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不记得是哪一年了，好像是在自由来稿里看到一部小说，叫《母亲在左，我在右》。题目很独特，一下子就看进去了。主人公是个青春期延长的女孩，一步步走到与母亲对立的那一个点上，之后再一步步退回到母亲的身旁。母女关系写得很特别，好像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那种母女关系 ，好像又有点不同，隔膜处好像不是母女，像陌生人，但亲昵处，又浑然一家，是至亲。小说不长在主题深刻，而是白描生活生动至极，有细节，人物的情感以及关系变化都在场景里，在烟火气息里。除了母女关系，小说里呈现的那个城市的日常生活就很有味道。按小说后面留的地址给作者写了一封信，说小说可以送审，不久，收到作者回信，我记住了里面一句话，叫“哭晕在卫生间”。原来作者等不到《收获》的回音，就另外给了其他杂志，然后其他杂志还录用了。

后来也断断续续读过几篇邓雅心寄来的作品，不多——好像她写得也不多——风格跟《母亲在左，我在右》都不同，而最重要的不同点在于，后面的创作大多是基于强烈的同情心，作者对于笔下的人物有真诚的关心，也能真切地描绘他们受的苦，赞美他们身上质朴的东西，忍不住要为他们鼓，为他们呼。《一盏蜂蜜》几乎可以算作这种风格的典型。小说写的几个人物，老杨、老李 、“安徽”是彻头彻尾的底层人物，在重庆那里叫“棒棒”，“这巷子里住的人是三个挑夫，重庆人管这种职业叫‘棒棒军’，就是肩上扛着一根兰竹，给人挑货的。这职业大概是从九十年代兴起，改革开放后，许多农民到城市里求生存，就靠一根棒棒，帮人挑货，三块，五块，十块，背冰箱，挑家具，搬家，挑菜，别人搬不动的，他们来。”饶是如此“底层”的活，现在他们也面临“失业”的危机，“安徽”走上了传销的路，老李去海南闯荡，留下老李原地打转，他一边努力挣生活，一边却也同时靠吸烟得个肺癌什么的——这样就可以体面地死去——当然是相比于走投无路或者了无生趣后的自杀。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疾病，在老杨这里倒成了一种奢侈的希望。老杨无缘这样的“奢侈”，但小说还是给了他希望：他到医院里去做护工，恰巧跟自己有过两次缘分的一个女人在这个医院里变成了植物人，他超越一个普通护工的身份细心地照料她，并且在这种照料中，意识到了可以让自己安心的归宿。《佛说譬喻经》有一个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人在旷野中游走，被一头凶恶的大象所追逐。游人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恰好看到一个空井，井旁有一棵大树，游人赶紧抓攀着树根，藏身到井中。有黑白两只老鼠，正在啃噬着树根。井的四边有四条毒蛇吐着舌头，井底有一条毒龙正在向上张望。游人心中畏惧毒蛇和毒龙，又担忧树根被老鼠咬断。就在这个时候，从树上的蜜蜂窝中滴下五滴香甜的蜂蜜，不偏不倚地落入了游人的嘴中。游人顿时忘记了刚才的恐惧和担忧，尽情地品尝起蜂蜜来。”佛说的故事另有所指，我们俗人甚至可能取的是相反的意义——在艰辛的生存中，可怜的一盏蜜可能更甜蜜一些。

再回到前面的话题一下 ，说《一盏蜂蜜》的风格是基于同情心的创作，那么《母亲在左，我在右》是什么风格呢？笼统一点讲，可以说是基于同理心的创作——人物陷于生活中，不可开交，而作者自身就“是”那个人物，不得不与那个人物一同沉浮——这种境况下找到的那“一盏蜂蜜”更弥足珍贵。

【王继军，笔名王咸，《收获》编辑，著有小说集《去海拉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