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青年学者创新研讨会举行
7月14—16日，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主办，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新文化运动研究中心承办的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挑战与未来——第五届青年学者创新研讨会”在北京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五十余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
寄语青年一代
会议开幕式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新文化运动研究中心主任孟庆澍教授主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刘勇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张桃洲教授出席会议并致辞。刘勇勉励青年学人，压力从来都存在，面对压力最好的方法是找到自己的创新点。创新需坚守平和心态，不能止步于慵懒。刘勇肯定了目前现代文学青年学者在老一辈学人学科建设基础上所做出的卓越科研贡献，提出现代文学青年学者的使命始终和五四精神紧密相连，没有青年的担当与贡献，就没有现代文学的前途。同时，青年学者应充分继承现代文学前辈学人传统及“文学是人学”精神，自觉地研究人生和错综复杂的世界。张桃洲介绍了本届青年学者创新研讨会的缘起以及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科发展近况，并对与会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和由衷感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执行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李浴洋作会议主旨说明，从学科史的角度提出此次参会的1975至1990年间出生的学者可谓学科的“第五代学人”，现代文学研究的挑战与未来也同他们的代际经验直接相关。
主题演讲部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以《对年青一代学者的最后寄语》为题，提出学界怀念学科历史的同时也应充分反思；分享自己的学术经验：回归生命体验，在研究中对人生、学术的未来充满好奇心、想象力和创造力。钱理群勉励新一代学人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迎接人工智能对人文学研究的冲击，倡议学院研究重视“读社会”，走向教学、科研、社会实践三足鼎立，主动思考未来几十年社会的发展趋势。
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博雅讲席教授陈平原以《学术青/中年的哀与乐》为题，以《世说新语》中晋人“中年哀乐”为引，分享自己四十多年学术历程的体会。陈平原认为，文化年龄与生理年龄不同，博士毕业后的二十年，对于青年学者建立自身学术是关键的时段。人文学者应把握光阴，正视自身学术研究的机遇、陷阱与困境，有选择地坚守教师职业本位，保持更纯粹的学术追求以及人文学的荣誉感。
探究现代文学研究的多个维度
专题发言分两天共八个专题进行，参会学者围绕学人研究、文学史研究路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方法、“新文学”的重审与重构、现代文学的声音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的比较视野、鲁迅研究、阅读史研究、当代文学研究对现代文学的参照等话题演讲。
在学人研究领域，由于今年是著名文学史家王瑶先生诞辰110周年，参会学者主要围绕王瑶先生的治学思想展开讨论。他们认为，王瑶先生所持文学史研究要立足于当下的总体性历史视野的态度，是当下研究总体性视野缺失的对照与追问。王瑶对文学史的理解强调文学现象的背景、联系，并从中发现规律。其视野受清华时期所吸取的左翼理论的影响，且是一种有高度的自我意识的方法论。同时，王瑶考据学批判所体现的批评与考据的综合、价值与事实的分离等特点，在今天仍值得学人充分继承。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批评、“新文学”重审方法，与会学者谈到新文学催生实践性的新的行为规范及“事件”性，把中国现代文学理解为“运动”的文化力量并充分建立它与社会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语境论”的自觉、研究空间及内在张力，文学史研究“记忆”重构主义的兴起，文学史研究的数字化趋势以及人工智能在今后人文社会中的位置。同时，现代美学的形成有赖于文学批评的发展；现代散文理论批评中存在中国传统文章学的现代转化；钱钟书对《谈艺录》的修订反映现代文学批评中一种独创的定位与自我扩充；新文学史著作中的新诗经典建构存在差异与限度。
与会学者谈到“内外夹击的紧张感”是新文学的常态，与此联系的新文学的学科化与去学科化趋势相反相成，反映新文学的特点和可能的出路。另有学者认为现代文学学科的“焦虑”来自饭碗问题而非学术，学者应重“义”轻“利”，接受并利用现代文学的“中间物”状态。同时，学界应警惕学科边界不断拓展带来的“泡沫化”危险，在发展多元阐释框架时应保持历史化的新文学概念。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大量抽象的话语建构被当作历史化趋向的对立面，学界对此应有反思。新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已形成范式，彰显文学史研究的非本质主义、动态化、开放性和中国特色。左翼文学乃至现代文学研究应充分关注情感经验的投入，并警惕把情感经验当作知识装置。而茅盾在延安的文学史研究和授课就带有对当时社会现实的问题意识及独特怀抱。
新兴或传统的研究视野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多种可能性。学者论及革命文艺中的听觉经验研究需处理人的感官经验，涉及生理学、心理学等，显示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发展历程中“人的文学”与“人的科学”紧密联结。而抗战文艺中具体的声音实践个案可以反映“声音”的跨学科、跨文类、跨国联动。另一方面，京派文学中朱光潜组织的读诗会呈现了诵读中的文学“声音”。史料再阐释方面，学者谈到冰心佚文《新生活运动》在历史语境中值得关注；抗战时期“中央”诗群批判汉奸的诗歌展示了复杂的情感政治。阅读史方面，现代文学研究所依据的出版史乃至阅读史视野应“眼光向下”，考虑更广阔的社会接受，不局限于精英视角。同时，现代文人藏书研究、阅读书目整理以及材源考的推进，可以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拓展提供有效的观察点。此外，“文学生活史”的史料及其整理也构成一种新的研究方式。
作为比较视野的古今中外、当代文学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贯关注的重要方面。与会学者在古今中西之间重审现代“文学”概念的出现涉及哪些形塑力量，又提出中国读书人在西方博物学知识刺激下重审自己对“自然”乃至“世界”的知识，重构了认识、描述世界的方式。以“泛劳动主义”等概念的译介为例，日译“中转”仍是发现新文学观念创生路径的重要角度。同时，1920年代郭沫若、闻一多的文学实践呈现了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辉映；曹禺的外国戏剧翻译参与了中国现代话剧观念的建构。
关于鲁迅研究，学者提到绍兴乡土可以构成分析鲁迅小说的一种方法；鲁迅居住14年之久的北京也在他晚年的杂文写作中承担一定的“角色”。同时，“政治无意识”渗透于鲁迅的文学写作，应成为鲁迅研究的重要方向。鲁迅经典文本研究与细读也引发学者思考：“永远历史化”“以语言为中介重释文学”的理论视野，可成为重释鲁迅乃至文学、历史、社会的方法；作家个人史、情感史的微语境对作品的“索隐”，作品所在文集构成的环境与规训，可构成鲁迅文本再解读的新思路。
关于当代文学研究，学者提到读者维度是重新发现文学史的一种视角；当代文学中“新时期”的定位，不仅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复杂的起点问题，也是重新发现现代文学的重要原点。同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反复出现的地方文学研究热可以为当下的文学研究提供具体的方法论意义。作为个案，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的写作内在于1980年代前后天津的地方社会舆论中；赵树理所写的未被经典化的传记《实干家潘永福》实际上反映了某种复杂的文学机制。最后，从“侦探”到“反特”的中国当代侦探小说史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的一条隐秘的线索。
会议除正式发言之外，还设置了两场圆桌讨论，学者围绕“政治鲁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现实感与总体性、阅读史研究等问题进一步展开对话。
闭幕式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执行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李浴洋主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萨支山作学术总结。萨支山认为，对历史把握的总体性的虚弱，反映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根本危机；同时，两天的发言呈现了目前研究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的重视与贡献。与会学者对王瑶的再阐释，可以带领学界思考当前研究相比前辈所缺失的质素。对于研究者及其所处的二十世纪而言，“热情”是一种基本动力，这在专题发言中时时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