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深夜热线

结束各自生活中的奔忙，真正和刘雪韬通上话时，时针已指向夜间9点28分，他们一家刚刚从一场外地举行的婚礼上赶回。开场白在她因紧张而答不出问题的担心与我的劝慰中往来几个回合，事实上，虽然尚未真正谋面，我们却已在线上相识时日不短了。因网站原创平台而结下的情谊就是这么神奇，远隔千山的奔赴常发生在弹指间。

昭通的云

刘雪韬电脑和手机里的照片很多，尽管有不少看起来内容相似，还是舍不得删除，也许只有她自己知道，这幅照片里拍下的孩子与另一幅中的有什么不同，或者这幅照片定格的云朵，又是否比另一幅中的飘远了些。

请她挑选一些日常影像发给我，频繁出现在画面里的，总有仿佛看不完的云、草木葱茏的河岸、孩子玩耍的身影……我突然意识到，这些童真、自然、诗意的事物，某种意义上几乎就是她生活的重心。

刘雪韬小说的语言，与她喜欢亲近的流水有着极其相似的质地——平和，包容，娓娓道来，缓缓漫过，如风拂过，呼吸般自然。

在刘雪韬老家，距离家门口四五百米远的地方，流淌着一条大河，这条从昭通南一直流向北、最终汇入金沙江的河流，名叫洒渔河。“洒渔”来自彝语，意为“鱼米之乡”。这条美丽的水流贯穿了昭通城，也贯穿了刘雪韬的童年。因为离得近，刘雪韬经常去摸鱼、洗衣，尽管如今的家距离老家有20多公里远，但她还是愿意常带孩子们回到那里“踩水”，好像探望一位旧邻老友。

昭通水资源丰富，河流与水岸是这里的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风景。刘雪韬如今居住的小区外也有一条“秀水河”，这里拥有她眼中最灵动的风景——黄昏时分，从家中窗口望向秀水河，白色的水鸟，有时形单影只，有时三五成群飞往河边，景象静谧无比。

昭通人把水库称为“闸”，刘雪韬常带着孩子们到闸边。昭通的云特别漂亮，闸边尤其如此，云的颜色随着天气的变化而变化，晴天时是湖蓝色，阳光映照在上面，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好看，刘雪韬此时喜欢站在湖边，边听着音乐，边不自觉陷入沉思，脑海里自动浮现一些广阔的画面，有时也泛起莫名的忧伤。很多她本以为已经遗忘的事物，那些沉淀在深处的记忆，再次被打捞出水，汩汩涌现。自然仿佛施展了魔法，将被庞杂信息轰炸过后的缓存清空，剔除掉一些枝节和碎片，并擦亮那些真正重要的。刘雪韬善于在这样的时刻敞开身心，在流水和云朵怀抱里，她仿佛重回赤子，心境纯粹，接通不为人知的精神世界。

    孩子们的背影。刘雪韬周末经常和爱人一同陪伴孩子去他们喜欢的地方骑车、玩耍。对他们来说，相聚的时光远比一些热闹的应酬重要。

由写作接近生命的真实

当绝大多数原创来稿在追忆“回不去的乡土”时，由2019年入选“周星”的第一篇作品——小说《春逝》开始，刘雪韬独特的写作气质就已彰显，形同在惯性运转的链条上开了一道“口子”，令我们的编辑团队格外惊喜。当年点评《春逝》的青年作家范墩子认为，那是“带有哲学思辨色彩的现代性小说”，而这与刘雪韬的天性和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生性敏感、喜读哲学之外，童年与成年后的刘雪韬曾有过数次遇险经历。少不更事时落水险些夭折，成年后又遭遇过严重车祸与滚落的巨石……任凭哪一桩如今听起来仍不免令人唏嘘，所幸她每每都能从“虎口脱险”。当如旁观者般平静讲述那些有惊无险的过往，刘雪韬感叹，这是她唯一一次以“这种形式”向人倾诉。对此我既感到些许意外，又似乎尽在情理之中，我想，她的心曲恐怕早已“融化”在她的文字中。

每个千钧一发的关口，她总在心中默念——“如果活下来，更要加倍好好生活，爱身边的人……”，每每与死神擦肩，都是一次重生，更提醒了她对生命与日常的珍视，她因而更看重了一些东西，也更看轻了一些东西，过往潜移默化地渗透进生命，而她则渐渐磨砺了将感触移植到笔端的无比耐心。于是，她的书写有时贯注了老人与青春少女的对照，有时则落在对一株植物长久入微的注视中。小说是虚构的艺术，而创作的底色则无从虚构，一切发自生命的真实，经由写作一途接近真相。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主观的，论及高下的理由也许千人千面，但其中必不可忽略的面相一定有——刘雪韬用创造与书写，回答了何谓她心中小说的现代性，也回应了今天我们怎样写小说，以及写怎样的小说。

固然受到依稀可辨的诸多文学偶像的浸润与文学潮流的影响，但无论如何，那个居于首要、不吐不快、不得不写的理由仍然是她自己。

花开在意想不到的时刻

在童年落水的记忆里，行将灭顶时，是邻居一位姐姐救下了刘雪韬。之后几年中，她甚至不敢去井边舀水，随着长大，恐惧感终究被克服了，水重新变成可亲近的存在，这个并不轻松的过程意味着成长。很多时候，写作也是这样。 《春逝》的写作始于疫情之前，几乎是封闭状态下的心绪代言，《我在傍晚开始数数》则投射了对生命的凝视与感悟。刘雪韬的作品，无论小说还是散文，几乎都能从中体味到一种讲述的耐心。这种耐心倾注在段落与段落之间，倾注在那些几乎“一闪而过”的细节里。当我们跟随她的书写一遍又一遍清点一株植物叶片的数目，心绪也渐渐平静下来，来到“那个普通而沉静的、有夕阳的下午”。时间与生命，明明是相当宏阔、有纵深感的命题，刘雪韬却有一种能力，将之聚焦到微末事物之上，不着痕迹地牵动读者的神经。

“数数”这个动作是真实发生过的。刘雪韬至今仍记得，黄昏的光里，那株被她细数过的多肉植物生得“莲座一般”。由于分外珍视，她被借调期间还特意将其托付给父母照顾。后来阴差阳错，植物死去，刘雪韬甚至为此掉了眼泪。死亡何尝不是生命的习得。

有时，生命中发出的新芽也一样，在意想不到的时刻发生。

2023年11月，刘雪韬剖腹产生下了第三个孩子。以她当时的状况来说，并不适合再写下去，因为写作不由自主变得沉浸，对身体是不小的负担。可就连她自己一度也以为“不写了”的时候，习惯了每日书写的身体还是坐不住了，孩子刚刚满月，她再次拿起笔，每天写一点，坚持至今，不知不觉积攒了40余万字，相当于一部长篇小说的体量，这是她过去没有过的体验。

采访中她不止一次地说，每当感到迷茫，失去了写作的方向，驻扎原创频道写作后收获的鼓励便如同一束光，照亮前路，给予她释放内心与表达的勇气。

访谈：

杜佳：雪韬你好，虽然相识时间不短，但像这样和你长时间地谈天还是第一次。我还记得，最初读到你入选“本周之星”的小说《春逝》时的感受，当时就很想认识你，并且好奇最初激发你写作灵感的契机是什么？

刘雪韬：我开始有目标和有计划地记录是从2013年开始，那时我女儿刚上幼儿园，她第一天去的时候，一想到她要开始自己闯荡我的眼泪就无法控制，从那时我萌生了写信给她的念头，于是动笔写了起来。这不停增加着的书信到今天至少已有200多万字，时间跨越了10年，我的孩子也从一个变成了三个，但我还是习惯以对她说话的口吻记录着他们的日常。我是一个容易受感动的人，会因为读一本书、朗诵一段文字、听一段音乐而热泪盈眶。

2019年，我突然萌发了写小说的愿望，之前我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这个习惯给了我很大的支撑与累积。有时候我在想，促使我们生命发生转变的一些事情其实是带有偶然性的。2020年以后，在那段历经煎熬、苦痛、担忧又倍感生命脆弱的日子里，“想写小说”的愿望越来越清晰，甚至是在促使着我前行。我一直在不断尝试与累积，我希望作为一个热爱文学的作者，有一天能够写出自己感到满意的作品。

杜佳：除了小说之外，你是否尝试过其他文体的写作？我注意到你的朋友圈会不定期分享一些颇有诗意的生活瞬间，有没有尝试写诗的想法？

刘雪韬：尝试过的，但不常写，兴之所至时便动笔写一些散文诗。2023年1月以后就很少写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年龄或者是太忙了。我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之后，属于自己的时间更少了，我会感到莫名的对于时间的担忧，独自一个人的时候脑海中会不自觉地做着“30+30=60，再加30就等于90”这样的时间题目，觉得人生能够拥有和支配的时间实在短暂。尤其是当猛然间意识到，从幼年来到当时母亲所处的年纪其实一点都不漫长。我担心这快速到来的衰老使我来不及写出想要写的东西，感到非常不舍。

杜佳：你曾在自己的小说中流露过一种朴素而生动的小说观，“要从一个人中分离出许多个人，只有小说或是母亲能够做到”，请谈谈你的小说观念。

刘雪韬：我对小说的认识经历过很多个阶段，是我喜欢的作家教我认识了什么叫小说，告诉我好的小说一定是真诚的，它们可以超越现实与平凡的生活，绝非仅仅是矫揉造作的虚构。以前我觉得小说与生活，就像两条永不交叉的平行线，但现在我觉得小说离生活很近，近到我们每天呼吸的空气、盛开又正在凋谢的石榴花、正在过着的夏天……无不蕴藏着小说的气韵。小说是来源于生活的艺术化创造，就像在一片狼藉的土地上拾起一朵鲜艳的玫瑰一样，写小说的过程就是捡拾与呈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小说家用笔将花朵周围的颓败削去，仅只刻画一朵艳丽无比的花。

意义或美景，转化为文字后更凸显其存在，文字是具有选择性的，小说家要做的就是选择文字将要讲述的东西表达出来，去芜存菁。面对同样的小说人物你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可以将一个人划分为几个人表现，也可以将几个人的经历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可以任由想象发散，也可以只从单一的方面加以书写。小说可以涵盖和表达的实在太多了，就像站在一幢不起眼的建筑面前，只有找到一扇小门并跨进去才会发现它其实是一座宏丽无比的殿堂。现在，我还站在那座殿堂外面，透过棱镜似的玻璃窥见了构成那殿堂的斑斓色彩的一角，但却无法真正地触摸到它。我只有不停地写，有一天才可能寻找到一扇小门。

杜佳：你的作品中出现过卡尔维诺等作家的身影，请谈谈对你产生过影响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刘雪韬：我很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读能带给人美的享受的书。很多年前我喜欢读散文，初中毕业以后才转向小说。随着年龄的增长，阅读已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习惯。我记得在休产假期间为了节约出读书的时间，就用“披风”把我的婴儿背在背上，走来走去地读书。尤其是我喜欢的作家的书，连炒菜的时候也舍不得放下，我经常左手拿着书读，右手拿着勺子炒菜，有时候背上还背着孩子。我读过许多外国作家的书，有的会整套买来读，比如奥尔罕·帕慕克、纳博科夫、石黑一雄、科尔姆·托宾、亨利·詹姆斯等等。好像只有这样，他们的思想才能被我收藏。帕慕克在《别样的色彩》里写过这样一段话：“如我以前所说，虽然有些作家曾教给我们很多关于生活、写作和文学的知识，虽然我们也曾满怀热爱和激情阅读他们的作品，但他们只存在于我们的过去。假如我们后来还会重温这些书，那也并非因为它们仍然吸引着我们，而是仅仅出于我们的怀旧之心——能回到我们初读这些作品的时刻，那是一种快乐。海明威、萨特、加缪，甚至福克纳都属于这一阵营。今天，当又拾起这些作家时，我并非期待发现新的见解，只希望回忆当初它们是怎样影响了我，怎样塑造了我的灵魂。”

读到这一段时，我想到在遥远的土耳其，有这样一位作家，用如此优美的语言表达了我们习焉不察的道理——优秀的作家不仅会影响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还可以用坚韧的质料去塑造我们的灵魂。我仍然记得第一次读《雪》时所感受到的惊喜与震撼，那时年轻的我对自己说——这才是真正的小说家。《我的名字叫红》《纯真博物馆》《别样的色彩》……一本都没有让我失望过。从这些书中我明白，一本小说，通常都是由许多体验和不可分割却又真实的瞬间组成的。比如，有些人成为母亲后，会习惯把孩子小时候用过的物件收集起来。我的衣柜里也装满了这些小物件，我宁愿失掉更昂贵的东西也舍不得失掉它们，尽管有的已经变得陈旧。帕慕克注意到了人生中容易被忽略的小事情，透过纷繁的现象看到它们包含的“爱”的本质，并将它们诉诸小说。《纯真博物馆》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再比如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他为我们提供了“原来可以这样写作”的一种思路。小时候或许我们都曾经有过为了逃避父母的责罚而待在一个房间或者是一棵树上不下来的想法，哪怕就那么一瞬间，卡尔维诺却让这些瞬间无限地延伸、拉长，并赋予它们意义。这就是一个伟大作家的敏锐之处，你愿意相信他，相信世界上存在过这样一个执著又纯粹的人，即使他只能存在于艺术的永恒世界中。人的一生由成千上万细微的瞬间组成，但却只有少数人捕捉到并将它们创造和升华为动人心魄的故事。

杜佳：我对你的小说的阅读感受是比较顺畅的，你的写作习惯是怎样的，是“一次成型”居多，还是反复修改居多，又或者还有其他的方式？

刘雪韬：我写的文字大多是“一次成型”，我不大去修改，写完即完成。一方面是每个时段的文字与当时的心绪紧密相连，过后修改不见得比当时更加完善；另一方面是能够用来写作的时间的确非常有限，对于一个女人、一个母亲来说，每天能用来自由支配的时间本就不多。我的写作时间大多是在晚上8:30至10：00，这宝贵的一个多小时通常要用之前加倍的忙碌来换得，所以我很珍惜。由于是边带孩子边写作，时间并不连贯，所以我写的文字还是片段居多。

杜佳：我对你在社交平台上最突出的印象是“生活即诗”，那么你如何看待生活、职业与写作的关系？

刘雪韬：我觉得它们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生活与工作是生命的一部分，尽管人人都有各自面对的方式，但它们不会孤立地存在。刚参加工作的那几年我曾在办公室工作过，学到的公文写作方法也影响到我其他文体的写作，那是一种严谨、向上的态度，就像在生命中的渐进阶段，一个事物会为另一个事物奠定基础。如今，写作就像一捧雪融进溪流一样，深深地化进了我的生活，不用刻意为之却无处不在。经常会有一串串文字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需要做的是任由它们像音符一样流动，然后尽快把它们记下来。那些自然而然出现的文字有时是由眼前景象引发的童年记忆，有时则是在“美”面前所感受到的深切安宁。每当黄昏，我从南城清真寺一侧进入虹桥路，浓烈的生活气息就迎面扑来，榨油的、卖米糕的、卖小菜的、卖牛肉的、卖盖头的……真是应有尽有，我行走着，既沉醉其中又超脱其外，觉得被我所凝视着的街区正在以另一种我暂时还表述不清的形式凝结成文字，出现在我某天要开始写的故事中。

读过的书、好几次险些失去生命的危险、已经写下的东西，所有这些都让我深深感受到生命与文学的力量。

杜佳：不知你是否留意到，从“外卖诗人”王计兵到《我在北京送快递》的作者胡安焉，再到更早成名的“矿工诗人”陈年喜，素人写作越来越成为近年广受关注的文学话题。比如网站的原创频道就为很多基层写作者提供了发表平台，但也有人对此表现出担忧，认为素人写作的社会性意义已经超过了文学性意义，“并未提供新质的文学”，作为长期扎根基层的写作者，你怎么看待“素人写作”这一文学现象？

刘雪韬：此前我还不熟悉“素人写作”这个概念。越来越多来自于各行各业的人加入到写作者行列，文学正在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改变和影响着更多的人。我也是素人写作中的一员——来自民间，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我很欣赏通过努力享有成果的人，并且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坚持着。只要坚持写就是有意义的。

杜佳：素人写作，尤其在初始阶段，主要书写的对象常常是自己的日常经验，请谈谈你写作中主要的书写对象及缘由。

刘雪韬：我觉得我写作中的主要书写对象是我的记忆、我熟悉的生活、还有铺展在我眼前的现实世界。在我写给孩子们的书信中，孩子们又变成了我的主要书写对象，我讲述着这个阶段里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他们的成长、取得的进步、应该坚持的事情等等。我把我能想到的事情，还有他们长大之后或许渴望了解的记忆记录下来，留待以后送给他们。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我写作的局限，但好在写作是比较自我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常常不甚关注外部的声音，只顾着埋头去写。

杜佳：数次到云南的体验让我领略到，那里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自然资源丰富，是名副其实的“植物王国”。你所在的昭通活跃着昭通作家群，流传着生生不息的文脉。家乡对你的写作有怎样的影响，地域性在你的写作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刘雪韬：昭通是中原文化进入云南的重要通道，素有“锁钥南滇，咽喉西蜀”之称，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历史遗迹。这里的确是一个文化厚重的地方，目前已有数十位作家加入中国作协，他们都是我的榜样。尽管每个人踏上文学道路的契机不尽相同，但昭通的写作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那些前辈。在他们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拿起手中的笔书写各自心中的故事，勇敢地追寻自己的梦想。

我很热爱这片土地，常常在周末带着孩子们到周边的小湖泊或山坡上游玩，我们骑车或是步行，跋涉在熟悉的山山水水之间，感受着自然的宽厚与博大，观赏着不同的季节大地呈现出的不同色彩，尤其是在夕阳的照耀下，我简直不知该如何形容昭通坝子那种宁静而悠远的美。在我眼中群山有着不一样的颜色，整个城市就像一个模型，我会看见每天行走和居于其中的那片房屋，它们会因为一个新的角度而显得陌生。我很庆幸出生在这片土地上，这里将永远是我的精神底色。

杜佳：写作之外，你兴之所至而为之的事还有哪些？

刘雪韬：除了保持每天尽可能写上千字左右的习惯而外，我还喜欢听音乐，并且有一种执着，喜欢听着音乐行走在自然中。我觉得这几个兴趣爱好是相连的，我写下的每一段文字都有着当时所听音乐的影子，我听过的所有音乐像一种气息一样，深深地附着在我的生命之上。我最喜欢听的是新世纪音乐，偶尔也听凯尔特音乐和歌曲，但让我反反复复聆听了十多年的音乐只有Secret Garden乐队和雅尼的音乐。去年冬天，做完第三次剖腹产手术待在病房，我一直单曲循环着Secret Garden的《The Voyage》，感到灵魂腾跃在空中，俯视着躺在病床上的自己，音乐以充满灵性的广阔意境赐予了我战胜痛苦的勇气。我甚至觉得心中那一小部分无法彻底根治的哀感也是因为音乐，它们不时在脑海中起伏，让我一直写下去。

最后，我想说的仅只是生活，尽管文学只是生活中的一小部分，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我们对待人生、对待世界的态度。

（摄影：刘雪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