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关道》
《萧关道》
作者：胡成 著，理想国 出品
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6月
ISBN：9787222228351
西安府
骊山
凌晨四点半。
三年前，夏历九月二十七。
东侧天际，一弯赤金的残月。
正对渭南火车站的运业汽车站，发往临潼的头班车却在六点二十。
我在凌晨的渭南城游荡。
初冬的四点半，暗如午夜，再熟悉的城市，午夜的面貌都是陌生的，更何况一座原本陌生的城？
我随夜风在街道游荡，越来越冷—那轮残月越来越高，依然赤金。
直到五点半，三贤路的杜桥社区医院近旁，一排早餐店开始营业。菜夹馍店的老板，人行道上支起火炉，一锅土豆丝炒得游魂饥肠辘辘。
我却等不得他，踅进旁边一家油条店，一根油条，一枚茶叶蛋，一碗豆浆。
老板娘拈一根新炸的油条，按照关中的惯例，盛在盘中，铁剪铰作三四段上桌。老板略有驼背，守在保温大桶前灌装豆浆，为得外卖方便—附近遍布建筑工地，五点半已经陆续出工。五湖四海的口音，说着同样的油条、豆浆，或者店里还有的稀饭、胡辣汤。
夫妻俩六十岁左右，从东府大荔来到渭南，经营辛苦的早餐生意。
“三点就起床了。”老板娘幽幽地说。
她穿一双手工的布鞋，浮肿的脚背鼓起在鞋面与鞋襻之间。
回火车站的路途不再寒冷，却眼见得头班车与我在道路左右错身而过。
二班车停在汽车站前空地，司机人过中年，天命般发福，浸透日光的面皮如同雨后的黄土，头发也天命般向后退去，如同黄土塬畔稀疏的灌木野草。
问他几点发车，他不耐烦地回答：“没点儿，一直没点儿。”
后上车的女乘客说起，我才知道二班车的理论发车时间是六点五十，但“理论上”即意味着非理论，发车时间向来随心所欲。今天先是说七点，调度又通过对讲机发号施令改至七点十分。
女乘客要去中途某地上班，晚二十分钟发车一定会迟到，因此强烈反对调度的肆意延时。
“没办法，”司机表示自己无可奈何，“谁发工资谁说了算。”
然而延时不仅令乘客不满，也会让自己的营业时间大受影响，于是司机安抚兼发泄地又表达了对调度的不满。“这伙狗日的！”他冲着对讲机骂道，“这伙狗日的，上嘴唇碰下嘴唇，胡说哩！”
但是胡说的却发工资，于是二班车依然七点十分出发。
向西，向临潼，肃杀的阴天。
户部主事董醇（忱甫，1807～1892）由渭南向临潼，时在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九日（1849年12月22日），冬至。
一如今日的阴天。
一如今日过零口镇、新丰镇。
临潼对骊山之首，馆舍在山之腹，凡三进，有复道飞梁，花木蔚然，即唐华清宫故址，或曰故九龙殿也。左廊下有香汤，方石为池，长一丈，广三之二，窍石以吐水，汩汩然来，浩浩然去。廊之左为古温泉，有亭覆之，其广数倍于香汤。
九年前，道光庚子（1840），三十四岁的董醇春风得意，殿试二甲第十八名，赐进士出身，钦点主事，分部学习，签分户部。
道光二十九年（1849），陕甘总督布彦泰（1791～1880）告病开缺，时为固原州（今宁夏固原）丁忧知州徐采控其“赃私多款”。布彦泰具折辩称此乃“砌词禀讦挟制”，并“请派大臣审办”。道光皇帝因所控“均经指出案据姓名，必应确查根究，以成信谳”，于十月初五日（1849年11月19日）召见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祁寯藻（淳甫，1793～1866），“谕以改道甘肃，会同新任总督琦善查讯控案”。
之所以“改道”，是因祁寯藻三天前方才奉旨“驰赴四川查办事件”。而在得旨当日，祁寯藻即已函谕司员董醇，“今日奉旨，出差蜀中，敬烦台驾同行。比年鞅掌，深抱不安，贤者多劳，想不见弃也”。
董醇何敢见弃？唯有束装以从。
十月十二日（11月26日），自京师启行。
舟车劳顿，二十六天之后，“进临潼东北门，出南门，宿骊山下行馆”。
那夜阴沉，无有夜月。
庚子国难，勤王扈驾，朝廷重臣、前任云贵总督岑毓英（彦卿，1829～1889）之子岑春煊（西林，1861～1933），因功擢升陕西巡抚，再任山西巡抚，旋署四川总督，再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署理两广总督。
两广总督任上，岑春煊参劾属臣，杀伐果敢，以至得有“官屠”之名。广东首县南海县（今属广东佛山）知县裴景福（伯谦，1854～1924）“所至有能声，而贪酷亦称是”，且与岑春煊素有积怨，因此莅任总督履新方二日，即遭“檄司撤任”。七月，岑春煊急密电奏，参劾裴景福为广东首贪，贿赂历任督抚，且挟洋自重，应请革职追赃：
天下贪吏莫多于广东，而南海县知事裴某尤为贪吏之首。该令才足济贪，历任督抚或受其笼络，或贪其馈送，咸相倚重，又熟习洋务，每挟外交以自重。撤任后，臣到广西，有某领事向臣称道其长，意在请托。似此贪吏，若仅参劾，令其满载而归，尚不足蔽辜，应请革职，由臣提讯追赃。
光绪三十年三月初二日（1904年4月17日），“贪吏之首”逃往澳门。岑春煊派兵轮向澳门总督力索，裴景福无奈自首，六月二十三日（8月4日）遣返系狱。三十一年（1905）正月，岑春煊复奏裴景福逃澳之恶，并请旨将其“发往新疆充当苦差，永不释回，以儆官邪而纾民愤”。
得旨：“著照所请”。
三月二十七日（5月1日），裴景福由广州起解，一百五十六天之后，九月初六日（10月4日）：
入临潼东门，宿行馆，即唐华清宫故址，温泉宫、长生殿、集灵台，皆其地也。温泉初出为两大池，再由地中引至各屋，成数小池，有曰“贵妃池”者，相传即华清赐浴故处。
时隔五十六载，裴景福亦如董醇投宿骊山行馆。
骊山行馆，唐华清宫故址，一千年前，明皇的贵妃曾在此地“温泉水滑洗凝脂”。光绪十六年（1890）续修的临潼县志，也将行馆记在《建置》之《温泉》条下：
温泉，在县治南里许，旧有驿馆若干间，为冠盖往来游憩之区，司斯土者随时修葺，均仍旧观。光绪丁丑、戊寅间，岁大饥，道殣相望。邑令沈公饬各户捐钱改作，凡亭台榭，外观备极华丽，锡嘉名曰“环园”。旁署“乐善亭”，索能文者为碑记。越年，亭无故倾圮。
贪吏之首栖止的环园，是在二十七年前由时任临潼县知县沈家桢重建。重建之时，正值光绪三（丁丑，1877年）、四年（戊寅，1878年）饿殍千万人相食、二百余载未有的“丁戊奇荒”。关中“道殣相望”，环园却修得“备极华丽”，华丽之中，又是多少临潼百姓的饥馁与性命？
时间可以抚平创伤，如果量化，一百年足可以淡忘“人相食”—甚至无须百年。丁戊奇荒过去一百四十二载，“道殣相望”只是淡漠且生僻的汉字，不能给观者带来任何伤痛。所以环园丁戊奇荒重建的背景不再重要，临潼本地的文史资料《临潼碑石》也只简单以至今仍存华清池的《乐善亭碑记》概括按语：“沈家桢由三水（今陕西旬邑）调任临潼县知县，设局赈灾，官民共度饥荒。是年天降甘霖，旱象解除，秋收丰盈，故以工代赈，重修衙门，浚沟拓路，在华清宫故址上修建园林，取名‘环园’，并树‘乐善亭碑’以记其事。”
俨然体恤民瘼、实心任事的循吏。
县志编纂，历任官长，为尊者讳，多会曲笔隐恶。然而光绪十六年刻本《临潼县续志》述及环园，仿佛信笔的丁戊奇荒，却是微言大义。另种光绪二十一年（1895）抄本《临潼县续志》，同为邑举人杨彦修编纂，行文颇不相同，《建置》之《温泉》记作：
温泉，在县治南门外里许，旧有驿馆。光绪丁丑、戊寅间岁大饥，沈令君饬集资重为修葺。亭馆台榭，焕然一新，名曰“环园”。旁署“乐善亭”，立有碑记。初拟以工代赈，继以工巨用繁，邑士啧有烦言矣。
“初拟以工代赈，继以工巨用繁，邑士啧有烦言”，已是不能掩饰的斥责与批评。杨彦修与其他县志编纂者伤痛犹新，也稔知各种贪吏的巧立名目，自然洞悉所谓“以工代赈”不过是敛财的借口。
沈家桢，浙江会稽人。三年由例任县事，以事去。
侥幸沈公“以事去”。
何事去？实录无须春秋笔法，光绪九年十月癸丑（1883年11月5日），上谕明白直截：
前临潼县知县沈家桢，历任繁剧，贪秽营私。……著一并革职，以儆官邪。
事过二十二载，遣戍“以儆官邪”的裴景福落脚在革职“以儆官邪”的沈家桢重修的环园，二十二年之间，又有多少革职遣戍，又有多少以儆官邪？
哪里儆得住？多少官邪往来如缕、不绝于道。
裴景福来时，秋日晴朗。
将昏，骊山顶上，一弯新月，娟娟窥人。
入夜，月循山髻，逡巡而下。
二更，坠至山腰，忽为岚影遮蔽半弦，而清光依然熠熠。
当日翠华莅止，殿阁被山，不知更作何清艳，照尽繁华，耐尽凄冷，固同是一月也。
照尽繁华，照尽南海县新任知县的鲜衣怒马；
耐尽凄冷，耐尽南海县旧任知县的露宿餐风。
确是同一弯新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