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反景观化”的“想象共同体”——关于东北的非虚构写作
在东北全面振兴和“东北文艺复兴”的时代文化语境下，众多优秀的作家倾注了自我情感集中书写东北。以双雪涛、班宇、郑执为代表的“铁西三剑客”的小说创作以各自的方式参与了“东北文艺复兴”的进程。值得重视的是，还有一批作者以自己的真实经历和生活观察为对象，以非虚构的姿态创作出一批有别于上述内容的有关东北的作品，如贾行家的《尘土》、孙且的《有一个地方叫“偏脸子”》、张瑞的《圣地工人村》、小杜的《人间漂流》、梅英东（1）的《东北游记》、伊险峰和杨樱的《张医生与王医生》等。这些非虚构作品在文化传播、思想价值和审美表达层面都呈现出共同性：对抗大众刻板印象的“反景观化”、构建新的“想象共同体”诉求、富有真实地域风格的审美语言。关于东北的非虚构写作呈现出有别于一般东北书写的独特之处，它以真实为根基，为大众认知东北提供了新的路径，丰富了东北主题的文艺创作。
一
现实主义关怀和“反景观化”书写
从大众文化传播的发展历程来看，东北一直都是重要的消费对象，长久以来各类包含东北元素的文艺作品，给大众呈现出的是一种相对刻板化与模式化的“东北”。进入21世纪后，“新东北作家群”的作品逐渐受到读者的青睐。然而，他们的写作某种意义上依然附和着前人所构筑的东北“景观”。
“景观”是法国思想家德波新社会批判理论的关键词，指的是“一种被展现出来的可视的客观景色、景象，也指一种主体性的、有意识的表演和作秀”（2）。德波认为一旦某种事物或文化思潮形成“景观”，便成为权力话语统治的工具，固化成意识形态属性的消费品。借用“景观”概念来表述过往的东北文艺创作，意指通过蓄意的方法制造出并非真实的东北以迎合市场受众，进而导致被书写、被表现的东北，呈现出刻板化与模式化特征。德波认为“景观并非一个图像集合，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通过图像的中介而建立的关系”（3）。当今媒介传播的丰富性已大大超越德波所处的时代，但其批判理论仍然适用，“图像集合”这一范畴也随时代变化而拓展延伸成符号。在符号和影像主宰的时代，“超现实替代了真正的真实而成为真实所在”（4）。长期同质化的东北叙事使“景观化”的东北被制造出来，人们在这种权力话语中，将对东北的认知固化：钢铁、锈迹、衰败、暴力、死亡、穷困、愚昧、寒冷、自嘲、搞笑、无知、鲁莽……这些东北书写使人们易于接受非现实的、被建构的“景观”。尤其是各类文本塑造出明显的“扁形人物”（5），都促使受众对东北“景观”形成稳定的误解。事实上，不仅东北被“景观化”，甚至东北叙事本身也呈现出“景观化”倾向：人们会轻易地认为关于东北的影视、文学新作，依旧是《马大帅》《白日焰火》《钢的琴》《平原上的摩西》《冬泳》《仙症》《漫长的季节》中东北的延续，依旧是衰败冰冷的钢厂或其他国企，依旧是残酷卑微的下岗工人和陈年未解的凶杀案。
打破人们对东北模式化偏见的“反景观化”实践是东北非虚构写作的重要特点。非虚构作者们立足自身经验，以亲历亲见和调查走访为主要取材方式，同时融入创作主体的情感体验与价值观念，结合对历史与现实的高度尊重，践行了非虚构创作“事真、情真、理真的有机统一”（6），进而完成以主观真实和客观真实相融合，杜绝凭空臆想与先验虚构的东北写作。
《尘土》收集了贾行家网络专栏的文章，将30余篇文章分为“人”“世”“游”三部分：“人”描写祖辈、父母、朋友、邻居的命运；“世”陈述作者所经历与所思考的事情；“游”则描绘了时代背景下东北的失落。作者目睹了东北乡土与城市的变迁，讲述涉身其中的人与往事，“我”的在场表明了内容的主观真实性，非宏观主题的叙事打破了以“冲突感”为核心的常规东北书写。看似虚无主义者的贾行家实际上有着深沉的历史情怀，和很多非虚构作者一样，渴望为“不能言说”的故人树碑立传，正如作者在作品中借谈信仰所表达的：“在乱世里不甘沉沦，苦熬中仍有坚持和盼望，才守住看似风平浪静的福祚。”（7）
孙且的《有一个地方叫“偏脸子”》中60个章节各自独立成篇。作品通过“偏脸子”这一缩影关注哈尔滨历史，展示了街道建筑、城市变迁、市井人物、民间风物，呈现了哈尔滨作为“没有城墙的城市”的强大包容性，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在“偏脸子”融为一体又彼此对抗，野蛮生长的无序恰恰反映的是人情社会的自然有序。“就是这样表面看起来龌龊的人群也有他们伟大的品格，他们以一种无声的语言在一个扭曲的时代抗衡邪恶、播撒自己耀眼的光辉！”（8）作品描写了哈尔滨真实的历史景物：安字片、板障子街、小教堂、卡马裆街、顾乡屯等，作品中更有指挥家尹升山、艺术家李默然、作家王阿成等真实的东北籍人物。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以充满俄罗斯异域风情的哈尔滨作为书写对象，孙且笔下也不乏对俄国侨民的描写，如《巴扬》一篇记述了喜欢弹奏手风琴的“老毛子”老库头，《二毛子》表达了对曾经在“偏脸子”教小孩滑冰的俄罗斯混血后代保罗的怀念。总之，贯穿文本的是人们的爱与恨、生与死、苟活与挣扎，作品以忧伤的情绪诉说着东北一个时代的沧桑与哀愁，充满对过去人情社会的怀恋。
如果说贾行家通过以土地为根本的传统农村社会变迁，透视中国农村改革得失、城乡二元对立的弊端与千年农耕文明的现代化进程；那么，孙且则在看似缅怀“美好的旧时光”的同时，对那一时代城市人的愚昧混沌做出平和的批判，为衰退的市井生活和人间烟火气感到惋惜。他们的非虚构作品几乎没有故事的散文化书写，同既往“强冲突”的东北表达有极大不同，没有植入到宏大社会语境的虚构故事，也没有错综的人物关系与反转。他们以“自我”为中心，只写“我”看到、知道的，不为迎合大众猎奇心理而杜撰虚构，表现出现实主义关怀和“反景观化”思考，进而在文艺大众化进程中表现出独特的价值。
贾行家、孙且是以土生土长的东北人的视角写东北，美国人梅英东则是以跨文化视角看东北。他沉潜在妻子的故乡吉林省吉林市荒地村，以该村庄为基点完成对东北的游历和观察，结合走访听闻与史志材料，以“荒地村农业的过去、现在、未来”和“东北满洲历史”为两条并行的主线，完成对东北的历史与现实书写。作者在开篇写道：“东北尽管在地缘上不再炙手可热，但却依然是一片独树一帜的土地。”（9）寥寥数语，表明了作者关注东北的意图，也表达了对曾经无限荣耀，而今却落入边缘而显困顿黯淡的东北的惋惜，以及进行历史复现与价值挖掘的努力。梅英东以“局外人”的跨文化眼光打量被遗忘的东北农村，见证了人们的生活图景和中国农业体制改革，见证了当地农民的文化传承与城镇化进程中的守与变。他游走在吉林与黑龙江各地，试图打捞起现实与历史的勾连，“柳条边”“四家房”和各类大小博物馆所背负的是日本“拓荒团”、俄罗斯流民、伪满洲国的久远故事。作者表示：“我相信所实践的那种参与观察式的非虚构写作会引出一个真相，这就是写作的真理。”（10）在《东北游记》的结尾，有64页之多的注释和参考资料，表明了作者对真实的格外重视。正如作家冯骥才所言：“真实是至高无上的，事实胜于任何虚构。……非虚构的力量就是生活的力量。”（11）各种史志、文献、著作的运用，加上作者在双线叙事中“我”的当下生活这条线所呈现出的东北农村风貌，一个全新视角下更复杂有趣的东北跃然纸上。梅英东久居并热爱东北这片土地，观照着东北农村的历史和现在。他的非虚构写作，不仅为西方读者了解东北甚至中国提供了路径，也为中国读者全方位审视东北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文本。
相比之下，《张医生与王医生》是作为媒体人的杨樱和伊险峰典型的中国非虚构写作，强调议程设置和作者的介入性，重视田野调查和材料的使用。作者表示：“我们其实就是想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经历了什么？我们做了什么？……后者是真正的问题，这潮流这舞台这浩大的四十年，我们不是潮流制造者，而是潮流本身。”（12）他们利用访谈实录、资料引文、故纸旧报等素材，拼凑成具有纪实艺术美感的文本，融合了新闻传播学、社会学、历史学的方法展开调查走访，最终表达出一种几近绝对真实的东北。《张医生与王医生》用记录的方式追踪了两位与中国改革开放同龄医生的生活，以此折射东北在转折年代的社会图景，并描绘了社会转型期间平民阶层的跃迁史。两位作者认为：“《张医生与王医生》是我们自己的一次实践，它验证了……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你的写作对象，只要他身处这个社会／历史之中，他与外界的任何互动都可以成为我们所观察所研究的对象。”（13）
非虚构写作不只证明了“什么都可以写”，还证实了“什么人都可以写”。张瑞《圣地工人村》中的文章肇始于微信公众号，由中共沈阳市委党校一教授转发后被沈阳出版社编辑看到，并促成了原本属于“个人化写作”的文章结集成书。之所以要写工人村，张瑞认为：“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工人村如同我的标签，刻在我的骨子里，我觉得我有一种使命和责任，把工人村的事记录下来,告诉给后人。”（14）张瑞对工人村的书写，让人们有机会管窥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的工业发展和工人生活面貌，具有切实的史学价值。留学并定居美国的小杜参加“网易人间”非虚构专栏写作，其作品最终成书出版。《人间漂流》的上篇“失落东北”以具有普遍性的童年记忆讲述东北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小县城的生活场景，红白机、卖豆腐、人民影院等同时期在东北乃至整个中国都是符号的内容，在作者笔下代表的是成长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淘汰缺憾”，即新的事物蜂拥而至，而人们尚未准备好告别旧的事物所产生的遗憾与失落。小杜的童年生活书写是对“工业”“改革”“下岗”等社会标志叙事与史学叙事的有效补充。
作为全媒体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全员参与、全员书写恰恰标志着文艺创作权力时代的结束，而多元化正是打破一元论或二元对立最有效的途径，这些“反景观化”的非虚构写作，给固化的东北想象赋予多种内涵，依托真实让人们阅读和了解东北。可以说，“景观化”的东北表达吸引了受众对东北的关注，而“反景观化”的东北书写则赓续了东北文艺的内核，将东北叙事从模式化与偏见化中解脱出来，这既是历史现实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越发难以满足于虚构想象，追求多样化消费的大众文化需求的必然选择。
二
“想象共同体”重构与民族文化反思
关于东北的非虚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东北的固化书写，使当下和未来的东北叙事有了更广阔的空间。究其根本，“反景观化”的目的不仅是“破”，更在于“立”。“破”的是刻板偏见的叙事，也是旧的“想象共同体”；“立”的是多元化的书写，更是对新的“想象共同体”的构建。东北作为新中国最早解放和工业化、城镇化程度最高的区域，在几十年间经历的发展、辉煌、转型，具有很强的先锋性，也承担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任务。较早关注东北主题写作的王德威指出：“‘东北学’里的东北从地缘坐标的指认开始，却必须诉诸‘感觉结构’的描绘与解析。……东北不只是地理区域的代名词，而有了群体文化的象征性，也引导我们省思其中的政治和伦理、心理动机。”（15）东北之所以成为热点，一方面与当下文化景观中东北元素的频繁出现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东北一直指认着国人的“民族情绪”。东北文化随着东北人的迁徙而遍布全国，乃至世界，离开故乡的东北人无论承认与否，内心都会对东北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情感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东北的历史记忆越发变成一种“想象共同体”，人们需要在一种文化认同中确立自己曾经存在的意义，或者确认自己“离开”东北的价值。“想象共同体”“不是虚构的共同体，不是政客操纵人民的幻影，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的建构”（16）。可以说，“想象共同体”是社会急速发展变化过程中，人们思想与心理未能与现实变化及时同步而产生的“集体性怀旧”与“集体无意识”。
20世纪90年代的东北，“下岗潮”使原本稳定的社会结构、阶层划分被打破。一部分人或是在浪潮中“下海”实现阶层跃升，或是依靠知识改变命运，成为远离东北的东北人；另一部分人或是因循守旧于集体经济按部就班的生活，或是被体制淘汰成为社会边缘人。这一阶段以春晚小品和影视剧为代表的东北文艺，充分展示了东北的社会矛盾，也让曾经“同质”的东北人在“想象共同体”中共同指认过去的东北。无论是《牛大叔提干》《红高粱模特队》，还是《马大帅》《刘老根》，都用错位的荒诞感讲述一部分东北人跟不上现代化步子的故事，这是“小人物”怀揣着“大梦想”却在现实中处处碰壁的喜剧故事，这些人物在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下，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每个人自身或周围都存在的案例。这一时期东北文艺的功能之一，是“让参加贺岁仪式的个人暂时忘记现实中的分化与区隔，想象性地体验同质时间的快感”（17）。应该说，21世纪到来前，东北改革所造成的新的阶层分化尚未固化，进程中的一代仍无法摆脱“共同体”的东北所带来的心灵冲击。这一时期的“想象共同体”对东北文化传播和文艺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打造的东北，城市是围绕工人阶层组织和建设的，社会分工是围绕工厂和单位完成的。当工厂的存在弱化，甚至消失，人们长期赖以生存的社会依托和背景随即不再，“想象共同体”的现实基础自然瓦解。在进入21世纪后，东北小品的影响力逐渐式微，多样化的中国叙事逐步崛起，这样的变化证实了随着改革不断深入，进程中的一代逐步完成新的阶层分化，而差异化的“子一代”并没有共同的“东北记忆”作为消费基础，“想象共同体”的心理基础也走向解体。
然而，东北并未因此消失在大众文化视野里，而是跟随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脚步，借助全媒体时代的传播特质，慢慢寻得更丰富的表达形式和叙述内核。2010年后，结合了现代主义创作技法的“新东北文艺”创作崭露头角，双雪涛、班宇、郑执的小说直接引发了“新东北作家群”的文学热潮。紧随其后，非虚构写作引发新一轮东北叙事热潮。包含电视剧、电视综艺、网络综艺、音乐选秀综艺在内的多种文艺形态，与上述东北叙事共同承担起新的东北“想象共同体”的构建。新的“想象共同体”并非与过去的“想象共同体”对立，也不是全新的颠覆或创新，而是基于新的时代特点，在旧的“想象共同体”的文化基础上重构。关于东北，旧的共时性集体记忆分解消散，人们转而从更深远的历史与更真实的现实中寻找共鸣。东北也以其在中国现代化脉络中的独特性重新引发关注。由此也推动东北书写以多样性和跨界性实现“东北性”向“民族性”的迈进，更加贴近时代需求，推动新的“想象共同体”逐渐形成。
东北的非虚构写作注重跨界性和多样性，作者身份跨领域、传播手段跨学科、创作手法跨文体等，无不体现了与全媒体时代相耦合的特征。这种耦合实现了新的“想象共同体”的普及深入，带领受众进入更为复杂和立体的“东北宇宙”，乃至现代中国。贾行家组过乐队，在互联网写作出道，参与了关于“东北文艺复兴”“喜剧脱口秀”等主题的访谈综艺，主持了“得到”App上的音频栏目《文化参考》，参加过网站“一席”组织的演讲等；美国人梅英东不仅书写东北，还旅居书写过北京和四川，在欧洲大学任职讲授创意写作；写作《张医生与王医生》的伊险峰、杨樱主业是财经媒体记者，创办过《第一财经周刊》《好奇心日报》；旅居美国的小杜并非专业作家，其利用门户网站的非虚构写作专栏实现跨界。作者们身份的跨界，实际上是全媒体时代中国社会文化多元化的缩影。身份的转换，让他们能够以多种形式参加各种文化活动，增加曝光率，也更能适应全媒体时代“碎片化”阅读与观看的需求。他们的跨界是新的东北“想象共同体”的建构因子，为关注东北的受众呈现出更加真实和艺术化的东北。
关于东北的非虚构创作，是深深依托在中国社会文化变革的时间线中的：《有一个地方叫“偏脸子”》对哈尔滨开埠至20世纪70年代的跳跃性叙述，《张医生与王医生》讲述沈阳光复到21世纪几代人的选择与奋斗；《圣地工人村》再现沈阳1952年工人村施工到2014年工人村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期间的繁荣与萧条；《人间漂流》表达东北“80后”一代在飞速发展的社会语境中独特的童年记忆；《东北游记》评估东北文化历史和中国农业社会变革。这些关于东北的非虚构写作无不叙述着个体作为社会发展中的因子所经历的变革之痛，以及高速的社会变革造成的故土家园的失落、精神信仰的迷失与遥望原乡的伤怀,从场景设置到语言风格，再到人物个性，这些作品不仅体现了常规东北特质，更具备典型的东北性，即表达了一种文化精神。东北的文化精神是什么呢？如果从“景观化”时期的文艺作品来看，似乎是欠缺理性和民主精神，是僵化的计划经济思维和盲从精神，这显然是一种片面化的误读，是“景观化”时期作品内涵的单一性与虚构性所造成的错位接受，最终导致“东北文艺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被过度消费、被娱乐、被庸俗化的现象”（18）。实际上，东北作为中国最具认同感的区域，之所以不断被大众文化消费，是因为东北人与生俱来的坚忍豁达和豪爽乐观，是因为东北在中国历史中长期处于中原文化之外，缺少中原地区千年传统文化的熏染，但在近百年的“闯关东”及革命斗争和建设史中，形成了自身独有的文化精神：“闯关东”时期团结互助的帮扶精神，抗日战争时期奋勇杀敌的无畏精神，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等等。在《有一个地方叫“偏脸子”》《圣地工人村》《东北游记》中，东北的文化精神得到充分描绘，这类非虚构写作比任何一种文艺形式都要真切地引起人们的共情，因为，东北文化精神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分支与缩影。
关于东北的非虚构写作对“想象共同体”的重构，根植在中国本土文化背景下，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特征。东北非虚构写作者们或生于东北或久居于东北，或在洪流中离开东北或回归东北，都以切身经验为切入点。这种“把自己作为方法”的方法，其真实意义是“个人经验的问题化”，可以更好地体现问题的“公共性”（19）。作为“想象共同体”视域下的东北非虚构写作，无论是叙述城市还是农村，都在指涉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体现出强烈的文化使命感。无论是书写日本侵占时期的伪满洲国，还是市井一隅的哈尔滨“偏脸子”，无论是沈阳的工人村，还是吉林的荒地村，无论是东北“80后”的成长心灵史，还是阶层跃迁的工人后代回忆录，都共同指向“中国”这一既具体又抽象的名词。正如有人所说，此中的东北已不仅仅是东北人的东北，更是当代中国的东北。东北非虚构写作在“想象共同体”的重构历程中贡献着力量，一方面以个体命运的沉浮勾连时代发展与转折，让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读者都能体会历史与现实的厚重；另一方面以史料和素材为根本，依托个人化叙事表达大国小民的家国情怀。阅读这些非虚构作品，读者可以进入新的“想象共同体”，不是依靠消费“共同的过去”获得暂时性的心理慰藉和贺岁狂欢，而是在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叙述中寻求想象性认同，在中国社会分化已相对固化的阶段，在面对新的未知的社会变革时，能够形成强大的信任合力，以民族归属感和自豪感应对来自各方话语权力的影响。从这一角度看，关于东北的非虚构写作，与全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要求是相互推进和影响的。新的“想象共同体”的构建诉求，既是东北写作与东北叙事的时代性演进，也是中国新时代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
富有地域特色的语言与充满张力的叙事
实现对过去东北书写刻板印象的抵制、构建新的“想象共同体”，一方面是社会发展与文艺创作深化的必然，另一方面依靠的是东北非虚构写作独具特色的审美表达。关于东北的非虚构写作之所以被文化消费市场认可，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写实的地域化语言风格，既不同于影视小品中夸张变形的舞台化语言，又有别于文学化处置后的功能性语言，而是表征着东北区域人文性格的写实的日常生活语言。从地域文化生产的角度看，东北的方言土语、人文性格的确更具戏剧性，故而成为文艺创作的重要素材来源。作为文艺语言的东北方言有着其他地域语言所少见的“谐谑感”。这种诙谐与戏谑，一方面表现为极具生活表现力和对话感，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对苦痛创伤的自嘲和讽刺，体现出东北性格中乐观的一面。例如，贾行家在回忆母亲的死时写道：
她病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垂危持续了四五十日，这让她有时间对身后的每件事作出安排，直到她的同事送了份感人的悼词来，请她看是否满意，她望着那昔日的小伙子苦笑：“你觉得我坚强，也不该给我看这个啊。”（20）
写因积疾不能正常生活的李晚黎：
我见过一次他被抢救的样子，他的脸呈现出一种死人的灰色，他爸木然而麻利地把氧气插到他的鼻子里，在他身上动了一些我看不懂的手脚。半个小时以后，他又重新坐起来和我闲聊。（21）
用如此调侃的笔墨描写亲朋的病亡故事，是东北性格中典型的“苦中作乐”，也让悲剧意蕴凝聚在喜剧性语言中，给人以独特的审美体验。在孙且的《有一个地方叫“偏脸子”》中，作者用地方话语塑造了诸多作者生活经历中的真实人物。他写井老婆子时永远是“我家对面屋的”，这个人“在偏脸子有很多个身份，神匠，巫医，媒婆，白事主持，说瞎话的。她的话，人们的耳朵要择着去听”（22）。写“盲流”二狗时说：
有一个缺了小手指头的彪形大汉，还友善地送给二狗一把漂亮的水果刀。二狗经常拿出来向我们显摆，大家以为他终究会成为一个赫赫有名的杀人犯。可很久以后，二狗跟别人打架，掏出这把水果刀，却被对方夺下来，将他攮死了。这很让我们，他小时候的耍伴儿，感到无比的失望。（23）
写傻大华时这样描述：
傻大华转到安宁街的小市场活动，手里的零钱大不如从前，她在八杂市最辉煌的时候，两个手各举着一支大串的糖葫芦。（24）
这些语句使每一个人物都鲜活和充满个性，并杂糅在一起共同呈现“偏脸子”这一区域的融合性与生活化。
小杜的《人间漂流》从语言到叙事，喜欢用夸张的细节放大真实体验，达到强化所指的目的。他讲述童年时到老房太太家玩红白机的经历：
老房太太家那土炕总烧得贼热。我们穿着棉裤盘腿儿坐她那炕上搓红白机，时间长了难免烫屁股，就改成蹲。蹲久了腿又麻，再改成坐。坐坐蹲蹲没个停歇，像一群抓耳挠腮的小猴儿。（25）
在讲人民影院时，作者着重解释了地方话语中的“黄”字：
在我们县，谁和谁谈恋爱没谈成，就说“他俩谈对象谈黄了”。谁和谁婚外恋没婚外明白，就说“他俩搞破鞋搞黄了”……谁家单位快倒闭了，就说“开不出工资，肯定他妈的黄了”。总之这“黄”字一到我们县人嘴里，就变得气象万千，吞含了一切的负面、一切的不如意、一切的哀伤。人民影院，就这么黄了。（26）
针对“黄”这一颇具代表性的东北方言，伊险峰和杨樱在《张医生与王医生》中也多次巧妙使用，在回顾初中阶段的语文教育实验时，作者这样叙述：
这场实验之所以失败，并非因为工人阶级过于粗线条而丧失了提高人文精神水准的机会，也并非因为王老师的拖延症。最直接的原因只有一个：这学校黄了。（27）
在讲述主人公张晓刚父母的爱情时写道：
张荣的说法是这位人精一样的大嫂看中了大户人家，更主动。杨淑霞则说这家老太太“人奸”——奸，不一定是贬义词，是说人聪明，跟“精”同义——“才认识一个礼拜，就上我们家来。俩多月，就给我买一个围脖，还有一双鞋。我说这黄了也不好吧。上班跟我们一个老太太说，她说丫头啊，你不知道啊，这有讲究。给你鞋，就是跑不了；给你围脖，就是常（长）来常（长）往”。（28）
东北方言的诙谐幽默属性加上作者的巧妙运用，谐谑的语言融合在充满感伤、沉痛、缅怀和思念的主旨语句中，形成强烈的反差感和戏剧张力，不仅让作者对亲历生活或田野调查的内容叙述更加从容，更能体现文中人物性格和作品的思想。
东北语言不仅被本土作者们娴熟使用，也让域外视角的作者如获至宝，成为其理解东北的切入点。梅英东在《东北游记》中写妻子三舅接电话的桥段时，记录下了东北农民的语言：
固定电话响了。三舅拿起听筒，我听到的话如下：
（电话铃）啊！
啊？
啊啊啊啊。
啊。（挂电话）（29）
“啊”的声调变化，在美国人梅英东看来新鲜又富于生活气息。不同人物的语言喜剧性地表达了人物性格：三舅是本分的，三姨是牢骚的，关老师是热心肠的，公共汽车上的孩子和乡里的陌生人是自来熟和好奇的。作者也在长期的东北乡野生活中，学会了东北式的幽默和浪漫，不用人问起就会主动接茬说“我是美国人，我属鼠”“早点生孩子，多吃苹果”，在季节变化时会发出感慨：
秋天真的到了，却好像是荒地第二春：天空碧蓝如洗，蚱蜢上蹿下跳，蟋蟀器乐和鸣，而我脚下生风，一路经过盛开的野花，轻盈的蒲公英。田野里的颜色还是那么和谐：绿色的茎秆，金黄的稻穗。田里的水被抽了以后，泥地逐渐干涸，青蛙在上面晒着太阳，夏天吃了一整季的大虫子，个个肥不溜秋的。（30）
可以说，富有地域风格的语言运用，是东北非虚构写作的重要质素。他们充分运用了东北方言简短、干练和冷幽默的特点，讲述别开生面的东北故事。贴近真实生活的地域语言，也是非虚构写作在中国近些年蓬勃发展的要素之一，从阿来、叶兆言、李娟、邱华栋、李燕燕等众多作家的非虚构作品中不难发现，立足作者生活场域和调查区域的语言，是充满地域人文性格和真实的人日常表达的语言，其生动性和传播性尤其适用于新的媒介传播时代。从“文艺大众化”与“文艺人民性”的精神指导和人们对文艺作品的需求等多个维度考察，文学必须也只能通过不断迭变才能适应民众和时代的需求。非虚构写作旨在强调，在文艺娱乐化功能凸显的当下，文学应重新焕发铁肩担道义的职责，要真正介入社会现实，以纠偏文学形式的虚浮，乃至思想的贫乏。
贴近日常生活的写实语言，不仅能够生动反映现实，更能杜绝某些作品因重视语言形式和叙述本身而带来的阅读疲惫，因而可以更好地与大众文化需求相结合，实现“作者—读者”这一“生产—消费”链条的闭合。非虚构写作作为“一种新的文史哲融合”（31），以其跨界性、融合性和无边界感，丰富了文艺创作的样态，补充了严肃文学和大众文艺所不具备的一些特质。
谈及此，有必要将关于东北的非虚构写作与“新东北作家群”的创作相比较。二者在文学审美方面既有共同点，又有鲜明的相异之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采用了东北方言，并在此话语结构基础上描写历史与现实处境中人的命运；相异之处在于，相比于虚构写作注重文学的形式和故事性，关于东北的非虚构写作更加去文学化，注重个体体验和材料真实。
黄平认为，以“铁西三剑客”为代表的“新东北作家群”的创作，是超越了现代主义文学的“一种新颖的现实主义写作”（32）。这种论述是有道理的，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作家立足“子一代”视角对历史创痛的理解和观察，借助荒诞、魔幻等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技法，表达出对东北的现实关切和对中国时代性变革的领悟。正如班宇所言：“我渴望书写人在历史中的巨大隐喻，想把人的行为的复杂度以及背后涉及的当时的社会环境、精神状态背景结合。”（33）在实践中，“铁西三剑客”等作家创作的文本为了追求“文学性”，采用了诸如“‘橘瓣式’‘连锁式’和‘拼图式’结构，将东北故事杂糅在草蛇灰线的元素中”（34）。多线的叙事、人称的变换、丰富的意象，以及炫酷的写作技法，的确服务于作者描写时代变革带来的癫狂的焦虑、悲情的温暖、迷失的故园，但某种程度上虚构文学难以兼顾对历史与现实的写实和写真。
关于东北的非虚构写作放弃了各种繁复的修辞和写作技法，以通俗质朴的个人化话语建构起特有的东北书写。比如张瑞在《圣地工人村》中的叙事，“我”忽而在场忽而不在场，时间在过去与现在间穿梭，沈阳工业建设与工人村的大历史和“我”的童年经验小历史相融合，毫无章法的技巧，甚至连文本结构都无从谈起，但这种看似杂乱无序的叙事，和穿插在书中的各类老照片等影像资料一道，形成了个体记忆与公共记忆的融汇，勾连整体的线索是作者强烈的自我情感表达。张瑞认为，无论故乡留下了多少酸楚的回忆，在他的心中，工人村就是“圣地”，书中数不胜数的小场景、小故事，构成了一代工人生活的“氤氲烟火”（35）。这种在设定的空间里放飞思绪，以内在情感结合历史真实的非线性叙事，连接了历史与当下，同时也将人们的思绪与目光引向未来。
纵观21世纪以来的东北叙事，从春晚小品到影视剧，从流行歌曲到网络博客，从迟子建、老藤、津子围、黑鹤到“铁西三剑客”、杨知寒等，无不从各自的视野出发，构筑关于东北城市和乡村的创伤和记忆，贡献了让人们注视、了解东北的诸多作品。关于东北的非虚构写作，除前文所述作品外，还有素素《独语东北》的诗性东北山川文化志、曲子清《湿地繁花》的美丽乡村脱贫振兴纪实、刘雨佳《微光渐暗》的边疆生态主题影像非虚构创作等，都从不同视角解读东北，从个体经验入手，充分运用社会学、新闻学、统计学等领域知识，为全媒体时代的受众全面了解复杂真实的东北提供了可信的文本依据。究其根本，关于东北的非虚构写作是中国非虚构写作的组成部分，与各类型非虚构写作一道，追溯微观历史，关注个体命运，拣拾时代遗珠，怀揣悲悯的同时，充满对当下和未来的关注。这种关注，是对民族未来的希冀，也是对时代发展的关切。
注释：
（1）梅英东（Michael Meyer)，美国非虚构作家，著有《再会，老北京》《东北游记》《中国变奏曲：一个旅行作家的中国二十年》等。
（2）张一兵：《颠倒再颠倒的景观世界——德波<景观社会>的文本学解读》，《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3）〔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第4页，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
（4）于文秀：《“文化研究”思潮导论》，第1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英国作家福斯特提出的理论，将叙述对象人物分为“扁形人物”和“圆形人物”两种，其中“扁形人物”只有一种或很少几种特性，性格简单突出，易于创造和传播；“圆形人物”具有多种特性，性格复杂但更丰满立体。见〔英〕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第61页，冯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6）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中的“理真”》，《浙江社会科学》2023年第10期。
（7）贾行家：《尘土》，第54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8）张景超：《论孙且的小说创作》，《文艺评论》2018年第5期。
（9）〔美〕迈克尔·麦尔：《东北游记》，第6页，何雨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
（10）沈闪、〔美〕迈克尔·麦尔：《多重世界经验下的“非虚构”中国——迈克尔·麦尔访谈》，《写作》2020年第6期。
（11）冯莉：《非虚构的力量——访文化名家冯骥才》，《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8期。
（12）（13）伊险峰：《“两个医生”之外——<张医生与王医生>创后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5期。
（14）王波、张瑞、秋泥：《沈阳“铁西村”:新中国工人的光辉丰碑》，《新华书目报》2023年8月3日。
（15）王德威：《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东北学”研究刍议》，《小说评论》2021年第1期。
（16）吴叡人：《认同的重量：<想象的共同体>导读》，〔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第17页，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7）刘岩：《历史·记忆·生产：东北老工业基地文化研究》，第41页，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
（18）孟繁华主编：《东北文化与东北文艺》，第307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
（19）郭建斌、姚静：《“把自己作为方法”——兼谈民族志文本中作者的“主体性”》，《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20）（21）贾行家：《尘土》，第49、8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22）（23）（24）孙且：《有一个地方叫“偏脸子”》，第12、5、21页，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8。
（25）（26）小杜：《人间漂流》，第4、13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2。
（27）（28）伊险峰、杨樱：《张医生与王医生》，第20、45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21。
（29）（30）〔美〕迈克尔·麦尔：《东北游记》,第14-15、258页，何雨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
（31）王尧：《跨界、跨文体与文学性重建》，《文艺争鸣》2021年第10期。
（32）黄平：《出东北记：从东北书写到算法时代的文学》，第19-20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
（33）曾璇：《班宇：小说要勇于尝试 抵达语言和事物的最深处》,《羊城晚报》2019年4月15日。
（34）陈佳冀、李艳青：《“铁西三剑客”笔下的东北叙事》，《写作》2023年第3期。
（35）张瑞：《圣地工人村》，第245页，沈阳，沈阳出版社，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