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2024年第4期｜蒋在：重构记忆的蝴蝶（节选）
编者说
“语言的彼岸，在爱尔兰的河流之中。”今年年初，爱尔兰诗人爱丽安奈在其北京诗歌研讨会上的话，引发了作者的思考。作为世界青年，她曾在国外生活了八年，本文是其对人生彼岸进行回望的一次探索之旅。她曾获牛津大学罗德学者提名。罗德奖学金项目享有“本科生的诺贝尔奖”之称。在相当激烈的选拔中，作为一名中国青年诗人，站在国际舞台上，她历经艰难终不悔。在作者诗意的思索和坦诚的叙写中，重新寻找、确认并出发，就像河流最终汇入大海。
重构记忆的蝴蝶
□ 蒋 在
或所闻或所感的来源唯有我自己；
又是在那里我发现自己更真切也更陌生。”
——华莱士·史蒂文斯《胡恩宫中饮茶》
一、归去来兮
在国外生活了八年，如果按百分比来计算的话，大约是三分之一的人生，这个比例将会在岁月里越变越小。一些东西正在远去，一些东西也正在靠近。
现如今遇到一些英文单词，我会不自然地停顿和反应。英语这门语言似乎离我越来越遥远，记忆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好像从此以后的我，分成了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的经验无法交融，在年岁里逐渐变得混沌而复杂。
今年春节前，参加了在京举办的爱尔兰诗人爱丽安奈的诗歌研讨会。研讨会的标题是“语言的彼岸与野蜂的嗡鸣”。期间，树才老师问爱丽安奈语言的彼岸在何处，他说：“我想关于语言，真的存在彼岸吗？如果存在，也许是以翻译或者阐释的方式存在的吧！大千世界，到处是马蜂的嗡鸣。”
“马蜂四处的嗡鸣”这个意象，让树才老师的话一下升华成一首诗。实际上，树才老师给人的印象，很像一个浪漫主义的化身，飘逸的中长发里带着不羁的银丝。或许是他精通多种语言的缘故吧，在异国他乡生活过得快乐和苦难，都呈现在了他的肌肤之上。是不是别人看见我也是同样的感受，看到我所经历的一切都写在脸上？
语言的彼岸，在爱尔兰的河流之中。爱丽安奈的话不禁让我想到，我的彼岸又在何处呢？在旧金山？芝加哥？温哥华？北京？还是在贵阳？我陷入沉思。她提及爱尔兰时，饱含着对那片土地的深情与热爱。而我这么多年一直辗转，没有足够的时间对一个地方进行过深的了解，或者说，我一直在克制这种探索。那些年，刚熟悉一个地方，对一个地方产生了感情，就又要离开。那些年，我熟悉了告别，习惯了离开。
爱尔兰，一个我从未去过的地方，我离它最近的一次是在英国旅行时。二〇一九年，我陪一位赞助牛津大学的朋友去英国，并收到牛津大学罗德学院院长伊丽莎白·基斯的邀请去参观牛津大学，出席当天的一个晚宴。那是我第一次踏上英国这块土地，也是我在二〇一六年，获得牛津大学罗德学者提名后，第一次愿意回顾这段往事。那张保存至今的罗德学者提名证上写着：为世界而战，所有提名者，都将永远收录进罗德学院的历史档案中。曾经怎样激励过我，又怎样使后来的许多时间黯淡无光。
来接我们的是罗德学院的一名工作人员，她领我们进了罗德学院二楼的一间会客厅里。进入房间，古老的陈设中，有书页散发出来幽幽地在岁月里泛黄的香味。木地板因为磨损出现明显的脱漆，有的地方则用暗红色的土耳其地毯遮盖住。房间里有一些人物的巨幅画像，虽已不记得上面画着谁，但是每次回想起这间屋子的时候，拿破仑挺拔的站姿还有他的那双皮靴，就会出现在脑子里。
房间里并没有开灯，好在落地窗透了一些光源进来。窗外阴雨绵绵，窗玻璃正对着的花园中心，硕大的、东倒西歪的麦穗样的杂草长得十分茂盛，像是根部缺失营养元素一样，枝条显得泛白且凌乱。
我在沙发上坐下来，那位工作人员坐到了我对面，她笑了笑，指着我坐的那张沙发说：“这曾是曼德拉最喜欢坐的位置。”
她或许是开了一个玩笑，又或许不是，因为她还把我安排在了据说是克林顿和希拉里住过的房间里。这间房间在阳光宾馆（The Old Parsonage Hotel）的顶层，是一间套房，厕所里面有一个漂亮的浴缸。床品、物件这么多年过去了可能会更换，我想只有这个浴缸，从始至终都在这里。的确，必须要这样庞大的一个浴缸，才放得下克林顿那高大的身子。
二、重构记忆的蝴蝶
虽然没有去过爱尔兰，但是我对它的风物并不感到陌生。克莱尔·吉根、科尔姆·托宾还有乔伊斯，他们笔下的爱尔兰虽然天寒地冻，但是清冽得优美而伤感。就像爱丽安奈形容的那样，那个彼岸宛如在水波之中。
第一个让我感受到一个国家的“哀伤”的，还是奥尔罕·帕慕克。在他的《伊斯坦布尔》一书中，无时无处不弥漫着一种悲凉的情绪，文字里处处响彻着他对整个国家的苦难的无法停止的恸哭。
记得二〇一五年，结束了在土耳其的古典学课程后，我与同学们来到了伊斯坦布尔。对我们来说，之前目睹的都是像以弗所里的忒弥斯神庙那种类型的破败残骸，如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现代文明的冲击。我们一行人，住在一家离伊斯坦布尔的塔克西姆广场不远的青年旅社里。
一间十六人男女混住的上下铺房间，我选择了靠近窗户的上铺。房间里还有其他陌生人，大多是年轻男性。夜晚，屋内此起彼伏的鼾声，让我辗转反侧，当夜几乎没有睡着，凌晨一点左右窗外响起警笛，仍然感到昏沉。
五点，准时五点，我听见外面的大街上有人在做早祷。低沉的歌声让我变得清醒。他一边唱着，我一边为他计时。渐渐地，我沉入他的歌声之后，突然感到一阵眩晕。五点三十四分左右，几只鸟叽叽喳喳地在房间外的空调机箱上跳动。我爬起来，想清晨赶在太阳还未升起时在外走走。
出青年旅社右边不到六十米的距离，有一个加油站，顶尖挂着三面旗帜。中间那面是土耳其火红的国旗，已被风吹起皱褶，揉作一团紧紧地抱住了旗杆。以此用来描述土耳其的破败似乎再适合不过。帕慕克忧伤地说过，世界已经忘记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然而世界先忘却的不仅仅是这座城市，还有整个国家，不然又能有多少人记得，陨落在这片沉重大地上的古希腊。
来伊斯坦布尔，除了看一些古建筑之外，就是为了来看纯真博物馆。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的馆址，在离塔克西姆中心广场不远的地方。在这个热闹、充满商业气息和政治气味的街道上，谁敢相信那座纯真博物馆，就掩藏在这条广场主干道支离破碎的某条蜿蜒小路之中？远远看去，那栋楼房和周围的楼房没有任何区别，甚至只有很小的“纯真博物馆”的标识。这一点让我有些失望，或与对于“博物馆”三个字想象的那种盛大不相符。
或许土耳其就是这样的存在，这栋残败、歪斜的楼房，楼下停着的格格不入的红色老式轿车（不知是博物馆展览的一部分还是某个住户的车），它们逐渐在这种肮脏的、晦涩的街道里彼此交织，一点点变成历史这张巨大的织物里穿梭的一根线，变成时光这幅巨大的手工挂毯的一部分。帕慕克做到了：重构记忆。这栋楼，这本书，在多维度中容纳了自身，也溶于历史和时间之中。
带着一本《纯真博物馆》，在一楼盖了打卡印戳，就能免票进入了。几乎所有语言版本的《纯真博物馆》，都留有盖上邮戳的方框。这本书，现在正放在我北京的家中，再翻开它，泛黄的纸页有一些蓬松，边缘的纸张相比中心要更陈旧一些。我很喜欢闻纸页的香味，可能是一种怪癖，阅读前，我会先翻开来闻一闻书的味道，也许是我更喜欢弥漫的感觉。如今，除了奇怪的特种用纸，即使不凑近去闻，凭手的触感也能熟知每一种纸的香味了。
现在，手里的这本《纯真博物馆》，闻起来是时间的味道，是我在这些年中辗转各地，从这里搬离到那里的味道。饭店的油污、我手上的汗渍、海水夹杂的咸味、风里布满的海洋生物的腥味、在不同的时期使用过的不同的香水味的混合，也成为了时间这张巨大的织物里，穿梭的一根必不可少的棉线。
翻开《纯真博物馆》第七百一十三页的最下端，加盖着一枚红色蝴蝶的邮戳，还有一些有微小锈点的地方，不知是不是某一次，我在海边看书时夹杂的沙子所致，还是某天写勾画时的笔芯断裂的铅粉，星星点点浸透在纸页上，成为某种天然的修饰。书页下方邮戳的蝴蝶意象，应该就是指故事里芙颂的蝴蝶耳环吧。我曾在小说《遗产》里也写到过蝴蝶，在故事里的那个房间进门处，能看见纱门上“用细小的铁丝绑着的紫色蝴蝶”。写下这句话，不知关于蝴蝶的意象，是不是从这枚耳环而起，以至于久久地盘旋在我的潜意识之中。
走进博物馆我终于看到了帕慕克对“美”“少女”和“时间的痴迷”，让他在这个隐秘的阁楼里建造了他的王国、他记忆的多重宫殿、虚构的钟表、停留的指针分针的指向以及一楼那一个个做了标记摆放整齐的烟头，让我一次又一次将它与马尔克斯《苦妓回忆录》做出联想，《苦妓回忆录》中那位老人对少女的久久凝视，充满着扭曲、反复叹息、不幸与爱怜糅合的窒息之感。现在回忆起纯真博物馆，帕慕克盛放着的除了土耳其的缩影，还有一个少女所有的纯真：她完整又美好的子宫。
和土耳其相比，爱尔兰文学的悲伤不在时间，而凝固于凄美的风光之上。他们的语言，就像结上冰的河流开始一点点化冻、一点点开裂。你很清晰地能看到一点点化冻的水流过冰面，能听到微弱的融化声，风正在打开那个冰面下面充满着还没来得及冒上来，便被加速冻住了的气泡小点。春天总会有回声，正是走在蓝色的田野上的时分，花朵正开得茂盛，枝叶仍然停留在发芽时的生涩的绿色时段。黄昏时分，雨夜前夕，你看到托宾笔下的那栋楼，熄灭了又重新点燃的微弱灯火，正在等待一场乌黑而又肮脏的小雨。
三、千帆过尽
入选罗德学者奖学金的事发生在二〇一六年，距今已经过去八年了。这是我最不愿意提起的一段往事，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很多记忆逐渐淡漠了，现如今偶尔回忆起来，它曾经给我带来的愉悦，早就超过了它曾给我带来的痛苦。
七八年前，学业几乎占据了我百分之九十的时间，百分之十的时间留给了生活、偷懒和娱乐。写作的时间相反很少。作为一名留学生，我想大家应该对这些词不陌生：GPA、SAT、LSAT、RV、ED、EA等等。我们的整个读书生涯都在和这些词汇打交道，这些词以及它们背后承载的意义，让我们敏感、精神紧绷，像一只不停旋转的陀螺。
那些年，我们可能会更加优先考虑奖学金的多少，而不是学校排名、学校的教资等。正因为如此，本科至读研期间的所有学杂费，家里都没有出过钱，奖学金虽然解决了在外求学的重负，生活费用却需要在外面做兼职或者家教，以此减轻经济压力。
本科时我学的古典学，硕士念的是英语文学。到了博士，我又回到现当代英语诗歌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我是一个一以贯之的纯文科生。其实早年，我从未想过学文科。高中的时候，我的物理很好，曾想做原子弹爆破与研究，数学老师看完成绩单，建议我去读药剂学。
药剂学。我对药剂学的想象停留在药房里配药，大大小小、琳琅满目的化学烧瓶，以及拿着病人的取药单勾勾画画。小时候我还玩过一款经营类的单机游戏《疯狂医院》，更加深了我对药剂师东奔西跑的记忆，游戏里总有一个棕黄色皮肤的医生，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游戏的医院广播里也总在叫喊：药房需要医生，药房需要医生。
后来我的化学、生物成绩平平，最终导致我并未顺利地走上药剂学这条路。继而，我又喜欢上了国际关系。接着，学国际关系的梦想在大二时又破灭了。当时，因为想选的课没选上，误选了一门非洲女性文学。上课才知道，教授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任职，是一名生于乌干达后移民美国的黑人。结课时，我告诉了他我的职业规划。他说，首先我的身高不一定够线；其次即使在联合国任职，别人也只会称呼我为代表A或B、C、D，换言之，可能一直会籍籍无名。后来他说，你不如去选他的课 ，他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贝娄生前的最后一位门生。
他推荐的这位老师，既是古典学教授，也是我们大学的校长。我手里至今保留着他写的关于索尔·贝娄的从未发表过的回忆录。回忆录里写到了索尔·贝娄的妻子，也是他们当时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读博时期的同学。他不时会提起他当年和那些人的交往，比如贝娄、布鲁姆和福柯，那真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他对我的影响很大。
成了我的导师后，他为我制定了一套在课堂之外的教学方案。那些传统的英语著作，莎士比亚、弥尔顿、乔叟的作品，包括《贝奥武夫》他都硬生生地要求我啃下来，甚至有的段落需要背诵。他曾对我说，东方的经典靠你自己去读，西方的经典靠我们学校的老师们来教给你，他当时还用了一句东方的成语：如虎添翼（A Tigar with Wings）。的确，他计划的蓝图，让我前所未有地认识到了全然不同的世界。
四 、海妖塞壬的歌声
看到罗德学者的选拔通知是一个意外，我当时坐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里候机，等待广播里通知加拿大航班AC026的乘客开始登机。
打开那篇微信的文章推送，我的手停留在了那里：“罗德奖学金是全世界本科生梦寐以求的国际奖学金项目，没有之一。它已有110多年历史，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负盛名的国际奖学金项目。竞争相当激烈，仅有0.7%的录取率（相比之下，哈佛耶鲁的本科录取率也能达到2%），享有‘本科生的诺贝尔奖’之称，它是为了帮助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学生前往牛津大学学习，致力于为世界培养具有公共意识的未来领导者而设立的一个全球本科生申请的奖项。”
牛津大学，全奖，这两个词同时出现是一个之前从来不敢想象、也没有想象过的事情。从上海到温哥华十一个小时的飞行中，“本科生的诺贝尔奖”这几个字久久地盘旋在脑海之中。
那时候还是夏天，我正在全力以赴地准备申请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直博。看到罗德学者的申请材料与申请博士的材料重叠，我便想试一试。起初当我告诉导师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It's gonna be a long shot. 换言之，他的意思是别抱太大希望，重在参与。他还是希望我把所有的精力放在申请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这件事情上，不希望我受到这些虚幻事物的诱惑。诱惑，让我想到《奥德赛》中的海妖塞壬。奥德修斯回家途中，海妖塞壬试图用歌声打动旅人，用清澈的声音让路过的人们迷失方向，最后在寻找出路中变成骷髅和枯萎的人皮。好在奥德修斯用蜂蜡把耳朵堵了起来，才避免了偏航。
但我根本不需要蜂蜡，因为它虽然是一个诱惑，但是它太虚幻了、太美好了，以至于太不真实。这只是我前行路上的奇光异景罢了。我明白我终究是要到何处去的。去芝加哥读直博，是我导师最大的愿望。他的学生能够继承他的衣钵，延续他在社会思想委员会的传统，似乎对他来说就是一切。这才是我全力以赴该做好的事情。
罗德学者的申请材料投递出去之后，我就没有想过这件事了，日子还是像往常一样持续推进。直到某一天我打开学校的邮箱，看到了一封陌生的信件。最初，我以为是诈骗邮件。直到看到，恭喜你，并且通知我面试的时间时，我才意识到某种天光降临。我难以克制激动的心情，即刻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而我的喜悦也慢慢在那通电话里消失了——在我兴奋地描述完这是一个多么盛大的事件时，母亲“嗯嗯啊哦”地一带而过，即便我解释后，她也没听懂这件事是什么东西，以及意味着什么。并且在电话的末尾，她还不忘提醒我：“这会不会是一个骗局？”
放下电话，又打开邮件反反复复读了好几次，真不敢相信这样的天赐，就这样轻易地出现在了我的面前。进入牛津大学已是一种殊荣，成为罗德学者，相当于世界为我的人生突然开辟了一条捷径，而且这条路上铺满了亮晶晶的各种矿石——它意味着迷人的一切、不曾期待过的体验、将靠近世界上最精英的那群人。“Best minds of our time.”这句话突然出现在我心里，好像很快我就会成为这场盛大宴会的一部分。接着，在我的想象中出现的不是人名或者人像，而是像卡尔维诺那样一个个精巧又复杂的大脑，他们都在博物馆的陈列柜中，漂浮着的被展览和供人膜拜的大脑。这画面简直就是《浮士德》的呐喊中，人世间最深刻的幸福和辛酸的极致展现，现在它就像我面前一个闪着光的萤火虫，引我去向那个永恒的乐园，更像海妖塞壬的歌声让人着迷。对于一个来自中国偏远地区贵阳，一个在国际上来说，教育资源相对缺乏地区的学生，这样的青睐对我来说，即使停留在那一刻，其实已经意味着一切了，我心怀感激也自觉幸运。
后来我意识到接下来的几轮面试，除了我本专业的东西都要熟悉之外，我还要熟读近三个月里发生的关于政治、经济、政策的新闻，当然也要熟悉各个国家文学的历史发展脉络，要明白世界各地在发生什么，正在面临怎样的问题，这些信息都得烂熟于心。另外，我还要学会在他问到我不太熟悉的话题时，如何把话题结合在我熟知的领域——我深深地陷入了紧张的纷乱之中。
接下来的两场面试还算顺利，没有停顿，也没有出现让我意外的问题。我在其中一个面试官的脸上明显地看到了自己胜券在握，看到了他为我庆祝的喜悦。后来因为一直没有在很短的时间里收到邮件，我渐渐变得没有那么自信了。
邮件是我在芝加哥奥黑尔机场收到的。那一周，通过老师的引荐，我去拜访了芝加哥大学，并联系了芝加哥大学的意向导师。得知我的行程后，他邀请我去旁听他的博士课程，上完课又去了离他家不远的书店，参加他的新书发布会。
结束课程，自认为表现得十拿九稳后，准备离开芝加哥。早上五点，我坐上了去机场的出租车。在昏昏沉沉中，我收到了那封期盼已久的邮件——恭喜你进入了最后的面试。地点在上海，时间是两周之后。
回到学校后，与老师们分享了这个消息，为了不影响课业，我把正在上的一门课，从百分比的打分方式，变成了不显示具体成绩的通过/不通过的方式。我已不记得那门课教授的名字，但是她身材矮小，别的老师形容她时说她脸上的所有五官缩成一团，像一只小小啃食的老鼠，这些形容留在了心里。
当我告诉她我需要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罗德奖学金的最后面试准备当中时，她难以置信地看着我眼睛眯成一条缝，好像听见的是，你的课对我来说毫无用处。整个学期她对我的态度都极其冷淡，没有一次过问过罗德学者的进展情况，哪怕她就是从牛津大学毕业的学生。
那门课成为我至今最畏惧的一门课，记得那门课上的是阅读语言学、符号学等类型的学术论著，那几个可怕的名字，索绪尔、巴赫金、雅格布森。还有这几个词组，构造，结构，建构，建立，发明。时至今日，一想到这些名词，这位老师严肃的表情便会浮现。
不上课的时候，我就全力准备面试。这种类型的群面我基本上没有经历过，或者说这种高规格的面试，是闻所未闻。那段时间我开始尽量不给家里打电话，或者不给自己任何机会说中文，因为两种语言的转换，太容易干扰思维方式了，所有哪怕轻微的打扰，我都想降到最低。
在社交礼仪部分，教授们开始自发地对我进行不间断的培训，像培训一个贫民如何进入贵族社会那样，从站姿、坐姿、吃饭的表情动作管理、着装等等细节的考量一一对我进行了修正。如同《战争与和平》里面的场面：一个格格不入莽撞的年轻人，即将接受社会的洗礼。有意思的是，他们全是一群美国人，他们甚至有的没有去过英国，英国和美国的餐桌礼仪虽然相似，但是细节有所不同，比如说英国贵族就不会把双手放在桌上，以及他们切肉的前后顺序和大小都有讲究，不像美国人边切边吃，两只手也可以落在餐桌上。
他们开始教我分辨红酒的产区、酒庄的名字以及品牌的历史，实际上关于红酒的知识在最终的面试中根本没有出现，完全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乐于把这些知识传授给我。当然也因为这个契机，我学会辨识了不同葡萄酒的风味和口感。他们教我餐具的摆放，告诉我这些细节是某种无声的对话方式：比如刀叉统一放在右边意思是告诉服务员我吃完了可以收了，刀叉统一放在左边意味着我还没有吃完，不用动我的盘子。讽刺的是，最终面试的晚宴上，只出现了筷子，刀叉的摆放问题根本不用考虑。
……
全文见《江南》2024年第4期
蒋在，小说见于《人民文学》《十月》《当代》《钟山》《江南》等。已出版小说集《街区那头》《飞往温哥华》、诗集《又一个春天》。曾获“山花文学双年奖”新人奖、“《钟山》之星”文学奖、“西湖·新锐文学奖”等。牛津大学罗德学者提名。北京老舍文学院合同制作家。首师大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在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