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陈修歌，女，1995年生。张炜工作室学员。小说作品见于《青年文学》《西部》《大家》《山东文学》等刊。

那天，我妈妈将自己埋在一只大号拉杆箱里，时不时扔出一条印着五色桃心的连衣裙或者一件灰色夹克衫，再塞进两双儿童过膝长袜。我五岁的妹妹贝果，正在客厅里踢花皮球。踢了一会儿，她跑来央求妈妈将花皮球也塞进拉杆箱里，她要带到果园。后来，我看见她跪在沙发一旁，脸贴着地板，努力伸长胳膊，试图将花皮球从沙发背后的缝隙里捞出来。

花皮球当然不会被塞进拉杆箱，大人们不会这么干。他们会说，太遗憾了，花皮球没有被贝果拿出来，他们也无能无力。果园旅行结束不久，我们就搬离了那座房子。可能新主人会来一场大扫除，甚至将那件棕色皮沙发运往旧货市场卖掉。花皮球自然无处遁形。但在我的记忆里，花皮球被永远地留在了那处不见天日的缝隙里。

两年前，我回去找过这座房子。遗憾的是，勘测院家属区已经被拆了，取而代之的是几幢写字楼和一座大型综合商场。一个措手不及的回旋之后，记忆里的世界颠倒了模样，但还是同一个世界。我流连在一条步行道上，寄希望于一部分景象能与我的记忆发生重叠。我有直觉，我家的旧址就在这条步行道上，或许是我站的这根路灯底下。

我抬头看天上飘着的细雪，它们乘着风，闪着光，从同一个方向飞来，又各自奔赴不同的命运。一片雪花落上我额头，最后的凉气如一线清水细细淌过。我打了个寒噤，快步走进商场，从一楼的阿西娅餐厅打包了一份凉皮，放了点辣椒。妈妈埋怨医院的病号餐味道太淡，吃不下。这是她精神好的时候说的。相较于医嘱，我更愿意让她心情好受一些。贝果出事后，妈妈迅速变老。最直观的是头发，白得近乎透明的蛛丝，缠满了头。每天早上，我帮她打理，梳齿划过不盈一握的白发，总会想起她曾教我读“朝如青丝暮成雪”。这雪会在不经意间迅速融化，总有一天，我什么都握不住了。病床上的母亲远离了印象中的娇柔与蓬勃，她脸上皱纹松弛，眉眼低垂，像个迟暮的诗人。她年轻时红缎似的嘴唇中流出来的诗句，诸如“病起萧萧两鬓华，卧看残月上窗纱”“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一一在她身上应验。是的，曾经她爱诗，也写诗，希望经由诗歌娇养我挑剔的审美。我知道某种程度上，她很后悔，不过她不再怪我。到底是理解了，还是没力气了，我无从得知。我们终于可以心平气和地相处，坦然地将各自的碎片逐一交出。

拉开病房的浅蓝色窗帘，虽然遥遥可见黄杨树的几片顽固叶子还挂在枝头，但楼宇间已覆上一层薄雪，将天空映衬得灰白。寒气越过触觉，从瞳孔侵入，万物寂静，妈妈要说的话停在了嘴边。

我将窗帘拉上了，不停地给妈妈念诗。从《春江花月夜》到《临安春雨初霁》，我的嘴唇开始哆嗦，声音颤抖起来。春天的诗，永远都念不完，但妈妈还能看到那些清亮的阳光在新绿的枝叶间跳跃吗？

我不念了。

我循着妈妈的目光望去，是一片雪白的墙壁，如果非得在上面有点什么，也绝无可能是春天。

“你还记得那趟果园旅行吗？”妈妈的声音像是从半空中筛下来的粉末，有一些落不到地面上。

“我记得。”我说。

我永远都不会忘。

我们是在一个秋日清晨登上那趟火车的。北方的秋天像一个浪头猛地打过来，很多现象分不清是一夜之间还是一瞬间完成的，比如印象里未开始变红的白蜡树叶，突然就铺满了火车站台，像有一群退翎的火鸡昨晚在此过宿。两个穿制服的铁路工作人员手拿长柄扫帚，一人一头唰唰地扫着。贝果蹲在地上，小小的。她食指跳动，点向一片又一片叶子，那一层白霜在指尖的淡淡温热下迅速消融。妈妈不放过教贝果念诗的机会，她问贝果，“白草红叶黄花”里的“白草”是什么意思。贝果不回应，嘴巴里念念有词，完全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妈妈将脸转向了我。

我将脸转向了火车开来的方向。

那是元代白朴的句子。我在贝果那么大的时候，已经背得烂熟了。十二岁的我拒绝再背一遍，也拒绝回答相关问题。我两只手紧紧攥住书包带子，书包鼓鼓囊囊，里面装着我的换洗衣物，还有几本短假作业练习册。那本手工誊写的诗歌集子是给爷爷准备的礼物，封面上认认真真地画着“贝蕾诗歌集”五个大字，还用水彩笔修饰上了花边。除此之外，我还带了一双运动鞋。爸爸说，我们要进爷爷的果园摘苹果，说不定得爬树。我对爬树充满期待，以至于在出发前几日做了一个有关苹果树的梦。梦里，我蹲坐在树杈上，随手就能摘到通红而硕大的苹果，我开心地咧着嘴笑，却突觉哪里不对劲。风灌进嘴巴里，尖锐又冰凉。我摸了摸下牙槽，一整排牙齿都不见了。梦暗示我，是啃苹果硌掉的，我急得号啕大哭。

醒来后，我翻出爸妈卧室里那本《周公解梦大全》，里面说女人梦见满树的红苹果，预示着家庭幸福而富有。我看见“女人”两个字，觉得滚烫而羞耻。

双肩包已装不下，我把鞋子放进一只塑料袋里，和水杯一起摇摇晃晃地系在双肩包的金属拉链上。妈妈说，可以塞进他们的拉杆箱里。“我自己负责我自己。”说这话的时候，我面无表情。事实也是如此，爸爸负责拉杆箱和一只大号托特包，妈妈负责贝果，贝果负责她怀里的毛绒小熊。

作为拖着俩孩子的四口之家，火车出行是最好不过的选择。我们很快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一间恰好四张床位的软卧包厢。我和爸爸分别占据两张上铺，妈妈睡在爸爸那侧的下铺，方便照顾同样睡在下铺的贝果。我们一家四口，从兰州上车，需要在火车上过一夜，到烟台下车。我在地图上查过，那是个海滨城市，不过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还要转汽车，去一个叫栖霞的地方。同“倚云”、“浣月”一样，这类动宾结构的名字具有让人过目难忘的古典美，但它在地图上的样子并不如此——山脊一道又一道，青的褐的黑的，如新旧伤口的叠加。地图比例尺为1∶1600万，我瞪大眼睛分辨那些轮廓，想象某个点就是爷爷果园所在的那座山。流霞深处，他正戴着斗笠，背着喷罐，在浮着苹果香气的树底下穿梭忙碌着。

在那之前，我应该见过爷爷两次。第一次是我刚出生不久，那时奶奶还在，老两口赶来兰州看我；第二次是因为奶奶生病去世，那时还没有贝果，爸妈抱着我去栖霞处理丧葬事宜。太遥远了，我全无印象。我们每年都会收到爷爷寄来的苹果，又红又大，有两只苹果上面会印着我的名字——贝蕾。贴纸是在苹果还未变红时贴上去的，等到苹果变红，贴纸揭下的地方就是我的名字。后来，苹果上也有了贝果的名字。“爷爷爱着我们。”妈妈说。

很奇怪，果园旅行之后，我对爷爷的印象依旧模糊。我只记得那是个和善的老人，面膛通红，笑起来时，粗粝的皱纹对称着拉过两侧脸颊，看上去充满生命力，好像也能进行光合作用似的。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的，回过头看，心心念念奔赴的那个目的付之一笑，让人辗转不安的反而是曲曲折折的过程。那本《贝蕾诗歌集》交到爷爷手上了吗，他有当面翻开看并夸奖我吗，我换上运动鞋去爬树了吗？我都不记得了，唯有诗歌集封面上五颜六色的水彩笔线条还在脑海里波动，桃红色的那条格外鲜艳。

我们家需要这场旅行，来修补一些裂痕。或许是爸爸提议的吧，出于对家人欠缺陪伴而滋生的愧疚，他带我们坐火车出游；也可能是妈妈想从繁重的家务中解脱出来，从那片幽暗的秘密丛林中解脱出来。

变故是从爸爸有意无意地盯着贝果打量开始的。爸爸是一名地质勘测员，常年跋涉在河西走廊，一离家就是数月。没关系，这只会让他更爱贝果。他把哭着或笑着的贝果高高抛向小区海棠树的枝叶间，再稳稳接住；他把贝果揉进怀里，俯下脸蛋去触摸贝果软和的小脚……如果这些是天底下的父亲都会做的，那他仍有不同之处——他在贝果越长越陌生的五官里，努力寻找与自己的相似性，以驱散心头的疑云。大家默契地避免谈及贝果的长相——高挺的鼻子、厚嘴唇、委屈又任性的翘下巴——她看上去如此与众不同。爸爸开玩笑地说，贝果男孩子气的性格好极了，让他时常恍惚自己是不是多了个儿子。但一些随时都在发生的事让收敛起来的情绪重又曝晒在阳光底下。他带贝果去草丛里踢球，两人都遭到了蚊虫叮咬。爸爸只是在腿上起了几个小红点，而贝果身上出现了大面积的红疹。随着号啕，贝果开始大口大口地呼吸起来，脸憋得发紫。

爸爸把贝果抱回家，抱到妈妈怀里，垂头坐在沙发上：“贝果怎么会是这种体质？”他语气颓丧，像在责备自己。

妈妈切新鲜的土豆片敷在贝果身上，安慰爸爸别担心，一派轻松的样子。最后，他们还是带贝果去了医院。化验单就放在那只白色手提袋里，回到家后，他们再没打开看过一眼。

贝果才五岁，当然对一切都一无所知。她霸道地索取一切。如果不是那天我偷听到了她们的谈话，我仍会毫无保留地迁就她，爱她。

是在一个傍晚。我写完作业之后，应该要去吉他店里取我的琴。有根弦被贝果扯断了，琴弓也有点歪。她们以为我走了，“她们”指的是我妈妈和她从小时起就关系亲密的女伴——我称呼她“芸姨”。她们小心翼翼地放开声音，时不时地，突然激动起来。

我听见妈妈说，贝果还小，当然得跟着她。

芸姨说，贝蕾怎么办，能一起争取过来吗？

客厅里沉默了一阵。我并未心痛，更多的是一种寂灭感，仿佛身体的哪个地方被这阵沉默剜空了一块，再也补缀不上了。

刚上火车，我就爬到上铺去了。床铺窄窄的，不过对于十二岁的我来说，足够宽敞了。床铺外围有一道护栏，我一只手搭在护栏上，一只手拿着本薄薄的诗歌册子，躺着看。

不辞山路远，踏雪也相过。

这一句很应景。火车不停地摇晃，摇晃中伴随着颤动，那感受就像爸爸曾经骑摩托车载着我均匀地驶过一段石子路。我两只手紧紧地钳住爸爸的夹克衫，屁股在后座上跌宕不已。我大声埋怨着，太难受了。爸爸反而大声笑，说他很喜欢。那次，我听到了他的一段少年往事。他说他曾经推着独轮车运送苹果，栖霞的山路太多了，一条接着一条，走不完，他又必须走得仔细，生怕苹果颠坏了。

“我骑车也很仔细，生怕把你颠坏了。”爸爸还在大声地笑。

我很感谢这句诗，唤起这么温暖的回忆。我扭头看向对面床铺的爸爸，他身上盖着一层薄薄的白色被子，脸朝向里侧，一动不动，似乎睡熟了。我知道在上午发困的人，是因为晚上没睡好。

下铺的贝果吵闹不已。她在和妈妈玩扔核桃的游戏，已经很熟练了——每次都能准确地扔出去，再轻松地接回来。在运动方面，她有着惊人的体力和协调性。很快，她玩腻了，开始往头顶上扔核桃，越扔越高，直到我瞥见那枚核桃越过我身旁的床栏，一下，两下，三下……我下意识地伸出手，甚至根本没有抬起胳膊，就稳稳地攥住了它。

贝果在下铺发出一声惊叹：“姐姐太厉害了！”我的动作如此利落漂亮，纯属巧合。刹那间的洋洋自得让我嘴角微微翘起，差点坐起来陪贝果玩抛接核桃的游戏。

手一松，核桃掉落地上，连滚带蹦发出一连串声响。贝果大叫着钻进床底寻去了。我继续翻动诗歌册子。

贝果是在我七岁那年出生的。妈妈说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期盼。她说得煞有介事，仿佛贝果是为了我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连几个傍晚，天上都会出现橘粉色的云。我坐在阳台的摇椅上，一边看云，一边啃一只印着我名字的苹果。晾起的婴儿毛毯和垫子不再滴水，空气中流动着一股莫名的花香，冲刷着从我们家不断溢出来的奶腥味。苹果啃完后，我完成了妈妈交给我的任务。

“叫贝果，苹果的果。”我回过头，朝卧室大声喊着。

我与贝果的相见要早于她出生那天。在兰州市一家妇幼保健院，医生将电脑屏幕转向我：“瞧，多可爱的宝宝。”我被吓了一跳，胎儿的头未免太大了，五官被挤在边缘，两只手茫然地向上摸索着。

电脑屏幕的分辨率没有多高，画面偶尔一闪一闪的，整体色调不好描述，像被扬了一把沙土的肉粉色，十分浑浊。

我捋起袖子，观察自己的一小截胳膊，白里透红的颜色令我舒服极了。那时我不懂色彩学，以为皮肤就得是肉色的，以此类推，枸杞子是红色的，牛心杏是黄色的，百合片是白色的，人参果咬开也是白色的……如果把这些食物混合在一起呢？口腔的咀嚼，牙齿的研磨，舌头的搅拌，加以胃液的灼烧、发酵、酶解……

我见过那种颜色。同彩超图片一样，浑浊得无法描述。

同样是在这家医院，贝果穿最小号的病号服，空空荡荡的。她向我伸出骨骼嶙峋的手，手指瘦削到锋利，仿佛能轻易地嵌进对面的我，我吓得倒退了一步，我不敢相信这是我的妹妹。

那是她生命旅程的后期，青春和梦想这一对花翅膀被双双折断。

厌食症引起了贫血、低钾血症，然后是返流性食管炎，最后医生摊牌：内科有药，外科有刀，其实这些病治起来，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难的是她心里那头恶魔，令所有人束手无策。

我和妈妈几乎24小时寸步不离地守护在贝果身边，但她仍有办法饲养那头恶魔。是在洗手间。贝果熟练到无需伸手按压舌根，一弯腰一张嘴，想吐多少就吐多少，整个过程不会超过一分钟。我耳朵贴着洗手间的格子门，只是几阵冲水的声音，贝果就走出来了，全无异样。我们天真地以为贝果会好起来，只要她好好吃饭，不再催吐。

我们母女三人围坐在病床旁边那张小小的四方桌上，妈妈兴冲冲地打开保温盒，摆出一屉、又一屉……“贝果，看，这是银耳羹，这是清炒山药，还有这个，玉米排骨，几乎没放油，吃了不会长胖。”

“来，贝果一勺，贝蕾一勺。”

“这块排骨最好了，贝果咬一口，剩下的给妈妈。”

……

我和妈妈的饭量都随着贝果减少了，不敢多吃一口。有时候可能就是因为那一口，贝果会嚷着吃炸鸡，吃蛋糕。“反正我会全部吐出来，为什么不吃饱了再吐？”贝果双目赤红，完全被野兽操控着。这种情况只是少数。通常贝果会很乖，认真地咀嚼食物，小口啜饮着甜水。

“我去个洗手间。”贝果说。

这时我和妈妈会立刻紧张起来。我陪贝果同去，但那道薄薄的门总归要把我们分隔开来。

那次，贝果一直没有开门。我们喊她，里面毫无反应。

“没关系，贝果，出来就好，妈妈不怪你。”妈妈的声音又轻又软。

最后是一个男护士踹开了门。

贝果蜷曲着双腿，瘫在格子间与墙壁形成的三棱锥里，嘴角溢出的涎水在胸前浸湿一片。我脑袋嗡的一声，失去了听觉，只看见我妈妈的嘴巴张得很大。一切十分迅速，等我回过神来，贝果已经进到抢救室。我还站在格子间门口，盯着那只抽水马桶。这次，贝果没来得及“毁尸灭迹”。那摊呕吐物像一只扁平的灰色鳐鱼，身上布满细碎的白斑，迟缓地平展开两侧挂满绿色水草的圆润胸鳍，凫在不很清澈的水上。灰豆子粥、山药、海带，我逐一地、重新认识了它们。

过去，我认识贝果的皮肤，是柔软的她在我怀抱中像一块果冻，七岁的我屏住呼吸。我认识贝果的声音，是她一手捏着一只花生，在凉席上一边朝我挪屁股，一边含混不清地叫出“姐姐，姐姐”。我以为这声“姐姐”会一直在我身后回响，有时我不耐烦地吼她：“别叫了，自己玩，我还得写作业。”喊声在某一天消失了。偶尔我会出现幻听，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回头，是陌生的一扇门，门上有了插销，有没有插上都不要紧，不会再有一只胖乎乎的小手将门推开。我转过头，继续写作业，泪水打在数学练习册上，那些冷冰冰的数字和符号漫开了毛边，但仍然是数字和符号，不会幻化成蝴蝶和花朵。后来，我辗转得到一张贝果的照片，她穿着芭蕾舞裙，“女”字形的两条腿撑开薄薄的洁白裙摆。贝果被妈妈送到了寄宿制舞蹈学校。一部分原因是我美丽的写诗的妈妈，失去了经济来源，她必须从“家”这个主战场抽出身来，参与到通勤、交际、新闻采编、写稿等无数分战场中。家庭的变故，使我与贝果之间的陌生感在悄无声息地滋长，每一次见面，我都能看到它。它缓慢而慵懒，却一刻不停；它粘滞在我摸向贝果脸蛋的指尖上，停驻在为缓和气氛而笑起来的余音里，有时候它会在我独自一人时出现，像半夜突然犯起的牙疼。也有一些时刻，它藏了起来，因为有一个克星叫作“血浓于水”。我又认识了贝果膝盖上的伤痕，发紫的是因为上周练习挥鞭转时跌在了地上，青色的是因为前天的鹤立姿势没有站稳，红色的则是因为腿疼而走路飘忽，昨晚洗完澡后撞在了床沿上。贝果哗啦啦地向我倾诉着，向我喊疼，然后向我笑：“姐姐，别担心我，我还能给你来一个阿拉贝斯克。”那是古典芭蕾中最优美的一个舞姿，也是我无数次午夜梦回都会出现的一块碎片。后来，我继续认识贝果成长为一个少女后的美丽，那从颅顶到鼻尖，再到唇锋、下颌，一线流畅的漫画似的侧颜；那因为常年在舞蹈队训练而肌肉紧绷的小腿；那在薄薄睡衣下翘起的、小巧的乳房……我也认识了贝果的烦恼，她向我埋怨大腿韧带撕裂的疼痛时常在夜晚发作；她因为英语学不好错失了国外演出和交流的机会；她忍受不了炸鸡和蛋糕的诱惑，和几个小姑娘躲在夜晚的宿舍里饕餮一番，再排着队去洗手间吐出来。在她第一次向我吐露这个秘密时，她早已形成了对食物的“瘾症”。而这些，妈妈并不知道。这也成了妈妈的心魔。

我再也没有机会认识新的贝果了。她死于胃食道返流引发的窒息。她变作一块小小的墓碑，那是一块大理石，表面颗粒斑驳，像极了贝果眼下皮肤出现的暗紫色斑点，细细观察会发现血管走行的纹路。那是因为剧烈呕吐而导致面部急剧充血，毛细血管破裂了。那么痛，那么熟悉，我一遍一遍地抚摸着它。我感受它尖利的棱角，像感受贝果凸起的肩胛和肋骨。但贝果没有石头坚硬，曾经躺在病床上的她，看起来只不过是一具纸糊的骷髅。

“我不该让贝果跳舞。”妈妈说。

“是她自己喜欢。”

“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吃什么吐什么呢……我该陪着她的，她一定认为我不爱她……”妈妈又说。

“那是瘾症，没有别的原因。我问了，和她一起的几个小姑娘都有。”

类似的对话每天都在发生，在妈妈生病倒下后的每天。妈妈一直不肯放过自己，揪着那条线一路追溯：她因为工作繁忙，匆匆挂断了贝果哭着打来的电话；她鼓励贝果要努力跳舞，要为她争气，却忽略了贝果身上的伤疾；她给贝果送去牛肉和牛奶，不肯买一块小女孩都会喜欢的开心果巴斯克蛋糕……她卖掉了老房子，贝果撅着嘴明确地抗议：她一点也不喜欢新房子；她把姐妹俩分开，她记得贝果光着脚一边哭一边挨个房间搜寻姐姐；她明明对不起爸爸，却在爸爸选择原谅之后仍然决意离开，她太把男女之间的感情当回事了；她就不该生下贝果……

而那趟坐火车出行的果园之旅，是我们一家四口最后一次的“圆满”。

它给过我希望。那天晚上，火车上的灯关掉了，乘务员为我们拉上了蓝白色条纹的窗帘。小小的车厢里立刻黑作一团。贝果早就睡了，像头小猪似的发出轻微的鼾声。我侧躺在上铺，毫无睡意，瞪着黑暗，分辨出对面床铺和行李架上切割空间的几条横线、竖线、斜线，推演着它们的空间关系和距离。然后，我看见有根线条突然出现，把一切搅乱了。它先是折线，某些部分应该是曲线，它从下铺曲折而上，姿态轻盈，但脚下还是发出了“吱呀”一声。然后它拉长成一条直线。后来我就看不清了，因为它钻进了被子里，变成一个面。好像有些拥挤，那个面变化了几个形状，努力适应着逼仄的空间。我不敢翻身，不敢呼吸，努力将听觉转移到贝果的鼾声上，好像不需要了，我听见我的睫毛扫过枕头白色的布面，“刷——刷——”这声音覆盖住一切，并且变得滞重，那是因为一切都被我幸福的泪水打湿了。

第二天，火车到站了。爸爸把贝果抱下站台，又伸手去拉我，借着爸爸的大手，我毫不费力地跳下了站台。然后我和贝果看见爸爸仍然伸着手。妈妈笑着，不肯把手给爸爸。爸爸一把揽住妈妈，直接将她抱了下来。而在落地那一刻，妈妈因为没有站稳，差点拉着爸爸一起坐到地上。贝果在一旁拍着手哈哈大笑。我也笑了，那时候我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

一直以来，我太相信自己的直觉了，同敏感和脆弱一样，这是写诗引起的并发症。当我快到三十岁还不打算结婚并对妈妈闪烁其词时，她同样以直觉对我进行判断。她早已不写诗，所以她的直觉比我准。

我向她摊牌，我在等那个人离婚。他说他会离婚的。

妈妈甚至没有听我解释就断言我被骗了。那时，贝果已经住进医院。我们母女三人有了长时间相处的机会，彼此真诚相对，但在各自不为人知的过去生活中形成的那部分已变得十分坚硬，难以改变。我不知道如何开口讲述，就像我给他写的那一沓子情诗永远不会公之于众一样，有些秘密，难以共享。对妹妹的忧心、对我的愤怒，同时击打着妈妈，她肉眼可见地消瘦、变老。

时至今日，我仍然在做着白日梦。我幻想有一天成为他的家人，就是世俗生活中的那种家人。绝不像我过去的生活：妈妈和妹妹只能约时间同我见面，而拿走我抚养权的爸爸，依旧长年累月地颠簸在河西走廊上。那时，他们一致认为我足够大了，有能力照顾好自己。于是我骑自行车上学，我学习煎鸡蛋和煮面条，我将一个月的生活费分算到每一天……我还得承担一部分家务——保持“家”的温暖，它包括整洁、运转、充满人气。而这最后一条，我自己无法完成。

于是我渴望成为他的家人，我就能每天见到他。我会为他支起枕头，给他读诗，观察他掌心的纹路，抚摸他眼角的两条小鱼尾，和他一起做着平凡的美梦。一种一直以来不可求的气息会循着墙壁游走，在每一片玻璃上留下白雾，拂过窗棂一路向上，往天花板绽开一朵朵透明的小花。

我絮絮叨叨地把这一切讲了出来。等我回过神，发现之前一直盯着雪白墙壁发呆的妈妈，已经闭上了眼睛，好像睡着了。

“将来会怎样，谁说得准呢？纠正不了什么，就过好眼下吧。”我继续说。妈妈应该听见了，因为我发现她的眼角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湿润了。她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不过骂我一声“勺丫头”罢了。

爷爷去世之后，我再也没有吃到印着我名字的苹果。我通常逛超市，还是喜欢买印字的苹果，那些字通常是“福”“如意”“平安快乐”之类的，它们与货架上成堆的普通苹果是不同的，我能感受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比如展平贴纸的那双粗糙的手、炽烈的阳光和阳光下蒸发的露水……贴纸下的那块位置同时承载着自然和人为的祝福，长成现在的模样。

有一次，我在选印字苹果的时候发现了略有残损的一只，果身上是一张笑脸，向上弯起的嘴角却只有一半。另一半呢？或许是贴纸在一场雨水的冲刷下掉了一截，也或许负责贴纸的果农在那天与爱人生了气，让这只苹果陪着他难过……谁知道呢？我当然可以脱手而出，去选择其他“完美”的苹果，但我毫不犹豫地将它装进了塑料袋——我感怀于它在成长过程中的意外。

随时都在发生的意外让结果指向无数个可能。我曾一遍又一遍地推演所发生的事和我可以有的作为，比如在那趟火车上，我看见核桃越过我身旁的床栏，我看见我用一只手干净利落地攥住了它，根本就没有抬起胳膊。那时我可以缓缓坐起来，淡淡一笑，回应贝果的惊呼。然后，我伸出手，我的手与贝果托起的那双胖乎乎的小手连成一条直线，恰好与地面呈现九十度的垂直，这样我一松手，她就能准确地接住。她的笑声会更响，像风中奏起了手风琴，我们一上一下，玩起抛掷核桃的游戏。

爸爸会被我们的笑声吵醒，他清醒了一会儿后，参与到我们的游戏当中。多么幼稚啊，但是妈妈竟然也参与了进来。那颗小小的核桃，在狭小的车厢里上下左右地飞来飞去，我看见贝果露着豁牙，笑得直不起腰，笑得在地上打滚。爸爸也笑出了眼泪，顺势把一脸潮红的妈妈揽入怀中。

“再玩吧。”贝果央求道。

“好，一会儿我们再玩，下午我们再玩，明天我们再玩，后天我们再玩。”有人回应她。等她再长大一点，就不再缠着我们玩这种游戏了，但我们会耐心地陪她玩别的游戏，直到她成为婚礼上的新娘。

假如这些都真实发生了，后来的一切会改变吗？我小心翼翼地啃着那只笑脸残缺的苹果，明白一切犹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花。得到它比贝果打捞沙发缝里的那只花皮球还要难。而我啃完手中的这只苹果，仍得继续往前走，奔赴无数个可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