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郑骁锋，浙江永康人。《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撰稿人，央视文史纪录片特约策划、撰稿人，作品有《一脉钱塘》《太湖画脉》《帝国的黎明》等。著有散文体中国通史《人间道》系列，人文地理散文《为客天涯》系列，散文集《眼底沧桑》《本草春秋》《逆旅千秋》《落日苍茫》。获第三届三毛散文奖。

古人相信，当初仓颉造字，依据的是星宿轨迹与大地纹理，故而汉字本身蕴藏有一份隐秘的天机，如同道家符咒或者佛门梵呗，以至于他每成功造出一个字，都会引得鬼神哭号。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以此角度，区区千字，便可概尽自盘古开天地以来所有的山川寒暑、人事武功——《千字文》似乎不该仅被视作一部儿童启蒙读物，而近乎一座可纳须弥于芥子的文字法阵。

此刻，我就身处这个法阵的中心。

更确切地说，我走进了一个由20部《千字文》结成的巨大法阵遗蜕。

高6尺，宽3尺，进深4尺，换算下来，占地不过1平方米稍稍有余。形状和大小都像早年农村用来脱粒的稻桶，只是被竖了起来。

《千字文》中的每个字，都能对应一间如此规格的简易屋舍。它们一律向南开口，首尾相接，按照某种规律组合成列——每列少则五六十、多则近百间——再以均匀的间距，一列列平行铺开。

这些屋舍低矮而逼仄，单独看每一间都微不足道，但当它们集结成阵，却能呈现出极其宏大的气势。事实上，明清以来，至少有500多年，在中国的所有省会城市，它都是体量最大的建筑类型，即便北京，也只有紫禁城，能勉强超过它。

这些由千字文编号的屋舍，被称为“号舍”，唯一的功能，便是考试。

依照传统说法，考试的目的是分科举士，即选拔各种类型的人才贡献给国家与皇帝，因此，它们通常又被称为“贡院”。

我所在的，便是南京的“江南贡院”。

江南贡院，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科举考场，明清两朝，至少有半数官员出自这里。鼎盛时期，仅号舍就有20644间，为《千字文》字数的20倍，占地超过30万平方米，相当于42个足球场，不仅居中国各省贡院之冠，放在世界也是规模最大的考场。

如此庄严的一处考场，却被建在秦淮河畔。

在南京的第一夜，我住进了媚香楼。

没错，就是《桃花扇》中的那个媚香楼。虽然只是借名的小旅馆，但与真正的媚香楼，即明末名妓李香君的旧居，确实只有一墙之隔。

南京遭难太多，连朱元璋的宫殿都夷成了平地，李香君旧居自然是近些年修复的。据说仍在原址上，有出土的石碑为证。不过也不必太纠结于真伪，反正这一带的小楼，当年几乎家家户户都艳帜高张，包括我现在入住的这栋。

虽然打着媚香楼的牌子，但旅馆的条件并不算好，尤其我住的还是阁楼：屋顶低矮，楼板松动，被褥阴冷，整个房间散发着一股江南特有的、类似于水草腥气的霉腐味道；窗户窄小，大概因为长年潮湿，木框有些错位，开阖得费点力气。但只要推开，窗下就是秦淮河。

斜斜望去，几十米外，河的对面，便是江南贡院，以及与其毗邻的夫子庙，也就是南京城的孔庙。

秦淮河，古称淮水，属于扬子江的支流，相传当年秦始皇为破坏金陵王气，曾对其加以疏凿，故而得名。

就像一位妆化得太浓的艳妇，过度商业化的秦淮景区，其实令我有些意兴阑珊。当然，正所谓“六朝烟月之区，金粉荟萃之所”，历史上的秦淮河原本就是如此烈火烹油的，至迟到唐朝，这里便已是天下最著名的风月欢场。

但到了实地我才发现，这条并不宽阔、也并不清澈的河流其实具有双重性格：南岸自然是如媚香楼一般的温柔乡；而北岸，却是夫子庙和贡院。

据说，在荷兰，也有一处与此类似的地方。阿姆斯特丹最古老的教堂与最高档的红灯区只隔着一条街。到了晚上，街这边是教堂的钟声与被照亮的十字架，另一边则是妓女橱窗透出的粉红灯光，令人感觉十分魔幻。

文德桥就相当于这条街。秦淮河上多桥，其中以媚香楼与夫子庙之间的文德桥最为人知——据说这座桥正好处在地球子午线上，每逢农历十一月十五日子时，水中的月影正好被桥身分为东西两半，堪称奇景。

立定桥心观望两岸，这条河给我的荒诞感，终于放大到了极致。

一边是道德文章，一边是脂香粉腻。

隔着浑浊的河水，夫子与佳人脉脉相对；天理与人欲、庄重与风流，统统都在桨声灯影中搅成了一团。

——我去过很多座孔庙，包括曲阜和北京，但好像只有南京，对至圣先师，以不无调侃意味的“夫子”相称。

但夫子佳人之外，文德桥上，我总感觉，还有一双冷眼远远地射来，无处不在。

号舍的设计，极其简单，却也极具创意。

每间号舍的两侧墙上，都留有高低两道砖槽，高及腰，低及膝，另外还配有两块长条状的木板。两板合并，架在低槽时，便是可供一个成人蜷缩着睡觉的床；若是将外侧木板架到高槽，又组成了一套答题的桌椅。

这两块木板，称为“号板”。

就像茴香豆与孔乙己，熟读中国文学的人，一看到“号板”二字，往往便会想起周进。

金有余择个吉日，同一伙客人起身，来到省城杂货行里住下。周进无事闲着，街上走走。看见纷纷的工匠都说是修理贡院。周进跟到贡院门口，想挨进去看，被看门的大鞭子打了出来。晚间向姊夫说，要去看看。金有余只得用了几个小钱，一伙客人都也同了去看；又央及行主人领着。

行主人走进头门，用了钱的并无拦阻。到了龙门下，行主人指道：“周客人，这是相公们进的门了。”进去两边号房门，行主人指道：“这是天字号了，你自进去看看。”周进一进了号，见两块板摆得齐齐整整，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醒人事……

众人多慌了，只道一时中了恶……取了水来三四个客人一齐扶着，灌了下去，喉咙里咯咯的响了一声，吐出一口稠涎来。众人道：“好了。”扶着立了起来。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众人劝着不住……只管伏着号板哭个不住；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

这是《儒林外史》里的经典段落之一。说的是周进自幼苦读，但考到60多岁，还是个老童生，连秀才都中不了，勉强当个乡村塾师坐馆糊口，饱受欺凌，后来还被东家辞了，无从生计，只得跟着做买卖的姐夫金有余，替一伙商人记账。有一天，他们来到省城，刚好住在贡院附近，周进难免触动，便想进去看看。

于是便发生了这段抱着号板痛哭的故事。

按照小说，周进是山东汶山县人，故而他的省城应该是济南。不过，我却认为，南京的江南贡院，才是这段描写的灵感由来。

我相信，真实的场景，在这里必然发生过不止一次。

而这一切，都会落在这部小说的作者眼里。

那秦淮到了有月色的时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凄清委婉，动人心魄。两边河房里住家的女郎，穿了轻纱衣服，头上簪了茉莉花，一齐卷起湘帘，凭栏静听……

这段描述秦淮夜景的精雅文字，出自勾画周进的同一支笔。

相比周进的虚构，这段文字却可视作确凿的史料。《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就住在秦淮河南岸，夫子庙和贡院的斜对面。

吴敬梓是安徽全椒人，33岁时举家迁居南京，直至去世。文献记载，他寓居的秦淮水亭，大有来头，最初是南朝狎客宰相江总的宅邸，宋代是王安石好友段缝的居所，明代则是南京词坛领袖顾璘的花园。不过，时日既久，南京屡遭剧变，原址已经很难确定，今天的“吴敬梓故居”，其实只是在大略方位复建的。

后人选择此处凭吊吴敬梓，除了位置接近，还因为这里还是东晋时的桃叶渡，金陵城中最著名的上下船码头。

桃叶渡的得名有两说，其一传说当时此处栽有桃林，起风时大量桃叶飘落，轻浮水面；另一则云王献之有个名叫“桃叶”的爱妾，娘家在秦淮对岸，探亲时献之经常在渡口亲自迎送，并为之作《桃叶歌》，故而得名。

王献之而王羲之，王羲之而谢安谢万。

原来，“旧时王谢”，也住在这秦淮南岸。

甚至，他们比吴敬梓离夫子庙和贡院更近——王谢族人聚居的“乌衣巷”，就在文德桥头。

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古典讽刺小说，贡院服务的科举制度，是《儒林外史》激烈批判的对象。

在此意义上，王谢所代表的门阀，也是吴敬梓的战友。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面对全民开放的科举入仕，本质上是一场针对世家大族的分权运动。断人财路，等同杀人父母，公然抢夺祖传金印，更是不共戴天。故而科举制自施行之初，便遭门阀强烈抵制，甚至到了晚唐，大族出身的宰相李德裕，还以“好骡马不入行”讥讽前来应试的寒门举子。

一个是东晋，一个是康乾。兜兜转转一千四五百年，吴敬梓居然又回到了王献之的战壕。

在源头上，秦淮河似乎便带有某种反科举的气质，无论过了多久都不会消磨，就像沉眠于冻土深处的种子，只要下一场春雨，便会发出芽来。

但这条心怀敌意的河流，却被贡院和夫子庙热情地揽在了怀中：依照古制，每一座文庙的前面都要开凿一个半月形水池，称为“泮池”，而南京人宣称，他们的泮池，便是秦淮河，如此将天然活水引入学宫的，世界上仅此一例。

天下万物，果然相生相克，相爱相杀。就像金庸写到断肠草时，说纵然是世间至毒之物，十步之内，亦有解药。

这个道理好像也能套在美食上。老南京最著名的小吃“秦淮八绝”，实际上有16种，比如永和园的黄桥烧饼和开洋干丝，蒋有记的牛肉汤和牛肉锅贴，六凤居的豆腐涝和葱油饼等。之所以称为“八绝”，是因为必须两种同吃，才能达到最美味的效果。

咸甜相宜，荤素互补，干稀搭配。

秦淮两岸，不无矛盾的表象下，是否隐藏着某种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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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也可能是我对秦淮河的过度解读。

“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

从《桃叶歌》来看，东晋时的秦淮河，还相当荒野，起码两岸桥梁很少，来往需要渡船；河面也应该比现在宽许多，浪也要大许多，船行其间不无危险，因此每次献之都放心不下。

而到明清，秦淮一带已形成了“一水二街”的格局，即南北都是长街，住宅沿河而建，面街临水，故称河房。

方志记载，秦淮南岸，自东向西，依次为东关头、金陵闸、大石坝街、钞库街、大油坊巷、膺福街、钓鱼台、船板巷、柳叶街、回龙街；秦淮北岸，则是钓鱼巷、桃叶渡、贡院街、东牌楼、信府河、糖坊廊、长乐街、牛市、玉带巷、徐家巷、生姜巷……

如此不厌其烦地列举地名，我是想说，在《儒林外史》的时代，行走于秦淮两岸时，目中所见心中所想，纷杂如此；推开秦淮水亭的后窗，他眼里的对岸，只是一条《清明上河图》般的喧闹街市。

在吴敬梓的思维中，他家与夫子庙贡院，根本不属于同一个街区。

至多，它们都在城南。

今天的南京城，是朱元璋修建的。整座城市被他划分为三大区域，东部是皇宫，西北是军营，民居市肆都安置在南部。

对于距离，古人和今人的感觉并不一样。

清朝康乾时期，南京人口总数为100多万，是当时世界十大城市之一。不过，在今天，随随便便一个三线小城，人口也能达到这个数。

明朝南京城，城墙内约为43平方公里；而2019年，南京传统市区（即江南八区），面积总和已经达到了97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更是接近1000万。600多年间，足足扩大了20多倍。

好比树轮，层数越多，树芯便会显得越紧致。在新版的南京地图上，整座老城都被挤压成了小小的一团，就像螺蛳壳里的玲珑道场。

古人好以“十里”来夸耀秦淮之繁盛，但在今人眼中，这5000米，一脚油门就甩了过去。

城区拓展与交通工具的便捷，会令同样的距离，在心理上由远变近、由长变短，一处空间原本隐藏于四处的秘密，也因此水落石出。

缩地成寸，短兵相接。秦淮两岸，就这样冤家聚头了。

这座明朝旧都的城南，愈发意味深长。

有些意外，攻击科举的吴敬梓，竟被江南贡院选为代表人物，塑了铜像，立在贡院前的龙门街上。

铜像一共有六尊，除了吴敬梓，还有林则徐、张謇、唐寅、吴承恩、郑板桥。

林则徐曾主考江南，张謇为清末状元，立像于此，自是妥当；但余下四位，成就其实都在官场外，而且除了郑板桥，贡院对于他们，应该是伤心之地——

唐伯虎虽然在此高中解元，但不久便受科考舞弊案牵连下狱，放逐终生；吴承恩与吴敬梓，则屡困科场，至死不得一第。

一座贡院引以为荣的名人，科举失意者竟占了半数以上。

十里秦淮，究竟是北岸还是南岸出了问题？

纵然不计落榜后的懊恼，赴考本身，已足够令吴敬梓、吴承恩们沮丧。

明清科举，从起点到终点，要经过四次大考。首先要参加各府州县的童试，取得秀才资格，才可以参加省城的乡试；乡试中举之后，便可进京参加礼部的会试，假如录取，便可进入最后一关，皇帝亲自主考的殿试，过了便大功告成，列名进士。进士分三甲，第一甲只有三人，第一名便是这科的状元。

整个过程，乡试最为关键。只要得中，即便后面的会试通不过，凭着举人身份，也可以在基层做官。

江南贡院，便是乡试的考场。当然，在永乐皇帝将都城迁到北京之前，礼部的会试也在这里举行。

秀才参加乡试，学业之外，对体能也是极大的考验。乡试通常每三年一考，在阴历八月举行，分九日、十二日、十五日三场，每场三昼夜，共九天七夜，考生食宿作文，均要在前文所提、稻桶般的号舍内完成。南京号称火炉，当时虽已入秋，但温度依然很高，江南气候又潮湿，号舍又逼仄，考生坐卧其中闷热难堪，夜间还有蚊虫叮咬，假如在每列号舍的巷尾，附近还摆有全巷考生使用的便桶，暑热蒸腾，粪便发酵，臭秽之气令人窒息。

考生进入贡院后，都想选择中间的号舍，除了避免巷尾臊臭，也可以少受些巷口的风雨日晒。理论上每个考生都有事先规定的号座，但到清朝后期已形同虚设，因此出现了比拼手脚快捷的“抢号”。很多老秀才饱读诗书，但抢不过后生，几天“粪号”坐下来，头晕眼花，不仅没中，往往还大病一场。

文献记载，江南贡院曾经有考生受不了煎熬，在号舍用烛签自刺身亡。

除了辛苦，还有屈辱。考生入院，除水墨文具、干粮食器之外，还需自备蜡炬木炭，手提肩负，本已狼狈不堪，兵卫小吏还要点名盘问、查对身份，稍不称心便呵斥怒骂、解衣搜身，无异于审贼。

《聊斋志异》中，蒲松龄曾将秀才乡试，归纳为“七似”。

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

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

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

其出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

……

站在吴敬梓像前，想象着他在这座贡院中经历的种种，我不由得轻吸了口气。

假如自己早生几百年，免不了也要想方设法到这里考上几回。

毕竟，这是草根改变命运唯一的机会。

比如周进。得知他在贡院恸哭的原委后，那伙商人甚为同情，慨然凑了笔银子，替他捐了个监生；周进凭着监生的资格参加乡试，居然中举，过了几年，又中了进士，升为御史。顷刻之间，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是朋的也来认朋，连将他辞了的学堂，也供起了“周太老爷”的“长生牌”。

夫子庙前有一块明朝万历年间的照壁，东起白鹭桥，西至文德桥，长110米，高10米，全部由墙砖砌成，是全国照壁之最，号称“天下第一壁”。照壁上有两条巨大的金龙浮雕，抢戏正中的火珠，须髯奋张，极为威武。

这正是明示天下学子：此处即是龙门，一旦跃过，便可摇头摆尾，直上青天。

文德桥头，对着金龙照壁，我隐约听到千军万马呼啸而来。

十里秦淮，分明是帝国最旷日持久的战场。

我想起一座园子。

据说，那座园子虽然不到三亩地，但设计极为精巧，移步换景，有“壶中天地”之誉，在园林史上有相当高的地位。

李渔的芥子园。

芥子园的原址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但根据文献记载，应该也在秦淮区。

李渔是明末清初的大戏曲家。虽然亲历过改朝换代，但他的作品，却“十部传奇九相思”，很少出现家国之痛，并且都是大团圆结局。才子佳人，无论地位多悬殊，阻力多强大，际遇多坎坷，再山穷水尽，最后也能一床锦被送入洞房。

李渔解决问题最常用的办法，便是让主角金榜题名。

然而，李渔本人，却只是个不第秀才。

尽管没有功名，李渔却爱园林、爱美女、爱鲜花、爱锦衣、爱美食，爱一切享受，开销甚大。因此，除了写书刻书贩卖外，“终年托钵”，游走各地官绅之门，以求资助，虽然名满天下，但也常被视为文丐，尤其他为了取悦东主，带着姬妾组成的戏班巡回演出，愈发遭人鄙夷，以俳优目之。故而许多钦佩李渔才情的人，对他一试不中便自暴自弃浪荡江湖，极为遗憾：“把平生之学问，奔走势利之门，不能做个显宦，与国家办些大事。”

治国平天下。

抑或一身富贵。

那道龙门背后，究竟通往何处？

科举制度是否能够选拔出真正的人才？事实上，自从隋唐开科取士起，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不可否认，相比贵族垄断政权，这种阶级晋升方式，是人类所能做到的最大公平，考场中，也确实走出过很多如张居正、曾国藩、李鸿章这种级别的济世名臣，但若以科考成绩论才能，古往今来数百名状元中，又有几个，曾经安邦定国、力挽狂澜？

相反，科举对士林的戕毒，有目共睹。《儒林外史》中的匡超人，便是一个典型。超人原本是个纯朴的农家少年，白天杀猪卖豆腐，晚上还要一边读书，一边服侍瘫痪的老父，每夜只睡一个更头，感动了当地的县令，将他提拔为秀才，因此结交了一帮假名士，学得坑蒙拐骗无所不为，性格也变得凉薄。父亲死后寡母独居在乡，思念儿子常痛哭流涕，可他自顾在城市快活，还让兄长称呼他为“老爷”；对他有大恩的潘三犯事入狱，托人传话想见他，他不仅拒绝，还说假如自己是地方官，也要访拿这种歹人；后来提拔过他的县令升了京官，想将自己的外甥女许配给他，他本已娶妻，却欣然接受，将原配赶回乡下，致其抑郁而死。

匡超人宵小之徒，且不理他。但无论是谁，解衣露体，挎着考篮，排队进入贡院时，再有经天纬地的文韬武略，也已经散了元气。

这也便是李德裕说的“好骡马不入行”。

废除科举的倡议，历代都有人提。就连朱元璋，也曾哀叹科举取士，只能得些满嘴空炮的绣花枕头，实于国家无用，一气之下停了几科。

但倘若废了科举，又该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人才呢？

这个题目实在太大。

或许，这个题目根本无解。连吴敬梓也答不上来。

他甚至在《儒林外史》末回，也以当今天子的名义开了一科，贴出了一张他认为最正确的榜单。

状元与榜眼，分别是虞育德与庄绍光。

虞，上古仁兽；育德，涵育品德。

庄，庄重肃穆；绍，继承发扬；光，严光，即中国最著名的隐士严子陵。

仅从名字，吴敬梓的用意便已然显明。

亦只是砥砺人性以淡泊名利，老生常谈罢了。

停开11年后，朱元璋又恢复了科举。

庄绍光之后，也就是吴敬梓推举出的探花，是杜少卿。

这是个颇有些叛逆的人物。出身于“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官宦世家，却蔑视科举，说“学里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有人荐举他入京做官，他用手帕包了头装病不去。有人要同他去会知县，他说：“这一宗灰堆里的进士，他拜我做老师我还不要，我会他怎么！”

对待功名如此，钱财更不看重。父亲去世后，留给少卿几万两银子的家当，但“他是个呆子，自己就像十几万的，纹银九七都认不得，又最好做大老官，听见人向他说些苦，他就大捧出来给人家用”。如此“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却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银子弄的精光”。后来有次出门，连盘缠都凑不够，返程时只剩五个钱，而船钱需三两银子，只能欠着；半路吃了三个烧饼，又差了茶馆一个钱，愁得没法，幸好遇到旧相识，帮忙付了，才得以脱身。

杜少卿的原型，其实是吴敬梓自己。

吴敬梓曾祖父那代，兄弟五人中了四个进士，吴家因此成为全椒的顶级大族。但吴家家业太大，引得族人百般争夺。敬梓性子豪爽，见不得蝇营狗苟，却又是长房嗣子，卷在旋涡中心，压不住躲不开斗不过，心中愤慨，干脆呼朋引伴大肆挥霍，天天歌舞声色，很快就败得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不仅愈发受族人敌视，甚至成为乡里教育子弟的反面典型，在全椒立足不得，这才把家搬到了南京。

吴敬梓的家产原本就已经所剩不多，到南京后，有出无进，日子更是越过越困顿，经常揭不开锅，靠朋友接济才能勉强度日，冬天买不起煤炭取暖，苦寒之极，每晚绕着城墙啸呼快走，自嘲为“暖足”。

“文章大好人大怪”。对杜少卿，或者说吴敬梓本人的评价暂且不提，吴家的发迹与没落，其实都是因为科举——族人之所以敢欺凌甚至驱逐宗子身份的吴敬梓，全是因为他在乡试时落了榜。

也正是这次失败，令他开始对科举制度产生怀疑，进而决裂。

移居南京后的第三年，清廷开“博学鸿词科”。安徽巡抚赵国麟等力荐吴敬梓赴试，敬梓托病拒绝。

大致在这段时间，他开始了《儒林外史》的创作。

19年后，吴敬梓访友时病逝于扬州，时年54岁。检其行囊，只有一张典衣的当票，连丧葬费用都无从筹措。

一直到死，他也未能在科举之外找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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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只是外史，对于真正的儒林，吴敬梓在城墙下的悲愤啸呼，只是一声微弱且不合时宜的杂音。

即便是他本人，去世的三年前，乾隆皇帝再巡南京，特开恩科召试，儿子吴烺想去参加，他也没有阻拦。

沉舟侧畔千帆过。胖的瘦的，高的矮的，丑的俊的，老的少的，带着决绝而狂热的表情，越来越多的秀才飞蛾扑火般涌向独木桥。

江南贡院最初建造于南宋孝宗时期，只是府县级的考场，占地不大，参加人数也不多，有时超出几个，便安排在附近的寺院考试，也能够用；明代做了乡会试考场后，应试学子激增，从永乐开始，不断扩建，到吴敬梓的时代，除了2万多间号舍，连主考、监试、巡查等考官用的办公房都有1000多间。

规模大了便不容易管理，尤其是进场时，大家都想抢个好号，沸反盈天，比菜场还乱，经常有人跌伤，甚至发生过考生被挤下河淹死之事。后来林则徐来此主考，觉得实在不堪，便在贡院大门、文德桥、利涉桥三处悬挂大字灯笼，将原来一门进场改为三门放行，从凌晨3点开始，每隔半个时辰放一声炮，考生依照号令，分时分批入场，这才好了很多。

林则徐坐镇的指挥部，即贡院的中心建筑，是永乐时修的明远楼。楼高三层，四面开窗，登顶可俯瞰全院。我见过一张民国的老照片，明远楼居中矗立，底下号舍平平展列，好比在瓜田中央，立了个看瓜的高棚。

——看得久了，又觉得那些齐齐整整的号舍，每间都像是周易卦象中的一爻，共同组成了一座世间最复杂的迷宫。

不过，贡院虽大，却冷热不均。三年一考，大比之年自然摩肩接踵，但平时大门紧闭，严禁人员进出，连工匠入内维修也要搜身，完工后还要仔细检查，有怀疑时连地面都要掘开，以防预藏字纸文稿，留供考生作弊。

这么大一片号舍，一关便是三年，舍号荒芜野草丛生，免不了引来狐鼠喧闹，久而久之，民间便出现了很多关于贡院的鬼神佚事。

《儒林外史》中，对此也有描述：“每号门前还有一首红旗，底下还有一首黑旗。那红旗底下是给下场人的恩鬼墩着，黑旗底下是给下场人的怨鬼墩着。到这时候，大人上了公座坐了，书办点道：‘恩鬼进，怨鬼进。’两边齐烧纸钱。只见一阵阴风，飒飒的响，滚了进来，跟着烧的纸钱滚到红旗、黑旗底下去了。”

这并非小说家杜撰。明清两代，贡院每次开考前，都要请僧道在明远楼上设坛，打三昼夜醮，以告知天地阴司，同时还在楼前立起两杆祭旗，令士兵日夜更番摇旗，边摇边喊“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意思是放各路鬼神进场，让考生依据平日善恶行径，领取报应。

幽冥之事，自是渺茫，但文献记载，明清两代，各省乡试确实发生过多次考生发狂的事，甚至经常有人暴卒于场中。1873年乡试，江南贡院便死了十多人，当时《申报》对此有过报道，还描述了其中的几例：

“一于试卷上写五言四句：一二三四五，明远楼上鼓；姐在床上睡，郎在场中苦。发狂而卒。”

“一夜半忽呓语，继而似与多人辩论，邻号窃听不清，知其怪异，蒙被不敢出声，末后但闻高叫曰，我去便了，遂寂然。迨天明窥视，浑身青黑，气已绝矣。”

“一以两手自批其颊不已，旋以裁纸小刀自剜其心，血涌而绝。”

当然，这些意外，今天都可以找到合理的解释，比如精神压力过大，天气酷热中暑。无论如何，那九天七夜，很不好熬。

不过，只要熬过去，出门就是人间富贵。

秦淮北岸的扩张，也带来了南岸的繁荣。

中国古都以北为尊，城北只建宫殿府衙，百姓民居通常都在城南。秦淮一带，既属城南，又是水路进城的主码头，原本就是南京城人口最密集之处，建了贡院后，每逢考季，又多了数万考生，还不包括陪考的家人僮仆，这么多人都需要吃穿住用，因此客栈酒楼、茶馆书肆，愈发开得重重叠叠。

其实在南京居住相当不易。根据吴敬梓的记述，乡试年的河房，每月租钱至少要八两银子，而清初江南一名长工累死累活做一年，工钱也只有三到五两。可纵是如此昂贵，还经常一房难求。

于是有些不读死书的，便在南京做起了生意。明清两代，学子参加乡试，能领到一面“奉旨赶考”的小旗，随身行李只要插上，沿途便可免缴关税，很多人就借此携带家乡特产，如湖笔宣纸、徽墨歙砚、宜兴陶器、扬州香粉，甚至绍兴黄酒、金华火腿，带往南京贩卖，甚至还与商贾合伙，以赶考的名义专门大批运货。于是，每到考季，夫子庙前的广场都会成为南北货物的免税交易区，反过来吸引了大量本地男女，一些跑江湖的，如相面算卦、杂耍戏法，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也来此借人气摆摊卖艺，直至形成了夫子庙的庙会。

而秦淮最出名的，还是画舫青楼等冶游场所。毕竟应试学子多是年轻人，血气方刚。金陵的脂粉业原本便有历史传统，朱元璋开国后，为了增加帝都人气，又在武定桥一带开设官营妓院富乐院和十六楼，如今院外建院楼上翻楼，“两岸河房，雕栏画槛，绮窗丝障，十里珠帘”，愈发纸醉金迷。

就像今天巴黎的香榭丽舍，这些精致而旖旎的河房，堪称当时整个东亚的时尚中心、人间第一等的花花世界，魅力之大，甚至能让很多年轻考生忘记前来的目的。他们考完试，却不愿意回转家乡，而是长年滞留南京，说是备考，实则吟风弄月诗酒买笑，上不上榜都不要紧，只要能漂在秦淮河畔，便心满意足。

这一漂，便漂出了许多才子佳人的故事。

比如侯方域与李香君的《桃花扇》。

我似乎应该说，是李香君与侯方域的《桃花扇》。

相比香君，侯生实在有些令人泄气。

虽然沦落风尘，但李香君极有风骨。阉党重金求见，悉数奉还，不屑一顾；权贵逼婚，以头撞柱性命相搏，血染美人扇；甚至还敢在舞台上当众痛斥奸臣祸国殃民。而侯方域，身列“明末四公子”，高谈阔论意气风发，自诩国之干城，最终却投降了清廷。

虽是传奇剧本，但《桃花扇》的情节，基本符合历史真实。李香君为“秦淮八艳”之一，是当时金陵的红牌妓女；侯方域的文章风采，也是名噪一时，而且父祖都是东林党人，累世清流，因此被奉为复社领袖，但他性格懦弱，亡国后不仅参加了清廷的科举，还为其出谋划策，掘开黄河去冲反抗义军，淹死平民无数。

李香君并不是个体。柳如是慷慨率直，顾横波豪爽不羁，寇白门人称女侠，马湘兰仗义豁达……“秦淮八艳”，几乎全是刚烈女子。

侯方域也不是个体。八艳中，有多人都嫁给了当时的名士，比如柳如是嫁给了文坛领袖钱谦益，顾横波嫁给了“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龚鼎孽。但她们千挑万选的夫君，几乎都在亡国后做了贰臣。

天崩地裂之际，柳如是曾劝钱谦益投水殉节，钱谦益犹豫再三，最后以水太冷为由拒绝；柳如是愤极，自己纵身跳入了荷花池。

当时龚鼎孽也说要殉国，顾横波就拿来绳子让他上吊；绳子在手，老龚也反悔了，还到处宣扬并非自己贪生，实在是横波不让他死。

硬与软，刚与柔，尊贵与卑微，洁净与污浊，崇高与苟且。

秦淮两岸，气质悄然逆转。

我忽然记起，《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乃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孙。

“桃花扇底送南朝”，这声因秦淮儿女而发的吟哦，江南的水磨腔中，分明带着《论语》遗下的荒凉口音。

我登上了明远楼。

但我眼中所见，只有寥寥十数行号舍，而且明显都是近几十年重修的。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宣布，自次年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至此，从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正式废除。

我想起了陈独秀。他是1897年来南京参加乡试的，算来该是倒数第三科。

对于那次乡试，他有过记述：

我背了考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已竭尽了生平的气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领试卷，我便会在人丛中挤死。

一进考棚，三魂吓掉了二魂半，每条十多丈长的号筒，都有几十或上百个号舍，号舍的大小仿佛现时警察的岗棚，然而要低得多，长个子站在里面是要低头弯腰的……三面七齐八不齐的砖墙，当然里外都不曾用石灰泥过，里面蜘蛛网和灰尘是满满的……坐进去拿一块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写字台，睡起觉来，不用说就得坐在那里睡……

考过头场，如果没有冤鬼缠身，不曾在考卷上写出自己缺德的事，或用墨盒泼污了试卷，被贴出来；二场进去，如果不幸座位编在“屎号”，三天饱尝异味，还要被人家议论是干了亏心事的果报。

那一年南京的天气到了八月中旬还是奇热，大家都把带来的油布挂起遮住太阳光，号门都紧对着高墙，中间是只能容一个半人来往的长巷，上面露着一线天。大家挂上油布之后，连这一线天也一线不露了，空气简直不通，每人都在对面墙上挂起烧饭的锅炉，大家烧起饭来，再加上赤日当空，那条长巷便成了火巷。煮饭做菜，我一窍不通，三场九天，总是吃那半生不熟或者烂熟或煨成的挂面。

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的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跷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这便是这座贡院最后的景象了吧。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决定，江南贡院只保留明远楼、至公堂、飞虹桥、衡鉴堂四处，留为古迹供人凭吊，将其余大部分号舍拆除，辟为市场。

阿拉伯数字换下千字文。

商人代替夫子，接管了秦淮河。

科举废停，逼着很多老秀才不得不调整人生方向。

镇江人梅茗便是其中一位。

他的家境并不宽裕，如今读书没了前程，不能坐吃山空，思来想去，忽然记起在南京赶考时，有次错过饭点，打尖的小店食材罄尽，只余下一点做盐水鸭剩的鸭血鸭肠鸭肝等下脚料，店主过意不去，便把粉丝，用这些鸭杂碎给他煮了一碗汤，不料异常鲜美。梅茗觉得原材料便宜，制作也简单，便放下文人的架子，在老家开了一个专卖这种吃食的铺子，还起了个雅名，叫“鸭先知”。

不料这一做，就做出了一道南京夫子庙的招牌名吃，鸭血粉丝汤。

1300多年的文战，最终化作了舌尖上的一点咸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