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这些年，在文学圈里，“非虚构”这个词很火，与之相对应的是口述实录、田野调查等多种纪实形式。与此同时，报告文学在书写重大事件、典型人物等方面的作用，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对于“非虚构”与“报告文学”的关系，有人将他们视为两种不同的文体，而且经常采取厚此薄彼的态度。事实上，“非虚构”的说法来源于国外，与“非虚构”相对的是“虚构”，也就是小说。可以这样理解，“非虚构”是一种以“真实”为原则的写作界限——不是体裁，只是写作界限。我认为，报告文学也是“非虚构”这种写作界限之下的文体式样。当然，“非虚构”包含的创作形式更加宽泛。所以，把“非虚构”与“报告文学”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这样的认知是不妥的。非虚构与报告文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说回到报告文学，这种新闻和文学结合的体裁，起源于欧洲，与近现代报业的发展密不可分，在中国则被定名于20世纪30年代。近百年来，报告文学在中国文学体系里不断发展壮大，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的现实作用，比如夏衍的《包身工》、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等。尤其是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被认为是新时期中国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报告文学作品。这篇作品发出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时代先声，在改革开放尚未正式启动之时，已深度地介入到时代重大主题的表达中。也正因如此，该作品一经《人民文学》刊发，便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读者争相阅读。自此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报告文学作家站在时代前沿，书写时代主题。中国报告文学中的“重大主题创作”，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时期。

当下，小说创作繁荣兴盛，不论是流派风格还是创作技法都种类繁多，更重要的是，当代小说理论研究也渐成一套完整体系。于是，人们普遍认为当下的叙事文体中，小说才是主流。与此相对应，报告文学由于呈现出过度“主题书写”且很多作品文学性不足，损害了这一文体应具有的展现、批评和引导功能。因此，无论在批评家还是在普通读者那里，报告文学都遭遇了一些诟病和冷遇。甚至有人质疑：我们还需要报告文学吗？

回答是肯定的，我们非常需要报告文学。我的认知是，中国故事独特瑰丽，其精彩程度远超一切想象，这就是非虚构写作的厚实土壤，也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底气所在。今天的时代，有着独属于这个时代的故事和情感，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去投入、去书写、去记录。高质量的文学作品，一定蕴含着来自生活的鲜活和复杂，带着时代特有的气味、声响、色彩和质感。报告文学也不例外。

我认为，今天报告文学遭遇的问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题材的选择；第二个方面来自写作本身。

先说第一个问题。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和时代性决定了“主题创作”的重要性，但“重要”并不等于“单一”或“唯一”。对于报告文学作家来说，需要展现和回答的东西太多了：“国之重器”需要展现在读者面前，辉煌成就需要书写；社会所关注的焦点热点也需要采访，并得出个性化的理解和呈现；在社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作家敏锐关注到的新事物新经验，也应当有所表达……新世纪以来，反映国家重大工程、重要成就的报告文学作品不胜枚举，也有很多作品直击社会关切的议题。例如，作家杨晓升的长篇报告文学《失独，中国家庭之痛》聚焦独生子女问题。有媒体将杨晓升的这本书称为“推动独生子女政策调整的功勋之书”。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讲述了上海女医生陈晓兰为揭露医疗领域触目惊心的医德沦丧和医疗腐败行为所作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和牺牲。朱晓军通过该作品的书写，呼吁更多的人关心医疗领域，从而改变看病难、看病贵的现状。有评论家指出，作家不能仅仅“站在道路一旁为驶过的车辆鼓掌”。我想说的是，作家尤其是报告文学作家更应该主动去跟随、去助力、去提醒。所以，除了“主题创作”，还有“民生百态”“社会万象”……总之，报告文学不仅要聚焦重大工程、重大成就，也要勇于回应社会关切的具体议题，进而推动这个社会更好地向前发展。

再说写作本身。很长时间以来，因为报告文学适于“宣传”的特点，很多人把报告文学与“通讯”甚至“软广告”画上等号。报告文学作家因为利益关系，也愿意接受各种“命题作文”，导致这些年报告文学仅有“报告”而无“文学”的现象比较普遍。有的作品大量使用资料和数据，虽然说“单纯事实消息”和网络平台上的“公开资料”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但这些东西大段大段甚至整页整页出现在一个报告文学作品里，会导致其文学性大打折扣，读者读之必定觉得索然无味。因此，有人甚至认为报告文学是“原创性最低的文学体裁”。还有的作品，直白地写事实，语言凝滞死板，无论结构还是叙事，都没有什么“讲究”。有人因此认为报告文学“写作门槛最低”。值得一提的是，在报告文学评论中，也少见对写作方法及技巧的评述，大部分仍停留在讨论题材本身的价值意义上。

如何有效提高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是当下报告文学作家应该高度关注并身体力行解决的问题。在我看来，要冲出这个“瓶颈”，就要勇于尝试变革，包括扩大题材范围，探索“呈现手段”，探究“非虚构”与“虚构”的尺度，等等。

就题材的选择而言，我认为，可“大”也可“小”。事实上，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小题材”。一叶可知秋。这个时代的每一个奋斗者，他们身上的故事，都必定带着时代的特有标记，他们都是精彩的中国故事的组成部分。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时代立传，为时代里奋斗着的普通人画像。对于报告文学作家来说，并不是手握“国字头”题材，就一定“胜券在握”；也并不意味着，身处基层，接触到的只有“小人物”“小事件”，就“输在了起跑线上”。要知道，我们的写作，实际上与我们自身的经历和认知密切相关。我们看东西，有三种角度——仰视、俯视和平视。如果仅仅是仰视，我们可能只是看到观察对象的底部；如果仅仅只是俯视，则可能只看到观察对象的顶部，而且只是流于表面的部分。因此，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真正深入进去，进行多角度的平视。在写作中，更是如此。之所以能够采取“平视”的视角，是因为，这是我们真正能够融入的生活，我们在其中能够看到最多的面向，情感能投入得最多，“笔力”也能进入得最深。或许，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就是“好题材”。这样一来，也就使得报告文学的题材变得丰富多样，有“重大题材”，有“民生题材”，有“特殊题材”……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那么，我们看到了一个题材的多个面向，又该如何把它们呈现给读者？这就是呈现方式的问题。就像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非虚构作品，其采用的“口述史”写作方式，让千百种声音自己说话，相互支持，相互抵消。或许，这是对某些人群、某些经历、某些情感的最合适的呈现方式。好的报告文学，在“呈现”的过程中都极其注重细节，文字生动而极富张力。我个人比较爱读赵瑜和任林举两位老师的报告文学，他们的语言、叙事和结构都独树一帜。我认为，报告文学作为一种叙事文体，“跨文体写作”是其重要特征。

对于报告文学来说，细节是关键。即使再善于表达的受访者，都只能依靠回忆讲出较“粗”的场景事件，具体到人物动作、心理和即时现场，必须依靠作家对生活的感悟、对受访者及事件的理解甚至是自己的亲身经验，以精准贴切的语言一一展开，这也正是对真实的升华——文学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且敏感的话题，报告文学中的“非虚构”与“虚构”。或者说，报告文学能不能有“虚构”的存在？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报告文学必须真实，真实是这种纪实文体的生命。就像一棵大树，首先必须确保这棵树存在，且树干树枝都长在那里；接下来，枝头上的树叶，其具体形状、脉络以及色彩，就是允许“虚构”的部分。不要小看或者质疑这种细节上的“虚构”“加工”，这恰好是报告文学“文学性”的重要体现。或者这样理解，大树就是“报告”，其上添加的姿态各异的叶片，就是“文学”。

（作者系重庆报告文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