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说我是一头野鹿
我读池州师范第四年，语文老师黄复彩调去省文联做编辑，汪春才老师接替他，教语文，兼班主任，到附近城里小学见习，到乡下学校实习，都是汪老师带队。
汪老师是黄老师的师专同学，他们年岁相仿，都比我大二十岁左右。黄老师考进师专前在工厂工作了七年。汪老师此前做过村支书、乡下初中的教导主任。
黄老师是作家，在省内已颇有名气。那时学生热爱文学的颇多，这个爱好不需任何装备，能识字读书即可，图书馆里的文学名著，我们四年也看不完，于是各种性格的同学聚集起来，组建文学社团，都希望从黄老师那里得到一些真传。他讲散文小说，我们听来十分畅快，比一般语文老师更能深入文本肌理；他讲思辨类文本和文言文，我们就颇感为难，夏日午后，没有风扇的教室里，浓郁的汗味让人轻微地烦躁不安。
汪老师永远是满面春风。无论什么文章，经他一讲，都能发现有趣有料的源泉。他的语文课应该从未有人能睡着，他上什么课，都比说评书还热闹。我不知道他的见闻何以如此丰富，他的嘴巴似乎从未静止过，偶有不说话的片刻，也是微嘻着，随时有妙语冲口而出。
黄老师令人敬慕，汪老师则让人轻松。
汪老师也能写作，光明日报社“百城赋”征文，入选的《池州赋》就出自他的手笔。黄老师临走之前，大概跟他聊到过我，请他对性格特出或有缺陷的学生多一份关注。不过，汪老师并未发现我有什么特长。那时，他着力培养我们成为合格的小学教师，如何读书、教学、做职业规划，他跟我们聊得很多。
师范包分配工作，四年级也还是安安静静上课，规规矩矩见习、实习。
九月份，汪老师布置我们写一篇关于假期生活的文章。我用散文诗的笔法刻画与乡村孩子交往的几个细节，不算是一篇合格的记叙文，但有一点表达的别致，在虚无缥缈的摹写里，我那时分明看见自己文字灵性的闪光，只有自己能体味的微妙感觉，在矫揉造作的文字里找不到合适的出口。
我盼着汪老师能高看一眼，才如此煞费苦心。如果还是黄老师教，我不会这样写。
作文发下来，汪老师写了两行评语，建议我写规范的记叙文，为将来的工作打好底子。我理解为对我才华的漠视。这怎么行？我“嚯”地站起来，将那两页作文纸从本子上撕下，揉成团，再捏一捏，走到教室窗口，用力弹下去。
多年以后，即使文章屡遭退稿，我也从不敢对编辑有任何埋怨，总是觉得自己力有不逮，我是怎样从一个无法无天的小兽慢慢长出了人形呢？
我回到座位，不动声色，坐下。我等汪老师发怒。我准备接受任何暴风骤雨。
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汪老师说：今天，我们学习“现代抒情诗四首”，郭沫若、闻一多、臧克家、艾青，看看他们的诗作有哪些相通之处。
汪老师言笑晏晏，在四首诗歌里自由穿行，“日出”“春鸟”“静夜”，这都能联系到一起？好像每个作者都是他的老熟人。特别是“大堰河”，他朗诵一遍，又让一位上海的女同学读一遍，他随意说几个场景，大家就被带到苦难岁月里去了。阿Q想：“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我则想，将来，我的诗，一定比这些人出色。
我以为这节课会有指桑骂槐，或借题发挥。没有，一句都没有，全是诗歌，他沉浸在诗的海洋里。我以为课后汪老师一定会找机会谆谆教导。也没有。什么都没发生。
这事就算过去了。
我当老师二十多年，也有与学生发生冲突的时候，我常想起汪老师的不言之教。但我没有他的修养，我能看见胸膛里的怒气像黑雾在眼前缭绕。
十月份，我在别人的撺掇下对班上一位女生突然产生强烈的好感。这在班里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有一天，我推开那位女生旁边男生的课桌，说，麻烦你坐到一边去。“为啥？”“我要跟她坐在一起。”
那个男生挪到我原来的位置去坐。我和喜欢的女生坐在一起。并不窃窃私语，我认为我们不需要。
汪老师是班主任，他一进教室就看出了问题。但是，他什么也没说。
课堂上，汪老师能用轻松通俗的事例谈论很多严肃的话题，我们默默纠结许久的事，他三言两语，点破，我们就豁然开朗。
一千年前，有个祖籍波斯的汉人李珣写了一首词，我实在是太喜欢了，喜欢得舍不得拿出来念，怕被别人听了去。“相见处，晚晴天，刺桐花下越台前。暗里回眸深属意，遗双翠，骑象背人先过水。”
春日黄昏，少女与才华横溢的多情诗人相遇，女孩故意将自己的头饰“双翠”掉落下来，回眸一望，骑着大象涉水而去。天哪，她骑着大象呀。诗人要怎样的装饰才配得上庄严华丽的姑娘？这么微妙的情感，这么大的气势，这么机灵古怪的美丽少女。如果她只是个扭捏碎步的小姑娘，这首《南乡子》就会淹没在千万首小令里。她灵巧的身姿下面是大象啊！看到没有？
汪老师说，南越骑大象没啥了不起，跟我们江南骑牛一样。她故意掉下“双翠”，这种小花招，男孩子一定要心领神会，不要傻乎乎捡起来交给警察叔叔，要藏好了，慢慢追过去，大象的脚步不快。
我拼命朝他瞪眼。我恨他这样解构，简直暴殄天物。但下课之后，我突然发现，经他一讲，我再也不会将这首词当作个人的私藏了。
“许多事，心里明白就好，不必那么局促，不用设置太多藩篱，你懂的微妙之处，别人也懂得，要用合适的方式表达你的独特，不要让扭捏碎步掩盖了你宝贵的感受。”汪老师迅速治好了我的文艺病。我原以“敏于事而讷于言”为准则，不肯多说一句多行半步，是在与汪老师宽松的聊天中，我才渐渐往开阔处生长，事未必“敏”，“言”倒是渐渐多了起来。
我那时以为外国最了不起的诗人是歌德，他最好的作品是《少年维特之烦恼》，我读一切能读到的歌德传记，从这些作品中得到的教益是：青少年时期的爱，只是一个人灵魂的训练；恋爱，主要检测一个人爱的能力和勇气。爱一个人，和她成家是遥远的事；真正的爱，是心灵在当下电光火石的映照。
我将这些观点与班上的男生分享。有个责任感极强的男生，恰是我喜欢的那个女生的同乡，他赶紧向女孩发出示警：千万不要当真，冯渊和你的恋爱只是训练。
信息在传递中必然损耗。损耗往往发生在说话双方的误解或者理解的不对等上。我能解释什么呢？尽管我每天给她写诗，在她那里，这些诗歌的价值已然大打折扣。不出大半年，我们就要毕业，各分东西。谁跟你训练爱情？
女生当然也不至于完全不能理解我的本意，一段时间里，我们仍然保持着感情的清澈。
汪老师不能坐视不管，十一月底，他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他只跟我说了一句话：冯渊，你认识的女性都是诗歌里的仙女，现实中的女孩子是肉身。
我听不大懂，摇摇头走了。他说，你明天就懂了。
他将那个女生叫去办公室谈话。第二天早上，那个女孩迅速与我疏远。我回到自己原先的座位。一切才刚开始，就结束了。
我不知道汪老师说了什么，能如此有效地说服了那个女生，将我的诗歌与爱意瞬间清零。这是让我很沮丧的一件事。
元旦后的一个清晨，我在校园的半月池边、女贞树下，将那些呕心沥血的诗稿化为灰烬，这些文字未必完全没有强烈的感情，但表达是局促、拘泥的，内心深处的悸动，我总是用最含蓄、最千回百转的形式呈现。我这些分行的文字，到底有没有打动对方，存疑。或者，只是“写”这种形式，让女孩觉得自己被关注了，所以能忍受我一两个月的胡言乱语。
女孩总不免误以为会“写”的男孩是满足她们梦幻的天才。多年以后，我在剧院观看契诃夫的《海鸥》，妮娜对她所爱的作家说：“如果我的生命真的对你必需，就请你拿去。”俄罗斯少女对作家的狂热追慕，那种单纯的景仰和献身，让人到中年的我愣了好久。
我暗地里佩服汪老师的功夫。我当教师多年，在做学生思想工作方面，能力平庸，总感觉明白的自然明白，不明白就是鸡同鸭讲。现在想来，汪老师的处置办法应该算是教育学上的经典案例。他没有动用强力，起初听其自然，一旦寻得关键，便以四两拨千斤之力，将两人断然拆分。这无论对于我，还是对于那个女生，都是非常好的事。原本不是一条线上的两个人，随着自然感情的深入，未来必定有分歧，带来的撕裂之痛，会远远大于草木区萌就被分拆的轻微创伤。当然，这是我事隔多年之后的体悟。体悟越深，我对他的感激之情就愈加强烈。这些感激我只能埋藏在心里。
毕业之后，我跟汪老师见面不多，联系也不多。2001年，我工作调动，发现档案被原单位弄丢，我差一点成了卡夫卡笔下那个K。幸亏汪老师教过我，越是纠结的事，人心越不要纠结，我重新整理起自己的档案，写信问汪老师要原始毕业材料。十五年毫无联系的老师，一天之内就将所有的材料复印、盖章，挂号寄来。
2017年，汪老师患白内障，希望到上海做手术。其时我已在上海工作近十年。我找到熟人，亲自将七十岁的老师推进手术室。老师拉住我的手说，我一辈子从未进过手术室。我说，老师不怕，这是小手术，一会就好。
去年，我回池州看老师。老师召集了池州城内的旧日师生，设宴款待我和爱人。
酒过三巡，老师用浓重的池州方言对我爱人说：冯渊是一头美丽的野鹿，他需要在山林间奔跑，和泉水、山岚作伴，你一定要看护好他，不能放任，那样他会失去方向；也不能一根铁链拴牢他，那样会损伤他美丽的角。
老师，您说我是什么，一头野驴？
瞎讲。是野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