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人工智能内容创作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迭代升级，使网络文艺产业也面临着网络媒介新环境中“人—机”交互关系的影响。回顾网络文艺发展的历史，媒介技术的烙印伴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文艺作品的高质量提升而慢慢弱化。作为一种生成式虚拟技术的现实应用，AIGC在未来也将不断在网络文艺中赋能，从而更加突出其对网络文艺主体性的服务和支持。网络文艺的跨媒介改编和跨语言传播都反映出不同文本类型的网络文艺文本间性，而AIGC能够有效增强网络文艺在不同媒介语言中的强文本间性，并通过较低的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实现文本的意义流动，最终能够提升网络文艺的全产业平台搭建。

国内外在“人工智能内容创作”（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简称 AIGC）领域中的技术在近两年取得了飞跃发展。特别以Open AI为代表，其陆续推出的“文生图”三代模型DALL·E和“文生视频”模型Sora AI，实现了AIGC技术的迭代升级。人工智能实现了内容的创作，对同样诞生于网络媒介的网络文艺而言，“网络性”的根本属性就使得网络文艺创作无可避免地面临着网络媒介新环境中“人—机”交互关系的影响。当下就需要思考如何更充分让AIGC的技术支撑为网络文艺创作提供有效赋能，服务好网络文艺的新发展。

文艺载体技术的变迁一直都对文艺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这不仅包括从早期口耳相传到甲骨竹帛纸张的拓印文学艺术变迁，也包括从现代机械复印中的文学书籍到数字符码承载网络文艺的变化。AIGC技术的发展既是在网络媒介中的变革，也同样带来了网络媒介的变迁，因此也将会对网络文艺带来新的变化。麦克卢汉指出媒介对社会新尺度产生的影响：“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物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当前，媒介技术深度融合的背景下，AIGC也将会为网络文艺的创作与传播带来新尺度的影响。当回顾网络文艺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网络媒介的技术存在感在逐渐式微，这也将会是作为AIGC在未来网络文艺发展中经历的过程。理性看待新技术带给网络文艺的影响，分析这一媒介技术对网络文艺产生可能的影响，既需要认识到AIGC对网络文艺赋能的作用，也要正确面对AIGC对网络文艺“引发的一系列悖论与挑战”，并明确AIGC对网络文艺发展赋能的限度。

一、网络文艺终将在AIGC技术神秘性的消解中突显内容主体

中国网络文艺的诞生与互联网媒介载体的技术诞生有着天生的相伴关系。基于互联网的载体技术发展不仅推动了网络文艺形态的改变，也改变了人们对网络文艺认识和感知的方式。文学媒介载体的技术革新在为文学带来更大传播面和更快传播速度的同时，特别是在网络文艺诞生的早期，也带来了对以往传统文学形式的“威胁”。网络媒介发展背景下的网络文学发展就曾让以美国文学批评家米勒为代表的学者发出了文学的“终结论”。然而，网络文学经历了从早期“野蛮生长”到向着高品质目标发展的历程后，今天对于网络文学是不是文学的争议已经变少。而当我们回顾包括网络媒介在内的所有新形式文学媒介的发展历程，也都可以清楚看到“新媒介”在新媒介文学中都发生着存在感不断弱化的变化。因此，媒介技术发展下的AIGC技术迭代对网络文艺的赋能和影响，也将在未来伴随着技术媒介和网络文艺的发展逐渐祛魅，得以让AIGC技术赋能下网络文学内容本身的主体性受到关注。

文学艺术从纸质印刷媒介走向网络数字媒介的过程中，人们接受和感知文学艺术的方式也随之发生着变化。从传统文学形式来看，文学的印刷文本形式,也同样是哈贝马斯所说“公共领域”的一种类型,是毋庸置疑的大众路线,而非象牙塔里的孤芳自赏。文学自诞生之日起，无论是出于自愿地呈现，还是被动地纳入公共讨论视野，就已经无可避免地进入了公共场域，而媒介则不仅是文学艺术与现实社会连接的方式，更是我们在现实社会观察和窥视艺术作品的窗口。当“媒介技术”还处于发展之初的技术层面，尚未成为“媒介”载体之时，也并不能够真正成为社会公共生活的连接物，正如当初本雅明在形容摄影技术发展之初的表述所言，“当时人像摄影之所以具有如此这般的艺术表达，是因为摄影还没有与现实世界建立关联”。摄影技术发明之初，人们对摄影技术和摄影照片的关注并非是一种文学艺术性的观照，而是对新技术手段的关注，甚至是出自猎奇和新奇的心理。而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人们对摄影这项技术祛魅，使得关注的重点便自然地转移到摄影能够带来怎样的审美体验，于是人们对作品的审美观念也发生着变化。伴随着互联网媒介技术的诞生，网络文学以一种新的艺术传播形态进入公众视野。无可避免地，与摄影技术和其他每一种新生媒介的产生发展过程一样，网络媒介也经历了从纯技术走向成为社会生活联接物的道路。从“网络上的文学”到“网络文学”，技术的祛魅使得文学独立性增强，不再以一种作为媒介的观照物而存在，媒介成为文学艺术的服务者。

网络文学在诞生早期，鲜有大众关注到作为文学的“网络文学”，而研究者和大众关注和好奇的则无疑更多是作为呈现文学形态的网络技术。随着网络技术在社会大众的普及，网络技术不再神秘，或者说作为基本呈现文本的网络媒介技术对大众而言不再神秘，作为文学的文本独立性随之增强，网络文学的网络逐渐走向文学性背后的技术问题。而如今，网络文艺不仅将技术的地位推向其次，更甚不再是通过单一的数字化媒介载体传播，形成了从网络文学到影视剧、网络游戏、网络短视频、网络动漫和“元宇宙”数字化衍生品的跨媒介“IP”内容呈现。卖报小郎君在2020年创作的《大奉打更人》网络文学“IP”不仅在网络文学平台上创造了起点中文网最快十万均订、起点仙侠第一本十万均订、起点高订纪录创造者三项纪录，还在此后被改编推出了以这一“IP”为核心的网络漫画、网络动画片、网络剧本、网络电视剧和网络游戏，此间还推出了全国首个网络文学“IP”数字藏品。《大奉打更人》的原创和网络媒介上的再创作都是立足于适合媒介的内容创作，“突出的不再是媒介本身”，而是媒介载体表现出的艺术本身。这反映出当网络媒介日渐融入生活，网络媒介的技术发展会与以往传统媒介技术一样必然经历祛魅的过程。技术的祛魅也将会将读者和受众的视野从技术的跃迁上拉回到艺术内容的主体。这就使得网络文学读者对文学文本的关注不再是手写、印刷和数字化文字的差异，而是文字表达出的故事建构和文学意象。同样在今天AIGC这一媒介技术发展的早期，无论是网络文艺发展中以“小冰”和“九歌”为代表的写诗App，还是从阅文集团推出的AIGC模型“作家助手妙笔版”，虽然也面临着与网络媒介早期同样的“技术审视”。但在未来，AIGC技术的成熟发展，其表现的数字化、音频化、视频化等多样的媒介文本形式展现出的文化特质和意义交流空间也将更加真实，以AIGC媒介的“意义和呈现消失的场所”而存在。因此，作为一种生成式虚拟技术的现实应用，AIGC在未来也一定会通过虚拟的语言为真实的网络文艺发展赋能。

二、AIGC提供的一种情境化知识内容赋能

网络文艺创作中对AIGC技术的使用是在更加模糊的虚拟与现实边界之中实现，表现出一种创作者将媒介场域外的真实体验和创作经验介入媒介场域，而人工智能则在一种真实世界的镜像虚拟场域中运用其虚拟的创作规则创造出可镜像呈现于现实世界的真实图景。网络文艺创作借助AIGC技术并不是单纯而完全的AI通过机器逻辑的文本输出，而一定是在“‘皮格马利翁效应’——你期望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你得到的正是你与机器交流时孜孜以求的”对话中得以实现的。即使如清华大学团队通过AIGC创作的“内容100%都是AI写作而成”的科幻小说《机忆之地》，也是在团队成员反复的提示语指引和文学风格限定下的创作作品。因此，AIGC在网络文艺创作的应用是在人—机文化、语言和双向多重关系的互动中形成的一种文本建构的虚拟图景。这一过程中，无论是人的需求在对话语言中的表达，还是机器的输出，都会以情境化知识（Situated knowledge）的形式呈现在作者的最终创作意识之中。情境化知识的概念是由哈拉维提出的，强调了知识是在特定社会、文化、历史和政治背景中形成的，因此无法脱离这些背景进行理解，用以分析女性主义研究在相互内在的社会关系中形成的共同满意知识。网络文艺创作中借助AIGC技术的实践，正是通过这种情境化知识以达到人的知识与语言同机器的知识与语言的对话，实现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影响下的内容建构与文本创作。

网络文艺的创作由于媒介场域的开放性，为作品的创作提供了一个相对于传统文艺更加开放的空间，让读者和观众也能够消弭边界感以进入创作的场域，也使得“公共领域的地盘因之得以扩展”，为跨媒介创作提供了更多的声音。包括读者在内的所有网络场域中的参与者都能够因时空成本和物质成本的极大程度压缩，拥有了参与文学创作的机会。早期网络文学作品《风中玫瑰》将作者发帖、网友回帖的内容呈现在文本之中，反映出网络创作的读者参与特点。《11处特工皇妃》的创作则更是在多数读者的阅读意愿呼吁下，更改了原有的人物设定，将原本燕洵与女主角在一起的结局修改为了诸葛玥与女主角的圆满结局。网络文学读者在阅读中，不仅将自身经验置入了阅读感受之中，还能够通过互动的平台载体实现了个人经验参与再创作的可能。网络影视剧和动漫的观众更可以通过弹幕便捷地参与到“二创”之中，不仅可以将自己在接受视频环境情境下的观感或评论实时表达出来，还能够直接在视频上刻下属于自己的永恒的独特烙印。网络媒介技术发展到当前阶段，人工智能作为这一场域中的一部分，也同样拥有了参与内容创作的机会。阅文集团率先推出的网络文艺领域的专业AIGC模型“阅文妙笔”在网络文学创作的垂直领域优势就体现出其语言和内容生成的独特情境化。阅文集团在2023年的发布会上将“阅文妙笔”AIGC模型与其他通用类型的AIGC模型在助力网络文学创作的效果上进行对比。仅从服务网络文艺创作的领域来看，这一模型体现出了在特定领域情境中的强大专业性。由于其模块对网络文学的语言、文化和产业环境的特定了解，“阅文妙笔”可以在关于网络文学的创作中表现出不同于通用式AIGC模型的详细而具体的意见指导。根据阅文集团的设计，“阅文妙笔”在网络文学的世界观设定、角色设定、情景描写和打斗描写等方面展现出其“最懂网文”的独特优势。同时，这一模型也因其在网络文艺的跨媒介“IP”改编上的特定领域知识掌握，能够快速将网络文学作品中的文字转化为可视化的图片场景，体现出在网络文艺垂直领域“文生图”创作的独特优势。但从输出内容上看，都不是直接的创作成果，同样还是碎片化的情境化知识，以可供参考的式样存在于创作者的意识之中。AIGC提供的内容也只有通过网络文艺创作者将创作意识以真实的文本内容创作才最终得以成为作品。

网络文艺创作真正得以借助AIGC技术将是一种不可逆的知识获取。由于人是无法回到获取知识之前的，一旦接触到新的知识或经历，随之就会带来人的认知结构的变化，便无法回到先前未获取到这一知识的认知状态。桑托斯认识到这种由情境化知识获取与否而带来的认知差异，并指出人们“不可能知道那些完全与他们所知情况不同的人”所想的情境。因为这种认知变化可以是因为人们对事物的理解发生了改变，对创作世界的看法有了全新的角度，或者是因为获得了关于特定主题知识的更深入的了解而发生的转变。但这种知识的不可逆性也意味着，一旦人们通过学习、经验或其他方式获取了某种知识，他们的思维和认知就会受到影响，无法再回到不知道这种知识的状态。因此，借助AIGC技术的网络文艺创作中，创作者在接收到人工智能输出的内容后，是无法规避和绕过已接收到的信息的。同样对网络文艺的观众而言，多重感官接受后的全新阅读和观看体验，也会因情境化知识的接收进入一种无法逆转的观感体验。影视剧《庆余年》的上映引发关注的同时还带动了猫腻原著作品《庆余年》的再度走红，在2009完结后再度引发读者关注。但不同于影视剧《庆余年》上映前的阅读，由于已经接受了影视剧《庆余年》中的人物选角和场景布置等视觉语言，读者再次阅读《庆余年》时就会自然将演员和场景的画面带入文字文本之中。由于影视剧《庆余年》能够通过影视的视听语音丰富原著文学作品中无法全部涉足的人物形体、神情动态、语言特征和环境场景等要素的内容，进而形成在荧屏上的更加丰富和生动的情境化知识，所以当观众和读者一旦接受了这些屏幕中的情境化知识，便无法再回到观看之前的状态。因为人的每一种感官都会带给一个独特的世界，而且给人特有的愉悦和痛苦，所以当读者和观众接受网络影视剧的跨媒介传播后，便也获得了新的感官给予新认知世界，大脑便将文学语言文字的意义转化为多重感官中视听想象的意义。

网络文艺创作真正能够借助AIGC技术支持的是其提供的情境化知识，而非完全替代人类的内容生成。因此在网络文艺的创作中，AIGC是以内容创作提供情境化知识，并不是作为机器逻辑生成语言的独立创作。无论是什么类型的AIGC，其技术框架和逻辑生产是在其根据既有内容解码后的“重构”，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性”创作。换言之，AIGC在创作中只能够知道“山叫‘翠微’，海叫‘苍渊’，云是‘仙凝’，风是‘扶摇’，太阳叫‘扶光’，月亮叫‘望舒’”，并通过对这些人类艺术创作的成果在特定的结构中重构，生成出新的内容，但不能够创造新的“翠微”“苍渊”“仙凝”“扶摇”“扶光”和“望舒”艺术符码。事实上，无论是从网络媒介技术的发展定位，还是网络文艺创作的辅助需求，AIGC的内容生成始终是无法替代人类在艺术创造中的创造性。杀虫队队员创作的“无限流”网络文学作品《十日终焉》作为2023年最火爆的作品之一，在环环相连的个体支线故事串联中展现了一个无限循环的反套路故事。作者独创新意地将故事中主人公齐夏妻子取名“余念安”，这一名字不仅在故事情节中成为齐夏在无限流的失忆中找寻记忆的关键，同样还是齐夏以“余生心念平安”寄托自己信心和希望的名言。不仅如此，作者还巧妙地将“余念安”的拼音缩写与“You Never Alone”的英文缩写均为“YNA”的特点结合在一起，直到第541章才以故事中人物燕知春的食指纹身出现，让故事中的前后情节与复杂的人物关系更紧密地衔接在一起，在其中表达了多个人物的希望寄托的同时为无限流的推动设置了悬念。网络文艺作者在创作中选取的人物姓名，就可以与情节和内容环环相扣，设计极为精妙。这种精妙的设计是AIGC所无法创新的，这正是源于创作者能够将真实世界的情感赋予作品其中，才更能让读者品得其中奥妙。可见，AIGC固然能够为网络文艺的创作在角色和情节设定、环境和情景描写以及世界观设定等方面提供思路，但由于其虚拟语言框架与结构并不能够产生真实的现实情感，也就无法将人类创作艺术的灵感和美感赋予在作品之中。

三、提升网络文艺跨媒介之间的强文本间性

网络文艺的跨媒介传播并不是一个文学文本从某个媒介载体向着一个全新媒介载体的流动，而是不同媒介载体中的文学文本的互文性表征呈现。莉斯蒂娃提出了“互文性”（也被称为“文本间性”），她借用了巴赫金在文学理论领域给出的深度阐释，“任何文本的建构都是引言的集合；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虽然这样的论述有夸张之意，但网络文学的跨媒介传播也确实存在着不同媒介之间文本的交互关系，热奈特把“所有使文本与其他文本发生明显或潜在关系的因素”定名为“跨文本性”，也叫“文本的超验性”。网络文艺往往不是单一媒介的内容呈现，而是在不同类型媒介的共同文本场域中的语言内容，这不仅包括网络文学为代表的文字语言和网络影视、游戏和动漫为代表的视听语言之间的文本间性，也包括了从华语网络文学到海外传播和改编的跨语言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这种不同媒介文本之间的内容联系，正是AIGC技术擅长并能够提供解放人的基础性工作的领域。因此，网络文艺的文本之间本身固有存在的紧密关系，能够在AIGC的技术加持下，将潜在于网络文艺的文本相互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网络文艺文本相互联系的关系，就能够在AIGC对信息解构后的重建中实现“‘自由地采取任何形态’,也可以‘自由地流动’”，达到网络文艺的强文本关联。

网络文艺作品能够在不同的媒介之间实现传播，是因为“通常会采用互文式的叙事方式，形成主文本和其他文本相互关联的现象”，形成以网络文艺的“IP”为核心的多媒介语言互动。网络文学作品的“IP”成为在不同媒介载体中的网络文学文本之间的联系符码，是文学文本之间产生“互文性”关系的具体形式，既包含了“IP”本身的符号形象（人、事、物的基本特质），也包含了“IP”里的意义。Sora AI和Runway Gen-2都是以“文生视频”人工智能内容创作为基础，实现了人工智能对文本内容的“IP”意义提取与新文本形式的内容表达和再现。与此直接相近和相关的便是网络文学“IP”的网络影视化改编。根据《2023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23年，网文产业的规模突破3000亿元，其中，网文IP市场的规模超过了2600亿元，在2023年影视剧热播TOP20中，60%改编自网文，如《长相思》《莲花楼》《南海归墟》等。然而，作为网络文艺“IP”改编中最广泛的应用，网络文学“IP”的影视化改编并不总是能够实现不同媒介内容之间的适配，会造成文本关联性的失调，最终甚至因为新改编作品的失败影响到整体“IP”。《天盛长歌》本是基于女频小说《凰权》改编的影视剧，但最终却因“乱改”大男主戏，收视率远不及预期。根据我吃西红柿同名网络文学作品改编的《莽荒纪》影视剧，同样将玄幻小说“乱改”成了武侠言情剧，从而引发读者和观众的失望。网络影视剧《亲爱的翻译官》刚播出就遭到了广泛的吐槽，原著作者缪娟也坦言，“故事改编离得有点远，大家还是看书吧”。当网络文艺“IP”的跨媒介改编没有把握好作为核心“IP”的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读者就不能够在两个不同媒介中感受到意义的交流，最直接表现出的就是文本间性的关联弱化。

网络文艺的跨媒介创作就要在不同文本中保持文本间性的强关联，以使得“每一部作品都必须包含足够的内容，以让人一瞥就能够辨认出这些作品都属于同一故事王国”，并且使其以适合这一媒介语言习惯的形式存在。我们对网络文艺的艺术审美，已经不再过度关注于文本的数字化形式，而是追求数字化文本表达形式背后的艺术世界。因此，我们对网络文艺跨媒介“IP”的改编就需要围绕网络文艺的文本关联性，让文本真正成为“整体意义的中介物”。而AIGC作为一种在通过学习现实世界文本逻辑关系的虚拟语言技术，能够相对更准确地把握住不同媒介中“IP”的核心，避免网络文艺的跨媒介“IP”随意乱改。网络文学“IP”影视化改编和动漫改编对AIGC技术的借助将会在未来拥有极大的前景空间还体现在其建构“IP”的强文本间性过程中的相对较低成本。“文生视频”的AIGC模式给网络文学的影视化改编和动漫改编提供了更大的试错空间，不仅反映在经费的成本，更多也体现在时间的成本之中。以Sora AI和Runway Gen-2为代表的“文生视频”AIGC并不需要耗费漫长的脚本改写、布景调光、拍摄录制和剪辑渲染等过程，就能够实现快速的内容呈现，为网络文学的影视化改编提供一个直观的图景。即使AIGC输出的内容与改编需求存在预期差异，仍然可以通过再次输入和调适，相对重新拍摄而言，以极短的时间和极低的成本重新获得新的视频内容。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人，手机网民规模达10.76亿人，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达到29.1个小时，较2022年12月提升2.4个小时。作为网络文学媒介的互联网已经成为现实日常生活的重要一部分，特别是手机端口的网络视频深度融入日常生活，更使得网络文艺的阅读和接受与视频化作品产生了密切联系。《十日终焉》的影视版权虽然已经售出，但正式的影视剧还未宣发。然而，抖音平台上《十日终焉》的粉丝“倾世夭夭”根据原著，将过往其他影视剧的片段剪辑成短视频，引发了关注，发布3个月点赞超4.5万，转发超过3万。网络文艺依靠AIGC的技术加持将可能有效整合出跨文本之间的内容，以较低的成本形成多平台的文本联系，为网络文艺全产业“多模态多品类内容大平台”的建构提供有力支持。

网络文艺跨媒介的文本间性同样也体现在网络文艺的海外传播和译介中的文本意义。当前中国网络文艺的独特风格在海外也吸收了大量粉丝，也面临着“量多而质不优”的传播困局以及海外传播翻译的适配性等问题。而AIGC在这一工作中的优势则能够明显突出，不仅可以快速高效实现内容的翻译，还因其语言的生成逻辑能够把握住确保原著内容的准确性与适应海外市场适应性两者之间的平衡。在实现快速高效的内容翻译方面，AIGC的特征也更能够极大程度降低海外传播的成本。根据《2023中国网络文学出海趋势报告》显示，网络文艺的翻译能够在AIGC技术的加持下，效率提升近百倍，成本降低超九成。同时，《神话纪元，我进化成了恒星级巨兽》、英语译西班牙语的《公爵的蒙面夫人》等多部AI翻译作品已经成起点国际最高等级的畅销作品。另一方面，AIGC还可以根据不同地区和文化背景的需求，进行内容的个性化定制，增强了作品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中文在线与Manga Toon合作推动“IP+AI”的产业布局，借助AIGC的翻译技术，在2023年将首批推出的漫画作品《招惹》《激活天赋后,我主宰了灵气复苏》翻译成英语、印尼语、泰语、西班牙语、法语等7种语言，发行到北美、欧洲、东南亚等海外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网络文艺的海外传播可以借助AIGC技术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使作品更易于被海外观众理解和接受。尤其通过AIGC生成的多语言字幕和配音，可以让网络动漫、影视剧和短视频等内容更容易被海外观众接受。有效借助AIGC技术，将会快速推动中国网络文艺的海外传播与影响力，推动中国网络文艺在海外的传播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让更多的优秀作品走向世界艺术舞台。但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AIGC仍然只是一种外部技术的借用和助力，虽然其在翻译和传播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也需要与人工编辑和审校等传统手段相结合，才能更好地确保作品质量和文化表达的准确性。网络文艺海外传播在作品内容的符合度、文化差异的理解和表达、市场需求的把握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和障碍。

四、结 语

网络文艺在未来的发展中可以通过AIGC技术的加持，能够在已经“日益模糊不清的真实与非真实区别”中将创作者从网络文艺创作的基础性工作中解放出来，从而激发更多的创新性艺术创作活力。AIGC技术将会在未来的媒介变革中日渐成熟，其也会以更加真实的模式融入到日常生活之中，而其庞大的数据库存储优势和独特的算法也将会在网络文艺的创作中发挥效能，推动中国网络文艺的高质量内容创作和高品质跨媒介传播。但与此同时，网络文艺的创作者对AIGC技术的接受和借助并不意味着内容的完全照搬，而恰恰是AIGC以情境化知识的形式为创作者提供丰富的创意来源，拓展网络文艺创作的想象空间和审美意象。究其根本，网络文艺创作者对AIGC技术的借用是以自身想象为目标导向，在AIGC技术的具象化表达中对创作想象进行自我印证，人在其中仍然是发挥着主体作用，是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内驱的艺术创造。此外，网络媒介的形态多样也造就了网络文艺内容形式的多样性，而网络文艺的文本间性则反映出了跨媒介传播和改编的文本交互关系。“文生图”和“文生视频”AIGC模型丰富而庞大的语料内容数据库在网络文艺的跨媒介创作和传播中能够发挥出高效率和低成本的双重优势，在参与基础繁杂性工作的同时提供适合网络媒介传播的内容生成，以推动网络文艺的多媒介形态改编。

但作为新媒介技术的AIGC，也值得引发我们对其可能带来的风险与挑战的警惕和关注。一方面是在网络文艺创作中过度依赖使用AIGC带来的问题。不可否认由于AIGC提供的具象化创作内容是以情境化知识的形式参与其中，但这也意味着网络文艺创作者在AIGC的使用过程中容易受到机器语言和内容的反作用影响，AIGC会以一种不可逆的知识参与状态影响创作者的创作思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创作类型化固定和单一化的倾向可能，AIGC作为一种机器，输出的语言程式化和非感情化也同样可能会对人类文艺创作带来不良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AIGC使用不当可能带来的风险，包括人工智能引发的版权归属和纠纷等一系列问题值得关注和警惕。例如，2023年漫画书“Zarya of the Dawn”的创作因被指证存在利用人工智能Midjourney生成艺术而被美国版权局“撤销了著作权登记”，这也成为全球第一例关于AIGC创作的判罚案例。伴随着AIGC技术的不断成熟和迭代发展，由此引发的网络文艺版权纠纷也将可能进一步增加，这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和思考。但从网络文艺全产业的高质量持续发展出发，需要我们更加主动接触AIGC并正确使用，坚持在技术理性之中以人的主动创造性和创新性推动更多高品质的网络文艺作品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