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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襄响器

我的家乡定襄县把八音会叫作“响器”。村里、街道、各家各户每有大事，都会请一班响器捧场助兴。这时的广场庭院，街头巷尾，人们就会站得满满当当。定襄响器八音协奏，高亢入云，一支唢呐划破天际，穿透力极强。围听响器是那些年乡村里最好的音乐盛会。

在我父母心目中，凡要请一班响器的事情，自是很重大的事件。而能请到一班好响器，更是特别的体面。关于请响器，我父亲经常讲我爷爷最得意的一件事：“你伯伯当年结婚时，你爷爷给请了两班响器，还杀了一口猪，这在当时王进村都是少见的。”而在我的记忆中，父母亲商量一定要雇一班好响器的事却有三件。一次是我姥姥去世后，一次是我结婚时，还有一次便是在去年王家祠堂落成典礼的仪式上。

在我的记忆中，家乡定襄每到正月十五前后都要闹红火，到时几乎每个村都要组建一支秧歌队，秧歌队的伴奏就是响器。由此可见定襄县有多少能吹唢呐和管笙的八音乐队。但最有名的响器班子，还数南关村的大根喜、二根喜和宏道镇的史家班子，那是需要提前几个月就预付定金的。

家乡有关响器的记载始于明朝，是一支宫廷演奏队，到定襄演出后，因战乱滞留当地没有离去。定襄又因距五台山寺庙群很近，所以八音会吸收了许多佛教音乐的元素。故而定襄响器既有民间音乐的高亢宏亮，更有庙堂音乐的高雅曼妙柔和，同时又融合了晋北边关民族的豪放粗犷，其代表作《大得胜》在上海世博会上还曾获得大奖。

我从小是听定襄响器长大的，听惯了定襄的响器，再听别的地方唢呐和笙的演奏，似乎都没有家乡的那种以一支唢呐两个笙，加上鼓、锣、钣、镲配合起来的响器听得带劲，听得过瘾。不说其他，单那一支加长版的唢呐，吹到要紧时，乐手举起来在空中画出一道弧线，似乎把一腔豪气都吹到了天上，然后又飘飘荡荡地扩散开来。这唢呐汉子的底气，生生把跤乡汉子的彪悍和豪气都吹到了云霄，吹到了心间，吹到了骨缝里。嘹亮的唢呐声，加上紧跟其后起着捧哏伴奏作用的两支笙，还有那唢呐手根据乐曲的变化而变换使用的小型唢呐、管子和口琴哨子，再有锣鼓镲钣的密切配合，大戏能开，小调能演。我真不知道世上还有什么音乐能比这八音会好听得去。

我从小是在姥姥家长大的，一直到上小学时才回到王进村。在我年幼的心灵中，姥姥家就是我家，与姥姥、姥爷睡在一个炕上，与大我十岁的二舅钻在一个被窝里嬉戏，像跟屁虫一样随二舅寸步不离，还和大我一岁的姨姨抢好吃的，有说不出的幸福。姥姥在我的心目中，永远是一副慈祥的面孔，姥姥家也永远是我最温暖的港湾。姥姥的人生信条和处事方法，不仅影响了妈妈这一代人，也影响了我一辈子。关于姥姥，我有许多话语，但总是不敢触动这根神经，稍有忆及，就会泪眼婆娑。记得小时候，赵家营村里有一个远房盲人舅舅，每天要给姥姥家挑水。早晨热乎乎的饭菜，这个舅舅总是和我们一起吃。姥姥总说：“冰天雪地的，他怎么就能站到冰凌上的井边挑回水来。”那时候粮食有多么金贵，家里添一口人吃饭有多不易，但姥姥只念叨着盲舅舅挑水走路，不用棍子就能走的本事。记得有一次支部书记银旺姥爷的儿子在大街上和一位寡妇姥姥不知因为什么吵起来了，围观的人议论纷纷。姥姥说：“这也太不像话了。”一会儿银旺姥爷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把身上披的衣服一扔，从地上捡起炉灰渣土块儿，就往这位小舅舅身上扔去。这位小舅或许没有想到他父亲动真的，而且是石块儿砖块儿炉渣灰一起上，愣怔了一下，赶紧跑路了。姥姥赞许：“这还像个老银旺！”但让我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在我即将大学毕业的1984年正月，63岁的姥姥竟突然走了。当我闻讯从参加调研的衡山村急着赶回来时，姥姥已入殓。没有见上姥姥最后一面，成为我人生的一件憾事。当时年少的我不知村里乡俗，哭着说：“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再入殓？”父母亲知道我对姥姥的感情，早已哭成泪人的他们和舅舅们商议说：“以伟子的名义再雇一班响器。”现在想来增加的这一班响器，或许也是我对定襄响器情有独钟的一个原因。

我结婚时雇的响器是定襄县有名的南关大根年、二根年的响器。父亲大约提前半年就交了定金。我记得在我家院里，在我们王进村的街巷，在我妻子庄力村的路上，欢快的响器班子几次被乡亲们拦住（家乡风俗，拦响器一是说明响器吹得好，再是说明主家人缘好），吹了一曲又一曲，一直吹到洞房花烛夜，客人散去时。

父母亲都是闲不住的人。父亲快80岁时，乡亲们推荐他和虎伯伯、存明哥、志林侄子为修建王家祠堂的牵头人。这样前后历时七、八年，从重修家谱、整理家训，到设计祠堂，再到募集资金；从监工到栽树，再到铭刻碑文，从始至终，一丝不苟。母亲也跟在父亲后面，夫唱妇随，忙里忙外。我每每回到村里，总是在祠堂见到他们忙乱的身影。有时我携同妻儿回家，父母亲总要带上我们到祠堂去拜祭一番，并听他们述说家史：一世祖从洪洞搬迁过来，弟兄三个分成三支，三支现在繁衍到了一千多人，分布在哪些地方，还要把家规、家训、楹联的含义给我们讲上一遍又一遍。也是在2023年祠堂落成的时候，两个老人在乡亲们的支持下，专门请了一班响器，整整热闹了一天。过年时，我问父母亲请了哪班响器，母亲兴致勃勃地说：“现在的响器班子和你们小时候不一样了。管响器的就是咱们村的，有响器，有秧歌队，能唱戏，还会唱流行歌曲，你文元哥还专门派了秧歌，在祠堂前扭了好长时间，可热闹好了。”一席话又把我带回了年轻时常常见到的场景。

定襄的响器八音会深深地植根在了民间，也深深驻扎在了我的心里。什么时候能再置身于那群情激奋的场景中，听一曲荡气回肠的《大得胜》呢！

定襄旺火

大年初一或正月十五垒旺火，在许多地方都有这个乡俗。定襄因是锻造之乡、铁匠之乡，垒旺火的习俗或许更兴盛一些。现在仍记得小时候，大年初一的凌晨三四点就会从睡梦中醒来，等着父亲把旺火点着点旺后，我与妹妹穿着新衣服，与父亲围着旺火放鞭炮、响大炮的情景。家乡本不产煤，那时块煤又贵，我们烧的炭，煤面多，炭块少，冬天生炉子都是煤与泥和起来的泥膏。有许多块炭其实就是煤矸石。

垒旺火响大炮，又吃饺子又热闹。年三十儿开始，父亲就开始带领我们先贴对联，然后垒旺火。旺火是锥形或塔形的，底座大，上面尖，中间空处要填干柴。底座一般用几块砖支着一个“炕板子”，同时留有点火口。对于我们这个世代铁匠出身的家庭来说垒旺火是家传。但是每年父亲垒旺火时我们都捏着一把汗，因为家里的块炭实在是太少太小了。到第二天早上点旺火时，我们又总是替父亲“提着心”，因为许多煤矸石一样的煤块实在是燃点太高，煤质太差，旺火象征一年的旺气，既要点得着，燃得旺，又不能让旺火塌掉。有一年父亲在屋外用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把旺火点燃，旺火里的柴草都快着完了，母亲突然拿出半瓶我们晚上写作业要用的柴油说：“把这个浇上点吧。”不一会儿，熊熊的旺火就燃烧了起来，燃红了院子，燃亮了屋子。在母亲拉风箱“啪嗒、啪嗒”的伴奏声中，我和父亲及妹妹在院子里放起了二踢脚大炮，放起了100响的鞭炮。

那时候，大年初一吃过早饭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小朋友们到邻居家旺火周围找没有燃过的小炮，找着有捻子的小炮“叭叭”响几个，找着没有了引线的就从中间折断点燃窜火焰。谁家放的鞭炮多，谁家能拾到的小鞭炮多，谁家的旺火垒得大，我们记得清清楚楚，第二年就会早早过去。

家乡垒旺火的风俗，我父亲在90年代把它带到了忻州，在20世纪初又与我们一同带到了太原。每到大年三十儿，我们会请人拉一车块炭。在我们的宿舍楼下，父亲亲自动手用大大的块炭垒一个大大的旺火。从80年代开始保德、府谷炭就进入了定襄，也到了忻州太原，这种块炭黑明黑亮的，甚至用木材燃几下就可以点着了。那旺火那个旺，燃烧得整个宿舍楼和宿舍院都红彤彤的。“旺火”成了我们宿舍院的一道风景。楼上楼下的邻居在看完春节晚会后，就都走到了院里，烤旺火，放烟花，好一个热闹红火！

在旺火上烤馍馍，暖衣服，就会带来一年的旺气，母亲总是这样说。每到天要放亮时，母亲就会拿上几个馍馍，到旺火上翻过来调过去地烤。烤到馍馍全身都有了焦皮，黄灿灿的最是好吃，皮是脆的、香的，里面儿是热的、绵的，母亲让我们每个人都吃上一些儿，然后再煮饺子。每到吃烤馍馍时，我就不由得想到，家乡七月十五要捏面鱼，就是用白面捏成各种鱼的形状，有时也会捏成羊、鸡、老鼠等。为什么要把白面捏成这么多的动物形状我没有考证过，我欢喜的是这一天我们就会吃上一顿白面，之后母亲会把那各种形状的面鱼串起来，从大到小挂在墙上，我一串，我妹妹一串，说在墙上挂着晾干，看谁能等到过年时在旺火上烤一烤再吃。墙上挂的这一串白面馍馍，每年我都会掐着指头想着，不过四五个月，至少会剩一个小面鱼、小老鼠，等到过年时烤一烤。但是一年也没有等得到，眼盯着墙上的馍馍，手里拿着高粱面窝窝的我，在割草放牛散学后，今天从墙上掰一条腿，明天吃一个尾，后天再折一个头。一两个月看着看着就少了一个，又少了一个，比起妹妹那一串，差了一大截儿。先还动员着妹妹也一块儿吃，到了后来虽然不好意思，也就今天吃一条腿，明天吃个尾，开始吃妹妹那一串了。

家乡旺火最热闹的是责任制实行的那十几年，每到元宵节时会以一条街一条巷为单位。每家每户都摊上钱，垒三天大旺火，放三天大鞭炮，村里的干部和响器班子及秧歌队，还会一条街一条街地转旺火。那个时候放的鞭炮是一盘盘的，大炮是一捆捆的。整个村里鞭炮声此起彼伏，笑语欢声。到了90年代，定襄弹簧锤和夹棒锤发展起来了，锻造业做强了，村里这些先富裕起来的乡亲，每年要以“锤上”的名义垒旺火放烟花，请响器班子。他们会专门从“浏阳”整车买回烟花爆竹，鞭炮放得震天响，礼花满天绚烂，当几个旺火处集中放起礼花时全村都明亮地笼罩在了彩花之中。刚到太原那几年，家乡有一位朋友开鞭炮厂，每年给我许多大麻炮、小鞭炮和各式礼花。我与父亲带着姑娘和儿子，围着旺火放上一阵又一阵。母亲在楼上看，妻子在门前看，姑娘一会儿笑，一会儿跳，一会儿又捂起耳朵，儿子拿着小鞭炮跑来跑去，放了一阵又一阵，在熊熊的旺火下，笑声是那么脆。那有旺火的时代，那有声有响的岁月永远在记忆中鲜活着。

定襄高跷秧歌

在我的记忆中，每到正月，家乡定襄县各村各社都要闹红火。闹红火最主要的是各村的秧歌队要走乡串村，当某一个村的秧歌队要到来时，村里的高音喇叭就会喊：“社员同志们注意了，某某村的秧歌队快来了，大家到大队戏台前看来哇。”在上世纪80年代的正月，我的一个任务就是和母亲一起注意有我们家亲戚的那几个村是不是有人在秧歌队里。亲戚来时要给拿上家里蒸的馍馍，这是礼节。

定襄秧歌最大的特点，至今我仍然认为当年姥姥的“飞飞哨哨”四个字概括得最精辟传神。50多个人的秧歌队伍，统一踩着一米二三的木制跷棍，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在《大得胜》的鼓乐中，扬着头，甩着臂，扭着腰，转着胯，手中甩着马鞭、扇子、绸带，随着响器的鼓点节奏，或如疾风骤雨，或如风摆杨柳，欢快地扭着、跑着，一会儿一字长蛇，一会儿二龙戏珠，一会儿变幻为矩型大拜年，一会儿变幻为男女大对跑。队伍变换着各种队形，队员呈现出各种舞姿，远处看仿佛仙界飞舞着下凡了的一群仙人，近处看分明是中国传统戏剧的人物，再细细领悟，这老汉领头，老婆殿后，儿女媳妇中间一溜，小孙孙穿插前后，原来就是一幕生动的人间活报剧。

小的时候，我以为扭秧歌就是我家乡定襄这种踩在高跷上扭、跑、跳的高跷秧歌。后来才知道，原来整个北方地区都盛行扭秧歌，只是形式各有不同。仅老家忻州市就有原平的凤秧歌，代县的挠搁，五寨八大角等各有特色的秧歌，真可称之为秧歌之乡。当然，最出名的还数解放初扭着秧歌走进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都市的陕北大秧歌了。

定襄秧歌最大的特色是，男女扭秧歌者腿上绑有两根高度在一米二三的木跷。各自身披鲜艳靓丽的衣服，妆着戏剧演员一样的“脸子”，从行头和扮相上饰演生旦净末丑。具体扮演的是薛恩、况钟、萧桂英、白蛇、青蛇，刘、关、张等。一般讲，打头的是一位须生，黑红脸膛，髯口及胸，手执长鞭。依次一般是一位手舞折扇、头戴花冠的白娘子之类的青衣。走在前面的这两个“领头雁”十分重要，要臂舒展，腕灵动，头轻扬，节奏韵律感极强，起着表率作用。后面各位分别扮作小生和小旦，大多是传统戏剧的各种角色，男的扎有亮色绸布，称相公，女角着各色绣花小袄配明式马布裙，称媳妇子。走在最后边的一般是两位丑角儿，以媒婆为主，甚或有孩子们喜欢的猪八戒、孙悟空等。这几位丑角儿踩高跷的功夫十分了得。他们经常挤眉弄眼，或跑到队伍外面，走到人群中和小孩儿互动几下，有时又串到队伍中间和那些扮演小姑娘的调笑嬉闹一番。一头一尾再加上一两个小丑（男的叫二楞子，女的叫苶闺女），来回穿插，互相调侃，不时引得人们开怀大笑。

定襄秧歌不仅赏心悦目，而且热闹红火，最难得的是全县、全乡、全村的参与度，每到正月闹红火时，村里早早就会组织起秧歌队来。队伍中老人手居多，年年都会有年轻人和小媳妇充实进来。通常秧歌队要先在自己村里扭一两场，然后才出村，有时要扭到正月十五才回来，然后转街社和旺火。秧歌队要到方圆20里的每个村去演出，一进村口，响器就响了起来，人们就开始走向广场。里三层外三层的观众，围观着秧歌队，不时地要有村干部“打场子”才能扭得开，唱得下去。用“人山人海”“万人空巷”形容那场面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会有许多亲戚的儿女和媳妇在秧歌队里，演员又都是化了妆的，生怕认不出来，失了礼数，“看秧歌”又成了一个需特别认真的活动。再加上上世纪80年代乡里要汇演选拔，县里要汇演比赛，到了90年代，定襄秧歌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定襄的高跷秧歌队跷子越扭越高，花样儿越扭越多，年轻人甚至都娴熟到踩着高跷翻一个跟头，放一个大叉的地步。

在我印象中，看定襄秧歌最过瘾的是忻州正月十五的文艺大游街。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从古城楼到地委大院的十里长街，有许多企业或局级单位都雇请了定襄高跷秧歌队。四、五个小时的游街汇演，三五个队伍中必然出现一支定襄的高跷秧歌队伍。这其中你或许会注意到舞姿特别潇洒，扮相特别俊美的几位表演者，你就会不由自主盯着这个人扭到了哪里，那个人飞到了何处。在一片片飞飞哨哨的秧歌队伍中，寻寻觅觅地跟着走。我与父母妻子轮换着抱起孩子，或者把姑娘儿子托在柳树杈上，尽情地看着定襄秧歌队在分派秧歌者的导演下，一会从“凤凰展翅”变幻为“孔雀开屏”，一会又从“老龙摆尾”变幻为“白菜卷心”。什么“齐心合力”，什么“金砖墁地”，那才叫个劲爆，那才叫个热闹。二十年过去了，一想起来这些情景，清脆的鼓点声就会萦绕在脑际。

我一直以为定襄秧歌之所以被人们喜欢，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其伴奏的音乐响器。这高昂美妙的旋律配上高跷秧歌那时而疾风火爆、时而飘逸潇洒的舞姿，在高空中实现了曲与舞的和谐统一。定襄高跷秧歌与《大得胜》乐曲一样具有特殊的定襄符号，不仅有形态美、形式美，而且更有一种豪气凌云、凌空飞舞的神韵。

定襄的高跷秧歌队每到正月要有一二百支秧歌队代表每个村演出，有那么多乐队吗？有，而且是干部带头。记得小时候，常听到村里几个大队干部在晚上学吹唢呐、学啃笙，一开始“呜呜哇哇”的，我们戏称为“哇呜喔儿”。一个冬天之后就吹得有模有样，第二年元宵节就能带着秧歌队走街串巷了。记得八零年左右，我上大学后回家过寒假，母亲突然说：“赵家营的秧歌队来了，你大舅在。”大舅也扭秧歌？原来大舅是八音会中打鼓的，是“一锤定音”，掌控节奏者。大舅是大队会计，又是乡信用社在村里储蓄点的代办员，诚实厚道，在大队干部和村民中颇有人缘。会计是掌握印章的人，村里换了几任书记，他一直担任会计。他的储蓄点人来人往，在乡里面是业务最多的储蓄员之一，奖状都贴满了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十几年里，他年年都要随秧歌队走乡串村十几天。一开始我有些儿不理解，大舅这么大年纪了，春寒料峭，手都冻得通红通红的。现在想来除了大队干部带头外或许与大舅的爱好有关，也许与在秧歌队能挣上工分养家糊口有关，或许更与我家乡的习俗有关。不识字的姥姥能打扬琴，不识乐谱的二舅会吹笛子，大舅拉得一把好二胡。大舅，人们叫“大四年”，比我大21岁，在我面前从来不苟言笑，但明亮的眼睛中那么一股爱意藏都藏不住地流露出来。从专业的角度讲，或许大舅的鼓打得并不算十分出色，但是绝对鼓点清晰明快，尤其是他作为八音会的指挥，鼓点节奏的快、慢、舒、缓与秧歌队的走、扭、跑、跳完美结合在了一起。他们的秧歌队每年都要代表神山乡到县城汇演，正月十五晚上便成了全村秧歌的盛大节日，赵家营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几乎都要扎上高跷，聚在灯光灿烂的广场上扭了一曲又一曲，我的二舅、妗妗、姨姨，有时走亲戚的我母亲都走进了高跷队里。

定襄高跷在北方秧歌中独树一帜，除了它分为走、扭、跑以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唱秧歌。每一场秧歌扭完后群众都要围拢起来，由两到三人或四到五人，踩在高跷上唱几曲秧歌。秧歌调亦诙亦谐、风趣幽默，针砭时事或教育群众。每支秧歌队都要自编秧歌词调，都要有自己的拿手曲目。有那么十几首风靡定襄的秧歌曲目，如《转旺火》《怕老婆》《吃醋》成了全县秧歌队的公共品牌，久唱不衰。其中《转旺火》唱的是大年除夕老两口边转旺火边诉说生养五男二女的不易，现在老了，每天要轮流到五个儿子家吃住，大过年了不知该到哪家过，边转旺火边等着五个儿子来叫老两口过年。结果转了一晚上旺火，转得天快明了，也没有一个人来叫。犹记得秧歌中唱道：大年初一起得早，不知道该到哪家好。站在旺火旁转遭遭，咱看哪一家把咱叫……

定襄民间有“三晋文风数二定，数了定襄数平定”之说。我不知道这口头禅怎么来的，但有如此广泛和如此深厚的文化和文艺的群众基础，怎么能不出文化大师、文艺大师？文风起于民间起于基层，定襄高跷秧歌这木跷上的舞蹈不正是起于民间和基层吗？其生命力旺盛勃勃也！

【作者简介：吕巍，山西定襄县人，曾长期在县乡基层工作，长期从事农业农村工作，熟悉农村，热爱农民，对三农工作有较深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现从事县域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政策研究方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