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告别厅很冷。白色瓷砖凝满了露水，像透明手链，挂了满墙。我站在人群第一排，右边是我的母亲。母亲抱着她许久未见的外孙女，后者歪着脑袋，拨弄她袖章上一根脱出的白线。今天大概来了二三十人，人群向中心围成一个环。大姨站在我对面，皱着眉，手在条绒夹袄的口袋里不安地摸索，她比去年胖些，烫了羊毛卷。舅舅摘掉皮革手套，从西服内侧掏出一张折好的信纸，走到人群中央，清清嗓子，开始讲话。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每三句话就要咳嗽一下，他身后的舅妈则是感冒了，时不时吸鼻涕。人类身体发出的无意义声音，使这场沉重的告别仪式显得有些浮躁。表哥家刚学会走路的小侄女拎着一个小猪佩奇的玩偶，穿过默立的人群，跌跌撞撞朝我扑来。我弯腰扶她，竟有些羡慕她的懵懂。

舅舅在悼词里回顾了细外婆的一生，一九三零年出生于玉江，十六岁遇见细外公，细外公去世后独自将儿女们拉扯大。整整九十一年的岁月被顽强、坚忍、勤劳之类的词汇概括，细外婆的脸似乎也与那个年代千千万万乡村妇女的面目重合到一起。告别厅里不熟悉逝者的远房亲戚们，由悼词拼凑出一个模糊形象，再安到躺在透明棺椁中的那位老妇人身上。

默哀结束，人群排成长队，逆时针环绕棺椁告别。鲜花簇拥下的细外婆闭着眼，仿佛对一切都毫不在意。她的表情很放松，像从前躺在摇椅上睡午觉一样。透过玻璃，我看见她手背那块月牙形的疤痕，不知为何，颜色淡了许多。那疤是鱼钩留下的，当时细外婆钓上一条三公斤重的大鱼，取鱼钩时，大鱼剧烈挣扎，划伤了她的手。伤口不算深，却足足三个月才愈合，留下一道月牙形的疤。

细外婆虽不是我的亲外婆，却和亲外婆一样亲。在我很小的时候，细外婆就带我一起钓鱼。杂草丛生的河滩，摆上两架细外婆自制的折叠椅，麻布面，钢管腿，再崎岖的地形也能坐得自在。细外婆钓鱼时鱼竿从不离手，一钓一下午，我捡的鹅卵石装满了口袋，细外婆还是原来的姿势坐在那儿，手持一根细长的竹鱼竿，静视水面。细外婆说她能通过鱼竿感受到水里正发生的一切，微小的涡旋，缠绕的水草，鱼虾、贝类的活动，都系在那条灰色的鱼线上。细外婆人在岸上，却成了河流的一部分，轻韧的鱼竿是她身体的延伸。

那时我不关心钓鱼，只对河流充满好奇。我问细外婆河里有没有龙，细外婆笑着揉揉我的头发，说河里没有龙，但有一种比龙更神奇的东西，叫鱼王。鱼王通体覆盖着蓝色的鳞片，仿佛积年寒冰，翡翠似的眼珠能看穿人心。鱼王在水里灵活异常，几乎没有多少人见过它，更少有人能钓到它，一旦你有幸将它钓起，必须把它放生，才能保一家人平安顺遂，诸事如意。

细外婆是我知道的人中唯一钓到过鱼王的，但她的一生却并不顺遂。十六岁那年，她在全家人的强烈反对下，跟着细外公远走他乡。细外公是个瘦瘦高高的男人，眉毛粗而浓，牙齿整齐，有一副好嗓子，能唱许多新鲜的歌。天黑后，细外公坐在葡萄藤架下唱歌，月亮都从乌云里探出头来。多年以后，细外婆仍记得爱人唱给她的第一首歌：“天空是海水一样明亮，白日给万物无上滋养，灰色的愁云随风消散，玫瑰遍地芬芳。”那是她这辈子听过最美的歌。细外婆因细外公的歌声爱上了他。她包起一双自己做的绣花鞋——那是她唯一的行李——和细外公坐着牛车离开了故乡，驶向南方长满香樟树的地方。村里没人看好她的这次远行，人们都说：“刻碑子，刻（克）子。”

细外公写得一手好书法，他除了代人写信、读信外，也替人刻碑。细外公刻过各种各样的碑，功德碑、庙碑、纪念碑，刻的最多的还是墓碑。村里去世老人的名字，几乎都在他的手里凿过一遍。细外公刻碑不需要墨和丹砂，他会先在石头前静静端详一阵，然后直接开刻，刻出的字迹如同书法家在宣纸上留下的一样。细外公刻碑的同时也代写碑文，他的肚子里装着许许多多庄重典雅的词汇，用来概括逝者的一生，凡是细外公刻过的墓碑，就没有引起不满的。

那时村人对细外公的情感很复杂，他们既感念于细外公出色的劳作，又想方设法避免在路上遇到他。这种奇怪的现象，比起成日在碑铺待着的细外公，细外婆的感受更加深刻。她几乎结交不到同龄的女性，她们在她看不见的地方纳凉聊天，集市上遇见，也打招呼，但没说几句就草草告别。久而久之，细外婆也习惯了独来独往的日子：下地，她和犁地的牛说话；摘菜，她和墙上的丝瓜说话；给棚里的猪喂食，她就和猪说话；更多的时候，她还是跟自己说话。细外婆从未因此埋怨过细外公，每当夕阳西下，月明如镜，她坐在家里，听着丈夫哄孩子睡觉的歌声，都感到一种隐秘的幸福。

如果不是那场意外，细外婆的一辈子或许就会像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

那天是小姨满月的日子，细外公赶着牛车到外地拉青石，遇上暴雨，连人带车摔下了山崖。细外婆在屋檐下纳鞋底子，听到消息，她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身旁趴在地上用手掌接雨玩的小舅舅，后脑勺儿感到一阵针刺的疼。

细外公的坟前没有立碑，只有一棵细外婆亲手种下的香樟。那棵香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度长到三十米高，是方圆几里最茂盛的一棵。

细外公去世后，生活突然就难了。那时候，大舅舅四岁，大姨三岁，小舅舅两岁，小姨刚出生，一家四口都指着细外婆养活。细外婆白天下田，晚上借着月光做手工，即便如此，还是难以喂饱四张嗷嗷待哺的小嘴。那年夏至，大舅舅突发高烧，请遍村里的医生都不见效。细外婆跪在床边，握着昏迷不醒的儿子的小手，祈求上天把孩子的灾难都转移到自己身上。细外婆细数着她知道的神明，请求他们救救自己的孩子。

细外婆连日的虔诚祈祷未能成功，大舅舅依旧高烧不下。村里有人劝她早做准备，毕竟她“不止这一个孩子”。他们都被细外婆拒之门外，唯一被请进家中的，是个外地来的神婆。神婆给细外婆出了一道方子，说小孩高烧不退，是体内有团淤积不散的邪火，只有将病人全身浸到粪池中，方能驱散。

关于这段历史，我了解不多，唯有从姨们聊天中散落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一二。细外婆是以何种心情将大舅舅沉入粪池中的，她脸上的表情如何，亲手将大舅舅放进粪池中的是细外婆还是别人，诸如此类的细枝末节早已随着那座干涸的土池一同被落叶掩埋。在我的记忆中，细外婆是一个不信神佛的人。她不烧香，不祈祷，不参加庙会，对佛寺敬而远之。细外婆的堂屋不摆观音、灶神，门前不贴神荼、郁垒，家里唯一悬挂在最显眼位置的，是细外婆一家和两张空木椅的合影。

大舅舅死后，细外婆开始跑步。在那个普遍没有健身概念的年代，细外婆无意识地成了先驱者。起初，村里人对细外婆的跑步感到惊恐。他们拦下奔跑的细外婆，满脸担忧问她发生了什么，谁在追她？细外婆解释后，人们反倒更加大惑不解。细外婆不仅自己跑，还拉着孩子一起跑。傍晚田边，晚霞映照下，收工的村人会看到一个瘦长的倩影缀着一串小黑珍珠，那就是背着小姨奔跑的细外婆与她身后的小舅舅和大姨。细外婆用身体丈量她脚下的土地，村里每棵香樟下都有细外婆脱鞋抖落的沙子，每道田垄都积攒着细外婆娇小的脚印。天气允许的情况下，细外婆每天都会绕村子跑一圈，这个惯例一直持续到她七十七岁被大姨接进城才打破。

小舅舅是细外婆一家最早进城的那个。二十八岁那年，小舅舅一次性完成了他人生的两大叛逆，一是从当时如日中天的水稻原种场辞职，二是接过了他已逝父亲的衣钵，开办碑铺。在周围人看来，只有疯子才会丢掉铁饭碗跑去给死人刻墓碑。但小舅舅拍拍手套上的灰，义正词严地说，墓碑不是为死人立，而是为活人立。他说这句话时，细外婆恍惚间看见他父亲的脸。

新婚后的某个夜晚，散发着淡淡木屑味的床上，细外公跟细外婆说过他对死后世界的想象。细外公说，他不相信灵魂，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世界是一片黑色的虚无，或者说连“世界”都不会存在，是彻底的“无”。细外公说死掉的人看不见自己的墓碑，只有活着的人能看见，所以墓碑是为生者立。为了活着的人的思念能有一个具体去处，而去改变一块石头的形状。他知道自己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那时的细外婆并没有完全理解丈夫的话，她觉得人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想死后的事？不管人死后是没了，还是变成鬼怪，变成青蛙，对她来说都无关紧要，此时此刻，她只想紧紧拥抱她身边的男人，哪怕明天醒来会化作一缕青烟，随风飘散。

在大姨看来，小舅舅对父亲事业的继承是有迹可循的。小舅舅不止一次和她回忆起他们在父亲的碑铺里玩耍的童年。小舅舅人生最初的那段记忆，就是一块冰凉的石碑。那时的夏天热得出奇，稍微活动一下就惹得一身痱子。摆满青石的碑铺，是方圆几里最凉快的场所，小舅舅和大姨在碑铺里捉迷藏，轮流扮演死者和抬棺人，玩累了就赤身躺在平放的青石上，让石碑吸走体内的热气。那些黑色、冰冷的长方体，构成了幼年的小舅舅对世界的所有美好幻想。这个冷酷而旖旎的幻想伴随着他，从出生到长大。碑铺落成那天，小舅舅没有回家，他躺在店里一块厚重而巨大的青石砖上，睡了他这些年来最好的一觉。

细外婆对小舅舅的辞职不置一词，只在碑铺开张前夜，让他到细外公坟前的香樟树下跪了一整夜，此后再也没有管过小舅舅的任何行为。即使后来小舅舅靠刻碑成为当地富甲一方的小老板，在城里拥有两套公寓、一栋别墅时，细外婆也没有接受过他给的一分钱。她始终守着她和细外公结婚时的那座瓦房，拒绝向城市迈出一步。

细外婆唯一拜托小舅舅办的事，就是让他带大家照一张全家福。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小舅舅的财力还不像后来那样雄厚，但也是家中最富有的一个。细外婆穿上她最体面的一件灰蓝色的确良衬衫，配一条小姨送的藏青色西装裤，面对镜头身姿挺拔，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十几岁。站在细外婆左边的，是当时跟食品厂请假后，坐一天两夜火车从北方赶回来的小姨。右边是戴着金丝眼镜的小舅舅和穿着雪纺长裙的大姨。他们的前面，摆着两张雕刻精致的红木椅。这两张椅子是细外婆要求加上的，即便摄影师反复强调这会使画面不协调，细外婆也没有让步。她以她顽固的坚持，换来了一张她心目中真正的全家福。这张合影后来被细外婆挂在堂屋正对大门的那面墙上，劝退了许多试图给细外婆说伴的媒人。

细外婆守着她和细外公的房子，直到时间迈入新的世纪。那座老房子，以现在人的眼光来看，不过是栋平平无奇的农村老屋，水泥地，红砖瓦，屋前一块大池塘，但对小时候的我来说，却是充满惊喜的乐园。我喜欢赤脚坐在塘边踩水，毛茸茸的小黄鸭在我面前游过，不知名的小鱼还会来咬我的脚丫。院里养了条田园犬，棕黄毛，四只脚白白的，像穿了袜子。小黄狗没有名字，只要发出“啧啧”的声音，它就会乖乖跑来。我在院子里和小黄狗玩时，细外婆便搬个小矮凳在太阳下织毛衣。她给我织过好几件毛线背心，冬天穿着，暖气被牢牢锁在衣服里。细外婆的毛衣总是织了拆，拆了织，像是独属于她的娱乐。

关于是否进城这件事，细外婆原本很固执。她说住惯了乡下，宁愿老死在这里。后来的一次赶集，细外婆摔了跤，骨折进了医院。出院后，大姨说什么也不准细外婆再回老房子住，这次，细外婆没再坚持，她拎起两麻袋行李，锁上年久掉漆的院门，跟大姨进了城。

抛去从长辈那儿听来的故事不提，关于细外婆，我最清晰的记忆还是她在大姨家的样子。她坐在阳台上，臃肿的棉衣将木椅撑得满满的，手里抱着一个红色的铁饼暖手宝，望着远处的天空，嘴里喃喃道：“真是钓鱼的好日头啊。”

也是在这个阳台上，细外婆第一次跟我讲了钓王的故事。

那是一个天气阴沉的冬日下午，把弟弟哄睡后，十三岁的细外婆拎着一大桶衣服到河边洗。一月无雨，河道窄了许多，露出满是鹅卵石的河床，草鞋踩上去，硌得脚丫子疼。细外婆走近水边，远处的芒草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她放下木桶走上前，只见高高的芒草环绕下，盘腿坐着一位白发老头儿，身披蓑衣，斗笠遮住半边脸，手握一根钓竿，在河边垂钓。

细外婆觉得奇怪，大冬天的，河里都没水了，能钓到鱼吗？心里想着便问出了口。老人闻言转头看她，细外婆注意到他眼角有一块漆黑的月牙疤，藏在深如树皮的皱纹里。老人笑道：“我钓的鱼和一般的鱼不同，只要想钓，就能钓到。”细外婆撇了撇嘴，没有和这个看起来有些痴傻的老头继续交谈，她回到先前的河边，耐心洗起了衣服。

天越来越阴，寒风刮得脸颊火辣辣。眼看要下雨了，细外婆将最后一件衣服拧干。换作平日，她肯定会趁没淋湿赶快回家，那天，不知为何，一股强烈的好奇心粘住了她的脚步。她想去那个人那里看一眼，再看一眼就回家。

细外婆回到芒草丛时，老头儿还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单单蓑衣上落了一只褐斑蜻蜓。闻听身后动静，老头儿没回头，对着河水说道：“细伢子，来得正是时候。”细外婆看向老头儿身旁的鱼篓，里面空空如也，正想笑他，忽地感到鼻尖一湿，下一秒，细细绵绵的雨丝飘了过来，很快便坠成了珠帘似的雨点。细外婆赶紧将木桶护在怀里，转眼看去，老头儿不知何时已站了起来，原本平直的钓竿弯成了牛角，钓线绷得笔直。老头儿向后一撤步，全身都在用力，钓竿先往左提，再往右遛，水底看不见的力量正与他搏斗。细外婆也紧张起来，下意识踩实了脚下的地，十指发力，仿佛此刻抓着鱼竿的人是她。

远方天空响起闷雷，寒风刮过，芒草在雨中刷刷作响。老头儿拽着钓竿，开始一步步向后退，退到一定程度，脚往地上一勾，大喊一声：“细伢子，抄网！”只听清脆的一声，什么东西撞到了细外婆的脚，低头看去，是一根系着网兜的杆子。细外婆没有犹豫，放下木桶抓起杆子冲到河边，那鱼已半跃出水面。细外婆从没见过这样的鱼，冬瓜一样宽，手臂一般长，通体铁蓝，仿佛暴雨后的夜空。她将抄网斜插入水，对准鱼头，顺势前推，奋力向上一抬。

大鱼落入了网中。

那是细外婆和钓王的第一次相见。突如其来的暴雨、潮湿的河岸与淡淡的鱼腥味，构成了她对那场冬钓最深的记忆。事后细外婆返回河边多次，却再也没遇见那位垂钓者。村里人亦说不曾见过一个穿蓑衣戴斗笠的白发老头儿。久而久之，细外婆也不禁怀疑，那个下午发生的一切，究竟是真实的，还是只存在于她的想象？可无论如何，打那以后，细外婆的钓鱼技术确是练了出来。她开始一篓一篓地往家里背鱼，青鱼、鲢鱼、草鱼、鸭嘴鱼，小的两三斤，大的八九斤。闹饥荒的年岁，一家人全靠细外婆钓的鱼才能勉强度日。

细外婆嫁给细外公后，新的事情占据了她的生活。她放下钓竿，怀里抱起了一个又一个小孩。她不再想起钓王，不再梦见那个湿漉漉的下午。直到九年以后，大儿子溺死在粪池那天，细外婆在村北的那条宽河边，再次见到了钓王。

那晚月明星稀，细外婆没有问钓王为何会出现在离玉江三百公里远的南方，钓王也没有问她怀里抱着的死婴是谁。他们以垂钓者的默契，沉默地钓了一夜。月光像碾碎的岩盐，浮在水面。第二天清晨，村头放牛的小孩看见细外婆捧着一尾三公斤重的蓝色大鱼，她像亲吻孩子一样吻了那条鱼，随后半跪下来，将鱼放进河里。

我曾问过细外婆，钓到鱼王后，生活真的变好了吗？细外婆一边往椅背上捋棕榈叶，一边说：“好与不好，都只是感觉。”那时我还年轻，细外婆的话让我难以理解。人生怎能没有好坏之分呢？后来时间过去很久，我参加工作，成了家，有了可爱的女儿，在一个赶策划稿的深夜，接到了细外婆逝世的消息。于是请假，买票回家，穿孝服，戴孝字，参加葬礼。站在细外婆的告别仪式上，我又想起了她当年的这番话。

此时此刻，细外婆躺在盛放的鲜花丛中，享受她难得的长眠，小侄女咬着手指，跌跌撞撞地在宾客们腿的迷宫中奔跑。屋外响起了鞭炮声，高亮的唢呐在耳畔炸响，像马的嘶鸣。我朝窗外看去，原来另一户人家也在今日出殡。送葬的人群挤满了大院，台阶上、树下、停车场，到处都是人，伴随着送葬乐队的演奏，一支不甚整齐的队伍缓缓走出大门，远去。大院重归安静，仿佛方才的热闹喧哗，不过大梦一场。

大姨在告别厅的门口送客，一双双手握住又松开，相似的词汇在唇齿间重复响起。这一环节离开的是关系没那么近的客人，他们不会参加接下来的送葬。留下的男宾客们聚在屋檐下吞云吐雾。我和母亲带着女儿溜到大院西边，大门两旁种了一排香樟，落了满满一地樟树籽，母亲抱着女儿捡樟树籽玩。我望着离去的宾客，忽然注意到一个奇怪的人。一股异样的感觉涌上心头。那真是太怪异的一个男人，他身材矮小，驼背，远看去只有七岁小孩那么高，长相却很成熟，一顶巨大的黑色兜帽，几乎将整个脑袋包在里面。男人在离开的人群中显得很突兀，但整个告别仪式途中我竟没有注意到他。几乎是下意识的，我抬脚朝男人走去。

“那个……您好！”

我听见我的声音这样叫住他。男人抬头看我，他的年纪比我想象的还要大，皱纹在他脸上垒起层层叠叠的小山，眼珠浑浊而泛白，脖颈处的皮肤耷拉下来，好像公鸡下巴上的肉裾。

“你好。”男人开口道，他的态度很友善，让我放松了一些。

“您好，”我挤出一个笑容，斟酌着如何提问才不冒犯。我朝男人刚刚离开的告别厅指了指，“不好意思打扰您了，我是……她的外孙女，门口那位是我大姨，因为我从小和细外婆就很亲近，刚才看您有些眼熟，我们是不是曾经见过面？”

虽然不知道男人那双浑浊的眼睛还有多少残留的视力，但他确实认真打量了我一番。男人看向我的眼神中，流转着与他外表不符的孩童般的天真，这让我又一次对他的年纪产生了疑惑。半晌，他摇了摇头。

“那方便问一下，您是她的亲戚？同事？……”

男人的喉咙里响起风箱般的笑声。

“只是一个老朋友而已。”

忽然身后有人喊我名字。我转头看去，只见一个穿着黑色风衣的高挑儿女性远远朝我跑来，从那对熟悉的酒窝，我认出了她，陈伊婉，表叔的女儿，儿时我们曾一起在表叔的田里恶作剧，拔还没长全的菜、偷鸡窝里的蛋，去跟小摊贩换透明珠子玩。

等我反应过来时，那个奇怪的男人已不见了踪影，伊婉则跑到了我面前。

“刚刚在里面我就想跟你打招呼来着，没找到机会。你变了好多，我都有点不敢认了。”

“毕竟年纪摆在这儿，哪还能永驻青春的？”我笑道，“诶，刚刚和我聊天的那个男人，你以前见过吗？”

“嗯？你刚刚有和谁聊天吗？我没注意。”伊婉的脸上闪过一丝疑惑。

“啊……没事。”我又朝远处望了一眼，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不见男人的身影。

“不过说真的，连你都生小孩了，时间真是可怕。”

伊婉讲话的语气和以前一样，鼻音重，带点娇气，像电视里的台湾腔。熟悉的声音一下将我拉回那些与她闺房卧谈的深夜。明净如洗的月光下，两个女孩畅想着未来的人生。那时伊婉的梦想是嫁给一位帅气的甜点师，享受一辈子都吃不完的蛋挞。后来，她的梦想的确实现了，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

“你呢，还是一个人吗？”

伊婉摸摸鼻子，笑道：“依旧在向你大姨学习中。”

“你和我大姨倒像是亲母女。我之前听她说你又开新分店了，还去找她取经来着。”

“活到老学到老，人生就是不断的折腾嘛！最近我又研发了几个新品，还挺受欢迎的，等回去我让店员给你寄点。”

“那就先谢谢啦。”

“客气啥。”

伊婉捏捏我的肩膀，看着远处，忽然沉默了起来。我顺着她的视线看去，看见了樟树下的母亲和女儿。

“她多大了？”

“两岁零一个月。”

“生的时候……痛吗？”

“嗯，痛是肯定的，但现在也有点想不起来了，只记得生了很久很久，漫长得好像没有尽头一样。”

“真佩服你，我就没有这样的勇气。”

“……也没有啦。”

“我能问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主意的吗？”

“其实直到三年前，我的态度都和你一样，就是不想要。但是很奇怪，等发现她在我的肚子里时，我忽然就舍不得了。你别笑我，我知道这里头一定有激素的作用，有社会思想的影响，但我也确实发自内心地爱着她。今天在告别仪式上我就在想，为什么细外婆那辈的人要生这么多孩子？明明吃也吃不饱，穿也穿不暖，为什么要带他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受苦———”

“为什么呢？”伊婉看着我，眼神真挚。

“我也说不清。但在最后告别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细外婆的母亲。那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因为从我记事以来，细外婆就一直是细外婆，但在那个瞬间我突然意识到，细外婆也曾是一个女儿。我不知道细外婆的母亲为什么要带她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只知道，我好感谢她，因为有她，才有了细外婆，而且我没来由地觉得，细外婆自己应该也是这么想的……”

伊婉临走前，到香樟树下和我母亲打了招呼，又戳了戳女儿的脸颊，说等她再长大一点，就给她做好多好吃的甜品。我送她回到车上，她摇下车窗对我说：“虽然我的想法依旧没有变，但我也理解了你的想法。”

我笑了笑：“没有唯一正确的想法，但理解万岁。”

伊婉朝我挥挥手，发动了汽车。她的车前摆了两只面包玩偶，随着车身的移动而摇头晃脑。奶白色的小轿车，驶过满地枯败的落叶，为萧瑟的冬日增添了一抹亮色。

宾客们送得差不多后，我们穿过一条铺满瓷砖的过道，绕至告别厅背后，来到了火化场。这儿的天花板很高，大厅中央横着六条木质长椅，一堵开了窗户的白墙将等候区与火化车间隔开，车间里整齐摆放着一排机器。进车间的只有舅舅和大姨，小姨没有进去，她说不想看到娘从火化机里出来的样子。

小姨和我一样都是从外地赶来的，她是细外婆的子女中走得最远的一个。恢复高考后某个中午，小姨放下手中的竹篓，跟细外婆说她不想干活了，她要读书。而细外婆——一个连小学都没有念过的女人沉默了半晌，拾起小姨编到一半的竹篓，说：“那你就去试试吧。”考上大学后，小姨离开了家，她的足迹一路向北，穿过浩浩荡荡的长江，汹涌浑浊的黄河，最终停留在遥远的松花江畔，那里有她整个童年都不曾见过的大雪，覆盖在大地上，犹如天使的翅膀。

舅舅从火化间出来时在和大姨吵架，他骂大姨“神神道道”，大姨说他“良心被狗吃了”。我跟母亲上去了解情况，原来是骨灰装盒时，大姨不知从哪儿掏出一块蓝色石头非要装进盒里，舅舅不同意，说会弄脏骨灰，两人僵持不下，愣是在车间里吵了起来。

“不是石头，是鱼鳞。”小姨在我身后，自言自语般轻声说道。

“什么？”我心里一沉，问道。

小姨却笑着摇摇头，说：“老古话了，也就你大姨还信。”

在我的追问下，小姨半开玩笑地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昨晚大姨就曾找她和舅舅商量，希望能将一块蓝色的鱼鳞放进细外婆的骨灰盒里。大姨说这是细外婆逝世那天在她嘴里发现的，是对细外婆而言非常重要的遗物，应该与她的骨灰放在一起。舅舅眉头紧锁，点燃一支烟，责备大姨都这个岁数了，还信这种“神神怪怪”。大姨的提议没有得到采纳，姐弟不欢而散。今天在车间里，想必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两人大吵起来。最后舅舅捧着骨灰盒大步流星走了出来，大姨神情淡漠走在后面，似乎昭示着又一场不欢而散。

走出殡仪馆，路上落起了毛毛雨。舅舅走在最前，舅妈在他身旁，打一把黑伞。大姨、小姨并排跟着。其余的亲戚好友们分两列，陆陆续续跟在后面。路面积起深深浅浅的小水洼，皮鞋踩过，泛起一圈圈涟漪。送葬的队伍在雨中蜿蜒，远远看去，好像海里的鱼群。

我看见鱼群中一张熟悉的面孔。我记不起他的名字，只知道他是我的一位远房堂哥，小学毕业后便没再见过。隔着长长的送葬队伍，我一眼就认出了他。

当我还在细外婆家的池塘边光着脚丫赶鸭子时，堂哥已是一位光荣的少先队员，走到哪儿都要炫耀他胸前漂亮的红领巾。有一回我戴着一顶毛线帽去细外婆家玩，是母亲在集市上给我买的，粉红色，帽顶坠了两颗毛茸茸的小球。我高兴时拼命摇头，毛球便在我的脑袋上欢呼雀跃。

那天我刚走进细外婆家，堂哥便一把夺走了我的粉红帽，挥在手里满院子乱跑。我追在后面急得直哭。堂哥大我几岁，个头却和我一般高。在一个拐角赶上他后，我把堂哥猛地朝前一推，压在了他身上。那天的我也不知从哪里爆发出的力量，一边哭一边死命地砸堂哥的后背，等到细外婆将我们拉开时，我才后知后觉感到痛，拳头像被火烫过一样的疼。细外婆哄了堂哥好久，才将哭哭啼啼的他送回了家。我战战兢兢坐在门槛上，原以为会迎来一顿教训，不承想，细外婆只是抓起我的手，细看许久，随后大笑了一声，揉揉我的头，帮我把戴歪的帽子扶正，一句话也没说，进屋烧饭去了。

堂哥走在我的斜前方，身旁是他的妻子和儿子。男孩十岁出头，眉眼与当年的他如出一辙，跟在送葬的队伍里，一会儿大踏步一会儿蹦跳走着，也是闲不下来的性格。公墓依山而建，离殡仪馆十分钟脚程，不多时，我们就走到了墓地。

脱离嘈杂的马路，这儿显得尤为清幽。舅舅和表哥负责将细外婆的骨灰盒安葬。大姨在墓前缓缓蹲下，掏出一叠黄纸焚烧。我走去和她一起。火光映得大姨的脸颊忽明忽暗，我很想问她关于那块鱼鳞的事，却不知如何开口。纸钱从焦黄到碳黑，再化为灰烬，燃烧的气味在墓地无声弥漫。

我静静注视着大姨，虽然皱纹已爬上她的眼角，却依稀可见年轻的模样。大姨是细外婆的子女里与她最相似的那个。见过的人，都说大姨有双和她妈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眼睛，眼珠黢黑，眼睑细长，典型的丹凤眼。

大姨小时候曾走丢过一次，去山里捡蘑菇，整整五天没回来。村人猜测她是被狼吃了，细外婆却不信，每天安顿完孩子们，就拿着柴刀上山。一连找了五天，终于在山上一个很深的洞坑里找到了她。那个洞坑去年春天还没有，不知是山体滑坡还是什么原因，露了出来。洞坑很大，坑底到坑顶有四五米深，石壁都是滑溜溜的苔藓，小孩很难爬出来。细外婆找到大姨时，六岁的小女孩正缩在角落休息，浑身黑泥，手中攥着一只脏兮兮的蘑菇。

细外婆说大姨命硬，命硬的人一辈子免不了折腾。从纺织厂下岗后，大姨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她当过理发店学徒，卖过面包，做过餐饮店服务员，也推销过保险。她还到西南住过两个月，干帮人偷渡的活儿。与妹妹不同，大姨每次离开家，总是待不了多久就想着回来。就像一棵树，根系深深扎进了家乡的红土地，解不开也扯不断。四十五岁那年，大姨在城里开了一家服装店，从广东进货，物美价廉，生意渐渐好了起来。店取名“玉莲”，用的细外婆的名字。

大姨一直没有结婚。据她自己说，年轻时眼光高，谁也看不上，后来年纪大点，找不到了，再后来，她发现女人不结婚也能活得很好。爹娘是很甜蜜，到头来，还不是娘一个人把她养大。周围人沉迷港台明星，守着电视看演唱会，大姨总会嗤之以鼻，在她心里，细外婆才是她一生的偶像。她永远记得从前闹饥荒，她窝在床上饿得眼冒金星、恨不能挖土吃的时候，娘从外面带回来的那条鱼。细外婆把鱼剖开洗净，家里没油，就加点自种辣椒磨的沫，盖上锅盖焖煮。后来的人生中，大姨吃过无数条鱼，但没有一条比得上当年的味道。那时的她想，王母娘娘的宴会也不过如此了吧。

服装店赚到钱后，大姨在城里买了套房子。小时候我曾去过几次，爱上了客厅的那面大镜子。我对着镜子手舞足蹈，又突然停下，想看镜子里的我跟不上的样子，可惜一次都没成功。细外婆摔伤腿后，大姨把她接来同住，我去大姨家的次数也变多了。我喜欢陪细外婆在阳台上用一张又大又圆的簸箕晒东西，豆角、花生、茄子干，有时也晒我的玩偶。后来细外婆年纪大，不做菜了，那张簸箕我也再没见过了。

细外婆的逝世对我们而言不能算突然。一年前，她便几乎不下床了，大小便全靠大姨帮忙处理。去年过年我来看她，细外婆两颊凹了下去，人瘦了一圈。但就是这个腿脚不便、九十岁高龄的老人，却在正月初六那天独自离开家，走了很远。

那天大姨跑遍了城里各条街巷，都没找到她，直到太阳快落山时，才在城北田边看见停下来歇息的细外婆。大姨问细外婆去干吗了，细外婆说她去见了一个老朋友。细外婆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的笑容怀念而安详。大姨心中疑惑，她从未听说细外婆有什么还在世的朋友，但无论大姨怎么打听，细外婆都坚持这个说法。

更奇怪的是，自打那日从城北回来，细外婆便始终攥着一个东西，神神秘秘，不肯示人。大姨偶尔瞥见过几次，那东西泛着幽幽的蓝光，质感如矿石。大姨只当细外婆是老得像个孩子了，喜欢稀奇古怪的漂亮玩意儿，没去深究。细外婆去世后，大姨第一次认真端详那个东西，才发现它是一块鱼鳞。这鱼鳞比普通鱼鳞大出三倍不止，色彩如宝石般深邃，蓝得发紫，托在手心沉甸甸的，温度极低，能从手掌一路凉到心里。

细雨绵绵的山间，烟火刚点燃就熄灭。断断续续烧完最后一沓黄纸，大姨撑着膝盖起身，晃晃悠悠，像要朝前栽去。我赶紧伸手扶她。大姨粗糙的手掌抓住我的手腕，凑近我，盯着，似乎想看清我的脸。半晌，她拍拍我的手臂。

“翠娆，回来了。”

“嗯，来看看细外婆。”

风送来香樟的气息。大姨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用力擤了擤鼻涕。我认出了这块手帕，很久以前，大姨就在用它了。白色的，四四方方，绣着一枝小巧的紫罗兰。在没有便携卫生纸的年代，大姨拿它擦手，擦脸，掸灰尘，还帮我堵过鼻血。后来一包包的卫生纸流行起来，大姨还是用着她的手帕，紫罗兰的线脱了，便找来相同颜色的线自己缝上。用完手帕，大姨会细心将它叠好。大姨的手帕上有两道深深的折痕，数十年的岁月，悉数叠在其中。

我看着大姨，犹豫片刻，还是决定问一问。

“听小姨说，细外婆走时含了一块鱼鳞。”

大姨把手帕塞进口袋，道：“钓王的故事从小听到大，可钓王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怕是只有你细外婆晓得。他人信不信的，我都理解。”

我几乎脱口而出：“我信！”

大姨看了我一眼，又低头看向地上的灰烬，没有说话。

我又问大姨：“您信吗？”

大姨忽然笑了，这是她从早上到现在第一次笑。她抿着唇，弯起的嘴角将皱纹挤成一堆。

“要不说，我是她生的呢。”

我的喉咙有些发紧，深吸一口气，定了定心神。

“我想看看那块鱼鳞，可以吗？”

大姨顿住了，半晌，她抬起头，朝远处看去。

“翠娆，不是我不给你。它已和你细外婆待在一起了。”

我有些意外，按之前在殡仪馆里闹得不可开交的样子，还以为舅舅必定不会同意大姨的要求。细外婆不信神佛，她的小儿子与小女儿不信传说，他们是出于怎样的信仰，接受了钓王的故事呢？

我顺着大姨的视线看去，不远处，舅舅正半蹲在墓前，刮去墓砖上多余的水泥。雨打湿了他的头发，在肩膀处留下一块深黑的印迹。小姨从水桶里拧起一块毛巾，细细擦拭刚立起的墓碑，碑面上刻着舅舅刚劲有力的“颜楷”。墓碑中央镶嵌着细外婆的遗像，照片里的她，穿着灰蓝色的确良衬衫，眼神深邃地望着这个世界，脸上挂着一抹温暖的微笑。

范晴，1999年出生于江西鹰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作品见于《北京文学》《草原》《东方少年·快乐文学》《北漂诗篇（第六卷）》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