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作家的不了故乡情
西北作家的外流是当代文坛比较突出的一个现象。杨志军、雪漠、陈继明等外流作家在巨大的地域反差中，一面彰明、回望和守护故乡，以西北人的漂泊彰显故乡的生命价值，一面通过西部与东部、北方与南方、传统与现代的强烈对照，透视整个民族的历史命运，多向度探究人性、命运、人类的精神问题，达成具有虚拟性、表现性特征的“故乡”的超越性叙事，显示出特殊的文学史意义。
西北作家外流一般去往东部、南方较发达地区，与当代人口和人才的流向一致。这意味着自主意识较强的作家类知识分子也不能免俗，和普通人一样有着对优质物质生活的追求。这是人之常情，自然不能随便指责。只是作为特殊精神产品的生产者，他们并不能一走了之，心性总是和故乡紧紧纠缠在一起，在不断回望故乡中，从事自己的创作。这些西北的“脱域者”，以异地身份遥望故乡，守护故乡，形成独特精神症候的表达。
杨志军1995年离开西宁定居青岛，已经在青岛生活了将近30年，但他每年都会回到西宁。杨志军深感他“对所有的城市包括青岛都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在青岛的杨志军“一直在孤军奋战”，“很孤寂，很独立，是那种与世俗隔绝的寂然独立”。这位来自青藏高原的作家，深受雪山大地和高原牧民精神的滋养，一直把追寻梦想和“建树有力量的人格放在首位”。因此，在青岛的杨志军，创作的大量小说中更深刻更具代表性的还是青藏高原题材，他用笔守护作为精神高地的故乡。当然，就杨志军创作的大量青藏高原系列作品而言，青岛也构成它们的潜文本，正是通过与青岛这样的现代城市的比对，让杨志军更加明晰照见了青藏高原的不俗，完成了他带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理想叙事。
雪漠离开凉州移居岭南十多年了。尽管他人在东莞，小说创作却几乎全部在书写“凉州大漠”。“沙漠腹地的沙湾，荒凉渺茫的黑戈壁，黄沙漫天的西北古道，无一不是雪漠小说的‘主景’”。雪漠在东莞创作的小说渗透的依然是“贤孝的魂”，决定了作品的主题、品格、基调和美学特征，形成了特有的“贤孝式”小说创作风格，深刻体现着凉州文化的特质。在雪漠看来，以贤孝为代表的凉州文化是一个至为丰富厚重的文化宝库，给了他十足的自信，让他的文学创作盘桓于此，不知疲倦。作为土生土长的凉州人，凉州文化对雪漠的影响实在太深了，即使他人在异乡，依然情有独钟以沉实的笔调和圣徒似的虔诚态度为故乡“代言”。身处东莞的雪漠，文学之“根”依然深深扎根西部，显示着作为西部作家的创作特质。
相比杨志军和雪漠，陈继明显示出与异地文化深度融合的更为积极的姿态。2007年陈继明到珠海执教，抵达后他立即投入浩如烟海的本地文史风俗资料中，还与土著人家同吃同住，全身心体验当地人的生活。这使他在若干年后书写了不少南方故事，《堕落诗》《平安批》等可为代表，坐实了随着时空变化，“作家自己在成长，文字也会跟着成长”的事实。他的作品切入现代最前沿的生活，切实描绘现实都市人生的众生相，透视资本对人的异化；或发掘南方独特的历史，潜入南方文化的深层，使作品拥有了散淡、从容、轻盈、优雅的江南情调。
可是，陈继明毕竟是西北人，他清楚一个人对新地方的认同“至少需要五六年的时间，方可以动笔写作”。所以，在珠海的头几年他基本处于歇笔状态，重拾写作以后主要还是写西北故事，着意表现大西北的粗犷和刚劲。就是在放胆书写南方以后，也穿插创作了《七步镇》《敦煌》这样的西北故事。有论者讲，“陈继明笔下的乡土要比城市写得更熟稔、更有味道”，根源显然还是在于故乡对于创作的根基性。郎伟如是说：“个人生活的原初之地”，从来就是他“创作取材最为深切之处”。
作家是谛视生命的一个特殊群体，故乡对于他们有着特殊意义。故乡是一个人生命的本源之地，它储存了作家的童年梦幻，是母亲般的怀抱和依泊生命的港湾，由此成为耿弘明所说的一个人“一生所有时刻中的高光时刻，一生所有空间体验中的最高峰体验”，成为缓释生活压力、消散痛苦的富于诗意的“童话空间”，成为作家的“精神原乡”。迟子建讲“故乡是文学永恒的根”。阎连科认为，一个作家写得最好的“一定是与他生长的土地结合最亲密的”作品。贾平凹一直在“用文字寻找故乡”。这也是杨志军、雪漠、陈继明等人远离故乡，依然倾心书写故乡的缘由。
然而，作为一种“神话”，故乡是“诞生于现代社会”的产物，当一个人在遥远的地方对其怀念时才有意义。这意味着“故乡”是和人生的漂泊联系在一起的，唯有异地的经历空前刺激和唤醒了一个人的身份归属和主体认知，“故乡”才变得清晰起来。杨志军、雪漠、陈继明都面对了西部和东南部的巨大差异，他们很大程度是在“心理失衡”的状态下写作的。这个时候，故乡的不如意和优势都被空前彰显和放大。对于这几位作家，不如意主要指西北自然环境的严酷和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优势主要在于漫长历史过程中西北人所铸就的精神高地。在此情形下，身在异地的他们所经受的撕裂感就会更盛，缝合这种撕裂感也就显示出更大的张力。
这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创作的面貌：一方面基于厚实的生命体验为祖祖辈辈生存的大地书写具有“反现代性”意味的诗性话语，为古老的故乡招魂；一方面又借助西部和东部、北方和南方、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强烈对照，透视整个民族的历史命运，多角度探究人性、人的命运、人类的精神问题。这个时候，故乡成为他们这些“他乡之客的一个沟通符码”，通过故乡彼此辨认，寻找能够安顿灵魂的具有终极意义的故乡。此时的故乡不再是一个具体地点，而是成为一个具有象征性、表现性的精神空间，促使作者最终完成最具文学魅力的故乡表达。这就是史铁生所讲的故乡：“人的故乡，并不止于一块特定的土地，而是一种辽阔无比的心情，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这心情一经唤起，就是你已经回到了故乡。”
杨志军、雪漠、陈继明的身体迁移和写作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他们以西北人的漂泊彰显了当代中国人生命流徙的困境和意义，由此凸显了故乡的生命价值，也通过创作在新的语境中的延伸，造就了一种不同区域强烈对照与联结的话语，成为透视中国社会大转型时期的独特镜像，给我们带来了深长的思索。
（作者系西北民族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