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的阿里
最近埋头写一个系列小说，我冠以“阿古登巴如是说”。阿古登巴是藏族民间的一个机智人物，可以翻译成登巴叔叔，类似新疆的阿凡提大叔，机智风趣，有惩恶扬善的侠义心肠。在小说里他是邻居大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穿越之类的非凡举动。
我这个系列基本由短篇小说构成，一些贯穿的人物，互不相干的情节，写了有十来篇，其中许多篇什，不由自主地，笔触都指向了阿里。
西藏的阿里。
我现在客居的地方，被称为西藏的大后方的成都，据最新的统计，居住的藏族同胞有30万之多，这还不算那些短期居住的流动人口。我的居所在远郊，出小区不远就可以进入阡陌纵横的田园，春天油菜花盛开，这一段时间已经收割榨油了。樱桃、枇杷相继挂果下树，那些不知名的树木花草，各展姿容，每天晚饭后散步，视野里是满眼葱茏，脑子里盘旋的景象，却离不开遥远的阿里。
要说，眼前的景致和环境，跟阿里没有任何可比之处，大概是应了那样一句话：心中的风景在远方。
前些日子，新东方的俞敏洪去西藏旅游，一路向西，沿途直播，当地也顺势而为，成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网络事件，阿里继西藏林芝的桃花节，成功进入人们的视野。
阿里在西藏西部，首府噶尔县离拉萨一千四百多公里，北邻新疆，过去交通不便，阿里的许多事务，都由新疆托管，西藏阿里与新疆和田一道，拱卫着中国的西大门。
七十多年前，新中国成立后，西藏成为中国大陆最后一片待解放的地区，中央做出了“解放西藏宜早不宜迟”的判断，派遣已经在四川安顿的18军进军西藏，与此同时，新疆、云南、青海方向也派出了进军西藏的队伍。新疆派出的先遣部队，就是闻名后世的进藏英雄先遣连。
先遣连由新疆骑兵师一团一连担任，有汉、回、藏、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七个民族，共136人。1950年8月，先遣连进军西藏，他们穿峡谷，越冰峰，跨湖滩，克服气候恶劣、高原缺氧的重重困难，翻越海拔6700多米的喀喇昆仑山脉主脊——界山达坂。在两水泉短暂休整，取得当地牧民的信任，先遣连将花布、方块糖、茶叶等礼物送给他们，并通过翻译，详细地向藏族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人民解放军的纪律。根据上级指示，先遣连留驻33人在两水泉和多木，将此处作为前进部队的转运给养点，其余103人继续向前挺进阿里腹地，抵达扎麻芒堡，扎麻是一种高原耐寒植物，扎麻芒堡是扎麻很多的意思。先遣连按上级命令就地扎营，做越冬准备。
进入冬季后，藏北高原大雪封山，部队的粮食、服装、帐篷、药品给养，都出现了困难。为了应对严寒，先遣连官兵克服高原反应和冻土施工的重重困难，历时一个多月，建成一座标准化军营。整个军营由16间地窝子、6座马棚、49个掩体、249米蛇形交通壕和两座2.5米高的碉堡组成。我在现场不由得感慨，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精良的战斗配置，是不惧怕任何来犯之敌的。但是，来自大自然的挑战，有时是人们无法意料的。从1951年1月开始，先遣连的缺粮困难越来越严重，许多官兵患上高原病和其他疾病，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受高原病折磨的官兵一个又一个被夺去了生命。
总指挥李狄三是第一批患病的人，但他一直坚持在领导岗位。为了开展工作，他派人与改则宗本（县长）进行交涉，要求其严格遵守协议，不得阻挠解放军行动，不得威胁与解放军正常交往的群众。为鼓舞士气，他以身作则带领大家与恶劣的环境与条件抗争，亲自创作多首歌曲鼓舞官兵。他坚持手写和口述行军作战日记，直到病情恶化躺倒在床，也坚决不肯使用全连仅有的一盒盘尼西林。1951年4月下旬，李狄三时常出现昏迷现象，生命处于垂危之中。5月28日中午12点，当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二团的首长带着医生和电台赶往扎麻芒堡，弥留之际的李狄三看到后续部队到来，得知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签署，欣慰地合上了双眼，12点15分，这颗坚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先遣连在海拔5000多米、气温低至零下30℃的扎麻芒堡坚守了数月，经历了难以忍受的严寒、缺氧、饥饿、疾病的折磨，先后有63位指战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进藏英雄先遣连后来两次被授予荣誉称号，1950年被军区授予“英雄先遣连”，1955年10月，被国防部授予“进藏英雄先遣连”荣誉称号。这是第一支出现在阿里高原的红色队伍。
我前往先遣连纪念馆拜谒，是2022年。先遣连纪念馆位于改则县先遣乡，先遣连艰苦卓绝的英雄事迹，不仅让这里名满天下，也让人感知了这里的高寒艰苦。
先遣乡位于改则县的西北部，北与于田接壤。这里气候干燥寒冷、大风频繁，年平均气温低于零下2℃，有记录的极端最低气温达到过零下44.6℃，雪灾、旱灾和风霜灾害频发，是藏北无人区的核心区域，可谓人类生命的禁区。虽然自然条件艰苦，这里依然活跃着一批继承先烈遗志、续写高原传奇的奋斗者。
在先遣乡乡政府的暖廊里，有一株两三米高的班公柳，乡党委书记李熙斌骄傲地告诉我，这是“改则第一树”，也就是说这是整个改则县长得最高的树。此说是否确切无法考证，但在先遣乡这样的高寒地区，能看见郁郁葱葱的树，的确是个奇迹。
李熙斌是甘肃人，说话带着浓重的西北口音，从黝黑的脸庞和紫红的嘴唇可以看出高原生活的印记。李熙斌在先遣乡已经待了将近十年，他说刚刚调到这里当乡长的时候，条件远没有现在好，情况不熟悉，各方面工作还没有展开，面对荒凉一片，他经常绕着乡政府背后的小山转圈，有时觉得自己都快要抑郁了。女儿稍长大，爱人带着她从老家过来探亲，看见老公的工作环境，忍不住放声大哭。那时候还没有条件吸氧气，娘儿俩半夜睡不着，爬起来跟李熙斌商量：“这份工作咱们不要了，回家种地去！”
透过李熙斌招牌式的微笑，我依然能够感受到他当年内心的无奈和歉意。
先遣连纪念馆所在地扎布村，被命名为红色文化第一村，依托纪念馆的开馆，2020年的集体经济收入，有了很大进展。
时任扎布村驻村工作队队长的巴桑多吉给我介绍说，过去扎布村有茶馆、招待所、施工队、牦牛养殖基地、民族手工艺、服装加工、蔬菜大棚、养猪场等十几个合作组织，钱和精力都很分散，现在整合成了一个“扎麻芒堡合作社”，有了专职的会计，各方面运作都很规范。合作社自愿加入，实行工分制，全村的牛羊都集中放牧，其余劳动力根据特长，分配到各个专项合作组织中，真正实现了按技能分工，按照劳动量获取报酬。合作社2018年成立，当年全村的人均收入就从4000多元上升到了8000多元，翻了一番，2020年全村的人均收入能够达到一万元。2019年收入最多的一家牧民，承包了村里的一群羊、一群牦牛，家里六口人，两个小孩上学，牛羊养得好，副产品也多，年收入达到了13万元。
因为靠近乡政府，又守着先遣连纪念馆，村民们不必去远处打工，村里有时安排他们就近务工，每天向合作社上交200元，多余的归自己，如果安排了工作不去干，每天也要向合作社交200元。村里的学生每年有850元的分红，如果家里有辍学的学生，全家的分红都要受影响。在自愿加入的基础上，这样一种合作，无疑是高原资源整合的很好形式。
说到养猪场，巴桑多吉来了兴致，非要拉着我去看猪圈里的藏香猪。跟着他到了离村委会不远的一排猪圈里，太阳正当头，火辣辣的，猪圈里的几头猪，都在猪舍里呼呼大睡，任凭怎么驱赶，就是不肯出来。有人让他钻到猪舍里去轰，他说：“那可不行，这些家伙惹急了会咬人的。”看得出来，他对这些藏香猪，有一些爱怜的意思。
在海拔超过4500米的地方养猪，是一件新鲜事。刚开始的时候，能轻松对付牦牛绵羊的牧民，对这些吱吱叫着、四处乱跑的小东西束手无策，也不知道该给它们吃些什么，后来向在附近务工的汉族同志请教，才慢慢摸清门道。巴桑多吉说，养猪场的猪仔，是改则县个体非公党支部捐赠的，2018年给了七头，这些年出栏了11头，每头卖出去的价格在2500元到3000元不等。
改则县个体非公党支部副书记左勇华，一位江西龙虎山的小伙子，十多年前来改则县发展，从一间小超市干起，现在已经小有成就，他的企业吸纳本地就业32人，人均工资每月3000元，一对日喀则夫妇做管理工作，每年收入17万多。
受巴桑多吉委托，到改则县时我专门找到左勇华，向他反馈扎布养猪场的情况并向他表示感谢。左勇华夫妇来改则的时候，不过20岁，创业资本也就5万元，从拉萨坐班车到改则，随身带了20瓶矿泉水和20块压缩饼干。为了创业，他们曾四年半没有回过老家，只去过一次狮泉河一次拉萨，还是为了生意上的事情。在当地党组织的培养下，左勇华2012年入党，之后就一直积极从事公益事业，回报社会，是一个急公好义的热心人。
“我们这里养出来的藏香猪，比林芝那边的要大。”林芝是藏香猪的发源地，也是当地的一个品牌。巴桑多吉这么说的时候，大有些得意的样子，他说：养了两年的猪，大家都积累了一些经验，那些藏香猪也适应了这里的环境，每天早上出去找食，中午回来睡觉，等太阳不太晒的时候再出去，晚上回来吃猪食，十分自在。听他这么说，我觉得他太浪漫主义了。
当天吃过晚饭，巴桑多吉急匆匆跑过来告诉我，藏香猪出门了。我跟着他来到草地上，看见远处果然有八九头大小不一的藏香猪，跟着散放的马匹、追逐的家犬，构成了一幅和睦的高原风景。
见到贡布和他的家人，是第二天早上我从先遣乡返程的路上。天还没亮，贡布和妻子从帐篷里起来，聚拢要挤奶的母羊，母绵羊挤奶，到这几天就要结束了。2020年绵羊和山羊的产奶都还不错，除了上交合作社的，还能剩下不少。
贡布是扎布村的一户牧民，今年39岁，妻子比他小两岁，夫妻俩有四个小孩，老大在拉萨阿里中学上高一，是个女孩，老二是个儿子，在改则县小学上四年级，三女儿在乡小学上二年级，还有一个四岁的小儿子，现在正在帐篷里睡觉呢。
就因为这几个孩子，贡布一家的日子曾经很艰难，合作社成立之前，有时饭都吃不饱。2015年，贡布一家是建档立卡户，2018年脱贫。我问贡布是怎么实现脱贫的，贡布说不出大道理，他给我算了一笔账。贡布2020年的经济账如下：
承包村里320多只羊的放牧，每年承包费（牧业补贴）6.9万元；一家人每年草场补贴3.3万元；贡布每年野保员补贴7000元；妻子每年生态岗位补贴3500元；合作社每名学生补贴860元；
合作社承包要求每年上交酥油，山羊每只七两，绵羊每只五两，上交后家里的酥油还有剩余。到目前为止，羊毛超了一百多斤，羊绒超了十多斤……
听贡布一笔笔交代，我在心里盘算，现在城里的双职工家庭，养个孩子就弄得鸡飞狗跳、叫苦连天，没有老一辈参与不行，而贡布夫妻俩养了四个小孩，并没有捉襟见肘，何况，几个小孩陆续读书出来之后，会是一种什么状况？
我第一次去阿里，是2002年。马年转冈仁波齐山，是西藏的一个风俗，意味着圆满吉祥。但转冈仁波齐谈何容易，路阻且长不说，要找到合适的交通工具，也是件万难的事情。那时候我还在北京工作，跟上海的阿俊约好，他在拉萨租了一辆丰田越野车，我们一同前往。阿俊是个西藏迷，对藏文化的了解比我这个都市藏族还透彻。他在拉萨等我，我从北京飞过去与他会合，马上驱车西去。在半道我就觉得不对劲，胸口像压了块石头，跟过去上高原感觉不一样。三天后到塔钦，那里已经形成了一座帐篷城，人头攒动。夜里在帐篷里睡不着，起来在车里靠着，嗓子丝丝有声，吐出的痰是粉红色的，也仗着年轻，没当回事情。第二天早上，阿俊逼着去医务所诊断，医生听诊器一搭，立马做出诊断：严重高原肺水肿，要出人命的。
那时候除了吸氧，没有别的办法。阿俊一个朋友有亲戚在普兰县当医生，当即让阿俊带着我去找他。受了惊吓，这会儿我已经有点迷糊了，半躺在后座上，阿俊为自己精心准备的那几罐氧气被我消耗殆尽，起了大作用，不然我可能扛不过去。
一路下山，慢慢看见了树，有树就可以判断海拔到了4000米的样子，呼吸也慢慢感到平顺。当医生的朋友在招待所开好房间等我们，到达后立刻挂上点滴，那天我记得尿了好几盆小便。医生朋友说，如果有好转就好办，如果还不见效，只好往边境方向海拔低的地方去了，只要海拔降下来，肺水肿的症状自然缓解。不过那要跟部队联系。好在身体争气，逐渐好转。
在普兰一住十来天。普兰的海拔、气候跟拉萨相似，送走阿俊他们，没事就在小县城溜达，居然住出故乡的感觉。艾特玛托夫有一本小说叫《一日长于百年》，我在普兰的日子，没那么夸张，但也铭心刻骨，以至于成了如今不留神就触及的写作题材。
第二年我去体检，医生看着我的报告说，你这辈子是跟高原无缘了。
那位医生的结论太过武断了，2004年，我又重返高原，而且长期工作。最初，我的嗓子是准确的海拔仪，一旦海拔超过4500米，我必然喉咙发紧，嗓子嘶哑，后来症状逐步消失。我十余次进出阿里，走遍了从东到西七个县，常人不容易抵达的底雅、典角、萨让这样的地方，我也涉足。遥远的阿里，成了我生命中重要的组成。
就在塔钦那天晚上搭帐篷的时候，我弯腰去捡一块石头，在地上看见一个浓重的黑影，我差点惊叫起来，定睛看时，才发现那是我印在地上的影子。那天是十五，高原的月光通透清澈。现在想起来，我觉得那是我的一次重生。
我在拉萨工作到退休，却一直没有联系上在普兰救治过我的医生朋友，按年龄，他现在还应该在工作岗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