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灵魂的拷问
徐泓教授与我同龄、同校，大学毕业后又同到内蒙古沙漠边的一个小县工作。后相继回京，同在新闻界工作直到退休。但我却不知道她肚子里一直藏着一本大书，从未吐露。这就是新近出版的《燕东园左邻右舍》（上海文艺出版社）。一经面世轰动学界，连我也目瞪口呆。
燕东园指的是老燕京大学的一批教授别墅，后并入北大，曾住过许多名教授，前后接续百余年，现已成受保护文物。徐教授是借古房子写人，这一点我们是相通的。十年前我因写《树梢上的中国》曾提出一个新观点，记录历史有三种载体：文字、文物与古树。殊途同归，我选择了古树，她选择了文物老屋。而且天降其人，这二十二座百年老房子至今还没有变更过住户的只有徐家了，而徐家能动笔写书的也只有她了。天降大任，她成了一颗燕京文物孑遗仅存的种子。
我立刻想到1958年吉林省曾出土一颗千年前的古莲，经人工唤醒，居然发芽开花。作者的这部著作堪比古莲开花，令人拍案叫绝，又思考连连。
我在《张闻天》一文的开头说过：“从来的纪念都是史实的盘点与灵魂的再现。”乱世出英雄，但更考验知识分子的灵魂。从翻开书的第一页，我就被这百年前的学风和那一群精英所吸引。幸哉，作者为我们保留了这样一批学界之魂。
他们的灵魂是那样的纯洁。1930年冯至先生与恋人订婚后即单身远赴德国留学。1932年未婚妻也来到了柏林求学，两人却分别租住在不同的街道上，各自保持着个人的境界，安心读书互不相扰。一些富二代去留学，还不是先拿着啃老钱在十里洋场玩个够？而他后来在北大任教时遭遇“文革”，那是一个给知识贴了封条的年代，他满屋子的书柜被一张张封条封住。邻居和老友杨晦先生的儿子杨镰要到新疆插队向他告别，他用热毛巾轻轻地化开书柜上的封条，取出一本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我的探险生涯》，这是打开新疆近代考古的一把钥匙。这本书被杨镰翻烂、看透，心中种下一粒知识的种子，二十年后杨镰成为卓有成就的新疆考古专家。
还有，当年的燕京大学从1934年就开始确立体育课为必修课，冬天必上的滑冰课，体育教授给一个学生打分，右腿打了4分，左腿打了3分。理由是左腿蹬力不够。看到这里我脑子里总会浮想起一个老教授俯身在冰面上，侧头、瞪眼，仔细观察一个学生脚踏冰刀的动作。这得有多么负责的精神？在老燕京、老北大，知识连同这些知识的传授者的人品就是这样传承的。
他们的灵魂是经过煅烧和锤炼的啊。他们这整整一代学者，别无所求，只为求知，以知识报国。
一次我去看徐泓教授，她指着附近的一处老房子说，那曾是翦伯赞先生的家。我肃然起敬，在上中学时就读他的书，一位有名的红色史学家。但他曾因在刘少奇手下工作，“文革”中不愿违心地诬陷上级，愤然自尽。这件事不关学术，但能看出一个真正的学者身内藏着怎样高贵的灵魂。
徐教授的这本书写的是一大群老房子，现在早已物是人非。我怅然有思，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燕东楼。但是我能感觉到空气中都沉浸着他们的灵魂。都说历史是一面镜子，燕东园和它的旧主人帮我们照见了什么？照见了后学者的责任，也拷问着我们的灵魂：治学可有诚心？教授子弟可有耐心？独立做人可有良心？
张载的治学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且不说四个“为”了，只说那第三个“为”，在校园这块绿洲里、这块漂泊的知识岛上，我们可还有定力、毅力，为那些行之并不遥远的“往圣”们继一份绝学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