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韩石山，曾用名韩安远、韩富贵。1947年生，山西临猗人。1970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任中学教员多年。1984年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曾任 《山西文学》主编。2007年退休。有《徐志摩传》 《李健吾传》《张颔传》《装模作样——浪迹文坛三十年》等著作多种。

上篇

这名目有点大，不是一点点的大，是大得怕人。你一个中学教员，出了名也不过是个作家，何来的“水系考察”？

你要这么说，我得赶紧俯首——该写“请罪”了，可心里一梗，考察有远有近，水系有大有小，近了小了，就不能叫远了大了的名目吗？

不强辩了，还是说事儿吧。

我考察的是我们村发“坡水”的水系，走的是“坡上”的一条沟里。

这些名词，得一一注释，要不说了跟没说一样，谁也不知道是在怎样一个地方，有着怎样的坡，又有着怎样的水。

我是山西运城市临猗县人。这是对外地人说的，在临猗县就不能这么说了。这么说了，就跟《游龙戏凤》里李凤姐怼正德爷说的那样，“你不住在天底下，还能住在天上头”；她不知道这个军爷是皇上，天底下都是他的家。我在这儿用这个比喻，是说临猗县人听了我这满嘴的临猗话，要再不说是临猗哪儿的，对方会暗笑，你不是临猗的还能是北京的？嘲讽的意味就出来了。是啊，在临猗，就得说是哪个乡镇哪个村子。按说我在的是个镇，可我们那儿人说自己所在的地方，最不愿意带出的恰恰是那个镇字。

怎么说呢，两个字：临晋。

听的人笑了，明明是个镇子，说临晋镇就是了，“拽”个什么。

什么都讲究个体面。地方名怎么说，关系着一个地方的人的体面。打个比方吧，运城的人出去，跟人说起运城，多半会说成“运城市”，因为你原先是个村子，来了个三级跳成了地级市，单怕人们还记着你原先是个村子，说上句“潞村呀”。再比如北京是首都，北京人说北京，不会带上个“市”字。南京是个省会市，按说南京人说起南京，该说南京市的。可是你绝少听到南京人这么说。曾经做过京的地方，末一个字自然要落在那个京字上。

为什么我说起我的家乡，只说“临晋”，而不说临晋镇呢？说白了，也是为着一种体面。带上镇，就跟东边的嵋阳镇、西边的孙吉镇一样了。我们这儿，可是堂堂正正做过县城的呀，如今临猗县这个县名的头一个字，就是取了“临晋县”的那个临字。

说我是临晋人，也不是说我就住在临晋的大街上。毕竟是老县城，规模迥异于普通乡镇，它有四关，四关跟前还有密集的村落。这些村落从名字上说，也跟乡下的村落不同，比如我们村在东关外，叫韩家场，跟东关街口，只隔了一条十几步宽的土路。

有人耐不住了，说你这引子也太长了吧。

实际上我已进入正题，你这么一欺搅，我又得多说两句。我不说这是个老县城，待会儿说到文庙你还以为是你们村头的土地庙呢，说到泮池，你还以为是你们家门前的池泊（水塘）呢。只有像样的地方流水才可说水系，转一转才可说考察。

为什么说我已进入正题了呢，我们村在东关外，与东关街口相隔的那条土路，早些年不叫路，而是叫渠，更早以前连渠也不叫，就叫壕。我说的坡水，就是雨季这条壕里流的洪水，我曾经考察过的就是这条壕里流过的坡水的水系。既叫坡水，定规是从坡上流下来的，就跟叫山水，定规是从山上流下来的一样。

这是概况，先要说个明白。

下来该着说的，是我这个考察的主体了。主体云云，也是仿效时下的网络语言，见笑了。

我是韩家场村人，略去少年时曾随母亲在山东德州父亲那儿住过两三年，可说生于斯，长于斯。小学是在衙门前的“镇完”上的，初中是在北关的临晋中学上的，没离开临晋。高中在运城的康杰中学，大学在太原的山西大学。是离开了，可农村孩子，上什么学，多远放了假也会回来。最最关键的是，大学毕业分配到吕梁山里教书，时乖运骞，娶了一房农村的媳妇；这个“一房”用得太妙了，这么写了，我都想笑，好像接下来还会有二房三房似的。没有了，至今仍是这一房。这里的一字，有从一而终的意思。人说一辈子，没有谁听了以为还会有二辈子。同样的意思，这么说气派大些。吹牛皮不犯死罪，就这么着，不改了。真正想说的是，教书跟上学一样，有假期，上学时想着妈妈要回来，现在是想着媳妇更要回来。

我教书的那个县，在临汾地区（现在叫市了）最北边，再往北走就是孝义和交口了。不光是偏北，还因了地势高寒，那儿也种麦子，也放麦假，只是麦熟要比临猗迟了一个节气。我放麦假回来，村里已是地净场光，该着交公粮了。从气候上说也就到了雨季，在我们那儿，一到雨季，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发坡水。

洪水就洪水吧，怎么就成坡水。这也是因了这一带地貌的缘故。这个话题容后再说，既已提到坡水，就把坡水的事说完再说别的。

在吕梁山里教书，我是中学语文教员还兼着班主任，劳动的时候，站在一旁看着就行了。放了假回到韩家场，就是生产队的一个劳力了，天天下地挣工分。这也是我们村的一项土政策，在外工作的人员回到村里，可以顶替媳妇下地挣工分。我们村在外地工作的人多，几乎家家有，那些当了像样的干部的，自然不会做这种事，回来就是在家里待着，媳妇该怎么下地还怎么下地。我不行，觉得这是一个丈夫的本分，我下了地，媳妇就可以在家里歇着。事实上也不会歇着，经佑孩子，做家务，一刻也不会停歇。替媳妇出工，堪比花木兰的替父从军，感觉上要神圣些。村里也愿意有个小伙子出来干活。我回来，地净场光，开始缴公粮。我那时二十几了，随大车去了粮站，先验粮，再过磅，随即入库。这入库可不是进了库门倒掉那么简单，是要扛着毛裢（有时是麻袋）上楼板的；楼板搭在粮堆上，最少也是三十度的坡，不是身强力壮，腿脚有力，是上不去的。这个活，我就做得了。总之是，回到村里我就是一个真正的劳力了。

夏天的雨，说来就来。有一天清早，还没睡醒，村头的钟响了起来，不像上工的钟声，连着打几下就停了，而是当当当当响个不停，跟失了火似的，不一会儿就听见生产队长在巷里喊：

“拿上锨去南园，坡水下来了，快些快些！”

我们那儿的土话，“快些快些”，喊起来是“快夏快夏”，那个些发“夏”的音，一听就跟吹了紧急号似的。

这时候不能说挣不挣工分，拿起铁锨就往外走。同时出去的，还有我的两个弟弟，他俩都是正当年的小伙子。

村里的地块，都有自己的名字，南园，就是村南的一块地。坡水下来，照直冲过来的，只会是这个南园。南园的北边，隔着那条土壕，就是我们村的南侧，水大了，会溢进村的。

还得说一下这个壕。前面说过我们村和东关街口只隔着一条十几步宽的土路，这条路，是条土壕，也是条渠。叫壕就是壕，叫渠还是有名堂的，很威武，叫九龙渠。以我小时候的记忆，加上推测，当是刚解放那几年，临晋和猗氏还没有合并，这儿还是临晋县城的时候，县政府为了根除县城的水患，将北边的城壕和东关外的这条土壕打通，以便北边坡上发下来的洪水，绕过县城流到东南方向的地里去。其长度，也就二三里。真正加固堤岸，约束水势的，就我们村南边这一段，也就二三百米。小时候听大人说，这条渠，实际上是个退水渠，就是将可能冲进县城的坡水，引到东南的地里去。沿渠的几个村子赵家后、胡家院、后街、韩家场，算下来受益最大的，还要数韩家场。

为什么？因为韩家场地势最低。

话说钟声响起，听到队长的吆喝，我提着这铁锨来到村外。站在渠堰上一看，真的很凶险，渠里的水，快要跟渠堰平了，涌动着，晃荡着，眼看就要“呛”上堤岸。

早来的人已开始动手，倒土加固堤岸。所谓“倒土”，就是把堤堰里面的土铲起，先扔到堤堰外侧半腰里，再有人铲起拍在堤岸上。我也加入了倒土的队列。很快就发现，这个办法起不了大作用，水再大些，这二三百米的堤岸，哪一处都会被冲垮，哪一处垮了，水就会灌进村里。

最好的办法，是将水头逼到南边后街村的地里去。流速快了，渠里的水势小了，也就不会灌进村里了。

办法是好办法，做起来难度还是相当大的。

还得说说我们这个镇子。跟人一样，地位高了，摊的事也就分外的多，做过县城，旧时自然有官道，官道自然是直的。临晋和东边的猗氏，在一条直线上，你不偏南，它不偏北，从临晋出去，东东的正是猗氏县城。这样临晋县城东去的车马，只会出了东关，直直地朝东而去。我们村正好堵在东关口上，东关出来的车马，只有往南偏偏，才能插进官道。

这是明清直至民国前期的情形，有了汽车以后，又有不同。

有了汽车，可达到的地头远了，仍要直，却是另一种直。

临晋这一带，什么时候通的汽车，我没看过《山西公路史》，不敢妄猜，可我看书多且杂，可以旁证。1926年西安解围后，在清华教书的吴宓先生回乡探亲，乘正太路的火车到榆次下车，此后直到风陵渡过黄河，全是骡车，没坐过一次汽车，可证这时山西是没有公路的，没有公路也就不会有汽车。

我小时就知道，运城到猗氏，再到临晋，再再到永济（赵伊镇）的这条公路，是日本人在的时候修的。乘马车来往，城里有个车马店就行了，有了公路，跑起汽车，城里的车马店就展不开了。怎么办，修汽车站。在哪儿？只能是在城外。城南还是城北，这要看这条汽路下一站去哪儿。下一站是东南方向的永济，那就只会是在城南了。还有一样，也得考虑进去，就是新修的汽车路，占的必定是原先马车路的地基。想想吧，原本从猗氏来的路，不进临晋城，要到城南去，就得在接近城垣时，往西南拐一下。这个拐一下的地方，恰在我们村的东头，就是南园这块地的地界上。前面说了，修九龙渠是为了将坡水引到东南方的地里去，这样这个渠，就要与汽路相交叉。汽路的路基通常会高出地面，为了让渠里的水通过，汽路到了这儿，稍稍凹了下去；凹下去的地面极易变成泥坑，施工时便在这低凹处铺了石条和石块。

现在我们要把极易灌进我们村的坡水，逼到汽路那边后街村的地里去，难以对付的便是这个铺了石条石块的低凹处。若是土路，挖下去就是了。可这是石头，镢头砸下去，砰砰地响，纹丝不动。接近低凹处的渠堰也就低了，眼看坡水要从这低凹处溢出来，事实上已经溢了一大片，北边是一小片菜地，再过去就是我们村的土塘和麦场。真要溢出来漫过去，那可不得了。

“去槽头下门板，挡住！”

生产队长一声令下，不一会儿就搬来了几副门板，横插在水里，那边抵住，这边抗住。填土是不顶用的，有人拔了些蒿草，还有菜地里的南瓜蔓子，往门板缝里塞，多少还起点作用。

最起作用的，还要数拼接起来的几副门板。最卖力的还要数站在水中，护着门板的几个小伙子，内中有我的两个弟弟。

插上门板等于加高了堤堰，水就漫过汽路的低凹处，流到后街村的地里去了。说到那片地，修九龙渠时就有了考虑，由汽路东南，直到卓儿村正南，留下一道浅而宽的土壕，不影响种庄稼，可以过坡水；尽头还有个土坝，意思是告诉水，到了这儿你爱怎么流怎么流去吧。九龙渠是退水渠，在这里最为彰显。

直到过午，水退下去了才各自回家。

下篇

夏天的雨，说过去就过去了，天晴了我又跟平素一样，早出晚归，替媳妇下地干活挣工分。手上动弹着，脑子也不让闲着，时不时地会想到前两天堵坡水、保家园的情形。由不得就由学过也教过的课文《陈涉起义》里的那句“天下苦秦久矣”，生发出一句感慨来：

“吾村苦坡水久矣！”

韩家场自然是姓韩的多，前巷有，后巷更多。有本《韩氏家谱》，存在我七爷家里，我借出看过，说韩姓是明末从城里钟楼巷搬来的。钟楼巷是衙门前东边一条窄窄的巷子，住着两三户人家，一个家庭有三四个兄弟分家，也就住不开了。这从村名带个场字也能看得出来。我们那儿，场可说专指打麦场，而打麦场总是宽宽绰绰的。一大家人钟楼巷的老屋住不下，再起新屋又不愿意离城里远了，东关口上的麦场，肯定是最佳的选择。麦场呢，再往东攒攒就是了。

韩家的老先人，念书还行（这么个小村，明清两代有名有姓的，就出过两个进士一个举人），堪舆上就差了些。做打麦场，夏天用用没事，建房舍，那可是一年四季、祖祖辈辈都要在这儿住的，怎么能不堪舆一下，看看风水呢。

很能说明风水差的，该是韩家祠堂的院子。

这个院子，很长时间是村里的村公所，再后来是村里的棉花库房。曾经着过一次火，我正好在村里，还参与过救火。大门朝西，就是朝向东关，里面两侧各有两三间耳房，院里一南一北两个花池，正面是五开间的大厦，有风门，有护门，想来当年该是何等的气派。这么个好院子，因为地势低，后来就拆了。我记事的时候，大门的门槛，就跟院前的地面一样平，人走进去不费事，水流进去也不费事。

更差劲的是，它就在村口，那时我们村的村口，朝南还有个大车门，也可说是村门，两个大门扇，东倒西歪，总也合不上。而门外，就是前面说过的那条壕，那个渠。仅此也可知，那条渠，那个壕，更早以前该是县城往东的官道。

当初选址就选错了，再一个证据是，没有考虑坡水这个隐患。

我们村两条巷，东西向，分置南北，南边的叫前巷，北边的叫后巷。想来当初，肯定是先有后巷，后有前巷。不能前面空空的，自己给自己的巷起名字，就叫成了后巷。这情形跟一个男人两个时段各娶一个老婆的叫法正好相反，先娶而离了的叫前妻，后娶的这个，孩子叫起来是后妈。我们村里，前巷和后巷，院子的起基（地基）就大有不同。前巷，除了进士门第的炳湖家（我该叫爷）较低，盐店家、韩长有家、赵雨山家，门前的台阶都相当高，要上五六级才能进院门。可见后来建院子的人家，已接受坡水为害的教训，有意抬高院基，预为之谋了。

受害大的是后巷人家，而后巷人家里，受害最大的，则是地处后巷正中间，又在北侧的我们家。

何耶？我们家地势最低。这也可以证明我们家，是最早搬来的韩姓人家的直系后裔。

这里说的受害，不光指坡水，也指雨水，甚至更多的是指雨水。

我在村里待了那么多时光，从未遇到坡水灌进村里的事。我爷爷说是有过的，还说我家院门口，那个能拔起的门槛（像个短腿宽面的长凳），就是要紧的时候挡水用的。这么说非是说坡水不怎么为害，而是说两种为害的方式不同，时段也不同。坡水下来，怕的是冲进村里，淹了院子，泡塌了房屋。我们那儿的房屋，很少一砖到顶的，多是墙下用几层砖，往上就是土坯了。最怕水泡。雨水的危害，是即时性的，小雨没什么，大雨平地起水，院基高的没啥，院基低的可就遭了殃。坡水不常有，几年发一次，大雨可是年年有，准时来。

时段不同，还有一层意思是说，雨水今天下，今天担心，坡水只要不进村，就不必担心，并非说不进村就没了危害。我们村当初选址时，村里的雨水肯定是能排走的，但是到了我记事时，雨一大，村里的水就排不出去了。村里没法，只好在村东一块地里，挖了个大土塘。就在牲口圈旁边，年年月月，挖土垫圈，几年下来，就是一个大坑。相当于坡上村子的“池泊”。他们蓄下水是饮牲口洗衣裳的，我们纯粹是为了蓄水。

雨水流不出去，非是村子地基下沉，实因坡水隔几年漫灌一次，周遭地势也就一点一点地抬高。再加上风刮黄土积聚，几百年下来，村子就等于在一个浅浅的坑里了。

这么一说，就知道我们家受的害，是怎样一种害。

我们家两进院子，房子不是多么好，院子相当讲究，青砖墁地，连指甲盖儿大的一块土地都没有。雨小了，纵然地面积些水，砖头渗，日头晒（雨过天晴），今天下，明天就干了。雨大了可就坏了菜。水道不通，比巷里地面还要低，顷刻间，院心积水满满，荡漾着，眼看要“呛”上台阶，流进屋里。

若是个没有人手的家庭，只会张皇失措，叫苦连天。

我们家是有人手的家庭，那就不一样了。

这个时候，不用大人吆喝，我哥和我，就知道我俩该做什么。

舀水——舀雨水——用洗脸盆舀。

写下是这么几个字，做起来可有几分“豪壮”了——借用《白鹿原》开头一句里，让陕西读书人夸耀了多少年的“豪壮”这个词儿。

晋南农村人家，院子里的水道都是暗的。不管是四合院子三合院子，临街巷的这一边大都有房，大门开在临街的这面墙上，房间劈出一段，算是门洞，我们那儿叫“库同”，类似胡同。积水要出去，只能在贴墙的那边，用砖砌一条水道，上面再铺上砖。我们家的院心，比村巷的地面低，院心的雨水，靠流是流不出去的。好在门外圪台（有板凳那么高）下，也就是水道出口的前面两三尺的地方，有棵也还挺粗的槐树，不是洋槐，是枝干坚硬的国槐。这就有了对付的办法。有树嘛，还挺大，就可以挖个树坑，别人家的树坑，是积点水滋润树的，我们家的这个树坑是专为排水的。做排水用，也就分外的大，不光深，还要宽。多宽呢，假设我哥和我，一个十四五，一个十二三，两个中的任何一个叉开腿可蹬住坑的两个边沿。怎么会是这么个动作，为的是排水。弯下腰，挥动双臂，抓紧脸盆的边缘，舀起坑里的水，一盆接一盆泼到坑外。村巷中间突起，两边稍凹，泼出去的水就顺着凹处流走了。

这个活儿，看着不重，实际挺累人的。连着舀上十几下，就气喘吁吁了。我哥上了初中，课堂上学过虹吸原理，就想着做一个带弯的空心管子，一头插在坑里，一头伸到坑外，接近凹下去的地面，下了雨，放在坑里可一劳永逸。他能想到做管子的材料，只有村东头，我家园子里的楸树；实际已场园归公，村里没人管，仍可视为自家的园子。他砍了两截楸树枝干，掏空了，头上削成马蹄状，只是无论想什么办法，也难以将两个马蹄黏合得不透一点气；透一点气就不能形成真空管子，也就不会产生虹吸效应。末后只好放弃。好长时间，看见库同角落那两个楸木筒筒，我都对哥哥的科学精神表示敬佩。

一下雨，就要叉开双腿，就要挥盆舀水，村里人见了常是笑笑走过。有没有嘲笑财主人家（我家富农成分），竟如此没落的意思，就不好说了。

前面我说，村里对付这类灾害，全凭有人手，没有人手只能干瞪眼。还说我家是有人手的，说了我哥哥和我怎样的挥动脸盆舀水的情形。若以为我家的人手，只有我兄弟两个，那你就太缺少想象力了。我兄弟六个，从年龄上说，差不多是成双成对的。我跟我哥差两岁，十年后老三出生，老四跟老三又差两岁。老五和老六，跟我们差不下这么整齐，大致说来也是随着的。

我记得舀水最多的，是上中学那几年。到我上大学的时候，回到村里下了雨，舀水就成了老三老四的事了。哥哥一家，前几年已搬出去了，老五老六他们是怎么接替的，就记不得了。

一直到1978年底，我们家里的人都住在这个老院子里。只有在此后的一两年间，该上大学的上了大学（老三和老四），该转供应的转了供应（母亲和老五老六，我媳妇和两个孩子），偌大的一个院子，原先挤着八口人，一时间竟走空了。至此可以说，坡水雨水，虽肆虐了几十年，架不住我们家有人手，从未对院子房屋造成危害，反而培养了我们兄弟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治水（舀水）精神。

这是后话，还是接着说那场大雨之后，我的所思所为，即接下来我是怎样做题目上说的“水系考察”的。

还得说我这人的一个毛病，说了或许丢人，也许能得到理解。就是，我这人爱装，说全了该是装模作样。说全了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有助于他人的理解，坏处是限制了想象的空间。单说一个装，含蓄些，也开阔些。比如依了装模作样，你会以为我只是去走走八字步，撇撇洋腔。依了这个装，可就不同，你怎么想象，都未必合了我的畅想。空话不好说，打个比方说实事吧。我快八十了，写日记写了差不多六十年。最早是怎么开始的呢，是到了康杰中学念高中，看了闲书知道，鲁迅有《鲁迅日记》，胡适有《胡适的日记》（就这么怪的名字），连郁达夫那么散漫的家伙，居然也有《郁达夫日记》。由不得就想，啊，原来名人都有日记呀，还没有成为名人，早早就预备上了。我该怎么办呢，我也是想成为名人的呀，成与不成，虽在两可之间，万一成了，而没有日记，岂不可惜，让人嗤笑。于是便悄悄地开始写起日记。每天看什么书，做什么事，都原原本本地记下来。写着写着就上了瘾，一天不写就像太史公忘了记载朝廷大事似的。这么一说，这一次大雨过后，我会做什么，说了你就不会奇怪了。

我想到一个名人，历史上的名人，写《水经注》的郦道元先生。上学时学过他的《三峡》，“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背得滚瓜烂熟，还知道当时国中的江河水系，他老人家踏访了个遍。坡水既然对我们这个县城，我们这个村，造成这么大的危害，我何不实地踏勘一番，看看它是由何而来，才汇聚成这么大的水流。

这个念头是堵水后第二天起的。

思谋了两三天，到了第四天吧，对媳妇说，今天我不下地了，要去坡上考察一下，看看这个坡水是怎么下来的，在哪儿汇成这么大的流量直冲下来，差点把咱们村淹了。我媳妇对我的德性深有了解，知道我是做了几天农活累了，冷笑一声，说什么考察不考察，你就说你想歇两天好了。我这人脸皮厚，不在乎女人家的嘲讽，能我行我素、如愿以偿就行了。

吃过早饭，带了一根棍子，就出了村。带个棍子是打狗的，不是怕雨后路滑跌上一跤，那时年轻，身手矫健，从不想跌跤这种事。

下了这么大的雨，官池会怎么样呢，该去看看。所以会想到官池，是因为我上小学的镇完，全名是临晋镇完全小学，就在官池畔上，一下雨，官池里的水就涨了。于是进了东关，走到十字路口，往北再往西，到了官池前。

这官池，旧时候该是泮池，跟别的县城不会两样。但是自隋代设县以来，经一千多年尘土的积聚，池畔不断加高，池底也就显得格外的深。水倒是没多少，也就是城内的水，顺着池西的一道渠，流进来一些。地面增高最明显的，是官池西边的文庙，几乎沉到地面之下。别的地方像这类古建筑，要进去，得上一个坡或是十几个台阶，我们这个文庙，反而是要下一个陡坡。再往前的元代大堂，我上中学时曾在里面上过课，其情形比文庙稍好一些。那是因为元代比隋代离现在近，原本就建得高，就这，大堂的地面，跟衙门前的街面相比，还是低了不少。这些，不用过去看，一想就等于看过了。

我要探寻的是坡水的踪迹，于是退了回去，绕到赵家后的北边，靠近胡家院的地界上。

这里是坡水从北边几条沟下来的交汇点。看沟里的水痕，从北边过来得少些，西边过来得多些。西边的水渠，正是旧县城北边的城壕。

我小的时候，北边南边的城壕都在，明显得感到，南边的城壕深，北边的城壕浅，当时不明白，还以为是北城墙塌了，把城壕埋了半截。后来长大了，经的事多了，才知道北城壕是坡水的必经之路，过上几次坡水，就会淤起老高。还有一个证据是，谁都知道坡上的洪水，是从北边坑西村旁边的沟里下来的，连修东西贯通全县的红旗渠，也要留个涵洞口子，两不相扰，让坡水平安通过。

就这，仍怕坡水灌进城里，北门的豁口不断加高，只比残存的城墙稍低些。进来出去，都是个坡，只是一面是上一面是下。分时能看出，南来出城的坡要陡些，北来进城的坡要缓些。仅此一点，就可知坡水冲过来，对城垣的威胁有多厉害，真要挡不住，整个临晋城就成了一个大水坑。

北门外的这个村子叫北关，再往北，隔一条土路，有一大片房舍，是我上初中的临晋中学。正是星期天，校门口冷冷清清的，东边有条不深的沟，沟里就是路，一直走上去，是个叫周家窑的村子。这儿沟浅，就是发水也不会很大。多少年了，人都说坡水是从坑西村那边沟里发下来的，那就去坑西那边看看。

坑西村在西北上，过了齐家庄再走二三里便是。

这个村子，也不陌生。村西有个长长的坡，也可说是一条土路，走到尽头差不多快到坡顶了，有个村子叫堡里，在我们那儿是个大村子。我奶奶的娘家就在这个村子。老早以前，我还小的时候，逢年过节，奶奶回娘家看望她还活着的老娘，常会领了我去。去堡里，肯定要从坑西村前走过。

坑西这个村，我们那儿不叫坑西，叫什么呢，怪雅的，叫“且西”。小时候只觉得怪，理解不了含义，长大上了学，有了点儿古文知识，就觉出它的雅了。

想象一下吧，我们这个城，既叫临晋，只会是周秦时代秦国的一个边陲城堡。里面驻守的有军士，也会有文职人员。某日有一士子前往坑西这个村子办事，过了齐家庄遇一策杖老者，问去坑西村如何走法，老者抬手一指，言道“且西”，意思是且往西走吧。众口相传，这个村子便有了“且西”的雅号。

“且西”的位置，用我们那儿的说法是在坡沿子上。这个坡，也有个响亮的名堂，叫峨嵋岭。后来看史念海先生的《河山志》，才知道这样的地貌，黄土高原上多的是，周边是沟壑，上面一大片全是平的，不是什么岭，该说是个原。同时也就悟出沟里出来的水，何以那么大。多半是原上的水汇集起来，顺着沟流下来。可惜我当年的水系考察，走到坑西旁边的沟口就止住了。得到的结果，也就只会是沟里的水流下来，汇成了直冲临晋城的坡水；经北边城壕和九龙渠的引导，加上周家窑下来的坡水，流量更大，又形成了流经我们村村外的坡水。

那时我已开始写作，便将这次全村抗洪的事迹，写成一篇《韩家场村抗洪记》，寄给《山西日报》的副刊编辑李芮同志。李芮是北京来山西插队的知识青年，女的，据说曾在芮城插过队，她这个名字有可能是笔名。李芮很看好我的文章，此前发过几篇，这篇也觉得不错，很快就发了。发在我的《行路难》之后，那么这次抗洪，当是1978年夏天的事。

文章发表后，我在学校，收到临猗县一个机关干部的信，内中夹着一张黑白照片，说他那天从孙吉回县城，骑自行车，正好带着相机，见我们村的人正在水中用门板堵水，觉得挺壮观的，便掏出相机照了一张。这张照片，我一直保存着，只是不知搁在哪儿了，不定什么时候，或许会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