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春秋》学学术会议召开
6月15—16日，由同济大学经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春秋》学学术会议在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云通楼召开。
开幕式由同济大学经学研究中心主任、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曾亦主持。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吕培明，敦和基金会经学资助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康晓光，上海儒学院理事长、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谢遐龄，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刘日明分别致辞。
吕培明认为经学研究中心的成立恰逢其时，希望经学研究中心越办越好，不要辜负敦和基金会的期待。同时，吕培明表示将继续支持经学研究中心的发展，并预祝第二届《春秋》学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康晓光特别向曾亦及其团队，还有同济大学的校领导、院领导和学校教育基金会表示致敬和感谢，并期待经学院未来能够继续稳扎稳打，成为引领中国《春秋》学研究的重要力量。除此之外，敦和基金也希望在未来的5—10年时间里继续围绕“五经”与大学里的经学研究机构展开合作。
谢遐龄认为经学是研究中华文明的源头，中华民族传统的主要场域。而在经学研究中，《春秋》学尤其重要。《春秋》学是王道学，具有宗教、政治、社会、经济等多种维度，是关乎国家治理的一体性学问，因此具有重要意义。
刘日明认为研究《春秋》，可以更好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和中国文化思想，尤其是在倡导“第二个结合”的背景之下，《春秋》学的研究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随后，由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哲学系教授谷继明主持，上海儒学院理事长、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谢遐龄，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名誉教授张高评，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教授虞万里，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赵生群依次进行主旨发言。
上海儒学院理事长，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谢遐龄的发言意在指出，人性研究是国家治理的理论基础。经济建设当理顺生产关系、施行体制改革，规范经济行为，倡导为他人着想的商业精神。董仲舒提倡的不与民争利的思路尤其有现实意义。
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名誉教授张高评以晋、楚“鄢陵之战”为例，取《春秋》之书法，与《左传》叙事两相对读，借以考察《左传》之《春秋》诠释学。文章认为《左传》笔削《春秋》，除拈出整暇、轻窕，以见晋、楚所以胜败之外，特以范成子之反战为主，笔削取舍之际，颇见“目注彼处，手写此处”之叙事特色。
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教授虞万里梳理前人观点，认为何休所据《公羊》本是用胡毋敬系统本，与熹平石经《严氏春秋》本不同。两汉师法家法之不同主要体现在文本的不同和解说的不同。其中更重要的是句子不同和句子多寡、语句次序等的不同，这种现象更能体现师法家法间解说的对立。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赵生群主要对《左传》校勘、注释诸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赵生群认为《左传》文辞古奥，号为难读；加之时代悬隔，语言变迁等诸种原因，故虽经历代注家诠释，不明之处尚存。赵生群特举几例，如“以告”“纪侯大去其国”等，广征博引，对《左传》中难读之处做出了更为合理的阐释。
本次《春秋》学学术会议，共设《公羊》学研究、《左传》学研究、《穀梁》学及《春秋》学史研究、经学及儒学相关问题研究等四场分论坛。
论坛一 《公羊》学研究
主持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郭晓东
评议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高瑞杰
《公羊》学研究第一组，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郭晓东主持、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高瑞杰评议。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余治平的发言题目为《〈春秋〉的“补敝起废”——〈太史公自序〉“余闻董生曰”新解》。余治平认为《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太史公”回答中大夫壶遂的那一段话，应该是“太史公”所谓“余闻董生曰”的内容，并非太史公本人的观点。《公羊》学话语系统中的《春秋》绝不只是一部史书，而是一部阐发王道、揭橥真理的伟大经典，是一部不朽的义书。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朱承的发言题目为《从天道到教化：董仲舒的公共性思想》。朱承指出，董仲舒延续并发展了先秦儒家的公共致思取向，建构了以“天”“君”“礼”“教”为核心观念的公共性思想。在解决公共性的治乱问题上，教化之道优先于政刑之具，以儒家价值为内容的公共教化是将天道、君意、礼治等精神在民众中推广开来的必由之路。
上海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靖杰的发言题目为《宽柔与刻削：董仲舒〈春秋〉决狱的“两幅面孔”》。张靖杰认为，《春秋》决狱中，一方面由董仲舒所提出的“本其事而原其志”的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多偏宽宥，体现出对于秦政刻削的补偏救弊，以收稳定民心与政局之效；另一方面，由“原心定罪”衍生而来的“君亲无将”成了刘汉王朝翦灭诸侯势力的经义根据，服务于“封建”向“郡县”的历史进程。
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磊的发言题目为《董仲舒仁学的内在逻辑》。王磊指出，董仲舒仁学的内在逻辑以仁道政治为核心而展开。仁为天心，为仁道政治确立了形而上的天道合法性根基。取仁于天，将天道之仁下贯为王道之仁和人性之仁，从而确保仁道政治的现实展开。
辽宁大学哲学院讲师蒋爽的发言题目为《何以为圣？——《公羊传》中的孔子形象探析》。蒋爽认为，《公羊传》中的圣人之智体现为对当下周文之弊的把握和据此建立《春秋》新制的洞察前瞻，而圣人之德体现为对同时代人造成的“三月不违”“齐人归田”的服膺认可，乃至跨越时空直至汉代仍在经传诠释中体现出的“素王”“受命”认同。
汉江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李洁的发言题目为《论公羊学中所蕴含的实践意义上的“仁”——兼谈“人我之分”与“书重”的意义》。李洁对“仁”的概念进行了细致的梳理，认为董仲舒的“仁”是爱人，“义”是爱己。同时，认为在《公羊传》体系中亦存在一个“人我之分”的独特视角，而通过“书重”原则体现。
主持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余治平
评议人：上海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靖杰
第二组，由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余治平主持、上海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靖杰评议。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郭晓东的发言题目为《董仲舒与何休对〈春秋〉“元年春王正月”的诠释》。郭晓东认为，鉴于何休对“五始”学说论述之系统性与完整性，不妨以何休说为参照系，并以之对照董仲舒的论述，从而通过比较董、何对“元年春王正月”诠释之异同，以考察董仲舒与何休诠释《春秋》的旨趣与特色。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王江武的发言题目为《〈公羊传〉“文王之战”的义理逻辑》。王江武指出，《公羊》学不否定霸道，所否定、痛恨的是为求自保而致的富国强兵，以及相应的暴政，以及由暴政而致的无穷无尽的兼并与没有底线的征伐屠戮。《公羊传》对宋襄公“文王之战”之定评，毋宁是对王道理想下征伐之道的期许。
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光辉的发言题目为《论康有为的“〈春秋〉改制，即立宪法”说》。王光辉认为，康有为将《春秋》“辨名正分”与近代宪法确立的“国家分子对于国家之权利义务”联系起来。正是在此种意义上，他提出“《春秋》为宪法”一说，将古老的政治传统与现代政治观念对接，并把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看作是挽救危亡的重要途经。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讲师郜喆的发言题目为《“九世异辞”——论廖平对〈公羊〉三世说的改造与重构》。郜喆指出，廖平针对《公羊传》中的“三世异辞”，提出独特的解读与重构，挑战了何休的解释框架。他通过《穀梁传》和《论语》构建新的三世体系，强调从“隐桓”至“定哀”的时间序列，及由远及近的变化，进而发展出“九世异辞”概念。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宫志翀的发言题目为《“经史”与“天人”：康有为三世说的支点》。宫志翀认为，康有为他们那一代人，既把握了现代的特征，又不须准确、如实的把握。以康有为为例，无论经史问题，还是天人问题，他都是在中国的秩序结构和观念体系中把握和消化现代，从而创造出一个从中国文明传统中生长出的现代。
清华大学国学院博士后于超艺的发言题目为《天人相与之际：董仲舒、何休灾异说之异同》。于超艺指出，在《公羊》家看来，《春秋》记灾异，并不是对这些天象的简单记录，而是推求其原因、目的指向人事，即所谓“天人相与之际”。
主持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教授黄觉弘
评议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陈岘
第三组，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教授黄觉弘主持、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陈岘评议。
西安交通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军凤的发言题目为《论晚清扬州学者的公羊学》。罗军凤认为，扬州籍学者将公羊学当作扬州本有的文化传统加以发阐光扬，并以接续《公羊》绝学自任。扬州学者的公羊学，系干嘉之后，干嘉学者将汉学方法引申入公羊学研究，保存了经学的传承命脉，并为公羊学开创生机。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黄鸣的发言题目为《〈春秋〉学与汉武帝时代的战争》。黄鸣探讨了汉代儒家学者，尤其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学学者对于汉武帝时代的战争所持的态度，以及相应的《春秋》学观念是否对汉武帝的战争观念具有影响。
衡水学院董仲舒研究院副教授代春敏的发言题目为《从“春秋学”视域再评孔子对“初税亩”的态度——以〈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为中心》。代春敏认为，一方面，“初税亩”是应势而生的一项革新；另一方面，孔子“择善而从”的历史观和变革精神，反映出《春秋》欲返王道之根本的垂范和法则。
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陈姿桦的发言题目为《论孔广森对“孔子制作”的理解》。陈姿桦指出，孔广森新立“三科九旨”、摒弃“王鲁”说，源于其对“孔子制作”的特殊理解。在孔广森看来，孔子作《春秋》绝非素王改制立法，而是在乱世中保存先王治天下之大法，以俟后王用之以治世。
论坛二 《左传》学研究
主持人：西安交通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军凤
评议人：台湾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黄圣松
《左传》学研究第一组，由西安交通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军凤主持、台湾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黄圣松评议。
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郭院林的发言题目为《试论〈左传〉节制观念与审美发展》。郭院林对《左传》中的节制现象进行了简单梳理，指出“节制”是《左传》作者所宣导的生活观念，主要表现在日常起居、婚丧嫁娶、乐舞祭祀等各种方面。当政者节俭的生活方式为国家振兴提供基础保障。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苏芃的发言题目为《〈左传〉手文“鲁夫人”新解》。苏芃考察西周到春秋时期的青铜器铭文，认为“夫人”用作合文之例罕有，而到了战国文献中，“夫人”合文较为常见。参考《史记》的记载，进而蠡测“鲁夫人”之说，或是战国时人结合叔虞手文字形的附会与追述。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吴柱的发言题目为《〈春秋左传〉故训条辨》。吴柱在仔细考辨故训的基础上，分别对《左传》中的“舆人”和“收介特”进行了全新的解释。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历史系副教授田访的发言题目为《刘师培〈春秋〉〈左传〉之义例理论再探讨》。田访围绕刘氏所述的义例观，解析其对二书义例系统的构建；指出刘氏从时月日例、外事和内事、礼仪、人名和地名（暨国名）、用词、错文和变文等多个角度入手，试图建立《春秋》《左传》的书法和义例系统。
台湾正修科技大学通教中心助理教授李佩圜的发言题目为《从〈左传〉至〈列女传〉中定姜人物形象之塑造》。李佩圜以《左传》与《列女传》中对于定姜的不同形象塑造为研究对象，指出关于定姜的叙事书写，《左传》与《列女传》各有侧重。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冉雪立的发言题目为《杜预“经承赴告”说探源》。冉雪立对“经承赴告”说进行了详细地稽考，指出“经承赴告”非杜预首创，实有更久远的渊源。
主持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朱承
评议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田访
第二组，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朱承主持、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田访评议。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彭华的发言题目为《“蜃炭”详解——兼及〈左传〉“书法”与商周文化之异》。彭华对于《左传·成公二年》中的“蜃炭”进行了详细地考辨，认为《左传》关于“蜃炭”的记载，实则具有“微言大义”。
浙江工商大学历史系教授刘伟的发言题目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隐公元年〉引文补正三则》。刘伟主要对于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中的隐公元年部分进行了详细的探析，认为杨先生的引文有三处可供商榷。
南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光的发言题目为《杨伯峻的生平、学术渊源与〈春秋左传注〉成书稽考》。刘光副对杨伯峻的生平和学术渊源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的成书过程进行了探讨。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讲师潘伟利的发言题目为《〈左传〉“黍丘”位置小考——兼谈古今“下邑”之辨》。潘伟利对于《左传》“黍丘”的位置进行了考证。杜预以“黍丘”的位置在“梁国下邑县西南”，后世学者沿袭杜说，以“梁国下邑县”为今河南省夏邑县，潘老师指出此说有三点需要澄清。
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后陆骏元的发言题目为《〈左传〉服、杜文本别异钩沉》。陆骏元通过考察服虔、杜预的《左传注》，发现了至少40处可以考实的异文。
主持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徐渊
评议人：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讲师郜喆
第三组，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徐渊主持、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讲师郜喆评议。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建明的发言题目为《〈左传〉“春秋笔法”的罪郑叙事》。李建明指出《春秋左传》从隐公元年写起，不仅仅是出于时间的考虑，更是一种“罪郑”的叙事意图，即把郑庄公看成是“礼崩乐坏”的罪魁祸首，《左传》细致地记载了他多次违背周礼的行为。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李守力的发言题目为《〈周易〉大壮卦与〈左传〉相关筮例》。李守力注意到《大象传》的观象风格与《彖传》《小象传》迥然有异，《大象传》的前身《连山易》卦辞，周公著《易象》时仍然沿袭使用，其理路是自上卦而下卦，只观其基本卦象。
山东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德恒的发言题目为《安井息轩的〈春秋〉学——以〈左传辑释〉为中心》。张德恒指出，德川日本幕末名儒安井息轩研治《春秋》《左传》，勠力发掘其中蕴含的礼学内容，力图以中国先秦古礼解决彼时日本“礼俗异宜、治乱殊途”的现实问题，为“现代日本”在文化上奠立基础。
西北大学文学院讲师肖潇的发言题目为《杜预“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析论》。肖潇在前人的基础上对于“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福建医科大学文理艺术学院讲师吴居峥的发言题目为《〈于埜左氏录〉与清代文章鉴赏论的突破》。吴居峥指出，盛谟将左氏之文视为一个自足的精神世界，突破清代文章鉴赏批评论仅将文视为文的鉴赏路径，提出“以神遇神”的审美鉴赏论，要求认为鉴赏主体要“洗净”精神。
同济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惠文东的发言题目为《论西周春秋时期宗族的政治参与——以国野制度为线索》。惠文东指出，从国野制度来看，当时参与政治的人群主要是国人，而野人则无预政事，只是力于农穑而已，作为贵族的国人的义务就是为他们提供保护。
论坛三 《穀梁》学及《春秋》学史研究
主持人：上海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袁晓晶
评议人：西安交通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刘俊
《穀梁》学及《春秋》学史研究第一组，由上海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袁晓晶主持、西安交通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刘俊评议。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历史系教授李伟荣的发言题目为《由约而丰的西方〈春秋〉学研究》。李伟荣对西方《春秋》学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其内在理据，以及西方《春秋》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以及代表性成果进行深入探讨，以期促进国内外《春秋》学的发展和互动，进一步推动《春秋》学在全球的发展。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学院教授闫春新的发言题目为《孔子“作”〈春秋〉的汉唐推衍》。闫春新指出，先秦“孔子‘作’《春秋》”的命题，多被汉唐接受、深化乃至过度蕴意及其治世功能的衍义，在两汉更是进一步衍生出极具神学意义的“孔子受命‘作’《春秋》”。
福建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副教授简逸光的发言题目为《范甯〈春秋穀梁传序〉及其影响》。简逸光以范甯《春秋穀梁传集解》为对象，说明读者如何建立与作者、书之间的关系，并讨论了《春秋穀梁传序》对后世的影响。
孔子研究院学术研究部副研究员陈以凤的发言题目为《尊尊尚正：〈穀梁传〉视域下的“天王”义解》。陈以凤指出，透过《穀梁传》可见“天王”之尊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不仅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相关的名号、权利、命令等方面也都具有神圣性。
湖州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胡媛的发言题目为《民国时期再论“〈穀梁〉真伪”命题》。胡媛指出，崔适诸多观点对民国古史辨学派所产生的影响，学界已有讨论，但却未能集中揭示崔适“穀梁氏亦古文学”说的具体学术影响。
台湾树人医护管理专科学校通识教育中心讲师朱正源的发言题目为《〈穀梁传〉褒贬鲁文公之书法及其微辞大意探析》。朱正源认为，文公不敬宗庙，且厌政无志乎民，以致大权旁落，斯义也，《左氏》《公羊》不能道，独穀梁子称述而发明之。
主持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历史系教授李伟荣
评议人：西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教授张立恩
第二组，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历史系教授李伟荣主持、西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教授张立恩评议。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教授黄觉弘的发言题目为《胡宏〈皇王大纪〉“经曰”小注考说》。黄觉弘指出，《皇王大纪》“经曰”小注实际上是今存最早的一种胡安国《春秋传》版本形态，弥足珍贵。
台湾海洋大学共同教育中心特聘教授吴智雄的发言题目为《西汉〈公羊〉眭、贡、严、颜之学试探》。吴智雄指出，西汉《公羊》学家中的眭孟，上受嬴公《春秋》，下授严彭祖、颜安乐二家，“由是《公羊春秋》有颜、严之学”。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副教授陈岘的发言题目为《宋学〈春秋〉大义的“王道”理想》。陈岘认为，啖助、赵匡、陆淳之“新《春秋》学”抛弃“据传解经”的师法传统，开创了“兼采三传”的《春秋》学范式，此为宋学《春秋》之预流。
西安交通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刘俊的发言题目为《论朱熹的〈春秋〉观及其对〈胡传〉的褒贬》。刘俊指出，元代《春秋》学研究的主流学术格局表现为“弃经不读，惟以安国之传为主”，治学以胡安国《春秋传》为宗，会通诸家，致使《胡传》在元代地位得以拔高，位列《春秋》第四传。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蔡智力的发言题目为《王树荣〈公羊〉学思想初探》。蔡智力认为，在学术西化语境下，王树荣对传统学术范式的坚守，对建构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有积极意义。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张福龙的发言题目为《唐代〈春秋〉学中的“尊王”嬗变论析》。张福龙指出，“尊王”是《春秋》经传共有之思想阐发，亦为唐代《春秋》学中一以贯之的思想主题。
主持人：台湾“中大”中文系教授刘德明
评议人：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光辉
第三组，由台湾“中大”中文系教授刘德明主持、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光辉主持。
西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教授张立恩的发言题目为《姚际恒〈春秋〉通论“取义”与“书法”再探》。张立恩指出，清初著名学者姚际恒所著《春秋通论》对推进《春秋》学的发展贡献甚伙，尤其是提出了“取义”与“书法”这对别具新意的概念。
上海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曾海龙的发言题目为《遍疑今古与着治太平——熊十力的〈春秋〉学》。曾海龙认为，熊十力的性理之学与经史之论为其思想之一体两面。他大体继承了康有为对儒经的判定与三世进化说的基本架构，又有两方面的发展。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高瑞杰的发言题目为《断裂与普适：试论经学的两重性——以〈春秋经〉为核心展开》。高瑞杰指出，经学的革命性与普适性面向构成经学内部的两重张力，此尤以《春秋》学最为典型。如何对其制作者孔子进行定位，则直接决定了经学的此一两重面向。
玉溪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孔晋萍的发言题目为《熊十力对“元年春”的解释与其本体论建构》。孔晋萍认为，从《公羊》学角度解读熊十力，透过熊十力的《公羊》家气质，尤其是他对“元”的解释，我们可对熊十力的政治理想、哲学体系有更深刻的理解。
同济大学哲学系博士后任新民的发言题目为《熊十力论董子〈春秋〉学及其意义》。任新民指出，熊十力对董子《春秋》学的理解大致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早期对董子《春秋》学观点以褒扬为主，晚期注重自己哲学体系之表达，对董子《春秋》学某些观点多有商榷。
论坛四 经学及儒学相关问题研究
主持人：同济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刘昊
评议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孙逸超
经学及儒学相关问题研究第一组，由同济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刘昊主持、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孙逸超主持。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刘强的发言题目为《诗与歌的离合与正变——以〈诗经〉和刀郎为中心》。刘强以现代流行歌手刀郎与《诗经》中蕴含的统一性为基础，批判此间历史当中的“分离”现象：诗与歌分离、诗与经分离等。
华东理工大学哲学研究所副教授陈迎年的发言题目为《〈论语〉与经学基础的奠定》。陈迎年在发言中讨论了经学与“道理”的关系，而发言也勾连着刘强论及《诗经》的原始统一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徐到稳的发言题目为《章太炎是经学大师吗？——构建儒家经学专业主义评价体系的一番尝试》。徐到稳论及章太炎是否是经学大师的问题，背后是出于对经学史重建的诉求。
清华大学国学院博士后施薇的发言题目为《论当代大陆儒学复兴思潮对现代新儒学的继承、突破及其未来展望》。施薇着重讨论了当代大陆儒学复兴思潮，进而探索这种思潮的问题意识、新进路、新实践。
主持人：华东理工大学哲学研究所副教授陈迎年
评议人：福建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副教授简逸光
第二组，由华东理工大学哲学研究所副教授陈迎年主持、福建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副教授简逸光评议。
乐山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齐义虎的发言题目为《感生与受命的双重变奏：〈周礼〉祀天礼研究》。齐义虎通过对祀天礼的研究，来探讨《周礼》所揭示的政治结构，即祀天礼揭示了中国古代政治的大一统结构，蕴藏了“天命政治观”的思想。
重庆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黄铭的发言题目为《从〈唐律疏议〉对“外祖父母”的认定论从服母党的规则及其变化》。黄铭以丧服学的视角推演服术，罗列了《仪礼》《礼记》中所有“外祖父母”的服制，试图给《唐律疏议》做一个准确详尽的注释。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孙逸超的发言题目为《程颐对〈礼记〉的抉择禘祫的建构》。孙逸超指出，程颐以“不王不禘”为核心宗旨，强调禘祫分判天子诸侯的等级分别，由此批判《明堂位》鲁用天子禘郊大礼的记载和王安石过于推重周公功劳的倾向。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沁凌的发言题目为《治经以明道——试论二程的经学观与治经方法》。王沁凌认为，二程不满于汉唐学者治经注重注疏章句的风格，强调读经的首要目的是明道，此道即为圣人之道。
河北大学哲学系讲师刘斌的发言题目为《〈公羊〉〈丧服〉“为人后”辨析——兼论为父后、为祖后、为大宗后、为君后之关系》。刘斌指出，“为后”问题体现了儒家伦理思想在政治实践上的运用，是经学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公羊传》中的“为人后者为之子”与《仪礼·丧服》中“为人后者”既有密切关联又有细微差别。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基础部副教授徐峰的发言题目为《日本明堂研究述略》。徐峰认为，日本学者对明堂的研究成果可以被分为两条路径，第一条是以中国建筑史为背景的明堂制度研究，第二条是在经学领域中进行明堂的研究。
主持人：重庆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黄铭
评议人：河北大学哲学系讲师刘斌
第三组，由重庆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黄铭主持、河北大学哲学系讲师刘斌评议。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秉元的发言题目为《礼学的备物观念及其演变——孔门德性论的内在展开》。邓秉元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先秦德性论的自觉是围绕着“备物”观念的发展而逐渐展开的。
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吕明烜的发言题目为《器以不器：儒家成人之道中的“一贯”与“有分”》。吕明烜认为，一般认为“君子不器”是孔子对君子人格内涵的提点而不在于矫正“人器关系”，然而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之中，人器关系与人格指正问题是同一的。
湖州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樊智宁的发言题目为《〈皋陶谟〉与理学王道政治思想之开展——以朱熹与蔡沈的经解为中心》。樊智宁指出，朱子以理学方式解释《皋陶谟》，将“知人”“安民”等王道政治思想引入理学范畴，并将“知人”与“安民”分别对应“九德”与“天工”。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常达的发言题目为《从经典中的人君之“家”重审儒家人伦理想的建构》。常达认为，个体在家国乃至个人与家庭之间的伦理张力面前何去何从是儒家人伦秩序建构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同济大学哲学系博士后胡飞林的发言题目为《清代易学与史学的融通及其演变特征》。胡飞林通过梳理易学史来探究清代易学和史学之间的互动，把握这一外在现象其中的内在理路，解释了易学为何在近现代转变为史学这一思想转折。
闭幕式由同济大学经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哲学系教授陈徽主持。台湾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济襄、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吴仰湘、台湾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黄圣松、台湾“中大”中文系教授刘德明分别作主旨发言。
台湾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济襄对龚自珍的春秋学进行了介绍。杨济襄认为龚自珍治《公羊春秋》，主张“孔子未生，先有六经”“孔子述而不作”，其学术思想之经世特质，透过尊史以为鉴，反映在春秋学上，使他对于春秋学的关键议题，有别于历来公羊学家的持论。龚氏尊孔，亦崇周公；他反对孔子笔削六经之说，认为孔子之功，在于“存史”，而不在“作经”。
湖南范师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吴仰湘对皮锡瑞的春秋学进行了解读。吴仰湘认为皮锡瑞的核心主张，即坚持“《春秋》是经，《左氏》是史”，其真正旨趣在尊孔崇经。反复论证《春秋》是经非史，企图改变晋、唐以来用周公压孔子、以《左传》解《春秋》的状况，重建汉代尊孔子为素王、列《春秋》于五经之首的格局。
台湾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教授黄圣松讨论了杨伯峻先生《左传注》六则襄公时期可商榷之字词：分别是（一）十三年“其弘多矣”，“弘”具包容之意，谓楚大夫对楚共王包容甚多。（二）二十二年“令倍其赋”，《左传注》以“税”释“赋”，然二者截然有别，不得混同。（三）二十四年“其上一也”，谓兵车之上，三人身分相当。（四）二十四年“抽弓而射”，“抽”可理解作取出，可释谓取弓而射敌。（五）二十五年 “当陈隧者”，应释为陈师途经郑通往陈之“陈隧”，于郑国路段内大肆破坏。（六）三十年“谁知所敝”，“敝”宜读“毙”，训为顿仆、覆灭。
台湾“中大”中文系教授刘德明以《春秋》中所记与楚庄王及郑国有关的八条经文为主要内容，对比三传及程颐学脉中的谢湜、胡安国、高闶、张洽、赵鹏飞等人的解说，进而论述对于楚庄王的评价及解释《春秋》的方法学问题。大略有以下三个结论：一、三传对这八条经文的经文论述是较简少的。二、程颐学脉结合三传的特色，对于经文之义有更多及全面的发挥。三、程颐学脉诠解这八条经文之义时，对于楚庄王的评价有明显时间界线的差异。
闭幕式主持人：同济大学经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哲学系教授陈徽
会议总结：同济大学经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郭晓东
本届春秋学大会闭幕式由同济大学经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郭晓东做会议总结。郭晓东认为举办会议成功与否在于两个因素，一是大会提交的论文质量，二是报告时讨论的热烈程度。而从这一天半的会议情况来看，论文质量之佳，讨论之热烈，皆足以表明本次会议的举办十分之成功。而针对本次会议老中青学者齐聚一堂的场面，郭晓东感到经学研究后继有人，是特别值得欣慰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