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间低吼：杜梨《三昧真火》与青年精神状态
不知从何时起，“精神状态”变成了当代青年三句不离身的社交话题。诸多新词热词应运而生，包括但不限于：EMO、破防、内耗、躺平、摆烂、情绪价值、发疯文学、MBTI……如果文学是精神风向标，那么，我们能否在当下青年写作中读到足够敏锐的时代反馈？能否经由这些作品通往总体性的精神图景？在这个意义上，杜梨的中篇小说《三昧真火》无疑带来了惊喜。
作者将其对当代青年精神症候的在场观察，淬炼为一个外冷内热、水火相容的女rapper形象，她野蛮生长的生命轨迹让那些关于精神状态的无病呻吟都像为赋新词强说愁。她叫陈娜迦，来自福建小镇，十七岁职高毕业，学过美容美发，为逃离原生家庭来北京奋斗，累得像狗，勉强糊口。她白天在奶茶店打零工，晚上变身地下嘻哈歌手，她住在大兴废弃工厂改造的公寓楼，与北京交通路况实时battle；她曾在夜幕中短暂拥有自己的flow，也曾在网络空间遭遇键盘复仇，天亮之前，她必须交出水晶鞋，穿回山寨A货，继续为弟弟奔走；在这个加速主义的城市里，她来不及抒情，没时间交友，她终将被嘈杂的音乐声淹没，但我们在杜梨的文字里听见了她的低吼。
请原谅我的韵脚。因为我想用最嘻哈（Hip-Hop）的方式，邀请你们进入这篇小说的情绪节奏。
嘻哈女声的文学意义
总是逃避四处祈求哪个神明会发慈悲显灵
看业火烧干他青春我在深渊内默念手足情
惨绿的盛夏我在咱厝里看遍山烧出的红云
无可奈何我背井离乡去冰天雪地躲避瘟神
小说《三昧真火》的文学形式颇具新意，作者让充满对抗性的嘻哈唱词成为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叙事推进方式令人想起中国古典戏曲文本，但在美学风格上却大异其趣：从未含蓄典雅，永远直露粗粝。嘻哈音乐诞生于美国纽约黑人贫民区，它并不负责创造优美意境，相反，它是街头的、世俗的、抵抗的，它要求演唱者用最本真的声音直接表达最赤裸的欲望，它出自淤泥，却开不出莲花，如果能绽放，也只有恶之花。
陈娜迦就是这样一朵恶之花。当作者将她设置为小说主角，我们已经读出了一种属于新北京作家的新立场。正如其散文佳作《在颐和园，我为人民服务，人民千姿百态》一样，杜梨试图用文字记录这座城市里无法被摄影镜头捕捉的广袤劳动者群体，这些人在小红书的美景里隐形，却在她的文字中浮现。这一次，在《三昧真火》中，杜梨写下的是没有编制的人，是零工经济时代的非雇佣劳动者。事实上，嘻哈歌手的酷炫夜间生活很容易让我们忽略其白日打工人身份，然而，从收入来源辨析，陈娜迦只能算是业余音乐人，她在奶茶店阳台上晾晒的工作服已经说明了一切。小说的一处细节令人印象深刻：“她在打雪顶咖啡时，总是想象雪顶咖啡的顶端是乞力马扎罗或是珠穆朗玛峰，都是她还去不了的地方。”这正是写作者对北京的独特发现。
当然，陈娜迦的意义还在于其性别身份。一方面，嘻哈音乐圈是典型的男性世界，对女性并不友好。如果一位女歌手想要在这样的场子里一战成名，她必须首先化装成男性，她必须足够强韧，足够冷酷，她必须搁置她的温柔，学会当面㨃，指着鼻子骂，这样才能收获行业尊重。小说里，她的音乐偶像都是美国男性嘻哈歌手，而她的合伙人杨青桃、NeZha李也都是男性，她在这个男性世界里摸爬滚打，她必须学会男性的生存逻辑，用男性的方式战胜男性。这是典型的“花木兰”式困境（戴锦华语），而嘻哈也就成为了一种关于性别处境的隐喻。但另一方面，陈娜迦依然是东亚女性，她依然承担着“长姐如母”的儒家伦理重负，她依然是某种“秦香莲”，挣不脱、逃不过对弟弟的道德责任。正如电影《我的姐姐》（殷若昕导演，2021）所揭示的，“扶弟魔”不是女性个体自主选择，而是中国传统性别文化规训的结果。于是，姐姐陈娜迦也只能在她的音乐里寻求性别表达的精神空间。她尽管怨恨愤怒，但似乎别无选择。
因此，《三昧真火》的性别洞察是深刻的，它具有一种女性写作者的性别自觉，却没有陷入性别自恋。作者能够跳出简单的受害者思维，试图发现性别议题的社会结构性困境，再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篇小说的阅读体验让我回忆起初听《镜中人》（Vava、艾热、万妮达演唱，2022）的强烈感受：“我是天马行空/却处处都被局限的你/我是真诚坦白/却又不得不说谎的你/我是寒冷的深夜/加快步伐回家的你/我是渴望发光/却一步一步退后的你/我是充满希望/一次一次被瓦解的你。”这首为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勇敢发声的音乐作品，让我意识到嘻哈女声的文学意义，而《三昧真火》则再次印证了女性说唱内蕴的文学能量。
《西游记》、刺头联盟与青年精神肖像
你在怡红院做你的红楼梦，我在花果山大话我的西游，闽南的热天我在工厂的流水线，太上老君的熔炉里我历经淬炼。再说一遍，老子去西天取的是真经，不信看我现在三打白骨精！
小说《三昧真火》与古典名著《西游记》的互文性是显而易见的。故事的表层线索是《西游记》嘻哈音乐专辑制作，底层逻辑是陈娜迦的自我生命追索，而《西游记》则为她提供了一种形而上的青年成长精神空间，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孔大山导演，2021）也是如此，不得不说，这也许是当下青年创作者共享的某种集体无意识。经由制作流程，陈娜迦与《西游记》里的三个男性角色相遇，分别是孙悟空（杨青桃）、哪吒（NeZha李）与红孩儿（小弟陈力源）。我们不禁追问：娜迦与《西游记》的关系又是什么？
小说多次提示，陈娜迦的神话原型正是观音身边的南海龙女（Naga），这一形象经由唐代佛经汉译从天竺传入。也就是说，小说《三昧真火》是以《西游记》边缘人物观音龙女为中心的故事新编，近乎同人写作范式。这种“无名之辈”的小人物视角折射出“下沉年代”的青年精神之变，也可与近年来频繁出现的“打工西游”类文艺作品构成精神共振，例如动画片《小妖怪的夏天》（《中国奇谭》系列之一，於水导演，2023）、小说《太白金星有点烦》（马伯庸，2023）、网络短剧《大王别慌张》（金哲勇导演，2024）等。
但是，与上述“打工西游”不同，杜梨《三昧真火》的精神气质并非甘愿臣服于系统的“打工人打工魂”，而是对“天庭”秩序的反抗。换言之，这篇小说是把龙女与孙悟空、哪吒、红孩儿放置于同一人物谱系之中，他们共同构成了一组叛逆者群像，他们之间甚至是同构关系。援引小说里的高赞音乐评论：“这首歌聚齐了天庭三大刺头。”我想，正是陈娜迦串接起这样一个“刺头联盟”：那些不为系统秩序所容的年轻人正在用他们的歌声宣示其存在。进一步说，如果把“刺头”理解为一种字面意义上的发型，那么，陈娜迦们与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李一凡导演，2019）里留着五颜六色刺猬发型的留守儿童、工厂青年并没有什么分别。正是作为共同体的“刺头”给了他们继续生活的勇气，反过来说，他们也需要以足够鲜明的姿态昭告天下——或许只有如此，他们才能被真正看见。
回到小说中，无论是标题里的“三昧真火”，或是歌词里的“业火”，都可被理解为“下沉年代”的怒火，这种愤怒情绪的根源正是社会经济状况的急速变化。与同样以神话人物形象驱动的小说《少女哪吒》（绿妖，2015）相比，《三昧真火》终于走出了青春成长叙事的高考创伤，带领读者看见那些没办法走入高考考场的青年人。在这里，杜梨对于阶级身份有着充分的自省，她笔下的愤怒不是宣泄，而是一种冷峻的质询，有着英国电影导演肯·洛奇的味道：女主角那双假香奈儿白山茶花拖鞋，似乎与电影《我是布莱克》（肯·洛奇导演，2016）里关于中国山寨球鞋及其抵抗性的讨论形成呼应；具体到无编制非雇佣劳动者，又延续了电影《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肯·洛奇导演，2019）的零工经济困境。也正如陈娜迦所遭遇的曲解一样，当野蛮生长的嘻哈音乐企图进入公共领域，其地下愤怒情绪必然被重新修辞化，变得中性，变得面目模糊。于是，《西游记》的人物群像自然成为这个“刺头联盟”不约而同的情绪编码策略。
一切形象学都将通往自我形象学。“陈娜迦”或可看作九〇后作家杜梨为这一代人绘制的精神肖像。故而，“地下”（underground）也就不只是音乐场景，更是“以下犯上”的青年文化生态。那些不能被系统秩序归类定义的精怪形象，恰恰寄寓着批判性的政治潜能，他们与当下青年共享相近的主体位置。不是一切神话重述都称得上“故事新编”，但在杜梨笔下，我们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绝决的撕裂，她的写作是在鲁迅的延长线上。
“南水北调”：新北京作家与新南方视点
一年仔倥倥，二年仔孙悟空，三年仔吐剑光，四年仔爱膨风，五年仔上帝公，六年仔阎罗王，阎罗王……
小说结尾处，陈娜迦遭受的谣言灾祸终于平息，正如《西游记》里孙悟空用观音菩萨的南海净瓶浇熄了红孩儿的三昧真火。一场业火过后，却是春风吹又生，她似乎在借来的杨枝甘露里，感受到了福建老家的神秘召唤。这真是新北京作家杜梨的“南水北调”之术，用以拓展新北京文学的地理疆界与文化资源。与之相仿，闽南语童谣《一年仔倥倥》贯穿全篇，如扑面而来的咸湿海风，吹来了新南方写作的地理性、海洋性与临界性（杨庆祥语），让新北京故事获得了难能可贵的南方视点。
我想，这种写作方向是富有启示性的。“北京文学”不能永远在旗人故事或老北京儿话音里打转，它需要内部更新，需要更具流动性的动力机制。为此，我们应该驰骋想象力，在“跨”（trans-）的视野中重新定义“北京文学”，用跨城、跨域、跨国的间性地理坐标，回应大国时代的首都文学建设。我愿意把《三昧真火》与孙睿的小说《游乐场》（《当代》2021年第5期）放在一起，二者共同展现了新北京作家群的新地理意识，并重点讨论了北京劳动者精神返乡的社会议题。在精神返乡的观照视野下，北京的滤镜不复存在，我们得以在新北京作家的笔下重新勘探这座城市的边缘地带及其弹性。太多作品习惯书写“北京值得”，但是，理想意义上的“北京文学”应该容得下“北京不值得”。
从《游乐场》到《三昧真火》，这大概是“下沉年代”才会浮出地表的北京文学地图。更为珍贵的是，杜梨、孙睿等作家身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却能跨越本地身份局限，与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共情，这实在令人感动。在这样的作品中，他们经由自己笔下的外地人视点，反观这座生于斯长于斯乃至习焉不察的城市，并且有了新的发现。这不是推己及人，而是由人到己的文学智慧。
透过漫天的资本泡沫，这些新北京作家们洞见了不分你我的相似境遇，他们以文学为酒杯，致敬无名的人，敬他们的沉默和每一声怒吼。
作者简介：
白惠元，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北京市广播电视与网络视听青年创新人才。著有《英雄变格：孙悟空与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另有编剧作品。曾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中国文艺评论优秀作品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