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学》2024年第7期｜小海：我在流水线上写诗
小海，1987年生于河南民权。一线工人，打工二十年。纪录片电影《我们四重奏》主角之一，著有《工厂的嚎叫》《温榆河上的西西弗斯》等诗集。“诗歌商店”乐队成员，老舍文学院诗歌班学员，皮村文学小组成员。
我在流水线上写诗
小海
一
有的人用尽整个青春期，在生活中寻求突围，身体疲倦，精神坍塌，又无处可逃。
我就是如此一员。从十五岁半南下深圳打工，我陆续到过东莞、宁波、苏州、常熟、上海、郑州、杭州、青岛、嘉兴、北京十多个大城市打工。进过电子厂、服装厂、机械厂、快递公司、饭店，干过装配工、缝纫工、车工，做过房产销售员、电话推销员、餐厅服务员、快递员、卸货工、工地小工等十几种工作。转眼间，十几年过去了，我的人生依然像在原地打转，一无所有，两手空空。
如今重操旧业，我进了苏州一家电子厂。穿行在凌晨两点钟的车间，看着工友们穿上无尘衣，戴着无尘帽和防尘口罩，有种魔幻的感觉。我们就像是活在卡夫卡的小说世界里，每个人都在车间这座“城堡”里忙忙碌碌，却又都不清楚自己在忙些什么。工厂像一张庞大而无形的网，将每一个生存在这里的人轻轻粘住。
二
我们车间是半自动化无尘车间，加工手机显示屏，据说全球年销售量第一。也许你在看的手机显示屏就是我们车间加班加点做出来的。可我们仿佛又找不到任何成就感。因为大家在无尘车间里被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只眼睛。没有表情，没有温度，他们只用数据便可以定义工人的优劣。上班蒙着头脸，有时候男女都很难分辨出来，以至于我在这个工厂上班快一个月了，除了同组几个比较熟悉，认识同住一个宿舍的同事，其他人都不认识。
每天上班前，整个车间会集体点名开会，下班之前也需要再点一次名。因为公司太大，行政部怕有下早班不打卡，然后找人代打卡，浑水摸鱼的。听车间工友说，有一个员工都不上班半年了，居然还在发他的工资。原来是他们的组长作弊，那个员工自动离职后，组长一直在代领工资，然后他们两个三七分。后来被上层领导发现了以后，下班前都会点一次名，报到后才能打卡下班。
办公室管理人员规定好的产量，唯产品是图，我们这些人从进了车间的那一刻起，身体就不属于自己了，启动按钮一打开，身体就成了机器的一部分，连上厕所都有严格的时间管控。如果产品没有按原计划做完，加班拖班更是家常便饭。
车间流动性很大，哪里需要人就往哪里调。有的时候是这个工序还没学会，就被调到了下一个工序。进了工厂看似稳定了，不用流浪街头了，可是在车间人也就像产品一样，可以被随意支配随意调动，不服从轻则警告罚款，重则开除滚蛋。每个人都在自己人生的困局里寻找着出口，却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幸走出来的。2010年，打工诗人许立志因受不了车间生活的单调与绝望，在电子厂的车间里咽下一枚铁月亮后（他有一首诗题目是《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坠楼而亡。
这样的日子，我也已经坚持了十二年。
每时每刻都想逃离出去，可又总是无处可逃。怎么都无法说服自己爱上车间的打工生活。所以灵魂每时每刻都在滴血，备受熬煎。在我最绝望无助的时候，会胡思乱想写一点东西来安慰自己。那些凌乱的断章截句就像是镇静剂一样，将不安的心抚慰，自己和自己的灵魂在对话一样。写生命的悲欢离合，写生活的乏味疲倦，也写青春的踟蹰彷徨。
我也说不清自己到底是怎么开始爱上写作的，但肯定是和工厂与车间有最直接的关系，还有就是摇滚乐对我的启迪与影响。
我在2003年出来打工以后才开始接触到摇滚乐。在老家上初中那会儿，有钱家庭的学生会买盗版磁带的，可从来没见过谁买到摇滚乐磁带，说来甚是可惜。如果当时能听到崔健或张楚的卡带，不知道对于初中生的我会有多大的冲击。
我至今都清楚记得，当我在东莞虎门的服装厂车间第一次听到许巍的《蓝莲花》的时候，灵魂震颤了好久。“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像是先知一般的语言，自己那种漂泊的心情，心里想说的话，都被他给唱出来了。还有那首《故乡》里唱的，“天边夕阳再次迎着我的脸庞，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瞬间点燃我心中对未来的渴望，抚慰现实的不安情绪。
还记得第一次听到收音机广播里传出汪峰唱的《怒放的生命》，那是2005年冬天，十七岁的我在机器轰鸣的车间里听得热泪盈眶。每个人都在踩着缝纫机各自匆忙做衣服，灰尘在车间里到处飞。一种难以言说的失落感深深地笼罩着我，是那些特别的歌声，在漂泊的心底埋下了一颗向往自由的种子。在机械疲劳的车间，这颗种子悄悄生长，给我带来救赎般的精神安慰。
当我在不同的城市辗转在不同的车间里做工，十年如一日地重复着单调乏味的工作。没有希望也没有方向，只是混迹于时光隧道中一直向前。我真的不得不一次次怀疑自己、怀疑人生。去无方向，逃无可逃，困在生活的泥潭里，没有一点办法。
三
我在车间做了一只不安分的蚂蚁。
青春的激情和梦想是精神，摇滚乐的倔强与不屈是骨血，就这样开启了我在车间机台上的写作生涯。疲惫的时候写，悲伤的时候也写，感慨生活的时候写，怀疑人生的时候也写。写作的习惯一发而不可收，以至于成了我十多年唯一的精神支柱，也几乎成了我生活的全部。
如果一天没写东西，我会六神无主，觉得自己白活了一天似的，甚至还会有负罪感。说实话，我打工就是为了糊口活下去而已，对钱也没什么概念。当别人想着考驾照，攒首付买房子时，我心里想的只有歌词。当别人想着找对象结婚、成家立业时，我心里想的也是歌词。能写出一首像样的歌词给我带来的安慰，完全超过了组长给我分一个好工序，或多发一点工资。除了把情绪记录下来，能给我带来瞬间的心灵慰藉之外，我真不知道如何让疲惫不堪的身体和千疮百孔的灵魂，能继续在令我绝望不已的车间里撑到第二天早上上班前。
在这个夜晚，我们在饭堂吃了凌晨十二点的“夜午餐”，几人结伴往车间里走。七月的苏州热得够呛，虽然刚下了一场雨，T恤衫粘贴在身上，极其不好受。工友宋长铁说：“今天肯定要拖班，上半夜听班长说要返工。”杨立说：“班长教错了，也让我们义务返工，真他妈的太扯淡了。”
宋长铁、杨立和我是一块儿进厂的，被分在了同一条生产线上。我们线是加工手机显示屏。他们在谈上半夜做错了要返工，我对工作的话题没有兴趣，也习惯了逆来顺受，所以默不作声。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我的脚痒得要命，我正为脚气的事发愁呢。
上个星期，我们厂的两个车间搬到了这栋新租的楼里，离宿舍很远，需要坐厂车。前天下午坐厂车来上班时堵车迟到了，加上刚搬过来不熟悉，到换衣室的时候，我发现平常穿的无尘鞋居然不在自己的鞋架上。我抬头一看，好多工友都在找鞋子。那边主管扯着嗓门呵斥：“你们都迟到了，还不利索点，随便找双鞋子穿上就好了。哪有那么多的事。”大家慌里慌张把鞋架上的无尘鞋随便穿上，然后相互用粘尘器在身上粘尘，随后就匆匆忙忙地往鼓风机甬道里跑。甬道里的风很大，是进车间前除尘的最后一关。然后进车间开始了车间夜生活。
哪承想，第二天我的脚就开始痒。起初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在宿舍一问，他们说可能是脚气，我也没怎么当成一回事，谁知道今天更痒了。这事儿让我心烦不已。宋长铁掏出七块钱一包的红塔山，给杨立和我一人一支。我们在吸烟区猛抽了几口烟，杨立叹了口气：“真不知道这屌日子，什么时候才会到头啊？”随后将烟头以四十五度角扔向了这片被无数工厂包围着的夜空。
我们走进了换衣间，换无尘服、无尘靴子。“操，鞋子又不见了！”宋长铁大叫着。杨立说：“你叫有毛用啊，大家都是瞎穿的，看谁没来，随便穿一个拉倒了。”每天上下班都是老一套，生活把人磨得快没有了脾气。
上夜班是很煎熬的，到了凌晨三点困得要命，坐在那里就能睡着。我正眯着眼呢，班长从后边猛地拍了我一下说：“你白天没睡觉啊？又快去见周公了。”我被惊醒，睡意全无，连病带困的，突然觉得好沮丧，沮丧到怀疑人生。晚上本来就是睡觉时间，可我们却睡不得。就连上帝创世纪，还要有一天礼拜日，可我们连最基本的休息时间都没有，活得像机器人一样。我既痛苦又愤怒，一次次在无解与质疑中承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真的不知道自己在车间里到底是在创造价值，还是在制造垃圾。
心情翻江倒海，可上班不让随便说话。烦得要命，我觉得必须写东西。自从进了这个电子厂，我只在上班的班车上写了两三句，还没有在车间写过。浑浑噩噩地一混又快一个月过去了。并不是我不想写，其实每天有很多话想说，可是机器一开，很多时候忙得连思考时间都没有，更别说拿笔写东西了。今天我不管那么多了，堆积也好，不干也好，都他妈的无所谓了。
想想自己十多年来的漂泊日子，青春、爱情、自由、理想都渐渐随风飘散。我还在拼死坚持着什么？自己也答不出来。眼眶红肿着，盯着眼前轰鸣工作的机器，盯着机器吐出来的产品，像是吐出一团团红色血块。这让我继续活下去的东西，也正在悄悄毁灭我。
我一次次寻找，可到头来还是什么都没有找到。对，什么都没有找到，我连自己都没有找到。“我从未将自己找到”几个字一遍一遍地从我疲惫而虚空的脑海里蹦出来，像是在讽刺着我、嘲笑着我，刺刀一样劈砍击打着我……
我灵魂之音在嘈杂的车间里再也掩藏不了了，如火山喷涌。我快步去后排质检员那里借了一支笔，在她机台下的垃圾桶里随便抓起了一张被她揉碎的纸。铺平在自己的机台前，用几乎自己都看不懂的潦草字体龙飞凤舞写下：
我曾经在刺眼的太阳下奔跑/我曾经在无眠的暗夜里祈祷/我曾经以为我可以找到/我以为我可以找到
我曾经感到理想是多么重要/我曾经无端陷进现实的泥沼/我曾经以为梦想终究会发光/可现在我依然还是从未将自己找到
我曾经被那荆棘中的自由诱惑/我曾经也被灿烂着的青春困扰/我曾经固执地喝下爱情与信仰的毒药/像一颗星辰一样燃烧
我擦着显示屏，停一会儿写一段。工业酒精可以擦干净显示屏上的污点，可我心底的尘灰越积越多，怎么擦都擦不掉。
我想到了在深圳龙岗做复读机电子厂的时光，想到在东莞虎门服装厂加班的夜晚，想起曾连续一个月徘徊在宁波北仑人才市场找工作的迷茫日子，想起蹚过上海郊区的水，踏过苏州的桥。想起一直苦苦挣扎的自由，想起那杳无音信的爱情。不禁悲从中来，忧伤如海，澎湃着我日渐干瘪的胸膛。那些真诚与不甘，如火山喷涌，化成这碎裂的句子。
我曾经拥有了温暖的怀抱/我曾经拥有过心灵的依靠/我曾经以为真的会有天荒地老/可最后的故事不知怎么就变了
我曾经浅尝过生命的美妙/我曾经深挨过灵魂的煎熬/我曾经以为有天我可以活得骄傲/可我从未停止在天涯的风雨中飘摇/像一株野草/像一株野草
我曾经越过拥挤的人群无尽地沉默/我曾经穿过繁华的街区呼啸着风暴/我曾经找到了千万种方式活下去/可有谁知道/有谁知道/我找到了隐秘的太阳/找到了孤僻的月亮/可我却从未将真正的自己找到/我从不曾将真实的自己找到
在早晨七点钟下班前，我长舒了一口气，终于写完了，但面前堆了一大堆产品。更不幸的是，班长看到了我写的那张纸。他夺过去看一眼，暴跳如雷：“你告诉我，你这是上班呢，还是鬼画符呢？”随手撕了两下狠狠地丢进垃圾桶里，接着说，“你这上班不认真，开小差影响产品产量，等着签罚款单吧。”他扭头去开罚款单。同事听到吵声，朝我投来怪异的目光。我管不了那么多，从垃圾桶里把他刚撕掉的纸捡起来，铺平摆了一下，还好对得上。我匆忙地叠一下，塞进了无尘鞋里。
不一会儿，他拿了一张一百块钱的罚款单给我，我什么都没说，用比写歌词还潦草的字体签下了我的名字。最后一笔重重画下去，把罚款单都戳烂了，像是想戳开这荒诞绝望的工厂生活。可我真的能一笔戳开吗？车间和我的关系让我想到了地坛之于史铁生。史铁生曾说“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是的，在那样的状态和环境下，除了写作还能干些什么呢？
滚石乐队有句歌词大概是这样写的：“像我们这样的穷孩子，除了同一支摇滚乐队歌唱，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们一无所有，我们两手空空，除了冲天一喊，唱出心底最赤诚热烈的自由与梦想，还能做些什么？
在车间做工身体已经够麻木了，如果精神也一直麻木下去，就如同活死人一样。像我这样不喜欢打游戏，不擅长喝酒又不会泡妞的人，如果再没有点爱好，就会像个废物般地活着，在哪里都是可有可无，被人呼来唤去。可那又不是我的风格，我骨子深处像是带着某种说不出的傲气。越是不被别人看好的事，我偏要去试试。反正生活是无意义，在无意义当中寻求意义，起码还能带来瞬间的慰藉，要不然活得更没劲也更颓废。
四
前几年我在苏州服装厂上班时，有时候周六晚上请假去上海看汪峰演唱会。同事都不理解，说又不是带着女朋友去谈恋爱看演唱会，一个人有什么好看的。可在车间长期生活的状态让我觉得乏味，就是想做一些唤醒精神的事情。一个人坐火车，一个人赶体育场，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看众生狂欢的感觉，是孤独也是震撼，重要的是它能让我感受到灵魂苏醒。
我一个人去南京的时候，黄昏想去看看半江瑟瑟半江红的场景。但到长江大桥一号桥，天已经落黑了，我在冬至夜从江南走到江北，本以为十几分钟的路程，没想到走了半个多小时。寒风刺骨，冰刀子一样刮着脸。走不了几步还会看到一堆纸灰，可能是白天有人给南京大屠杀的冤魂烧的纸钱。除了大桥江边的守卫，整座大桥上很少遇到走路的人。我便迎风昂头大声唱着崔健的《假行僧》，倔强地走在黑夜里。这或许纯属给自己找罪受，但我又会觉得这就像是对自己的灵魂救赎。
想起某个下雨的早上，没赶上厂车，我丢掉雨伞朝着上班路线相反的方向一路狂奔，张开双臂在大雨中喊叫，跑累了停在公路边，望着无处不在轰鸣的厂区，捶胸顿足，仰天呼号。我漫无目的地沿路走着，遇到一片正开满油菜花的田地，满目疮痍的灵魂为大自然的美所颤动，站在大片油菜地间，流下柔软而悲伤的泪滴。
我还想到了2014年冬天，我渴望一场雪的心情。那时候我在江苏常熟的一家小服装厂上班做羽绒服。在加班的晚上，天很冷，车间没有暖气。再加上手不但露在外边还要操作着铁的机器，鞋子就像一个冰窖一样，脚都冻麻了。但因为整个车间都在赶制一批货，已经做了一个多月了，没有按计划完成。我们也已经连续半个多月都是加班到十一点。尽管流水线上有个别抱怨的，但在主管的怒斥下，最后大家还都是极其不情愿地在加班。加之快要过年了，整个车间都弥漫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厌倦躁动情绪。组长也一遍一遍地安慰着说：“大家再坚持坚持，很快就放假了。”但大伙儿哪里听得下去，在羽绒满天飞的环境里，人人都干得迷迷糊糊的，心其实早都飞到家里去了。
晚上，车间广播就放一些当下流行的网络歌曲来刺激大家的神经。我没有心情听歌曲，因为有一堆上错了的拉链要返工。上拉链本来就属于多少有点难度的工作，一次性做好还好。如果返工，要加好几道工序。加上本来天天加班那么晚都非常累，所以心情也是郁闷到了极点。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我开始非常喜欢鲍勃·迪伦的歌。
五
可以说，只要是有空，我就疯狂地看鲍勃·迪伦的歌词翻译。哪怕是干着活，也忍不住要拿出手机偷偷地看上几眼。那种痴迷毫不夸张地说，绝不亚于看到一个怦然心动的漂亮妞。然后拼命地听他的歌，再一遍又一遍地看歌词翻译。我觉得非常震惊，他的歌词有我从前接触到的音乐人从未有过的维度。说起经典，比比皆是。尤其《答案在风中飘荡》《暴雨将至》《敲响天堂之门》《每粒沙》《荒凉街区》《没关系妈妈，我不过是在流血》等歌曲里呈现出的瑰丽场景让我大惊失色。用词之准确，思想之深邃，让我仿佛掉进了天堂口或失乐园，反正感到好像自己伸手便可触及上帝温暖而神秘的手掌。
你听《时代正在改变》里唱的：
嗨！到处流浪的人们
聚在一起吧
要承认你周围的水位正在上涨
接受它。不久
你就会彻骨地湿透
多贴切有力且极富预言性的思想啊。半个世纪后的我们正经历着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历的困惑。
还有《每粒沙》里那彻骨深邃的领悟：
于是在前进的旅途中我渐渐明白
每一根头发都数得清，像每粒沙
看到这样的歌词我震惊到无以言语。我们日渐生锈的骨骼除了在车间里细数忧郁过往的幽暗日子和绝望的日夜轮回，还能做些什么？
当你一无所有时，连可失去的东西都没有
现在你成了个透明人，
没有一点秘密可隐藏
感觉如何
孤立无助、无家可归的感觉如何
像个完全无人识得的人
像一块滚石
我们都像一块滚石一样，在祖国的大地上随处滚落。没有昨天没有明天，迷失在流浪的生存丛林里。再没有谁的歌曲、文学、任何艺术形式，给我带来如此准确深刻的生活体验、生命体验、超现实超时空的工人情感体验。
成年累月在车间高强度工作，各种压力不言而喻。首先是身体的，一天十三四个小时无论坐着还是站着，都是没那么好熬的。腿痛，腰疼，膝盖浮肿。尤其在丝印部、拿电烙铁或用天那水，刺鼻的化学气味更充满毒性。在深圳电子厂时，一个女工友结婚后怎么都怀不上孩子，最后才知道是因为在丝印部上夜班所引起的。在服装厂上班时间长了，腰几乎都是弓着的。在宁波服装厂的时候，一个大姐还不到三十岁就腰椎间盘突出了。而且看不好，为了生活也不得不继续干。
除了身体上的耗损，来自工作或领导同事的压力，同样让人焦头烂额。再加上人生青春的困惑迷茫，精神陷入找不到出口的绝望，成为压垮打工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种无助感，想必在车间工作过的人都深有感触。活得如同蚂蚁，一只随时被社会生活垃圾碾压致死的蚂蚁。
某种程度来说是鲍勃·迪伦的歌曲拯救了我。在我迷失、彷徨、压抑、崩溃无助的时候，他歌曲里的人道主义情怀慰藉了我。我感到他的歌曲里有一种平等的、挣脱的、超越的力量。正是这样的情怀把我的心紧紧吸引。进入他的思想里，我瞬间仿佛不再是一个孤独无助的、被抛弃在社会边缘生存边缘的流浪儿，不再是一个失败无助的打工仔，我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有志青年、热血男儿。我喜欢那种感觉，那种灵魂和身体都真实有力活着的感觉。
情感浓烈时按着他的歌词句式也模仿着写了几首。记得一个加班的晚上，做得苦闷痛苦的我抬头看向窗外，路灯照着深冬的夜空，好似下雪了一般，给我极大的梦幻与冲击。我按着那首最经典的《敲响天堂之门》大概旋律写了首《请为我点亮星辰》。
后来还在车间按着《嗨，鼓手先生》模仿着写了《嗨，凡·高先生》。还有那首《没关系妈妈，我不过是在流血》，我模仿着写了首也是我写得最长的一首1300字的《这很好，祖国》，以一个中国普通青年工人的角度写出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
我种种举动，可能在别人眼中是反常的疯狂的甚至放浪的，但我不在乎。我只在乎自己能否真诚地活，能否遵循自己的灵魂而活。尽管我在车间已苟且偷生了十多年，我不想一直苟延残喘下去，我想让精神纵情燃烧起来，正常地活着，有尊严地活着，像人一样活着。我受够了十年如一日没有尽头的没完没了的车间生活。人不该像机器一样活着。我在车间所写的一切，所想表达的一切诉求背后，都只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诉求。
六
我曾经想过离开工厂。我去过上海外滩附近送快递，公司说我丢了一件货，罚了几百被炒鱿鱼。在苏州做房产销售员的时候，公司说我性格不符。还在2011年参加苏州赛区的中国达人秀，我2008年到2010年在车间踩缝纫机时，蹬着踏板，背诵着唐诗。刚开始同事还挖苦我，后来也习惯了就打趣道：“我们的大诗人又开始了。”最后我记住了三四百首唐诗。俗话说“学会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诌”。我就胡诌了两三百首打油诗。“明月盈满玉杯酒，暂忘残梦笑高楼。青衫挽入几星汉，挥下红光燃千秋。”当然了，参加达人秀也没取得什么名次，就被刷了下来。
2014年还在苏州赛区参加《中国好声音》。我清晰地记得当时唱的是汪峰的《我爱你中国》。当我唱到“有时我会迷失方向，就像天上离群的燕子，可是只要想到你的存在，就不会再感到恐惧。”副歌还没唱，就被其中一个海选评委叫停了。后来才知道那个评委是电视台一个夜间新闻主持人。可我不甘心，跑到一个打印店，打印了自己在车间写的上百首歌词，后来甚至还辞职去了上海好声音总部。那是2015年春节刚过的时候，我换了一个服装厂。在网络上知道了中国好声音总部在上海后，心再也无法平静。终于在干到第十九天的时候，就辞工去了上海。按着地址还真找到了地方，背着一摞歌词，混进总部大楼，又跟着外卖人员进了两道密码门。挺激动的，一个工作人员问我干吗的，我说明了来意。主要应该说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更需要唱原创歌曲，发出自己的声音。工作人员可不管那么多，让我走网络投递作品或现场海选的渠道，就委婉着把我“请”了出去。一种失落的情绪再也无法抑制。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楼道口，将上百份歌词全部朝着楼梯撒了下去，大喊一声，呆呆地愣在那里许久。不知过了多久，又走到窗口，看着这繁华轰鸣的城，感觉自己像一只徒劳的蚂蚁。是的，谁又会在乎一只蚂蚁的梦。最后还不死心，又一张一张捡起扔掉的词稿，想着去录音棚录几首歌走网络渠道。折腾半个多月，把仅存的万把块钱花光了，不得已又重新进工厂，成了月光族。好多同事大多同样如此，拿打工许多年的存款做生意，全部亏进去了，又不得不再进厂。
铁打的工厂，流水的工人呵。在车间里，人与人之间都是原子化的，自生自灭，互不相干。
想活出自我，从来都没那么容易。在强硬而凌乱的现实面前，我也只能用自己柔软真诚的心声，去抵抗车间的铁与生活的冷。既然选择踏上这条寻求自由的道路，路漫漫修远，愿将上下求索……
是的，我是在十多个城市工厂里流浪了二十年的大龄青年，行走的方式是以梦为马。
七
正当我胡思乱想着，杨立从后面拍我肩膀，用几乎喊叫的语调说：“嘿，哥们儿，都去集合点名准备下班了。你这是被班长吓傻了吗？”
我回过神来，“嗯”了一声。胡乱整理了一下机台，摸了摸无尘靴子里的废纸稿，然后沉默着向更多的“机器人”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