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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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穿梭在城中村的大街小巷，奔波劳碌就为填饱肚皮，小心翼翼只求平安地活着。这也许就是我现在的心态。在广州城中村的“接吻楼”里，不知不觉已十年，在这“不思量，自难忘”的十年之后，我依然没能够时来运转一夜暴富而逃离，也没有手停口停流落街头去讨饭，那份微薄的薪水，支撑着我心底里的城市梦，喜欢也好，讨厌也罢，我一直和散落广州的城中村纠缠不清。像我这种眼高手低的寄居者，注定只能住在城中村，也只有城中村容得了我。住在城中村，不需要与众不同，衣服最好买地摊货，十块钱三件任挑，包得住身体就行了，晾在阳台也不用担心被偷。打扮也可不伦不类，西装波鞋或者西裤拖鞋，睡衣当街穿也没什么，城中村里没人会多瞧你一眼。即使是卑微地活着，我也没有悲哀没有抱怨，因为，这里有我的家。

多年以前，我在QQ空间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这个老牌的广州城中村寄居者，对于地处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附近的棠下村的依赖与情愫，似乎早已超过了湘北那个叫花园村的地方。在广州的27年，我几乎没有离开过这里，即使随着后辈人的长大，在这里买房定居，离棠下村的距离也没有超过500米。

1998年的春天，我被一列蜗行的绿皮火车抛落在这里的时候，这个与广州天河区著名的城中村同名的城中村，并不知名，当我告诉同事或者朋友我住在棠下村的时候，几乎百分之百的人，都想到的是天河区的棠下村。好多人还一再叮嘱，一个人晚上别出来在巷子里晃悠，也别去那些充满暧昧的地方。甚至有朋友听我说是白云区的棠下村时，竟然是一脸的错愕与讶然：“白云区也有棠下村？”后来，我才明白，这个面积小，外来人口少的城中村，之所以失却在人们的意识里，是因为那些可以出现在广州各类媒体上的事，多与这个棠下村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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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这么以为，对于我们这些寄居者，广州的城中村是柔软的。这种柔软，既为我们的寄居生活提供了更多的生存空间，也体现了一个城市包容的气质。

当我在棠下村居住多年之后，村子的样貌逐渐有了改变，原先狭窄的远景路迅速被拓宽，尤其是当地政府喊出打造白云区“北京路”的口号之后，这里迅速繁华起来。一批以航空货运为生计的韩国人的到来，貌似韩国的饮食文化，也硬生生地闯入，不计其数的大大小小的韩国菜馆，被命名为“全州家”“江南本家”或者“韩国料理”等等，吸引着我们的眼球，冲击着我们的味蕾。我相信这些韩菜馆，百分百是由中国人开的，但韩国菜的噱头，一时顾客盈门，尤其是让居住在此的不少年轻人趋之若鹜。

我说这话是有底气的，我曾经的同事，从遥远的吉林延边南下广州寻梦的朝鲜族人老马，在经历了那种漫长的一眼望不到边际的打工生活后，以“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和老婆一起在远景路上租了一家50来平方的门店，开了一家名叫“外婆家”的韩国料理店。起初，老马凭借自己在老家学到的厨艺，亲自抡起大勺，老婆跑堂，以夫妻店的小打小闹，在这个城中村开始了追寻自己的致富之梦。

我有过一次光顾老马菜馆的经历。当然，那时的老马，已经是真正的甩手掌柜。我光顾的那天，是一个岭南冬天里的周末，我的一个同办公室的小姑娘请客，他们随我从20公里外的单位转车来到这里，除了我这个老男人，来的全是同事的朋友，都是20出头的90后男孩女孩。因为台子少，在我们就餐的过程中，老马的菜馆外面，还有十多个与同事一般大小的男男女女，排着队在外面的寒风中，苦苦等候。寒风中我分明看到了有几个男孩女孩缩在衣襟里的样子，但对他们来说，这样的等待是值得的。

这就是广州的城中村，在这些城中村里，有无数个从四面八方潮涌而来的如老马一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独门的手艺，或者聪明，经营着各种各样的营生。我2003年结识的江西于都人老魏，又让我在这嘈杂的人间里，认识到了人的另一种生存状态。那时，老魏选择在另一个著名的城中村杨箕村，与妻子一起经营书店。他和妻子在村里靠近广州大道南的一条巷子里，花550元租了个一室一厅，书店就开在客厅里。老魏是一个农民，做过工厂保安和摩托车搭客仔。有一段时间里，广州城里的飞车抢夺猖獗，老魏觉得摩托搭客这一行在广州迟早要遭到政府的打击，便先知先觉地来到杨箕村，开始经营这家书店。刚开始时，他的书籍主要是武侠和言情小说，每天都有男女老少借阅。在这个简陋的居所里，老魏和妻子每天晚上收档后理钱的时刻，也就成了他们最幸福的时光。

随着生意越来越好，老魏开始通宵营业，他从老家把他表弟的一个刚刚高中毕业的女儿接来，三个人轮流值班。他每月给表侄女1800元薪资并包吃住。除开所有的开支，老魏每月大概能赚6000元左右。在2003年，1800元的月薪，也让老魏赢得了在江西老家守着田地的表弟一家人的尊重。

老魏说，杨箕村里住着很多在著名的广州市大道中289号工作的年轻人，曾经一个进出过他的书店的记者，建言他购进一批诸如《读者》《青年文摘》《卡耐基自传》之类的温馨励志书刊，说现在不少年轻读者喜欢这些书籍。已经摸到门道的老魏听从了这位年轻记者的建议。从那以后，他每天的收入都要增加100元。此后，在租书卖书之外，他还发明了加两元钱旧书换新书的销售模式，这一经营模式，又给他带来了不菲的收入。

待到杨箕村彻底拆除改造的2010年初夏，老魏在这里已经住了将近8年。这8年里，农民老魏不仅在老家的旧宅基地上，花好几十万建了一幢小洋楼，还在县城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洋房。当我问他为什么不在广州买一套房子时，他指着打扮得颇为洋气的妻子说：“她说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老家。”然后是呵呵一笑，“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要不是她阻拦，我现在不用开书店了。”他妻子迅速回敬：“你就一穷命，还怪我。”两个人哈哈的笑声中，我听出了他们对现有生活的那种发自内心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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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面前蜿蜒曲折的巷道和紧紧挨着的握手楼，密密麻麻、遮天蔽日，就算在正午，楼与楼的夹缝之间也透不进一缕明亮的光线。尽管我是第一次走进石牌村，但我还是凭着我多年的广州城中村生活经历，找到了位于匡居大街一巷的老乡小伍，真真实实地见识了大名鼎鼎的石牌村。

小伍是我湖南的乡邻，相距不过七八公里。2000年春，湘潭大学计算机信息专业毕业的他，辞去在县城一家事业单位的工作，只身来到广州寻找属于他的人生新机遇。他在石牌村安顿下来一个礼拜后，终于在太平洋电脑城的一家IT公司，找到了一份月薪2200元，还包吃午餐的工作。当他拿到第一个月工资时，他说用欣喜若狂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一点也不为过，除去280元房租和其他开支，他在他办的第一张中国工商银行的卡里，存下了1600元。

平时下班后闲来无事，小伍会约上三五个同在电脑城打工的朋友，找一家快餐店坐下来喝啤酒海侃。那时候的快餐对我们这些寄居者来说是幸福的盛宴，一个现炒的肉菜连同米饭，3.5元到5.5元不等，比现在好喝得多的老珠江啤酒也才3元一瓶。小伍每次都会点一份猪肚酸菜饭，猪肚是他最喜欢吃的肉食，他酒量不大，一瓶啤酒已经到顶了。大家把各自点好的菜拼在一起，以自己的为重点，边吃边聊。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在夹杂的各种乡音中，聊些诸如产品销售技巧、市场状况，以及老板的为人等等话题。

那个时候的小伍是公司里专门的技术人员，他不用为工作业绩的事情犯愁。这并不代表他不会产生业绩。这大约就是我们所说的运气，这种东西，冥冥之中应该是存在的，在他入职这家公司的第四个月，一个一起吃快餐喝啤酒的朋友给他介绍了一单生意，他帮老板卖出了四十台惠普扫描仪，每台销售价2000元，一次就为老板带来80000元的销售业绩。身为福建人的老板也会做人，按照公司业务员的提成率，给了小伍6000元。面对这样一笔“巨款”，小伍不具贪念，分了一半给介绍这单生意的朋友。当晚，小伍还做东请这位朋友在石牌东路上的一家湘菜馆里大吃了一顿。

等到第二年开春，已经在公司里占有了一席之地的小伍开始不满足自己的境地，他开始筹划要做给自己打工的老板。他用这一年多存下来的几万块在石牌村匡居大街一巷租了一间一楼的房子，做DIY装机生意，主要经营利润低廉的主板和机箱。而其他的产品就从同行仓库里拿，大部分都在城中村距离近，上班后拿货过来，放在店里摆着，下班后没卖出的再还回去。这也是当时电脑城的规则，有钱大家一起赚，相当于大家集资合作开一家大型的装机店，什么配件都能够找到，互通有无。

年底的时候，小伍银行卡上缓缓上升的数字，终于有底气支撑他在太平洋电脑城第二期的三楼租了一张柜台。4000元一个月的租金，在当时整个三楼三百多个柜台的容量中，不足200个正常营业的柜台，与如今激烈的竞争形成了天壤之别。创业的第四个月起，小伍的档口每月就有了不菲的利润。

2003年过后，石牌村这个在广州直到今天都赫赫有名的城中村，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以及距离东莞、佛山、中山和深圳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便宜的地租和强大的“人力储蓄池”功能等优势，又吸引了颐高数码广场、百脑汇广州店等国内外重量级的电脑卖场相继进驻，与太平洋数码广场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

很快，小伍的生意就初具规模，上网用的“猫”、电脑光驱、摄像头、U盘、MP3、MP4等等，几乎都能在他这里买到。鼎盛时期，他在天河电脑城拥有了两个档口，南方电脑城和百脑汇各一个档口，年销售额有了数百万元。他的十多个员工，也像当初的他一样，全部住进了石牌村。而他自己，则搬进了华南师范大学附近的华景新城。

这些，都是我在认识小伍之后，一次又一次相逢在石牌村西荣华街的一家川菜馆里喝啤酒时，他对我的述说。

有一次，我们从一家苍蝇馆里出来，不知谁家的窗口飘出熟悉的歌词：“我楼下是防盗门的加工厂，生意特别好，声音特别响，吵醒了我和爱睡懒觉的姑娘。鸡狗合啼着，欢迎来到石牌村庄，霓虹灯一亮，夜里演着戏，夜里把歌唱。石牌村唱到天河村，天河村唱到杨箕村，是村还是城，是城还是村。天刚蒙蒙亮，困意上了床，太阳是希望，白日真紧张。”这是曾经寄居于此的摇滚歌手王磊的那首著名的《石牌村》。这种自嘲，让同为城中村寄居者的我瞬间有了相通的况味。

而逼仄的巷道里，那些与我擦肩而过的行色匆匆的男女，他们也跟我一样，潜藏在背井离乡匆忙身影后面的故事，不一定跌宕起伏，当然也不会是一味的阳光灿烂。在故乡，或许有不堪的往事，或许有人生的藩篱，但最终，我们相遇在各自的异乡，出于一种人生而自由的本能，开始寻梦。目光中强烈的渴望，就是我们这些寄居者的希望之根，也是我们顾影自怜的人生经历里长久的记忆，亦是我们命中注定的吾心安处。

龚小萍，上世纪60年代出生于湖南澧县，90年代末至今客居广州。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各类报刊。著有《慢享唐诗•独爱你那一种愁》和《慢品元曲•人生能得几回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