的挎包放进去五元钱。我惊愕不已。很明显我们是被当成乞丐了。我有一些感动。今天我对这样的施舍有了更深的理解。它可能是因为慈悲，也可能是因为行人在本能地为自己购买类似赦罪券的东西（一种免于恶心的票据？）。

写到这儿，我忽然想到，还有比中风更可怕的病，就是需要在肚子上开口造瘘的病，比如直肠癌。哎呀，想一想，一个人活着，却要把粪便排到挂在体外的米黄色袋子里，啊，想想就让人颤抖。朋友，让我死吧。啊，袋子要是破了，散着热气的粪便洒落一地，那就更加痛苦和无助了。真要是这样，就把我丢到水里头溺死吧。或者由大象伸出它的脚掌把我踩死。然后我想到，我之所以如此害怕被歧视、嫌弃、厌恶，是不是因为我在处于正常状态时对这些不幸的人有意无意地表露了歧视、嫌弃、厌恶，甚至可以说放肆地表露？或者这么说，我虽未带头表露，却也尾随或默许了。如今，我从我过去对人的践踏，看到自己所面临的被践踏的境况，怎能不惊慌？正如狱卒被判入狱，他怎能不从自己过去是怎么对待别人的方式推断出今后别人对待自己的方式，怎能不魂飞魄散？另外，存在不存在一种可能：我们之所以嫌弃别人，是因为我们不想对他承担责任？又：如果不去承担相应责任，我们是会愧疚的，但当我们发现别人也不承担后，就会理直气壮。

然后，我又想到，双规、留置、审查以及一般预示着随后必到的处分、判刑，对一名曾经风光的官员的损害。这二者简直可以相互转义：

正常人——造瘘者

官员——落马者

或许我们能看到世上最悲剧的场面，就是一名落马的官员和一名造瘘者在过道相遇，谁也不能给谁帮助，谁也不能安慰谁。有时他们可能会想，哪怕是把他们隔离在麻风病院也好啊。我认识两名干部（当然是我认识他们多，而他们可能只是听过我的名字却不能记住），一男一女，落马时级别分别是处级和副处级。他们是我认识的自信度最高的几名基层领导之一，今天（二〇二二年一月七日）我在《尤利西斯》第一章看到这样的话：“勃克·穆利根用脚后跟转了个圈儿。”我虽然没有看见他们这样做，却认为没有比这个动作更能体现他们在职时的心情。有时我喜欢接近他们，因为他们的声音是那么高亢有力，这种高亢有力不是有意为之，而是从身体深处自然喷发出来的，代表着天生的热情。他们行走带风。有时会像运动员那样以小碎步踏上连续十几级台阶。他们在享受职位所带来的尊耀时毫不避讳，毫不遮掩。多年后，我听说，他们在被调查后，男的精神出了问题，女的长出满头白发。过去当干部时，她可是拥有一头浓密的黑发的啊，那可是她年纪虽大却仍保持着青春活力的象征啊。我想到我看到的一些反腐报道，落马者给人的最大印象就是显露一头狼狈的白发。出现这种“一夜白头”的景观，要么是因为现在不允许也不方便染发了，要么是因为精神受到重创。不管如何，都让我想到，这是一种褫夺：像把乌纱帽、蟒袍和靴子从你身上剥夺下来一样，把黑色素从你头发里剥夺下来，你再无资格拥有这东西。之后，我又想到，在旁观者眼中，这还不只是褫夺，可能还是显现。也就是说，你一开始就是禽兽，只不过直到现在，伪装才被识破。就像《西游记》和《聊斋志异》里描写过的。《西游记》还算好的，因为在神仙说出“孽畜，还不快快显形”时，无论当事人还是读者，都能感受到那种严厉里夹含着轻松的东西，夹含着谅解。而在《聊斋志异》里，当一个苦心修炼的狐狸、鬼或者别的什么异类，好不容易具有了人类的形体，也过上了人类的生活，却被道士打为原形时，留给它们的便只有无地自容了。它们根本没办法面对自己那丑陋、枯槁、怪异的躯体。旁观者看见落马者那满头像鬼一样的白发时，想的是这样的话：你欺骗我们多久了啊。

……

全文见《芙蓉》2024年第3期

【作者简介：阿乙，江西瑞昌人，生于1976年12月。曾长期担任警察、编辑。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灰故事》《鸟，看见我了》《春天在哪里》《情史失踪者》《骗子来到南方》，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模范青年》《未婚妻》，随笔集《寡人》《阳光猛烈，万物显形》《通宵俱乐部》。曾入选《人民文学》“未来大家TOP20”、《联合文学》“20位40岁以下最受期待的华文小说家”，获蒲松龄短篇小说奖等十奖项。作品被翻译为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10余种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