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弗罗斯特有一首写暴风雪的诗，原野中的风暴在一定的高度聚集起来，当困难走路的人眯眼观望时，如弗罗斯特诗中所述：它成为一颗新的星体。另一首关于暴风雪的诗出自亚历山大•勃洛克，风雪在叙述者身后形成反光、无声的翅翼。这两种时刻一直留在我的阅读记忆里，直到我在江汀诗中再次认出它的踪迹，这意味着那严寒而敏感的语言步伐已经沿着永不完成的雪地来到我们之中，带着无声的变形——江汀诗中的变形没有暴力性，而是如内在的双眼自然睁开。

江汀是白银时代的现代中文继承人。我认为他诗中一些最好的时刻不逊色于亚历山大•勃洛克、帕斯捷尔纳克的某些诗节——以及奥西普•曼德斯坦姆，一段时间内青年中文诗人几乎是在争夺对他的继承人身份。但我认为江汀整体上依然缺乏一种伟大的东西——尽管他已经步入语言的微妙之处。他认为自己暂时缺乏问题意识，那可以使他在地表般绷紧成弓形的大地危机性中触及亚历山大•勃洛克在“荒凉岁月”触及的东西。

江汀曾对我提到，他受到温克尔曼观点的感召。但这也许使他不会产生曼德斯坦姆那样从恶作剧般的顽童语言（“穿一件香蕉皮缝成的大衣走过广场”）中脱胎而出的极限修辞——疯狂却又异常健康，并宽宏大量。某些时候他接近较为微弱的阿尔谢尼·塔尔可夫斯基。但江汀肯定还会前往一种不为人知、发生在他人意料之外的偏离。他像一个青年老成的温和派，用雅切的措辞掩藏桀骜与怀疑。他告诉我，他那首关于卢奇安的短诗并不被一些喜爱他风格的同伙接受。他也没有一个可以再次转化的罗马，他必须接受一个幽灵般的北京——“正是那让我们寒冷的东西\再次帮助我们御寒。”

江汀诗作的内容和品质显然并非未被他人实现过——我们可以举出一些八十年代的例子——但江汀使我们看到，它没有停止，并且需要继续呼应。我也不认为过去的例子已经达到“崔颢题诗在上头”的完成度，事实上，过去的模仿可能更空泛侥幸——它们可能是一种衰朽而嘴硬的巴尔蒙特。

以下诗作中的一些如《争吵已经结束》、《“整部旧约只有一个主题”》是几可乱真白银时代之作，这使人好奇，这种出色的才能在我们面对的依然难以名状、时而具有威胁性的时代材料中，会发生什么。这个接受了白银学院谆谆教诲的好学生，总需要从阴沉巍峨的老师们那里毕业。但不论语言与风尚如何骚动变革，总会有这样的诗人，他在失控的人类生活中重新说出精神与一些客观事物之间的亲缘性，保持它非历史的部分——当那个牛高马大的未来战士马雅可夫斯基冷冷驰过时，江汀这样的诗人会去同那些看傻眼的、貌不惊人的人们礼貌谈话，听取他们对骑手的既谦逊又不无冷淡的印象，成为他们的一员，就像回到一个外省的家庭。伊凡•蒲宁在自传中对马雅可夫斯基进行了若干批评，我想，江汀可能会站在蒲宁一边。

有一个平衡我们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在我认识的其他几位诗人中再次产生影响，但因为其来源过于显赫、也过于不合时宜而使我们不好大方提及——这种隐秘的影响，对时代辐射中膨胀变异的我们再次产生内在的平衡和修正作用。我指的是一个被遗忘的诗人：歌德——他站在丑怪的各世纪边缘。

国家会选择并输出一些诗人，由此会遮蔽另一些，从而直接或间接的构造并管理了文学认知，这是文化生产推广策略的一个恶果。一个白银时代的现代中文继承人可能既不会让当代英语、也不会让当代俄语世界感兴趣，一个彝族、蒙古族身份或明月出天山的文官则有可能被文化政治所选择。但文学创造依然有其内在的流变和重点，这意味着存在着多重平行的、非社会性的历史，意味着其中一些历史并不与社会发展进程史必然有关，也意味着人为因素并不能完全生产和操控精神事物。尽管我在许多方面同意马基雅维利——如克洛德•皮舒瓦、让•齐格勒在评述波德莱尔时说，“不是马基雅维里的那些宏图，而是他的孤独。”——但在文学上，我与江汀可能一直都会是相对于君主论者的边缘论者。我和他可能最终都会是普希金诗中所写的那些因为命运原因，跑到城邦之外的一隅聊作一番私人漫谈的人。普希金，尽管不是最重要的诗人，但是我最喜爱的诗人。

诗人们自我意识中的傲慢与偏见——常常被风雅化地解释——是文化生产推广策略的另一个恶果，因为头脑的片面性会被鼓励并间接成为配合社会趣味生产链条的文化工具；也因为权力机器需要诗人在一种个人的美学监狱中，固步自封于他的不负责任。如果诗人不能做到一种更新了美学事实，他的外在品格，不论谦逊和睦或唯我独尊都是没有意义的。但傲慢尤其可能使他不能理解并进入黑铁时代现场的矿脉与动荡的边界，他的傲慢最后会成为一种派生物，一种可以被汇编、收编与利用的东西。我相信，写作者是尼采所称的“在地下工作的人”，它舍弃自我以在变化的局势中做出标记。不应忽略，尼采是一个强势概括方面的艺术家，但他并不傲慢（他认为庸人是不成型的人，但却是傲慢的人）。一个时期以后，与我同代的诗人正在经历内在与外在的转变，有的在公共空间中不得其法，过去的简单文学性使他们几乎成为捉襟见肘但笼统蛮横的意见爱好者；有的形成工巧熟练的个人文体后满足于组织谐谑的双关语。不过，我们仍然有能力在幽灵大垃圾堆里再次搭建脚手架。

最早接触江汀诗作时，我习惯性地认为这是一种已经被完成过的抒情诗，因为过去接触的类似例子的确乏善可陈。直到一个偶然时刻，他的诗句“我们惯习于这些形式，\在一阵大风吹来之前”触动我，既以一种简明的完美性，又以一种被忽视的故人品质——我们主观上认为，一些东西是在见识或写作实践经历中已阅历过的东西而不予考虑，但文学中可能并没有这种一旦经过就永远经过了的东西，它会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由此我开始注意江汀的写作。也许我们对文学抒情性的忽略同样是一种沿袭，仿佛它是另一种一劳永逸的身份意识，而它可能与抒情的泛滥一样糟糕。尤瑟纳尔在关于康斯坦丁•卡瓦菲斯的散文中说，“我怀疑现代读者（以及我）在这类严肃感情的作品面前的恼怒是否构成一种同样危险的装腔作势”。当然，应当继续不待见如俞平伯所言“好作绮语”的人。济慈对弥尔顿的态度是，“他之生即我之死”，这种一般而言从来难以调和的战争依然会在现在和以后，产生真实而又残酷的文学关系。诗人之间的关系并非长治久安，谁也不能在一种形象中始终安然无恙，一个时期过去后，力量会重构，新的东西又会产生。一个较为和平的看法是，诗人们彼此可能都是对方的“未走之路”。我认为我此生没有可能懂得俄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因此，我不能证实帕斯捷尔纳克原文是否吻合如我所感知到的自然事物切片一般，保持着一定湿度、半透明而又严格的诗节，于是我曾想，既然我不能证实，那么可以自己去造就，去使之存在。不过实现这种诗艺可能性的人并不是我，而是江汀。诗人们彼此在他人未能做到的地方有所作为，从而形成一个不宜预设的共同体。

诗人江汀1986年出生于安徽，他也在上海和青岛生活过。2014年“副本制作”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明亮的字码盘》，诗集名出自曼德斯坦姆的诗句：“不，不是月亮，而是明亮的字码盘照耀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