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洮舟：旧城二题
敏洮舟，回族，甘肃临潭人，《我们》杂志主编。作品散见各种刊物，出版散文集《长途》（中文版、阿文版），非虚构《翻书寄山河》，文化随笔《橄榄木立于大地》，访谈录《耕耘在野》等。
枯指间的未来
我回到了旧城。
早晨的天还没亮，我就从浓浓的睡梦中挣扎起来，洗小净，做邦达，然后爬上墩弯，站在了父亲的坟头。
这些年带着母亲迁居他乡，回旧城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如果说，旧城还有什么事物让我牵挂的话，我想，就是父亲的这块坟地。心里也时常感叹，与旧城的缘分算是越来越浅了。故乡一词终被岁月打磨，渐渐变得面目模糊。
有家才是故乡，在我对家的识觉中，没有了双亲，就没有了家的真正意味。
做完“度哇”（祈福）后，心里一阵黯然。在坟地徘徊一阵，思谋着老家没人，回去也无事可做，索性爬上墩弯，去看看故乡的晨景。山路有积雪，是几天前下的，倒也不影响攀登。
墩弯藏在一个山岙里，爬上山顶，可以俯瞰整个旧城。旧城是座小县城，南北纵向，一条长街贯穿而下，将民居楼舍分为东西两半，长街西侧依傍着一条干涸多年的河道，河道里，依稀还回荡着童年的嬉笑。
我站在山顶，太阳慢慢爬上对面山头，和我一起俯瞰着脚下的长街和街上的人群。
在尚未离家远行的光阴里，不知多少次，我也曾站在这个位置，从相同的角度打量着山下的景色，心里却从未有过如今天这样强烈的触动。本以为多年奔波，早已消淡了故乡的概念，可当它生动地撞入眼际，才猛然发现，故乡如骨节，虽不易发觉，却实实在在融于生命深处。
这条长街，蜿蜒着我整整一个童年。
山下的长街中，人影攒动，那是上学的孩子们。太熟悉这情景了。我小时候上学总是逃课，逃课后没地方去了，就登上这个山顶，然后从山顶上打量着学校和街道上的动静。
无论上学还是放学时段，从高高的山顶上，我总能从热闹的学生群里找出一大一小两个熟悉的身影。他们从城南走来，一直朝城北的学校走，到了学校门口，小的进去，大的静静注视一会儿，又默默返身往回走。那个身着长衫，戴着黑盖头的矮小身影如一幅饱蘸墨色的旧画，深深印在了我的童年时光里。
他们是我的邻居。小的是黑子，大的是黑子娘。黑子的父亲走得早，黑子是黑子娘一手拉扯大的。家里苦日子过怕了，所以黑子娘最大的心愿就是让黑子好好读书，然后做个干部，最终过上好日子。这样她才能放心地离开，去见黑子的父亲。黑子娘是个传统的家庭妇女，丈夫走后，黑子就成了她唯一的指望。本来家中失去了顶梁柱，生活应该陷入困窘，女人孩子能做什么呢？黑子娘却并未印证这个规律，她家里虽然穷苦，但基本的生活保障还算稳定。这个境况，完全归功于她的一手绝活——刺绣。
旧城有个风俗，谁家女儿出嫁，其嫁妆里必有绣品，这是为了让婆家人看看，新媳妇是个贤淑手巧的人。新媳妇娶过门后，婆家的七大姑八大姨第一件事必是涌到新房，仔细研究陪嫁的绣品，这个针脚粗了，那个颜色素了，叽叽喳喳品评一番。
黑子跟我关系很好，但他从不逃学，因为从进入学校开始，上学放学的路上，总有他的母亲陪在身边。不是防他逃学，而是没爸的孩子，黑子娘怕他受同学欺负。这一接送，就是整整六年。这样好，不管中午下午，只要黑子娘朝着学校方向走去，我便知道放学时间快到了，于是着手下山。渐渐地，黑子娘不但是黑子上学的依靠，也成了我童年视野里的一个期盼。
谁说往事不可追？此刻重临故地，旧事竟一一纷呈。视野之内，远山，浮云，泥屋，长街，一如从前。依旧缄默着，担待着一代又一代青春矫健的双足。
从东弯下来，我无心回家。清早的街道空荡荡的，上学的孩子早已坐到了各自的课桌前，街道如被清扫。路面上的积雪被踩出一溜溜驳杂的足印，有大有小，小的更多些。大的，或许便是更多的黑子娘或黑子爸们留下的。
心血来潮般，我沿着那些小小的童足印，亦步亦趋向前行走，瞬间有些恍惚，仿佛叠合的不光是脚印，隐约还有那些早已远去的时光，泛白的往事在这条冷冰冰的长街上一一鲜活了。
我信着脚步游走，不觉到了学校门口。依旧是朱红色的校门，水磨石镶嵌的教学楼门面，操场上的白杨树顺着围墙根排列出一个规整的长方形，校园上空还是回荡的那片稚嫩的读书声。
只是，岁月已剥蚀了校门上浮夸的朱红，黯淡了水磨石上隐约的流光，苍老了白杨树秀弱的身姿。唯有那片读书声，仍旧顽固地传承着一群孩子的向往，和一群成人的过往。
我没有走进去，只在校园围墙外绕了一圈，算是探望了一把童年。然后转身向家中走去，沿着童年不知走过多少遍的长街旧路。
黑子家离我家很近，去我家要先经过他家。因为儿时的情分，我稍稍犹豫了一下，还是推开了那扇当年随脚出入，二十年未曾改变形状的木门。
院子里残雪斑斑，几间土坯房被风烟侵蚀，已脱落了早年还算光洁的墙面，窗棂和玻璃上也沾满了烟熏后的污黄，窗台下面的烧炕洞口四四方方敞开着，一股浓浓的黑烟正从炕洞里翻滚出来，弥漫了大半个院子，我鼻腔吸入几丝烟味，禁不住重重咳了几声。
院子南边，一堆麦草杂乱堆放在墙角，草堆上顶着一层尚未消融的雪帽。几根黄草搭在草堆前不远的树枝上，随风微微摆动。可能听见院子里有响动，屋里传出了略显沙哑的询问。我答应着赶忙走进堂屋，举目一扫，土坯墙上斑斑驳驳，到处都残留着报纸糊过的印痕，与从前一丝未变。
我从最后一次迈出，到今天再次进入，与这间屋子的缘分，竟隔了长长的二十多年。
从黑子家出来，心情沉郁莫名。短短一晤，寥寥数语，就将整整一个童年都交割清了。黑子娘是幸福的，她实现了她的愿望，黑子过上了好日子。
已经实现了，她满足了。赖以坚强的理由骤然断了，她觉得可以去找黑子爸了。她安静地等待着这一天的降临。没来之前，她还得生活下去，心愿得偿，她还得感赞准成者。然而，就在这种朴素的断与未断的维系中，风雨如晦，青灯只影，她会觉得孤独吗？
黑子上大学的时候，我正奔波在苍茫的青藏高原。那时彼此还有联系，还未疏远儿时曾一起编织过梦想的伙伴。
有一年我从西藏回来，约他在黄河边喝茶。傍晚时分，黄河愈显平静久远，夕阳远远挂在长河之上。黑子黑黑的脸膛上印染着一层淡淡的红光，他神情轩昂，语气自信，对未来充满着美好的构想。顺着他的描述，我看到了一个花团锦簇的人生，就像黑子娘昏灯孤影枯手绣刺的那件娇艳欲滴的罗缎绣品。有意无意问起他的母亲，黑子深情地说，母亲是造物主恩赐给他的今世的天堂。当时心里感动，觉得儿时好友感念母恩，黑子娘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穿针引线的日子也不枉然了。
这是我们娘俩的一条活路。黑子娘常常这样对黑子说。那年头，愿意待在炕头专心针线的女孩越来越少，等到快要出嫁时，陪嫁的绣品一件也没做出来，怎么办呢？找人替绣，再给人钱呗！于是，像黑子娘这样的巧手女人就活泛了起来。黑子娘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从主动找活，到慢慢接活，最终门庭若市。她的绣工之精，一时名满家乡。听说，她在生意最红火的时候，柜子里满满积压着四五年之内的针线活。有些远见的父母，在女儿年纪尚小的时候，便张罗着婚嫁事宜，以防日后手忙脚乱。
黑子的每件衣服，每个书本，每顿饭菜馍馍，就这样在黑子娘的手底被一针一线地绣了出来，朝朝暮暮，春去秋来，这一绣就是二十年。终于，给他绣出了一个锦绣的前程。而她，却衰败了。
黑子很争气，硬是考上了一所省重点大学，主修法律，毕业后分配在某行政部门工作。几年下来，房子有了，妻子有了，儿子也有了，偶尔回一趟家，也再不是当年那个流着鼻涕哈喇子，怯怯地拽着母亲的手上学放学的黑小子了。如今走到街头巷口，自有人殷勤相顾，频频示好，也算为黑子娘争足了志气。
从狭窄的巷道里走出来，我抬头重重呼出一口气。看着头顶湛蓝湛蓝的天空，突然迫切地想回到母亲身边，唯有在她身边，我才会觉得心安。在看到黑子娘的那一瞬，我确实身心战栗。
她蜷坐在炕角，背已佝偻。我走到炕边问候她：“您还认识我吗？”她眯着眼使劲地向我观望，口中说：“我眼睛麻了，看啥都是花的。你还是个家说吧。”我怔了怔，报上姓名。她听后很高兴，说是儿子的伙伴，是稀客，说着要下炕倒杯茶，执拗不过，只好随了她意。下炕才发现，她不但眼睛不好，腿脚也不方便，走路一拐一拐的，但沏茶倒水的动作却很娴熟，可以想知，她身罹病患时日已久，早就习惯了。接过茶杯，我看到了她的手掌。如一片凋敝皴裂的秋叶，粗糙黑瘦，指掌间的肌肉似乎被刀剔掉了，就像一只没了皮肉的鸡爪，只剩一根根微微暴起的青筋，在拉线般连动着指掌。我心里似被针扎了一下。就是这样一双手，将母爱和锦绣挂满了大半个旧城。
她说话的兴致很高，显然已经很久没有跟人说话了。问及黑子，她精神一振，滔滔不绝地细数着黑子的儿时过往，显得很自豪，像是在对我说，又像自言自语，品咂一阵，沉默一阵，说现在黑子已购置了商品房，工资很高……
问她为什么不跟黑子去住，她神情微微一黯，嚅嗫着说：“我住不惯那屋，也舍不得这院老房，他也经常来看我。”从她的神情语气中，我能感觉她的回答是有所保留的，但也不好细问，便转个话题：“你的眼睛和腿什么时候得上病了？”她叹口气说：“眼睛麻得早，年轻那会儿绣花坐下的老病，那时穷得很，晚上绣怕费电，就点个煤油灯，长年累月的，眼睛就有毛病了。腿子是几个月前烧炕绊倒了，下午觉得炕有些凉，揽一背篼草去填炕，结果瞎乎乎地踏到灰耙上面了。”说完有些自嘲地笑着。
我觉得已经无法再问下去，心口堵得厉害。
走出巷子，我到街边一家小卖铺里买了些水果点心之类的，然后找到个熟人，托他给黑子娘送去，临走时嘱咐一句：“就说是黑子托来的。”
关于黑子，黑子娘对我的回答是有所保留的，她的神色道明了一切，老人是不善做伪的。或许，人间种种，有些情感需要说出来，又有些情感，它只适合收藏，而最好的收藏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
翌日清早，我又站立在父亲的坟头。父亲归真两年了。在这个料峭的清晨，我与父亲就隔着几尺黄土，我却只能静静地站着，望着眼前隆起的土堆，呆立良久。旧城有句老话说：土隔人心。但这厚不及丈的黄土真能把两个世界的距离分割得如此决绝彻底吗？
坟头有几个小土坑，那是羊蹄踩过的，还有孩子们丢弃的石头瓦片，躬身拾掇一番，叹息一声，慢慢往回走。半途回过身来，看见坟边的积雪上散乱着一片新鲜的脚印，此外什么也没有。
2009年5月初稿
（原发《草原》2013年第八期）
江红坡上的麦麦菜
漂泊在外的时候，经常想起江红坡。
江红坡是一座山，较为清晰的记忆，大多都在秋季。秋天的江红坡几乎是一片金黄色，那些怒放在土坡塄坎上的各色野花基本都退场了。这个时候最好看的，是地里的庄稼。那金灿灿的一片，看着像一幅着色均匀的画，却又让人想起一炉火候老道的苞谷面烤馍。我站在地头，咽了咽口水。此时，风从身后掠过，麦浪从地头像潮水一样向前扑去，一波未尽一波又起，偶尔瞥见母亲的黑盖头在麦浪间隐约一闪，随即又被掩没。
萧瑟的秋风里，也有坚强的花。旧城人常说，洋芋开花赛牡丹。这个“赛”字，估计说的是冒风凌寒的坚强吧！那年母亲还能拿起镰刀，把一片片金黄的麦穗收割成捆。母亲的身后，就是一片洋芋地。满地的白花，又能看又能吃，确实比牡丹好。
母亲忽然接起话茬：“你们这辈人日子好。要是放在社教那会儿，就不会这么说了，花儿开得好、洋芋长的大有什么用？都吃不到嘴里。我们以前喜欢的，是地里的麦麦菜，很多人都是吃着它活下来的。”
那年母亲的记性还很好。话匣子打开以后，陈年旧事都可娓娓道来。说起“五八年”、“六零年”的时候，从语气中，我能听出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那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创伤。在那个极端的时代，很多人吃草根，吃树皮，但最终还是倒在了日日劳作的洋芋地头、麦子田边。时过境迁，到今天很多人对麦麦菜仍旧有着特殊的情感，可能比较复杂，绝非仅仅以此续命那么简单。
母亲说完，那种曾被我叫做“小草”的野菜浮上脑海。
大概1985年前后，父亲带着大哥进藏做生意，二哥在外求学，家里就剩我和母亲。那时我还小。夏天是农忙季节，母亲晨礼后便会唤我起床，然后背上背篼牵着我的手开始上江红坡。上山后母亲一头扎进地里干活，我就跑到隔壁的洋芋地里挖“小草”，也就是麦麦菜。
麦麦菜的长相很容易辨认。刚破土不久像麦芽，再大些叶子细细的像韭菜。个头长到五六寸时最鲜嫩，再长就长老了，长老后攀绕在麦秆上，一生与庄稼纠缠不清，给庄稼汉带来很大麻烦，全然没有鲜嫩时的可爱。
说是挖，其实是把菜叶掐下来，傍晚回家时，总能装上满满一背篼。
背回家的麦麦菜经过母亲的一番张罗，就变成了菜馍馍。菜馍馍的制作工序十分简单，把麦麦菜洗净切碎，撒上盐巴花椒拌上油用面皮包起来，然后放进锅里蒸，二十多分钟后，飘着清香的菜馍馍就出锅了。当时已改革开放六七年了，可人们的生活依旧十分匮乏，就连菜馍馍也不是随便就能吃到嘴里，不是麦麦菜稀缺，而是做一次菜馍馍需要的清油和调料耗费很大，很多家庭都舍不得将几天的用度一顿就给了了。
现在回想，菜馍馍的味道是任何美食都无法相比的。后来也尝试着做过，却怎么也做不出以前的那种滋味。似乎那味道与童年的时光是融在一起的，逝去了就再也追不回了。
那年父亲出门已经很久，也没有什么通讯的渠道，交通更是十分困难，从西藏到旧城，“解放”车大概要走一个月时间。父亲出门时留下的家用所剩无几，所以像辣椒、醋之类的调料就成了温饱以外的奢侈品。有天吃晚饭时，母亲把刚出锅的菜馍馍端到我眼前，桌子上却少了辣椒和醋，我嫌味道淡，使着性子不肯吃。母亲没办法，就给我讲了一个关于麦麦菜的故事。
母亲说她们年轻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没吃的，最厉害的时候饿死了不少人，也有一些人逃荒到外地去了，活得怎么样谁也不知道。有些人饿急了，就在深夜摸进大队里偷洋芋，可大多数都被抓住了。母亲说父亲没去过，比较安分。可即便安分，还是受到了监视。有一天，夜已经很深了，两个哥哥肚子饿，哭闹着不肯睡。幸好母亲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掐了一些麦麦菜。于是大半夜烧着麦草给他俩煮菜汤喝，可灶台生火不一会儿，大门就被人撞开了，接着又是队长又是书记的，一堆走进好几个人来，他们凶神恶煞地走到灶台边准备捉贼拿赃，可打开锅盖后，这些人全都傻眼了。大队长们悻然离开后，菜汤也煮好了。母亲取过两个粗瓷牛大碗，给两个哥哥每人舀了一碗没放一粒盐的清水菜叶，看着他们咕咚咕咚喝了下去，然后高高兴兴睡觉去了。
对几岁的儿童来说，这故事有些沉重。可意外的是，听母亲说完，我居然不闹了，拿起菜馍馍，一声不响就吃开了。这故事也就成了我童年中关于麦麦菜最为深刻的记忆了。之后的几年里，麦麦菜好像离开了我的生活，不知是淡忘还是其他原因，搜肠刮肚，再也找不出丝毫印象来。
一直到了1993年，麦麦菜又意外地出现在母亲的灶台边。那天我放学回家，刚进门就看到母亲正在淘洗一把麦麦菜，我高兴极了，感觉有种过节的味道。看着麦麦菜，就像看到一个阔别已久的老朋友。就在我欢呼雀跃时，却发现母亲的神色有些不对。她低头默默挑拣着麦麦菜，一句话也不说。这跟以往大不一样。换作平时，母亲看到我手舞足蹈的样子，总不免要笑话我两句，使唤我去洗手什么的。
那天她的情绪太反常了。
我走进堂屋，想问问父亲。父亲正坐在炕上，手里拿着两张信纸，久久看着窗外。他把信纸递过来说：“你二哥的信，你念一遍。”二哥在北京上学好几年了，每个假期都难得回家。这学期很快就结束了，父母亲非常期待这个暑假他能回家来过，但信里说他可能回来不了，说他很想家，很想二老，很想母亲做的菜馍馍。看到这里，我难过失望，差点哭出来，这已经是他连续不在家过的第三个假期了。
父亲给母亲念完信后，母亲一句话也没说，背起背篼就上了江红坡，回来时背着满满一筐麦麦菜。晚饭时桌上静悄悄的，我也不敢出声。当时我已经14岁了，很多事都能明白，知道父母心里难受，特别是母亲。那晚的菜馍馍二哥当然吃不到嘴里，可她还是做了出来，不知道是在安慰自己，还是安慰二哥。但我知道，那一个个热腾腾的菜馍馍里面，包裹的都是牵挂。也就在那天夜里，母亲突然从梦中哭醒。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出门了，他被母亲催促，到北京看望二哥去了。后来我一直问母亲，她那晚到底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母亲总是摇头不语。
日子一天天过去，这件事便成了我心里一个久久缠绕的谜团。与这个谜团一起封存内心的，还有那顿菜馍馍的味道，它跟小时候吃过的每一顿都不一样，那淡淡的清香里混杂着些许微苦。想了很久我才有些明白，母亲做菜馍馍的那个傍晚，心里是苦涩的。
1997年的春天，我也出门了。临走时，母亲站在大门口，一直看着我朝巷子外走去。那天清晨，距离忽然在我心里变得立体起来。背后不断传来母亲的叮嘱，我不时回头劝母亲进屋去，以往的时候没注意到，但在那一刻的回头中，我忽然发现，母亲真的老了。黑色的盖头已经掩盖不住露出鬓角的那几根如雪的发丝。大清早的天气很冷，巷子很深，每迈出一步便离母亲远了一分。我再次回头，看见母亲佝偻的身子在微微发抖，皱纹交错的嘴角时不时下撇着，她紧抿着嘴唇，在艰难的克制着什么。我顿时觉得，背后被一种巨大的力量拉扯着，前行很艰难，转身却很容易。走出巷子，我藏在一个拐角，偷偷看着母亲，她定定站在大门口，望着我走去的方向，很久都没有动一下。
时光如流水，一晃就过去十年。十年里，我在外地的时间总是多于在家的时间，刘克庄说“客里似家家似寄”，这情景与我十分贴切。独处异乡，一切回忆都淡了，唯有母亲每次送别时的面容和麦麦菜翠绿的细叶却不时地浮现于脑际，为我在某个黄昏的窗口，倍添乡愁。
在外地与朋友吃饭时，我总喜欢说，在我家乡的江红坡上，有一种很像小草的植物，我的母亲可以用它做出非常好吃的菜馍馍，那种味道是我吃到的任何美食都比不上的。朋友很好奇，问我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制作方法。我一时语塞，想了很久忽然有所意味，倘若有人再问，我会说：那菜馍馍是用母爱做成的。
近两年母亲年事渐长，身体日差，因为治病的缘故，我带着她离开老家，客居他乡已经很久了，每次和母亲坐在炕头聊天，都能感受到她浓浓的思乡之情。她念叨着老屋，念叨着亲戚，也念叨着江红坡上的洋芋地和麦麦菜。母亲回不了家，便嘱咐我回老家后，多走走亲戚，最好能爬上江红坡，掐些麦麦菜回来。我知道，江红坡上一草一木都与她熟悉认识，地里的每一寸土壤都有她的足迹，母亲把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都留在了那里。
我时常责备自己，总是忘记母亲的交代。每次离开老家快要回到她的身边时，才忽然记起她的叮嘱。重重敲一下脑袋，除了懊悔自责，已无办法。可幸运的是，每次回去，母亲除了询问亲戚们的近况外，对于麦麦菜一事似乎早就忘记了，从没跟我提过。开始觉得庆幸，可接连两三次都这样，我就明白了。母亲是怕我难怅，故意不提的。
今年夏天，我又回到了老家。临行前，母亲只交待我多走动亲戚，之外再没有其他叮嘱。望着母亲衰老的面容，我心里闪过一丝愧疚。回老家第二天就打算爬上江红坡掐些麦麦菜回来，可早上忽然接到朋友电话，说要聚聚，因是儿时好友，又因多年未见，就答应了。他把我带到了一家餐厅里，吃饭时服务员端上来的一碟菜让我眼前一亮，竟是麦麦菜。服务员报菜名时顺便介绍，麦麦菜是很少见的野菜，是纯绿色食品，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等等。我与朋友相视一笑，小时候在学校分享菜馍馍的情景一一浮现，顿觉时光易逝，人事变迁如一场梦。
回去后我把这事说给母亲听，惊愕半晌后，母亲拿着麦麦菜左看右看，怎么也看不出，一盘细细的菜叶子，竟能值上一袋白面的价钱。我带回去的是江红坡上的麦麦菜。我知道，唯有江红坡上的麦麦菜，才与母亲相识。
那天爬上江红坡的时候，太阳刚刚露出头来，山路的弯弯拐拐一点都没变，土塄坎也还是小时候的模样。走到自家的地头，看着素白的洋芋花和缠绕其间的麦麦菜，竟有些恍惚，下意识转头一看，母亲却不在身边。我长长出一口气，耳边仿佛有声音说，母亲老了，来不了了。
写于2010年秋
（原发《回族文学》2011年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