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奇异果先生杂货店

奇异果先生杂货店与我比邻，但是我从来没有搞清楚奇异果先生是谁。这个名字经常出现在当地的房产出租广告里——位于布鲁克林地铁J线和M线交汇处，奇异果先生七天二十四小时开门。这样的一个简易房商铺加上延展出来的水果摊，就是我家附近的地标了。去世界各地旅行，有时候偶然遇到陌生人，说曾经也在布鲁克林住过——哪个位置啊？哦，就在离奇异果先生不远处！这样就天涯若比邻了。

就像福州人敢在美国任何一个最危险的地方开中餐外卖店，曾经在同样危险的社区里遍布着韩国人的蔬菜水果杂货店。其实福州人不如韩国人胆大，他们的外卖店里安装着防弹玻璃和铁门铁栅栏，但是韩国人的杂货店里却是真皮真肉的交钱交货。曾经有小偷在韩国人的店里嚣张，偷了东西不算还打了老板娘三记霸王拳，老板娘转身拿枪，刑讯式地将她一枪爆头，之后此事变成了一九九二年洛杉矶暴乱的导火线。治安问题从来不是亚洲移民寻求生存的障碍，但是城市绅士化改造，引进大型超市和连锁店是屠杀小本生意，资本自由和垄断的规律。

奇异果先生的幸存不但因为它的促销策略，薄利多销，也因为越来越多的纽约文青开始聚居附近。他们一贯反对垄断资本家，支持小门面生意，他们也经常为了喝酒用完一个礼拜的生活预算，只能去奇异果先生那里买一块钱一大包的水果和蔬菜。在纽约的贫穷就是感觉有些苦，只要有奇异果先生这样的邻居你就不会挨饿。但是进出奇异果先生的门口，都会有一些苦逼向你伸手乞讨，文青就是大方，买一块钱的蔬菜，花五毛钱行善。乞讨者有时候太靠近商铺或者进入了商铺，那个韩国大叔就会冲出来怒吼，滚开！就这么一句滚开，文青恻隐转身把兜里剩下的最后五毛钱也捐了出去。

去奇异果先生店里买菜，店员不用计算器，商品上也不贴价钱或者条形码，他们就凭记性靠心算。经常花个十几块钱就拎也拎不动了，所以也从来没有人跟他们计较是不是算错了，其实心里还佩服亚洲人的算术能力。随着亚洲文青也相继迁入，据说只要你用韩文跟他们打个招呼，店员就会自说自话给你打个九折。当我发现那招的时候，为时已晚，他们开始雇佣西班牙裔的店员。哎呀呀，用计算器也能算错，这就帮着老板无形中挣钱了呢。

韩国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病毒。当疫情开始，纽约封锁的时候，在奇异果先生那里见不到任何一个韩国店员。亚洲人的保命精神在布鲁克林这样粗枝大叶的地方尤其凸显。但是生意继续，疫情伊始粮食卖断货，奇异果先生也一定没有少挣。之后明尼阿波利斯的白人警察跪死了黑人乔治·弗洛伊德，引发了全美的“黑命贵”抗议运动，趁火打劫的人们开始打砸抢。奇异果先生没有关门，他们家最值钱的商品就是西瓜了，抢那玩意你能奔多远啊？因为地处高架铁路相交的五角马路口，平时就是事件多发地段，纽约市警察局安排了人马特别保护奇异果先生和周边的商家。那个警察人高马大，双腿人字站正，手扶腰间随时可以拔枪。他就站在那些西瓜旁边，连口罩也不戴一个。这个年头不怕病毒的人才是真正什么也不怕的人。

布鲁克林城绅士化改造，大疫情打砸抢，这些都没有击垮奇异果先生。可是人在江湖之中，命在天地之间。奇异果先生面对的是美国日趋激烈的政治正确的挑战。亚洲人和亚洲移民多携带种族歧视，因为在他们国家里的居民大多只有一个种族，或者只有长得差不多的其他种族。黄皮肤内部以拜金的方式细分三六九等，黄皮肤以外用肤色深浅将人种依次排序。每逢黑人顾客进门，他们就会多睁一只眼睛，甚至紧随其后看人家是不是顺手牵羊。尽管后来他们学会掩饰，但是黑人们因为长期受到迫害，凭着基因里对他人的不信任就能嗅察你的偏见。在谷歌差评里，人们怒吼道，种族主义者开的杂货店，千万不要去！在“城绅化”之前，是我们黑人和西裔人供养他们的店,现在受到是非判断的却是他们应该感激的人。奇异果先生里面黑人确实不多了，但是白人文青们足够养活他们。在倡导有机食品、支持小门面生意、反对连锁店和过度“城绅”这些与种族歧视罪名的权衡之下，文青们选择了继续支持奇异果先生。因为理论上放弃有机食品、支持连锁店和“城绅化”会导致更大的种族灾难。况且种族歧视是要有证据的，有证据就要上庭审判。哎，况且我只剩这几块钱了，你让我去哪里买菜啊？以上就是韩国人、黑人和文青各自的心路历程。

世界上大部分的地标会受到保护不会消失，就算消失了，历史也会记上一笔。如果奇异果先生最终在资本主义的丛林规则中倒下，就会像他们隔壁的那个著名的摇滚乐队酒吧“蓝色礼拜一”，口口相传，人群爆满，免费供应白开水，结果死蟹一只。疫情的时候大家都搬走了，新的邻居再搬回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什么是“蓝色礼拜一”。

礼拜一是干枯和黑白的。布鲁克林的故事和你们家楼下的一样，冗长而坚毅。

刘 明

刘明死了。半年前就想写写刘明，当时他还没死，第一句就已经想好了。从活蹦乱跳到瘦骨嶙峋，几乎没有过渡。胰腺癌晚期没有杀死他，他在家摔了一跤，身边没有人。刘明年富力强精力旺盛，跟我们一样，身边的美国人无法猜测亚洲人的年纪。追悼会上，有一个从未谋面的女生默默啜泣，她是刘明遇到我们所有人之前在波士顿的前女友。她突然破涕为笑，告诉我原来刘明这么老了，他还骗她是“八〇后”。我也从来不知道刘明几岁，只是他病倒后突然老了几十岁。每次看到他，就是深刻的提醒，生命这么脆弱，从来没有理所应当。

我并不知道刘明也是中国人，而且还是上海人。我跟他活活讲了一年的英文，发现也被骗了。那是十多年前，我从芝加哥回到纽约的行为表演艺术圈，从羞涩男变成了社交狂，那些年交的所有朋友今天都老了十岁变成了中年人。刘明不搞艺术也不是有钱人，在艺术圈里就近乎神秘。他频繁出没混了个脸熟，可是美国人就是脸盲，他们老是把刘明当成我，多少年了，甚至在追悼会上还有人把我们两个名字叫错，搞不清谁死了。刘明每次就呵呵地告诉他们，他不是那个艺术家，但是他也能聊艺术。其实刘明不但能聊艺术，他能聊所有美国人能聊的东西，上到国家州市区政治选举，下到邻居家的干湿狗粮，东到酷儿变性手术细节，西到一切社交毒品的体验以及魔法魔咒灵魂清洗。这也是我误以为他不是中国人的一个原因。如果社交是一门专业，我觉得我差不多能够小学毕业认字识句，刘明就是博士生导师。他能够记住所有人的名字不算，还有他们的姓氏、他们的专长、他们的偏好和习性、谁跟谁什么交情什么过节等等。结果他变成了一个策展人，拉帮结群，互联各种艺术山头和圈子，在家里办几百人派对，每个派对都有最前卫的表演活动。他不再神秘。

这些年，刘明的社交本性和本领没有让他少泡妞。我至今还记得有一天他搂着一个金发碧眼的女孩进入一场派对，他们一个拎着一瓶五粮液，另一个举着一瓶威士忌，见人就说来一口。他醉了，女生也醉了。后来他向那个女孩求婚，她叫莎拉。莎拉幼年被犹太家庭领养，结婚仪式那天，刘明就戴着一顶犹太人的小帽子，感人肺腑地向家长保证此生照顾好莎拉。一边是正统的犹太家庭，另一边是刘明的艺术家朋友们，他们奇装异服色彩缤纷，男女难辨喜怒不明。这些都不重要了，犹太人和中国人一拍即合是有传统的，女儿转手，合作愉快。很久之后，我才了解到那些家长们在结婚那天如释重负。莎拉的生母是个酒鬼，她在醉酒中出生，成年后一沾酒精如同回到母体，无法自拔。莎拉的酒量之大只有医生知道。每次送到医院，医生根据她体内的酒精浓度告诉刘明，奇迹啊，恭喜你的妻子还活着。这个不是奇迹，或者奇迹就是莎拉的常态。我后来问刘明，你怎么这么有种跟酒鬼结婚？他说，人生就是一场一场赌博。赌鬼遇到酒鬼。我没有理解他赌的是什么，他也不缺女人。他又说，莎拉是个单纯的女孩，挫折人生，受过蹂躏也做过妓女。刘明心善而且仗义。处理其他事情也是这样，人生大事只是其中一桩。

刘明和莎拉分分合合。他们说分了，我们说，哦。他们复合了，我们说，哦。刘明被诊断癌症晚期的时候，莎拉哭红了眼睛，说要留在刘明身边帮他做饭。而事实却是，她又喝醉了，倒头砸在浴缸里，脑震荡。打电话叫救护车，人送走了还要跪在地上擦屎擦尿。病重的照顾醉酒的，这种日子没法过。刘明知道自己要死了，他眼神空洞地看着前方。他跟我说，如果他死了，莎拉会躺在他的尸体旁边继续喝酒。文学和艺术中有夸张手法，可是这些夸张手法在现实面前相形见绌。我不但相信这个没有发生的事实，而且相信莎拉的单纯。

刘明死后，我和几个朋友相帮处理了一些后事，莎拉也参与进来。有一天莎拉很着急地打电话给我，问我刘明的尸体在哪里。肯定不在医院了，但是停尸房说已经拉走了，殡仪馆说没有去拉过。我不相信美国的系统可以这样阴差阳错，我也不信这个邪，我甚至在想人都没有了，尸体在哪里重要吗？莎拉再也没有给我打回电话，我相信尸体是在她的意念中消失了，后来又被找到。又过了好几个星期，我想问刘明的骨灰在哪里，没有人知道。莎拉又进了戒酒所，从来不回短信和电话。我也随便想想，人都没有了，尸体也不见了，骨灰重要吗？后来，骨灰还是出现了，在另一个朋友的家里放了很久，等有需要的人来领。美国人对阴魂没有忌讳，都是住有室友的公寓，就把骨灰放在自己床头，早上起床问个好，再过几天视而不见了。

刘明唯一的亲人是他远在中国的父亲，八十六岁。半年前刘明就把他爸爸的电话号码告诉我，说发生什么事就跟他说一下。我是刘明身边唯一能说中文的朋友。他爸爸一直不知道他生了什么病，那天接到了我的电话，是死讯。老头子坚挺，十多年前死了老婆，三年前刚刚死了大儿子，刘明的哥哥。他刚从新冠病毒的发烧中恢复过来，面对唯一亲人的死讯，他的声音颤抖但是仍旧铿锵有力。他无法理解上帝对他的眷顾和惩罚，他也没有能力独自飞来美国处理刘明的后事。他跟我说，把刘明的遗物都扔了吧，他只想保留刘明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毕业证书。他说那是他养这个儿子的骄傲。

带着他爸爸的嘱咐，我领着一帮我和刘明的美国朋友去他家处理垃圾，心想人多力量大，三下五除二，就可以把他的东西全部扔到街边。那是我人生中奇葩的一天，没有想象中整理遗物的悲伤和遗憾，那天充满了喜剧和欢笑，让我彻底见识了美国式的唯物主义无神论。刘明生病无法负担房租，已经几次搬家，越搬越便宜，搬到了皇后区的一个地下室。他的东西在搬家过程中已经精简。美国人觉得这样扔了有用的东西就是作孽，他们这样也要，那样也要，衣服试一下，鞋帽也试一下，书怎么能扔呢？微波炉还能转的呀。那天不是整理遗物，是一个分赃现场。东西都分完了，大家瞄准了刘明的冰箱，里面还有很多没有吃完的东西呢。于是一个朋友说，你们先忙，我来做点吃的。他一边做饭，一边吃着刘明的零食，还一边埋怨着，这个家伙的冰箱里怎么没有啤酒呢？大家把肚皮填饱后，又把剩下没有吃完的全部打包带回家去。

刘明的爸爸坚信刘明在律师事务所里工作。我很遗憾地告诉他，我连他在上海的高中毕业证书都找到了，但是没有哈佛大学的毕业证书。刘明爸爸拒绝理解什么是自由职业，也拒绝理解刘明的朋友们都是艺术家。他说在美国搞艺术有什么用啊，能吃饭？作为中国人和中国移民，我很熟悉这样的话题，我一秒钟就能理解刘明和他爸爸的巨大代沟。他根本没有从哈佛法学院毕业，他也从来没有在律师事务所里工作过。他爸爸对他一无所知。刘明没有在中文语境里生活，他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来美国了，当时在美国没有多少中国人是搞艺术的，他也没有什么中国朋友。他到死，没有回过一次中国。

但是有一天，我去医院探望刘明，他告诉我，他想把身体养好一点，回中国。我说，你的所有朋友和生活都在这里，回去干什么呀？他说，回去至少有他爸爸。我一直以为人的身外财富，一是金钱，二是社交圈。刘明没钱，社交圈就是他的所有财产。可是在死前，他心灰意冷，视社交为粪土。身体好的时候精力旺盛，组织派对策划展览，他一呼百应，身边聚集各路好友，上天入地。病倒之后没有了盛宴，食客们作鸟兽散，大部分人没有一个电话问候，还怕他借钱。莎拉呢？刘明的遗物中有一棵新买的圣诞树，他觉得这会是他最后一个圣诞节了，他想和莎拉一起过。结果，莎拉没有出现。就在圣诞节过后的几天，刘明摔倒在树前，再也没有起来。

差不多十年前，我和刘明同时出现在纽约的行为表演艺术圈。人们花了很久才搞明白这是一个中国人，还是两个不同的中国人。我和刘明的天壤之别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但是和刘明最不相同的是，我的履历表一清二楚地展现在网络上，而二〇一二年之前的刘明至今是一个谜。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移民路途、教育、工作，以及为什么从波士顿转道纽约，是什么让一个不搞艺术又没有钱的中国人在纽约艺术圈里游刃有余？在所有刘明的遗物中，我们发现了他曾经在波士顿监狱里服刑的证件照。

忽然间，刘明生前的得意状和死前的佝偻状在我的眼前交替出现。他说，人生就是一场一场的赌博。而生命就是炎热的夏日，死亡是那个凉爽的夜晚。刘明，安息。

露 西

露西和很多没有合法身份的非法移民一样，踏出了家门就没有再回去过。从纽约去墨西哥城的机票比去迈阿密还便宜，心理距离上就缩短了很多。这几年我去了墨西哥两次，露西很羡慕，说让我带这带那，结果都是说说而已，没有任何必要。露西住得离我家不远，和她开摩托车的丈夫相依为命。他们的大女儿在墨西哥接受教育，已经大学毕业，家里的小女儿莎米拉是最早跟我说话的。那一年夏天，莎米拉刚刚初中毕业，她和露西在我们这条街上的门缝里塞名片。布鲁克林风大，名片飞撒了一地。露西的名片是个丰乳翘臀的卡通清洁工，我就试着打通了她的电话。莎米拉接了电话，说她妈妈不讲英语，业务问题就跟她交流。从那以后，我就每周都见到露西和莎米拉，母女俩成双成对，妈妈扫地，女儿就擦那个马桶，里里外外一百遍，一边擦一边跟她男朋友视频电话。上课都在一起，下了课就想得死去活来。马桶擦得亮，业务也蛮好。有一次我忘记付她妈妈工钱，莎米拉就打我电话直截了当不带寒暄，从此之后我再也不敢欠债。露西把身份证翻拍发给我，那年她四十六岁，已经来美国八年。她总是面带微笑，总是说“对”说“好”，其实她的英文困难，如果她说“不对”“不好”，就没有能力去解释为什么不对不好，但是她也从来没有把我说的话搞明白过。我就连手带脚比画，每次跟露西讲话，我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刚来美国的那段语言障碍的时光。

转眼三年过去，莎米拉高中毕业了。因为没有合法身份，她无法在美国继续接受免费的教育，露西和丈夫决定让她回墨西哥。那个业务交流员一夜蒸发，她妈妈费了老大的劲跟我解释了一切。那天起，露西的英文水平突飞猛进。她告诉我，莎米拉一定会回来的，因为她的那个美国男朋友想要跟她结婚。那个年轻的黑人小哥像保镖一样跟在露西身后，手里提着露西的塑料袋。到了我家门口，露西就打发他走说要上班了。我正巧回家，小哥彬彬有礼主动介绍自己，说他是露西的女婿。我见过露西大女儿的老公，是个墨西哥白人，怎么换色了呢？露西解释说，他脑子有毛病每天跟在屁股后面。原来莎米拉已经决定和他分手，黑人小哥无法卸下胸口的一块郁闷，只能缠着“丈母娘”。但是他永远不知道真相了，因为莎米拉已经怀孕，孩子当然不是他的。是谁的呢？连莎米拉自己也不知道。她回到了墨西哥，脱离了家长的缰绳成为一匹野马，莎米拉看见了属于自己的未来，第一次为自己的人生做出决定。她辍学打工，再也没有问露西要过一分钱。莎米拉业务好，身怀绝技出手不凡，生了一对双胞胎。露西把眼睛都哭红了，天主教的上帝顶在头上，也要让莎米拉去打胎。莎米拉是那匹决定自己命运没有缰绳的野马，她说去你的，驾！就再也没有跟露西和她的爸爸说过一句话。那是露西人生堕落的一段时间，她每次都带一杯很贵的鲜榨果汁，似乎她无需再为莎米拉省钱了。但是，她没怎么笑过，一说到莎米拉，眼睛又红了。她说，她才十九岁，怀着两个不知道爸爸是谁的孩子，只有一份超市收银员的工作，她本可以有更好的人生。

莎米拉的人生，让我联想到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学。那就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集团的普世价值和民主法制自由政策无法在第三世界里顺利开展。莎米拉，一个在墨西哥出生美国长大的孩子，她是谁？她其实就是一个没有美国身份的美国人，或者她是一个会说流利西班牙语的非墨西哥人。莎米拉，一个不谙世事的年轻人，把一身文明世界的绝技在第三世界里施展一下，自由、民主、独立、女权，一切都是那么耀眼。可是啊，没有一个具体的系统去支持这些，她只能倒霉了。一个一年前还在我家陪她妈妈擦马桶，时而偷我家糖吃的小女孩，突然顶着一个巨大的肚皮站在一个墨西哥的超市里收钱，主宰自己的命运。这个画面经常让我肃然起敬。

很多年前，我在长岛的一个仓库里打工，也认识了不少拉丁美洲的小屁孩。和莎米拉不同，他们没有在美国受过教育，却在丛林般的生活实践中学得老练滑头，善于变通，充满了生存智慧。他们很多就是吞了一粒促进便秘的药丸，不吃不喝在密不透光的卡车里震颤了三天，从萨尔瓦多、洪都拉斯一路偷渡寻求新的生活。在主宰自我命运这一步，他们是最年轻的赌徒。他们早上七点就拼车来到仓库，在流动外卖卡车里买最垃圾便宜的早餐，干最辛苦的活，拿最低的薪水，唯一的快乐是一小时的午饭休息，他们买一样的垃圾食品，嘴里还没嚼完已经把仓库的停车场改建成了足球场。他们各个都天赋异禀，随便挑几个估计都可以来参加某国的乙级联赛。我像他们那么大的时候，球也踢工也打，但是更多的是呆子般的诗和远方。我经常问他们，美国除了有钱挣，比你们家乡好吗？年纪大的老同志会说，怎么会有家乡好，我要攒够了钱就去秘鲁开饭店；还说，我要是你，就回去中国，每天都吃最正宗的牛肉西兰花（美国所有中餐外卖店菜单里的第一行）。年轻的小同志就说，你看我穿的耐克，你看我用的苹果手机，在萨尔瓦多不但买不起，而且不敢穿不敢带，要是被他们看见了，你就光脚走回家吧。中产阶级一般都会随身带两个手机，翻板的那个旧的就捏在手里等待随时的意外。

每天都有无数的拉丁美洲人越过边境线，来到德州的埃尔帕索。然后他们的州长不堪重负，就把这些移民装上大巴士，一车一车地运到民主党的城市，比如纽约，有钱又大度。那个政客市长就是一个假大款，拿着纳税人的钱帮这些移民安排几百块一天的曼哈顿宾馆。几个月后，纽约市不堪重负，强逼政府制定新的移民政策。那个政客总统马上把屁股夹紧，就这么一松一紧，一紧一松，政策就一段一段挤了出来。移民也一波一波像新鲜的血液注入美国，无论褒贬，美国历来如此，天不塌，日不落。最后一辆从德州开来的巴士在曼哈顿第八大道港务局车站停靠，移民们已经得知自己的幸运，他们仰着头捂住胸口感谢上帝对他们的恩赐。其实他们应该感谢自己，因为有一天他们也要像所有人一样开始纳税。纽约人行色匆匆，他们，你，还有你的孩子们，就是你的主。

露西知道她和她的家庭也是幸运的。在现实的常识中，当种种不幸找到最幸运的人们，他们不能抱怨。人生患得患失，他们只能用最辛苦的一生去抵偿最幸运的一生。露西丈夫的侄子在墨西哥的一个小城市里被绑架，二十五岁，一个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普通白领，自己没钱家里人也没钱，绑匪搞的是无差别绑架，无论你们家富贵贫贱，定额索取五万美元，限期一个礼拜。露西和丈夫全家紧急电话会议，焦头烂额。我好莱坞电影看多了，心想是不是他侄子自编自导自演了这一出，这个世界已经文明成这个样子了，哪里还有茹毛饮血的旧社会？第八天，警察让他们去领尸体，他们是这个黑社会利益链中的一员。我突然明白，像我们这样混在中国城和法拉盛的移民，来美国就是为了贪图优越，或者贪图别的，而拉丁美洲、加勒比海、中东的叙利亚和阿富汗的移民只是为了保住性命。

露西的丈夫开摩托车送快递，摔了一跤，手断了。他没有保险，无力负担医院费用，重新办理临时保险需要等待。他活活受了三个月的罪，期间也丧失了劳动能力。他好几次来我家收拾院子，捡几个塑料瓶，见到我也从不打声招呼，郁郁寡欢，好像生怕我怪他帮着露西偷懒。怎么会？一个劳碌命的人不能忍受自己变成废人。他在长长的队伍里等待领取非盈利组织发放的免费食品。他就像一个愤怒的年轻人，头破血流地拿着一块板砖不知道砸向何方。他和露西住在一个与别人合租的出租屋里，大女儿和女婿从墨西哥城来看他们，就再搭一张床，房间里就全部是床了，他们不是躺着就是坐着。他们也谈谈莎米拉。莎米拉也没有和她姐姐再联系过，当然也没问她要过一分钱。

又过了几个月，我在街上遇到露西。她坐在丈夫的摩托车后面兜风，陪他一起送外卖。露西告诉我，莎米拉终于给他们打电话了。孩子出生了，不是双胞胎，因为死了一个。摩托车撩起布鲁克林的风沙，露西泪眼模糊，在此刻的人生里她不知道是上帝还是自己，是埋怨还是赞美，是喜还是悲。“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野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说我怎舍得去，哭态也绝美。”——我们都在向着人生唱一首情歌，去热爱它吧。驾！风，继续吹。

菲力斯

菲力斯长得很丑。我要当面跟他说这话，他也一定不会介意。因为评价一个人美，百分之九十九是因为他长得平庸，要不就是你没有品味，或者美就是礼貌用语，不会被人质疑和挑战。但是，用丑去形容一个人，能够表达你的态度，你的真诚、自信和你对他的爱。更重要的是，他有那种能够让人过目不忘的魅力。菲力斯，你真的太丑了，就像我面前的这座城市，布加勒斯特，一个巴尔干的怪兽，膨胀的欧洲版的布鲁克林，破大乱杂，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不讲章法。但是它的微妙只有身在其中才能体会，它的高清逼真，丰富饱满，贫瘠和富饶，破败和优美，暴躁和温柔，传统和前卫，乡土和时髦。这一切都平起平坐，相互穿插，你中有我。

菲力斯来自纽约，他就是布鲁克林版的布加勒斯特。菲力斯会主动跟你问候，无论你认不认识他：小姐，你的狗真的太可爱了，我可以摸摸吗？这样吧，我出三块钱换你的狗，我保证不吃狗肉。他跟谁都这样搭讪，经常刚讲第一句，还没有把第二句台词说完，人家就被吓跑了。但是菲力斯永远有用不光的勇气去和这个世界、和里面所有的人对话。这样看来纽约并不大，认识菲力斯就是迟早的事情。

十年前，我在布鲁克林的一个画廊遇到菲力斯。我的英文并不好，没有理解他试图开的玩笑。因为他的玩笑经常缺乏正确性会惹怒他人，我就变成了他的挑战，因为我没有生气。我意外地使用中国人以和为贵的精神变成了菲力斯的江湖朋友。菲力斯永远会在这个画廊开幕式的最后一分钟出现，然后待到最后一个人都走了，他还在。后来，我才知道，菲力斯无家可归，那个画廊的老板做好人，允许他在画廊过夜。

菲力斯睡画廊地板，有时候家徒四壁，有时候八面皆宝，一住就是六年，像他患得患失的人生。菲力斯出生在纽约的布朗士区，他的家庭来自南美哥伦比亚，有黑人、印第安人和可能一点点西班牙殖民者的血统。穷困落魄的移民家庭，继续穷困落魄的移民生活，“美国梦”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就是活下去。菲力斯活了下来，因为有画画的天赋，他被录取并且毕业于著名的普拉特艺术学院。但是菲力斯的艺术家陈述直截了当，没有复杂的学术措辞也不试图展望和关联政治。他就像一个艺术圈的门外汉，而我所见过的很多真正的门外汉也已经学得跟真的似的，因为在艺术世界里没有人会查看你的文凭，他们只看你的腔调。菲力斯的腔调怎么看都不对，他也不会跟从为人处世的原则。再也没有安迪·沃霍尔这样的伯乐和那个时代，菲力斯注定流落街头，他的艺术也在街头流浪。

菲力斯成了那个著名的纽约街头艺术家/网红，菲力斯·莫纳罗。他最大的本事就是用粉笔在地上画卡通人脸，三秒钟一个，没有重复，记忆力超群。有时候他会在曼哈顿笔直的人行道上一个挨一个地画，连续画好几条街，最多的时候会有五百个不同形状和表情的脸。但是他年纪渐长，这个活伤神伤膝盖，他突然有一天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简约派。他在地上画一个巨大的圈，圈里面写着“好运气”。这样过路人、游客、小朋友就喜欢踩进去拍照留念。菲力斯为自己的简单又占地的新作品自豪了很长一段时间，突然有一天，他决定把“好运气”换成“坏运气”。愤怒的菲力斯把坏运圈画满了整个联合广场，几乎没有人可以幸免。他像一个邪恶的神灵洋洋得意。有一天，菲力斯的社交媒体收到了一封控诉信：“亲爱的艺术家，我不管你搞的是不是艺术，但是四年前我踩到了你的坏运圈，那天我的久病的丈母娘死了，她就在我准备和老婆去度假这天死了，我只能取消准备已久的度假。我的老板本来应该为这个取消感到高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被炒了鱿鱼，好了，我永远放假了，但是我没有钱了。这四年，我没有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我的老婆也离开了我。今天当我再次看见你的坏运圈，我想严厉地警告你，不要再害其他人了。”菲力斯读了控诉信之后，像着了魔一般冲向街头。再苦再累再穷，艺术就是他的使命，菲力斯在使命中张开双臂，俯卧在地，用一只脚顶住圆心，他旋转出一个近乎完美的直径大约四米的圆周，然后用不同颜色的粉笔写下了一个五彩斑斓的“坏运气”。这些年，他没有少被在联合广场做小生意的摊贩们追打。

菲力斯的异类行为不仅仅局限于日常生活。他在纽约广泛社交，却没有很多朋友，因为他支持特朗普。支持特朗普的人可以被那些反对他的人嗅出来。那些反对特朗普的人在艺术圈里占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就算你不反对，你也要装着反对，不然你怎么混下去？菲力斯是穷人，来自底层移民家庭，拉丁裔黑人，在民主党纽约州能够读书看报的文化人、艺术家，怎么分析他也不会是一个特朗普支持者。当然他宁可被小商贩追打，也不想被艺术圈驱逐，那是他唯一知道的一点分寸，他从来没有承认过支持特朗普。他只是跟我说了。因为他知道，我从不生他的气。他说，他不想站在民主党那边捍卫谎言，这跟他的身份和出处没有关系。就是这点小决心，他连帮了他六年的画廊老板也不理了。因为他痛恶政治过分正确的人。我说，菲力斯，你是个混蛋白眼狼，没有政治正确的指导，谁会帮助你这样的人。

菲力斯跟我很铁，因为我们经历了一段考验。那年，我的概念艺术作品“藏匿一千美元”，就发生在菲力斯每天睡觉脸朝上的天顶。我把那个画廊的天顶割开，在里面藏了一千美元现金，然后封起来油漆好，直到有一天所有人都忘记。但是，菲力斯不会忘记，那个钱就在他的脸上，而且是每天晚上。那天，我开车带菲力斯去吃早中饭，他突然发作了，在马路中央甩了我的车门，然后在街上大骂，你们这些有钱人根本就不知道我们穷人的体验，你知道一千美元可以帮助到多少人吗？钱也可以玩？虚伪空虚不切实际！他还说，他发誓要把这一千美元偷了，毁掉我这个无聊的作品。菲力斯不知道一千美元在当年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做艺术哪有不伤人的？一千美元的勇气是当年我对艺术的诚意。当我发现那不是菲力斯的玩笑，我没有生气，只是觉得他是那样真实的一个人，他也提醒了我原来自以为是地生活在这么小的一个世界里。菲力斯并没有偷天花板里的钱，他习惯了与愤怒共存共枕。但是他真的不仇富，因为他后来支持了特朗普。一年后，菲力斯和我无话不说。

新冠疫情期间，菲力斯拒绝打疫苗，也不戴口罩。当所有人都躲在家里的时候，他一个人在外面画大圈圈，似乎是警告大家都不要出门，他就可以更加自由自在地占领这个城市。有一天，他来找我说想挣点钱，问我们家的外墙是不是需要新鲜的涂鸦和壁画，他收少许钱，但是会用创作的态度投入这个作品。我以为捡到了便宜，就说，你来呀。我帮菲力斯买了盒饭，说休息一会我们聊聊天。他说，医生不让他去打工的学校上班，也不让他坐公共交通工具，因为他得了新冠，不想死在家里，就来找我干话。我说，菲力斯，他妈的，你平时想都不想我，得了新冠就直接来找我了？他说，因为我是他的好朋友。菲力斯拼命地咳嗽，每天步行一个小时到我家，工作到天黑，再步行一个小时回家。整整一个礼拜，刺鼻的喷漆覆盖了他的胸腔，他的大作完成，新冠也好了。强壮的菲力斯又活奔乱跳地回到了曼哈顿画起圈圈来，很久没有再找过我。

行走在布加勒斯特丑陋的街头，细雨蒙蒙。菲力斯突然发来短信，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说，菲力斯会好的，只是有点胸痛。我说，你又怎么啦？他没有回答，发来一张浑身粘满心电图贴片的住院照片。菲力斯天不怕地不怕，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他不怕死。像菲力斯那样不妥协不退却的艺术家，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用某种精神胜利法活下来，用特立独行的存在方式证明生命的不屈不挠，因为他们没有其他人拥有的一切，他们无法像你一样用所谓正常的逻辑习惯去思考和处理问题。就在不久前，曼哈顿街头的另外一位著名的粉笔画家，哈珀，因为长期和抑郁病抗争，终于跳下了雄伟的布鲁克林大桥。菲力斯何尝不在每天祈祷，这事不要发生在他自己的头上。他几乎把自己所有省下的钱都用于大麻消费，只有这样他才能忘却世界上所有不合理的事情，只有这样他才会有更大的勇气去面对一切他的爱和恨。菲力斯离不开艺术，那是他的战场，他也离不开战场里的敌人们，因为他深爱着这场战争。

有很多年轻的孩子们搬到布鲁克林，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燃烧自己，直到穷困潦倒或者激情崩溃，然后不知去向。对，就是三到五年，这些年你认识的大部分人都会在三到五年中消失。菲力斯燃烧的时候，菲力斯穷困潦倒的时候，我还没有来到美国。他只是越烧越旺，不可收拾。近几年，他更加活跃在诗歌朗诵和脱口秀的舞台，所有那些大胆不讲规矩的写作总算找到了属于它们的观众。菲力斯把这些人逗乐的时候，他就再也不用忍受别人的白眼，连个狗都不让他摸一下了。可谁会知道，接下来他会干什么去惹怒他们呢？

黛 妮

认识黛妮的时候，她的名字叫大卫，羞涩腼腆却练过摔跤。她妈以为自己又生了一个儿子，三十年后才知道白赚了，一儿一女早已长大成人。黛妮和她哥哥十多年前来到纽约闯荡。她的哥哥帮助一个艺术画廊撰写法律文件，她就自然而然地和布鲁克林的艺术家们混进混出，但是她不怎么说话，这样的生活好过弗罗里达的田园小镇一百倍。嘿大卫，你是干什么的？每次都见她犹豫，每次都听她说，我是一个作家。作家写作的时候就像用卫生间一样，别人无从知晓。每当身份迷失的时候，我也号称过是作家。大卫小个子，语音低沉，永远穿着一条脏兮兮的宽裤脚牛仔裤，肩部有彩色条纹的皮夹克，不长不短的头发，刮也刮不干净的胡子混杂在滚着脓包的青春痘里。她在布鲁克林龌蹉的小巷子里走出来就是嬉皮穿越，因为现代文青或者嬉皮士看上去没有那么土的。我每次见到她都会没话找话地说，皮夹克真好看！她就从兜里掏出一本薄装的书，用来示范那件皮夹克的实用性，然后开始阐述读书心得。

生活中总有那些读书多智商高，情商却蛮低的朋友。大卫就是。看她满脸的青春痘无处爆发，就让我想起大学寝室楼里的同学，哪个是处男一看就知道。但是另外一方面，能在布鲁克林一个月就混得脸熟的人何尝不是武林高手。艺术家们都是能侃不能写，自以为是却不认真学习的人。大卫就成了他们的代笔，她听他们聊艺术，录音加笔记，然后帮他们写陈述。写啊写的，有一天大卫自我介绍的时候说，我是一个艺术家。大卫的第一件作品是在一个画廊里和另一个小个子艺术家练摔跤，真打，打得喘不过气来，好不容易爬起来，再打，死去活来。另外那个艺术家也练过摔跤，后来也出柜变成了一个女生。天呐。

大卫喜欢女生，她就是我聊女人的哥们，我哈哈哈地聊，全然不知她就是一个女人。今天想想真的后怕，要是被她录下来，我以后怎样在美国从政啊？尽管和大卫又喝又聊，聊完又喝，但是那种说不清的隔阂，过了二十五岁的人都能体会，因为他们不是你儿时的那种朋友。一种朋友满足一部分的需求，只是人生变得复杂，我们的需求越来越多。大卫是女生的话题，她从来不跟我说，我也从来没那个智商去假设一个胡子也刮不干净的女生。而让我更加迷茫的是她跟我之间的话题，永远是那种意淫后的失恋，也就是人家根本没跟她表态过。一个愿意跟你聊失恋的朋友就是好朋友，不知不觉很多年过去了。大卫继续用作家和艺术家的身份出入布鲁克林，免费帮助他人，然后东捡西捡几个零工。她说她穷困潦倒，但是读了那么多书的人，一定知道前辈作家的落魄和转运，她使劲坚持住，而当年很多同时来到布鲁克林的艺术家们，早已不见人影。从纽约打道回府的人，没有几个是衣锦还乡的。有的人死赖着，有的人麻木着，有的人发达了，有的人不但发达了还要梦想上火星搞涂鸦。

大卫迷上了狐狸精。狐狸精金色的长发，曲线的身材，满脸雀斑，就像维多利亚的模特走出杂志封面，让人看得怦然心跳。她们成为了室友。室友之间的事情令人浮想联翩，我正在猜想大卫坠入爱河。有一天，大卫跟我说，她要做人生中的第一件正式的艺术作品，合作对象就是狐狸精。我满心期许地去了开幕式，在人群中寻找大卫。大卫从背后拍我肩膀，一个恍惚，大卫变成了女人。这个开幕式的主题是，大卫出柜。狐狸精帮助大卫化妆蜕变女儿身，大卫在镜中端详自己的隐形化身，黛妮。掌声哗哗地响起来，只有我变成了一个傻冒。艺术圈流行酷儿文化，你一个大卫不好好去变成转运作家，弄什么潮儿？我要换行重启一个段落了，但是心里还为那个狐狸精怦怦着。狐狸精后来跟大卫吵翻了，她们同住一个屋檐一年没有说话。狐狸精经常带不同的人回家，他们就在客厅的沙发里很响地做爱，连饭都不用吃。这些带回家的人都是不男也不女的。黛妮的复杂心情我非常能够理解，因为她，碰也没有碰过她。哎，怪我直得纯粹，要会装，躺在沙发里让狐狸精给我画画脸也爽的。

可是大卫变成黛妮不是逢场作戏。她下了狠毒的决心，从往肚子上注射雌性激素开始，这样会有助于润滑肌肤和减少毛发。黛妮是法国和意大利人种，毛发深色并且浓重，上午剃完下午就会长出来。自从穿着女装开始，她意识到做女人的千辛万苦。短裙加上高跟鞋，小心翼翼地走起来屁股就跟着扭动，一颠一跷，一颦一笑，搔首弄姿。哥们我看得心里不是滋味。我也能体会到她缤纷的幻想和身体的诚实，喜悦和疲惫，痛并快乐着。偶尔，我也会看见大卫重现，牛仔裤皮夹克胡子拉碴，那种做完女人后的身心倦怠，那种彻底的迷失和困惑，那种舒适和窘迫。

黛妮做了变性手术后，无法掉头。她开始不断在社交媒体上以一个变性人的身份发言。艺术圈里的俗话说，私人的就是政治的。但是在黛妮的社交媒体里，私人的好像还是挺私人的。她埋怨自己人生的不幸，她的丑陋、贫穷、变性后受到的冷落和歧视，以及无处寻找真爱。在丧气和怨恨的另一面，她近乎疯狂地追求外形上的改观，染发化妆，面部锯骨手术，然后隆胸，似乎离女人越近就离变性人越远。这些不能用身体去体会的勇猛经验，让我慢慢忘记那个羞涩腼腆的大卫。在英文里，我经常他她不分，而提起黛妮，我几乎一直精确没有出错，因为她是铁了心要做女人的。在布鲁克林我们经常能够看见上身女人下身男人，面部男人胸部女人，或者臀部女人其他全部男人，还有干脆你都懒得去猜他们是男人还是女人还是不男不女的人。他们一个个昂首挺胸，骄傲地走在T型街头。可能，黛妮的痛苦就是她一心想成为真正的女人。

大卫出柜变成黛妮，黛妮破茧变成蝴蝶。黛妮的第一次转运是经济上的，她的外婆死了。这笔遗产有多大，我无从知晓。但是三顿必有两顿只吃麦片的黛妮突然跟我聊起投资和房产，甚至土地。紧接着就是黛妮的第二次转运，她成为一个世界著名时装品牌的编辑，那些光怪陆离的广告语经过她的肯定被翻译成三十多国语言传遍世界，她的年薪飞跳六位数。黛妮不再是那个受害者黛妮，变性人的身份帮助她在时装界收获名利和事业。有钱有名有呼必应的黛妮再也不用帮艺术家们免费写陈述了，她成为了T型街头的另一个明星迈出猫步。作为酷儿成功人士，她的艺术仕途也开始备受关注，经常有国际性的艺术机构邀请她去演讲和表演。黛妮已故的父亲是法国人，她有一本与生俱来的法国护照，之前却从来没有去过欧洲。

黛妮在社交媒体上的发言也变得诡异。她似乎站在女性的立场上挑战父权社会参与“Me too”运动，当她第一次在地铁里被人袭胸的时候，她响亮地告诉了每个人自己受到的屈辱和内心的颤抖，然而你也能察觉到那种终于被当成女人的喜悦。响应黛妮的社交媒体的人并不多，大部分的人都在看戏，他们表面冷漠毫不在意，或者烫手话题无从下手，但是心里都是异样羡慕。这些从来没有在社交媒体发言的冷漠的朋友其实帮助了黛妮的成长。因为一个在社团保温箱里生活的人，永远无法面对自己的脆弱，也无法发掘自己的反脆弱性。美国是发明独立和启迪个体独立的地方，但是今天还有那么多人生活在“黑命贵”或者反对亚裔歧视的旗帜里，他们注定这一生成为自己的受害者，成为政客的棋子和资本家发财的契机。在今天的政治气候里，要有人来关心你，你必须向一个七八十岁的美国老太太学习，当别人要给你让座的时候，你必须咆哮，去你妈的！这样才能活得响亮，活得长久。而你的后辈也会像你一样挺直腰板，理所应当。

黛妮没有伴侣，她还是独进独出。以前穷困落魄的时候，她会担心自己没钱喝酒赴约，现在有钱有势了，她会担心别人看到她的利而不是她的人。做人永远是为难的，黛妮的爱情问题突然变得形而上。这些形而上的问题脱离了男人、女人、变性人、双性人、无极性的人。上帝造人的时候，也就是个AI生物体，一开始只是吃吃喝喝，后来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他也不来管我们，估计在上帝的世界里也是一样天马行空。

卡米拉

卡米拉来自西班牙富裕中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沉浸于文学和哲学，也似乎衣食无忧。她就租住在东村的汤普金斯广场公园旁边，我去过几次，她的简洁主义就像她的作品，家徒四壁，只有一张床垫和一张写字桌，连窗帘也没有，让路人大饱眼福。我每次就在楼下等她漫长的沐浴，然后去对面的公园里看露天电影。卡米拉每次湿发齐腰，直到电影完毕也没有干，我们就去买冰淇淋继续聊天。那些年看过的电影和聊过的天，通通忘记，而友谊非凡。有一年夏天，卡米拉回了巴塞罗那。我从来没有去过西班牙，也想顺便给她惊喜。巴塞罗那发生了恐怖袭击，卡米拉没有出现，吓着了我。我在这个小城市里走了七天都认路了，卡米拉迟到地回复我，我们会在这里见面的，并且问我回纽约的行程。那天，我在机场遇见卡米拉，她临时买了同一天和我回纽约的机票，兑现了我们在巴塞罗那相见的承诺。这就是我记忆中的卡米拉。她，他妈的酷死了。

在西方掌握语言需要时间学习，分清政治左右需要人生体验。卡米拉的简洁和轻飘像东方的道，卡米拉的坚信和执著却是西方的左。她反对资本主义的速度和效率，反对资本和贪婪，她甚至可能是反美的。她在自己的作品中试图表达系统性的疲惫不堪，和人生来就不能自由的疲惫不堪，或者存在即疲惫不堪。所以她经常是缓慢的或者静止的，用无时间的永恒去抗议时间对人的算计。

我在美国的艺术学院受过熏陶，当年也是个左派，艺术家用作品对话，我和卡米拉一见如故。可是大部分艺术中的左，是主题先行的。卡米拉不但左，而且玄。我一度以为她是个神经病。那年最要命的是，卡米拉每次打来电话问我怎样设计她的艺术家网站。这个我很在行，我的大学本科就是学传播的，我跟她解释标识、标识色、主题口号和有效的排版。她似乎嗤之以鼻。但是她并没有放弃，第二天又打电话给我，跟我说，你要的就是我最不想要的，你懂了吗？现在告诉我，你还有什么主意？我气疯了，我说，你不想让人家知道你是什么、有什么、要表达什么，你为什么需要一个网站？卡米拉一直在云里浮着，而你在雾里站着，你以为你和她在一起呢。很多年后，我第一次打开她的网站，简洁到几乎不能找到哪里可以点击。网站里的第一个作品是一句话：阴霾的天空，像一张床垫保护我们不摔下去。

卡米拉的艺术在纽约的实践中变得更加抽象和极简。她来到摩登时代的帝国之都，却迷恋于速度的反义词，停顿。停顿就是她的演出，没有任何一件事物会超越停顿带来的快感。在速度愈加风驰电掣的地方，停顿就愈加静止和无限。即使世界末日逼近，她也不会在不恰当的时刻放弃那个停顿。停顿不是因为一种必要，停顿不是因为发生事故，停顿也不是为了满足懒散的感官愉悦。停顿只是一种存在即合理的常态，与生俱来，随遇而安。就像曼哈顿的柏油路边的积水，漠视着雷厉风行的车辆。那个躺在地面上的积水，就是卡米拉的装置作品：一块柏油路面，一个不经意的凹坑，一潭瘫痪的脏水反射着画廊的日光灯管和窗外匆忙，任凭黑夜白昼直到水分蒸发，直到另一场降雨生生不息。卡米拉就是那潭停顿的水，平躺着却存在着，她会消失一段时间，可是她总在那里。她也花了一年时间，去参加各种演出的中场休息，她说，如果表演是一个积极的动词，那里就会有一个反义词，也就是中场休息，不表演。她就坐在剧场外的休息间里漫长地等待每个演出的中场，等待观众朋友们从剧情中脱身，和举杯社交的欢庆。生活中，卡米拉也一如既往地喜欢静止状态中的活动。东村的那个俄式土耳其桑拿浴场就是她带我去的，她竟然有会员卡。卡米拉在酷刑般的高温中静止，我都煮熟变成酥骨肉了爬了出去，她说再等等嘛，这样一直下去有多好啊。

一切事物的活跃之处易于理解和模仿，而对这些事物中无效和停止的专注与迷恋，让卡米拉悟出了无限的可能性。如果一个艺术家的现实生活和她的作品和谐一致，卡米拉表象单调的艺术背后充满了丰富活跃的思考和淋漓尽致的反叛，那么她表象极简的现实生活的另一面就是烟酒咖啡和饮食男女。不得不说，一个面容姣好脾气温和才华横溢的欧洲女生要在纽约打开一片社交天地易如反掌，当然比较的对象是我，卡米拉的反义词。卡米拉的社交面之广，连她的反义词也能够覆盖，这就是最高境界了。不管男女，都是左亲一下，右亲一下，到底几下，然后拥抱得没有间隙，字面上的亲密无间。卡米拉是简单的直女还是双性恋，在纽约的左调语境中无法猜测，也不必猜测。我只知道她从来没有固定的恋爱对象，也没有临时可以定义的恋爱对象，她是每个人的爱人，你和她相亲相爱却又知之甚少，她也容易消失，再出现时依然神秘如初却又一见如故。

新冠疫情之后，卡米拉回到巴塞罗那。我一如既往地旅行，决定再去一次西班牙，顺便见见卡米拉。她一如既往地迟到赴约，但是理由充分。恭喜卡米拉那天冷冻了五颗卵子。她表达了有一天成为人母的心愿，而现在却忙于专注疲惫般的空闲。五颗卵子会有五大洲的父亲们，卡米拉眼中闪烁着光芒和喜悦。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卡米拉，和纽约的大部分朋友比，我是最近一次见到卡米拉，女神在故乡加泰罗尼亚。

几年后。欧洲时间，情人节的前几个小时，我收到了卡米拉的短信。短信的照片中，她怀孕了，挺着大肚皮。我说，哪个卵子哪个洲的父亲？她那样兴奋和幸福得一言难尽。我们约定不久通个电话。不久，是多久？和卡米拉的友谊之中，从来没有时间，时间也不会强化或者淡化情感。那天经过汤普金斯广场公园，突然想起卡米拉。我短信给她，你好，我欠你一个电话还是你欠我一个电话？没有回复。几天后，柏林的朋友短信过来，你认识艺术家卡米拉吗？她好像过世了。纽约竟然没有人知道此事。那不是玩笑吗？不可能的。我查遍了网络，找到了加泰罗尼亚的当地报纸，和她的讣告，这并不能说服我卡米拉死了。我和所有不相信卡米拉死亡消息的纽约朋友们继续搜索网络，我们这才意识到我们对卡米拉知之甚少，她的欧洲生活和纽约没有交集。又过了几天，西班牙文的维基百科页面上更新了她的出生和死亡的信息，定义了她的人生和艺术生涯。卡米拉死于二月十四日情人节上午睡梦中，六个月身孕，身边没有人，原因猝死，三十九岁零六个月。这样戏剧性的结局，如果能写出来也是卡米拉自己写的。我今天仍旧相信卡米拉还活着，只是与世隔绝地停顿着。如果十年后，她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仍旧会假装非常惊讶，他妈的卡米拉，这种事情只有你能够做得出来！只是从来不联系我的卡米拉，在消失前的几个小时给我发来短信，其中的意义让我困惑至今。

那年在我人生失意的时候，卡米拉只是淡淡地跟我说，一切都会过去的，坏事还有好事，所有没有意义的事。我们只需等待。后来，我也经常引用这句话跟其他朋友们说。一切都以一切独特的方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