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民僧”
传奇《西楼记》作者袁于令，明末即以词曲擅名，作《瑞玉记》传奇抨击魏忠贤及其党羽，后以抢劫名妓穆素辉事革生员籍。顺治初，苏郡士绅降清，凂其作表奏上，世祖嘉之，召以为郎，复议叙荆州知府。纵情诗酒，不理政务，监司谓之曰：“闻尊署中有三声：弈棋声、唱曲声、骰子声。”袁答：“明公署中亦有三声：天平声、算盘声、板子声也。”监司怒参之，略曰：“大有晋人风度，绝无汉官威仪。”由是落职。同郡吴江沈时同、赵鸣凤，万历丙辰会试分别中会元、第六名，后场中换卷事发俱黜革，袁于令作传奇演其事。沈亦作《望湖亭传奇》嘲袁麻子，一时传为笑柄。
吴江布衣徐大椿，精岐黄，工词曲，有《刺时文》一阕为时传诵，清人诗话、笔记多载之，其词曰：“读书人，最不济。滥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那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制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真将世间时文骂得痛快淋漓。
清廷再三申令禁戏曲、小说，谓诲淫诲盗，惑乱人心。然士人家训或反之，以为可移人性情而使趋于正。如黄昌麟《处世心箴》云：“夫世之最易移风易俗者，莫如观剧。见忠臣孝子故事而不堕泪者，非人也。见淫荡秽亵之传神而不移情者，非人也。主持世道者，当黜其邪而存其正。”
清初闺秀吴山，邓汉仪题其诗集云：“江湖萍梗乱离身，破砚单衫相对贫。今日一灯花雨外，青山自署女遗民。”今论易代之际女子之诗，亦有女遗民之称，予谓殊乖事理。盖遗民者，奉旧正朔、不仕新朝之谓也。女子无仕宦可言，处闺室依父母，出嫁则生计随夫，何来遗民之说？同理，彼僧道出世之人，断绝世缘，逸于君父纲常之外，亦无与于遗民也。特明清易代之际，士人多逃禅以免薙发之辱，姑强谓之“遗民僧”耳。
乾隆刊本《古今诗体声调谱》许体正跋：“昔郑世子载堉著《律吕精义》，南风之歌、三百篇之章皆可搏拊琴瑟传之。”按：此所谓郑世子即明宗室朱载堉也，不称明而言郑世子，亦甚异，或亦忌本朝之嫌乎？
朱凤森《韫山诗稿》卷五《购书》诗云：“秘宝鸿文何处寻，尽捻书籍入寒林。乾坤清气追风雅，日月丹铅变古今。旧帙有霉香未散，新诗无价韵偏深。相逢不少真州估，谁识牙签万卷心。”其时扬州为盐运中心，商贾云集，此不言扬州估，而称真州估，则真州商业之盛概可想见。
李长荣辑《柳堂师友诗录》收韩凤翔《抚猺》一首：“昔说生欺熟，山民未引恬。今看中驭外，野市亦森严。垦户珍包粟，猺人宝食盐。抚绥原一体，示谕手亲拈。”自注：“猺山无盐，是以借此制驭。”是知自古盐铁朝廷专营，亦为控制山地民族之一手段。
黄爵滋撰吏部右侍郎张小轩神道碑，载其尊人著家训三十字曰：“敬以居身，恕以及物。勤可补拙，俭可养廉。益加小心，益加谨慎。毋敢一念自恕。”有家教如此，成人可望廉勤。今庸碌官多，贪墨吏众，皆以幼乏教训之严、长无律己之慎耳。
赵烈文日记光绪十四年十月十二日录自撰《郑小坡文焯辑未刊书目序》云：“当庚申、乙酉间，吴中寇乱，藏书家如汪阆源辈，数十族同尽。吴市书贾逸出者，往往赁乡农粪艘入城，从贼得其遗烬，载之沪上，钞校单本居十七，美不胜收焉。”又云：“咸同以前，去承平不远，士大夫好尚风义，不以财贿视典籍。家有善本，喜出示人，或披卷论议，无倾身障簏态，与更乱艰得者不侔。”此可见晚清吴中藏书兴替及风气转移之一斑。
读古书遇前人解诂有歧说者，欲有所考辨论撰，以能独树新义为最上，出新说证旧义者次之，平章旧义，择善而从，斯又次之，不作可也。然独树一义者，非强逞臆说，作无根之游谈耳。必博涉群籍，备知前贤之说，必者知其所强，而固者知其所蔽，无意无我，则自知进退矣。
今见一人同时操多种乐器，诧为神奇，道光间李长荣《柳堂诗话》尝载粤东阳春有谭三者，名锣鼓三，一身能作八音，且能式歌，诧为绝伎。与李逵羽各赋《锣鼓三行》。后见赵怀玉《湖州郡斋席上听朱锦山音伎歌》，序云：“锦山乌程人，能陈二十四种乐器于前，以口及左右手足动之，皆中节，又能奏各种曲，间以拇战等声，亦臻其妙。自言旧尝给事故相邸中，将败，先一年辞去。顷还吴兴，乃藉素业糊口，感而有作。”技愈神矣，更在谭三之上。其诗曰：
长檠高张月正午，太守开尊谢歌舞。
何人奏伎向筵前，一艺能兼众长取。
是时寂寂无笑声，座上客皆倾耳听。
忽然悲笳迸空出，杂以金鼓锵然鸣。
此时无论丝与竹，直并百骸归手足。
又喜无论宫与商，尽收万籁藏喉肮。
乍如竞渡中流戏，东舫歌残西舫继。
已觉前行声渐遥，旋惊后队纷讙詉。
俚曲盲词无不擅，耳畔又疑争拇战。
五花八门信足迷，贯虱承蜩知久练。
自言少入悦生堂，给事曾叨眄睐光。
早识冰山难倚仗，预归故里独襄羊。
挟伎营餐联自便，山郭水村游迹遍。
亦有朱门幸免人，繁华梦里谁先见。钱泳《登楼杂记》载：“乾隆辛丑岁，有旨修改古今词曲，发两淮盐院办理。其时同为校勘者，则有王文治、黄文旸、焦循、程枚、李斗、凌廷堪诸人，阅一年始竣事。修改既成，文旸著有《曲海》二十卷，乃知古今传奇，汗牛充栋。焦循又有《曲考总目》一卷，合元、明、本朝，计一千零十有三种，而杂剧不与焉。”乾隆辛丑为四十六年（1781），时《四库全书》初稿未成，内不收曲词，而独使别为校理。校理不在京师，而独使两淮盐政伊龄阿于扬州设局审查，知其时扬州济济多士，精词曲、通音律者足堪使也。乃黄文旸、焦循辈与其事而获睹群籍，遂有《曲海》《曲考总目》之纂，亦不可不谓歪打正着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