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着一颗心来
有一年陪客人去黄山，在光明顶的一座小亭子里躲雨。这座亭子叫“行知亭”。在山顶光秃秃的山岩之上建一座亭子，殊不易。亭子形制简洁，四根石柱，四个飞檐。廊柱有联：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这是陶行知的名言。
亭外石道边，还立一石碑，是行知先生手迹：
行动是老子
知识是儿子
创造是孙子
我们知道，先生二度改名，先“知行”，后“行知”。
我曾多次去安徽歙县的陶行知纪念馆，每每感叹，先生学养之深厚、精神之高洁。先生雕像后面的墙上有十二个大字：“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正是先生一生的写照，对教育事业无私奉献、倾尽心血。这又让我想起了自己的老师。我上高中时刚恢复高考，此前上小学、初中的近十年里我们几乎没读书。班主任徐老师和他的爱人谢老师都教我们班。我们晨读，他们夫妇在教室里来回巡查；晚上自习，他们坐在后面。徐老师说：“我们十来年没有书教，如今赶上一个好时代，我们恨不得把所有的知识一下子都教给你们。”正是在徐老师班上，我懂得了学习的重要，成为一个好学的青年。我一生对徐老师和谢老师充满感激。
近得一册《陶行知诗歌集》，言短意深，无事即翻两页。行知先生的诗歌不是天上的月亮、水中的花朵，他说：“要说大众的真心话，要讲大众的心中事。”这册诗集收有诗作近千首，首首都为人民而歌，为教育而歌，为唤醒民众而歌。在动荡的年代，这些诗歌保存下来十分不易。据陶行知的学生方与严回忆，1930年4月，晓庄学校被封，先生遭通缉，先生怕他的诗稿也遭劫运，便请学生将诗稿复写五份，存到北京、汉口和上海的银行保险箱里，还寄了一份到香港。1945年12月，先生要去参加昆明“一二·一”运动死难烈士祭礼活动，恐遭不测，于是在临行前的早会上，他说了这么一番动情的话：“我于昨天一晚，已把我的破布烂棉花的诗稿整理好，马上可以交一份给郭富昌同学拿到他父亲主持的安庆书店去印行了。其余几份，可以寄到各处托友人保存。我是可以交代了，无顾虑地去参加祭礼了！”由此可见，他爱自己的诗歌如爱自己的生命。我们现在能读到这一本《陶行知诗歌集》，该感到多么庆幸。
行知先生多才多艺，不仅喜欢诗歌，还喜欢戏剧。看白韬先生写的《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写先生在晓庄学校时成立了晓庄剧社。他自己带头参加戏剧活动，排练了田汉的《南归》《苏州夜话》《生之意志》，在《苏州夜话》中饰老画家，在《生之意志》中饰老父，都演得惟妙惟肖。他们不仅在校内演，还到城里公演，引起很大反响。
行知先生极有童心。在《陶行知全集》书信卷中，有多封写给儿子们的信，其中有一封是这么写的：“恭喜你们又得了一个小弟弟。你们可以给他一个名字。好不好？若是好，就请你们取一个名字供他吧。我现在寄几块糖给你们吃。好不好？若是好，就请你们吃吧。”这封信的标题就叫《用小桃的笔法写信》，看了之后不禁要失声笑起来。他不仅向大众学习，他还向孩子学习。
还有一封也是写给儿子们的：“你们两个人真好，你们写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多谢得很，因为南京打仗，信在南京搁下了，到前天才收到……孟禄夫人前天从美国到上海，送了两盒玩的东西给你们……你们每人都要写一封信谢谢孟禄夫人，收到了就写，要写你们心里的话。写好了寄来，我给你们翻成英语，一齐寄到斐利滨（菲律宾）去给她。斐利滨是什么地方呢？请阿姑教你们。不晓得的就可以写信问问孟禄夫人。好不好？若是好，就问她。你们写给孟禄夫人的信，要自己写，写在好纸上，要写得干净。”先生仿佛是为教育而生，生活中无处不体现出一个教育家的用心。
这里要宕开一笔。行知先生1915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是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的学生。杜威先生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教育理念，行知先生起初对此深信不疑。后来，行知先生在南京郊外的晓庄创办乡村师范学校，摸索中国教育的出路。在实践中，他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强调社会生活对教育的作用，教育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应使教育和整个社会生活血脉相通。
近又得先生一册《斋夫自由谈》，文字生动有趣，见智慧，有思想、才学，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读起来一点不隔，是那么亲切。《胡适捉鬼》《比牛顿大一倍》《世上三等人》《生难杀易》《大胖子》《拆台》《阳历闹的乱子》《五毛钱的总司令》《如是我见》……每篇短短几百字，读后都令人莞尔。
每每涵泳于陶行知先生的光芒，都让我感到幸福，因为这是与伟大灵魂的一次次相遇。
想起行知先生著名的“四问”——我们每天都要问一下自己：
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
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
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
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
自己虽然很渺小，但一直在努力，也希望自己能每天进步一点点，努力做一个高尚的、有情趣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