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陈词滥调一战》
《与陈词滥调一战》
作者:〔英〕马丁·艾米斯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4月
ISBN：9787020185696
前言
盛韵 译
当我在脑海中得意扬扬地计划这本书时，一直想加一个美美的小章节，就叫《文学与社会》，然后把我写过的文学与社会的文章（我写过F.R.利维斯、莱昂内尔•特里林，还有不那么出名的人物比如伊恩•罗宾逊和丹尼斯•多诺霍）都收进去。“文学与社会”在一段时间里人人谈论，甚至有了专属缩写：Lit & Soc。我依稀记得“文与社”曾经是我的长期兴趣所在。但当我翻阅厚厚的手稿，只找到了几篇文章，而且全是七十年代初写的（那时我才二十出头）。重读之后，我又考虑是不是该把我这美美的小章节叫作《文学与社会：逝去的争鸣》。然后我决定最好让我的论点也逝去。这些文章都太急切、自负了，还很沉闷。不过起决定作用的，是“文与社”已经死透透了，现在连文学评论都不见了。
那个时代在今天看来已经遥远得面目模糊。我曾经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打过工，当时就感觉到了差异，我去开编前会（好像是帮忙准备一期文学与社会专刊）时留着及肩长发，穿着花衬衣和三色高筒靴（不过被我裤子的喇叭形裤脚完美遮住了）。我的私生活算中产波希米亚——就算不是直白的放荡，也是嬉皮风加上享乐主义；但只要一涉及文学评论，我就非常有道德。我无时无刻不在读评论，在浴缸里读，在地铁上读；我总是把埃德蒙•威尔逊或威廉•燕卜苏放在手边。我对这事儿很严肃，当时的人都这样。我们探讨文学批评总是流连忘返。我们坐在酒吧、咖啡馆里谈W.K.维姆萨特和G.威尔逊•奈特，谈理查德•霍加特和诺思罗普•弗菜，谈理查德•波利尔、托尼•坦纳和乔治•斯坦纳①。大概就是在这么一个场合，我的朋友兼同事克菜夫•詹姆斯首次形成了他的重要观点——文学评论对文学来说并非必要，但文学和评论两者对文明来说都不可或缺。人人都同意这说法。我们觉得文学是内核，文学评论探索其重要性并将之普及化，在文学周围制造一种空间，从而进一步提升它。应该加一句，七十年代初有两种文化的大讨论：艺术对阵科学（或者说F.R.利维斯对阵C.P.斯诺）。也许这一文化时刻最美妙的是艺术似乎占了上风。
文学史家将之称为批评时代。姑且说它始于1948年吧，那一年艾略特出版了《关于文化定义的几点说明》，利维斯出版了《伟大的传统》。何时终结的呢？野兽派的回答是一个四字母的词：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六十年代你只要十先令就能凑合一个礼拜，在别人家地板上借宿，靠朋友施舍，“唱歌换晚饭”。然后突然间，一张公交车票就要十先令了。油价高涨，先通胀后滞胀，文学评论立刻成了有闲阶级庸俗廉价的玩物之一，我们得学着没有它也能过。反正我就这么觉得。但现在回头看，文学评论一早就注定在劫难逃。不管旁人是否看得明白，它的基础是阶层和等级，它只关乎有才的精英。当民主化的各种力量齐齐助推，任他高楼大厦也会化成商粉。
那各种力量在我们的文化中强势无敌，继续推啊推。它们现在撞上了天然屏障。诚然，有些避难所被证明是可以冲垮的。你没有才华就可以变富（买个彩票说不定就能中个长久没人领奖而积累的大彩），你没有才华也可以出名（放下身段去上电视综艺节目——那种书呆子看的冷门知识竞赛，这可比杀死一个名人继承其光环的老法子要好多了），但你没有才华是没法当才子的。所以，才华必须滚蛋。
现在文学评论几乎完全被限制在学院里，靠用行动反对经典来反对才华。好好研究华兹华斯的诗歌在学院里可不能保证晋升，但研究他的政治立场就可以——比如他对穷人的态度或是他对拿破仑的下意识“评价”，要是你能彻底忽略华兹华斯，而去研究他同时代的那些被（公正地）遗忘的人物就能升得更快些，所有这些都让经典被静悄悄地、一步步地蚕食了。只要打开互联网你就会发现，在这行当的另一个极端，人人都成了文学评论家，至少也是个书评人吧。民主化造成了一种不可让与的增益：情感的平等化。我记得戈尔•维达尔之前就说过这话，没有嘲笑，而是带着生动的怀疑。他说，现如今，没有谁的感情比其他人更真，所以也没有谁的感情比其他人更重要。这是一种新的信条、新的特权。这种特权在当下书评写作中比比皆是，不论在网上还是文学杂志上。书评人镇定地翻开一本新小说或是无名之辈的新诗集，心存戒备地慢慢进入小说的节奏，然后看自己会受哪种刺激，是舒服的还是不舒服的。这一接触的结果会形成书评的素材，完全不用提小说背后的东西。我恐怕，小说背后的那个东西就是才华，还有经典和我们称之为文学的知识体。
可能有些读者会产生一种印象，觉得我在惋惜事情的走向。并不是。只有闲到蛋疼的人才会惋惜当下，惋惜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论你喜欢与否，现实是无可避免的。我已经七十多了，经常荒唐得可笑，还有属于我们的种种“谬误”和我们的七型（对利维斯的围攻实在荒谬，他最尴尬的难道不是把 D.H.劳伦斯当成清醒的楷模吗）。情感的平等主义则比较难攻击。某种意义上我也尊重它，但它总有种虚幻的苍白之色。它是乌托邦，也就是说现实无法去支撑它。不过，这些“感受”也很少是纯粹的，它们总是掺杂着群体意见和社会焦虑、虚荣、斤斤计较，以及一切使人为人的东西。
文学的历史性弱点之一，就是它作为研究对象，从来不够难。对那些被压垮的书评人和文学批评家可能是头一回听到，但千真万确。于是有了种种提升它、将之复杂化、系统化的尝试。与文学互动很容易，人人都能参与，因为词语（不像调色板和钢琴）过着双重生活：我们都会说话。于是不出所料，个体感性强势介入，同样不意外的是，文学比化学或古希腊研究更迅速地滚进了民主化大潮。但从长远看，文学会拒绝平均化，回归等级制。这不是什么纯文学作家的清高决定，而是时间的判决，时间会把能传世的文学和不能传世的区分开。
让我再来一个扩展明喻。文学是一个大花园，二十四小时向所有人开放。谁来打理它呢？哔叽工装被汗水浸透的老导游、森林学家、看大门的、停车场看守，这些人如今都不见了；如果你今天看到一个官员或职业人士，他们多半穿着实验室白大褂愁眉苦脸，来铲平一片森林或削平一座山峰。闲逛的公众总是一惊一乍，或抱怨或讥笑，一人一个意见。他们投喂小动物，踩在草坪上，踏进花坛里。但花园从不叫苦，它当然是伊甸园，永不堕落，无需打理。
我想提醒本书的读者注意每篇文章末尾的发表日期，它们跨越了三十年的时光。随着时间推移，人会变得更放松、自信，也肯定会更友善（至少看上去是）——只要避开你不喜欢的东西就行了。喜欢羞辱别人是一种年轻人的腐败权力。当你意识到别人那么努力、那么介意、那么记仇（安格斯•威尔逊和威廉•巴勒斯哺育了我到死也改不了的吹毛求疵，肯定还有其他人至死不渝），就没有那么起劲了。不可否认，有些评论家到了中年依旧喜欢羞辱人，我经常好奇为何此种现象看上去如此不体面。现在我知道了，那是羊肉打扮成羊羔肉—装嫩。我还惊讶于自己为何要对那些试图影响我的作家（可能是我想多了）痛下狠手，比如罗斯、梅勒、巴拉德。
读者还需要注意引文。引文是书评人的唯一铁证，或者说半铁证。没有引文，评论就是在商店里排队时的自言自语。对文学评论的帝国主义者（尤其是瑞恰慈）而言，苦于没有区分杰作和次杰作的工具。地表最孔武有力的文学评论家也没有设备能判定这行诗：
那泪水通常抵达不了的最深处的思绪
(Thoughts that do often lie too deep for tears)
要好过：
一刹那间我瞥见一丛丛
(When all at once I saw a crowd)
——如果真要这么做，评论家就得说前一句包含了一个附加强调的“do”来支持诗律。反正引文就是我们所有的证据。说得理想化一些，所有写作都是反对陈词滥调的运动，不光反对文字的陈词滥调，也反对头脑和心灵的陈腐。我通常会引用陈词滥调作为批判的样本，也会引用与之相反的清新、有活力、值得回味的文字去赞美。
2000年10月于伦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