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校记
今年5月4日，北大校庆日，我回了趟学校。按规定从东南门进，也借此机会搞明白了北大究竟有多少个门。南边西边不算（北边没有门），光说东边吧，就有东北小门、东北门、东门、东南门四道，一门之差，别有洞天，你不小心看错一字，就要走好多冤枉路。
进了东南门，左侧是邱德拔体育馆的北广场，为多家院系的接待站，巨幅标牌印的是：“家·年华 欢迎校友回家。”我在总接待站取了一册《北大人》，季羡林先生题的字，封面印着“巍巍上庠，国运所系，永担使命，与时俱进”，大开本，胶版纸，沉甸甸的，分量感十足。我没带挎包，外衣口袋也装不下，只能拿在手里，但是既要拍照，又要记笔记，碍事。情急智生，我把它贴胸插进衬衣里，束紧，仿佛多了一副上阵的铠甲——不，是多了一面护心宝镜，一块举世皆无的巨型芯片。你也可以把它说成是“行为艺术”。
转身，径直奔向五四运动场。当初是泥巴地，现在铺上了塑胶，我在跳高场地旁找了块海绵垫，一屁股落座，而后顺势躺下，双手作枕，仰观天上的浮云。
60年前，入学不久的一天傍晚，我来这儿练长跑。400米的跑道，一圈下来，尚能摆臂迈腿，从容不迫；两圈下来，转为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三圈下来，则头重脚轻，眼冒金星，胸膛像挨刀扎，双腿灌满了铅……心想，自己不是长跑的料，这项目太耗力，太累人，算了，干脆退出。但前有本班男生，后有邻班女生，光天化日，我不能认孬。再说了，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点困难算什么？于是咬紧牙关，豁出小命，拼出如今所说的“洪荒之力”，坚持，坚持，再坚持……跑完四圈，嗯，腿还长在我的身上，步子居然不再踉跄；跑完五圈，噫，呼吸忽然畅通无阻，腿脚如有神助般异常放松，整个人像要飞了起来。
若问五年半的大学生活有哪些重要的收获，耄耋之年回首，那次长跑度过“极点”后的体验，让我终生受用。
“卞兄，你还记得我吗？”
扭头，是一位年纪与我相仿的老先生。
迅速起身：“你是……”老实说，我认不出。
“提醒你一件事，1966年冬天，去井冈山，攀登黄洋界，我在半腰崴了脚，是你把我背到山顶。”
“哦，记得。可我并没告诉你我是谁，我也没问你是谁。”那年头，做好事讲究不留姓名。
“你胸前戴着北大校徽。我没戴，我也是北大的，中文系。五六年前，看到你一篇回忆登黄洋界的散文，时间和细节，触发我的联想，上网查了资料，确认背我到山顶的正是你。刚才就注意到你，又上网查了你最近的照片。”
“越说越有故事，像一篇小说。”
“说故事也是故事，说缘分也是缘分。同为北大人，今天回了家，不是碰到你，就是碰到他，总有一道闪电会照亮你我他共同的记忆。”
漫步在当年的学生生活区，恍若隔了世。经过上世纪末的改建扩建，昔日的四层灰色砖楼，一律改成了高大敞亮的六层板楼，位置也作了调整。我曾经住的四十斋，前移了数十米。庭院里的几棵大树，槐梓相杂，粗逾水桶，高超六楼，不会是后植的，应该是原住民，与老楼同期落户。如今，老楼完成使命，寿终正寝，而它们依然葱茏蓊郁，坚守故土。
若要打卡，这是最具纵深的地标。
那些建筑面目全非，唯有这几棵老树，是昨日的见证，也是今朝的慰藉。一阵微风吹来，树叶沙沙作响，我抬头仰望树梢，傍午的日头正透过那簇长相最旺的枝叶俯视着我。树嘛，自然在不断生长，它们向天空发展，向地底延伸，向内心蓄力——镌刻年轮，那是它们的年谱，也是过往岁月的天文志、地理注。在树的眼里我也是一棵树，十趾沾地却又不懂得向下扎根的树，终生奔跑操劳却总也高不过层楼的树，甚至越长越矮。今天，我这棵老树倒很想和那些老树谈谈，譬如春华秋实，譬如夏长冬藏，譬如立地顶天，譬如千秋万代。
燕南园是北大园中之园，里边住的俱是“重磅人物”，整个学生时代我都没能进去瞭一眼。
第一次得窥“庐山真面目”，是在毕业26年后，拜访陈岱孙先生。那一阵子，北大的公众人物，是陈岱孙、季羡林。我与季先生相熟，便请他介绍——就是向陈岱孙先生问个好，和他拍个照。哪知找到55号，敲门，无人应。问邻居，说身体不好，住院了。
好赖见识了燕南园，感受了其磁场。
过了若干年，采访侯仁之先生。侯先生住61号，当时虚岁已值百龄，获睹他的丰采，聆听他的嘉言，幸何如之。
去年岁尾，写作《先生之风》，涉及57号前后两任户主江隆基、冯友兰，又来一探究竟。57号已辟为“冯友兰故居”，适逢闭馆，遂隔着围墙瞻仰了那名享士林的三株老松。
今日再来，依旧铁将军把门。
人去楼未空，“三松堂”储满斑驳明灭的光与影，锁犹未锁，有心人往门前一站，自有浓郁的书卷气、博雅气袭面而来。
我是有心人，免不了对围墙内的三株老松又低回了一番，然后迈开大步离去。拐了个弯，正襟危坐的陈岱老，恰在55号院旁等我——那是他的铜像。合影如仪，还有比这更令人满足的吗？
一路走走停停，见到华发苍颜的老者，别有一番故交故知的亲切，他们的目光会主动迎过来，我也会热切地望过去，对上了眼，有人径直问：
“哪一级的？”
“64级。”
“学什么的？”
“日本语。”
“认识吕学德吗？”
“认识，教阿拉伯语的老师。”
又有人搭上话：
“我学过陈信德的科技日语。”
“是吗，陈先生教过我一年。”
“我认识刘振瀛。”
“哦，刘先生教高年级翻译。”
北大很大，北大也很小。
一处交叉路口，西南角竖着一块告示牌：“世上本来有路，停的车多了也就没了路。”我拿笔抄下，觉得这标语新颖，借着鲁迅的名言反过来说，让人见了愣一愣，想一想，这一愣、一想，就多了一番明心见性的顿悟。
未名湖南岸，靠背长椅，右首是我，左首是她。
我读我的《北大人》。
她是游客，江南口音，用手机絮絮叨叨地向家人汇报燕园见闻。
渐渐感到左侧热辣辣的目光，扭头，四目交集。她问：“您这本《北大人》在哪儿买的？”
“校友会赠送，非卖品。”
“太遗憾了，我看到很多人手里拿着这本，以为我也可以买到。”
“你想要？”
“想呀，我儿子今年读高一，他打算考北大。”
“那……你等等。”我掏出笔记本，把刚才读过的两段将来或许用得上的材料，刷刷地抄下。然后，把刊物送给她。
她十分好奇，想知道我抄的是什么。
我翻开《北大人》，在那两段文字下画了波浪线：
1973年，毛泽东、周恩来会见杨振宁，周培源陪同。他提到自己曾经是杨振宁的老师，现在则要向杨振宁学习。毛泽东笑问：“你现在落后了吗？”他欣然回答：“是很落后，后来者居上。”（摘自《缅怀科学巨擘周培源》）
杨辛考察泰山，作《泰山颂》：“高而可登，雄而可亲；松石为骨，清泉为心；呼吸宇宙，吐纳风云；海天之怀，华夏之魂。”（摘自《缅怀哲学美学大家杨辛》）
但愿她的孩子读到上述钻石般的文字，也会与我一样，心潮逐浪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