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纵览2023年江西长篇小说创作，呈现色彩斑斓且欣欣向荣的气象。作者在文学理想与时代精神之间，构建了深刻的情感联结和艺术联结，并以独特的笔触和视角，展示了文学的无限可能，给读者带来了丰富而多样的阅读体验，集中体现了新时代文化情境下的文学势能。

一、以文学叙事传承传统文化和红色基因

张品成所著《盐关》（江西教育出版社，2023年）打破了主旋律作品的叙事窠臼，呈现出迥异的叙事品相：用一件件小事情细腻地呈现革命中的每一个小人物。而这些小事件、小人物构成深入复杂而广阔的人际关系，道出了革命时代的复杂性、多重性，描绘出热火朝天的革命岁月和生机勃勃的民间社会。

为执行蒋介石“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剿共”策略，经过精心挑选，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黄佳万、白庚有成了“南昌行营别动队”的特务。别动队的具体任务就是破坏红区自制硝盐以及阻止外出采办食盐。红区虽然自给自足，但并不包括盐。人体如摄取盐分不足会令部队失去战斗力。在故事讲述方式上，《盐关》选取的是白庚有的少年视角。在他的观察中，口称“爱国”的党国精英不过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而简朴的苏区干部则与百姓“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更出乎意料的是，白庚有发现引领他参与这项任务的黄佳万居然是苏区嵌在党国的“钉子”。革命精神与战争本性缠绕在一起，生发出微妙而又变化莫测的景象—这种景象构成了这部长篇小说独特的反转视角战争叙事的内在性。主角不是正义的代表，而是有着独特的信仰、行事方式极具煽动性的角色。这是反转视角文学的魅力，也使得儿童文学红色书写实现了另一种可能：读者可以尝试从不同角度来看待同一个问题，反思反派角色的动机、价值观，探索革命与正义的边界。

事毕拂衣去，十六年后，待隐入民间的白庚有再次见到黄佳万，黄佳万依然是从前少年般模样，他救下了即将被推入刑场的白庚有。故人相逢，昔日却不会卷土重来，蒋介石及他的要员们已逃往台湾，昔日发布“剿共”最高指令的军事机关南昌行营已成了中共江西省立图书馆。到底还是共产党得了天下，白庚有心中感叹“得民心者得天下”。

《盐关》是一个关于使命、责任、是非和抉择的英雄故事。紧凑的叙事，一波三折的情节，扣人心弦。国共两党人物少了脸谱色调，多了人性特征。其实无论红军还是白军，士兵原本都是地道的中国农民。作者将历史的宏大叙事与个人的心灵成长结合起来，丰沛的细节，战争的残酷、革命的曲折、人性的光亮和幽暗相互交织，红、白两方人物命运在山重水复之际又柳暗花明。

《盐关》是为小孩子写的大文学，作者深得童真的趣味和文学的意蕴，语言既清浅又深刻，有文化底蕴却不故作高深状。他以少年的视角和感觉，用闪烁着诗性美学的光辉语言，深入江西风土人情的肌理，以格物致知的方式展开叙事，对江西地貌、植物、语言、民俗、地方风情、生活情态等内容进行了细致勾勒和精心描摹。所有知识皆随人物故事自由流转而来，叙事丝滑。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江西文化物象和意象，都不再是空洞缺乏意义的符号，而是浸润其中的江西文化生活，重新擦拭出赣鄱传统文化品牌的深厚内涵和迷人魅力，深刻契合了儿童经验与认知的表达，将小读者从习以为常的小说叙事套路中解放了出来，实现了“红色元素下的优雅而又温情叙事”这一创作目的，展示了儿童文学写作新的叙事边界和艺术魅力。

二、观照女性内心世界的“她叙事”

杨本芬所著《豆子芝麻茶》（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是继《秋园》《浮木》《我本芬芳》之后，推出的“看见女性”系列的第四本书。本书责编将其归类为长篇小说，但无论是从篇幅、情节、结构等上，可能都不那么严格地符合关于长篇小说的定义与归类。在叙事和评议上，文本有着生活的底色，没有精细的修改与打磨的痕迹。然而即便如此，杨本芬在八十高龄后以“素人写作”获得声名。她的每一本著作出版，都引发了广大读者的关注。

《豆子芝麻茶》大致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过去的婚姻”依然沿袭《我本芬芳》的一贯叙事风格，讲述的是20世纪的女性婚姻故事，坦陈婚姻之痛，袒露女性在亲密关系中的困惑与痛楚。最诛心的婚姻，是两个人彼此憎恶，却又不得不相依为命，婚姻对双方既是一种负担又是一种利益。譬如屡次步入婚姻生活，却又一生都在逃离不幸婚姻的秦老太，暮年茕茕孑立，依靠拾荒努力寻找内心的安宁。在情欲与爱欲中挣扎的湘君，在选择男人时的片面及对未来人生规划的草率，以致每一次热烈的情欲消退过后，面对的是狼藉不堪的生活。然而，那世俗的幸福却又令其念兹在兹，到底是意难平。软弱的冬莲，在男人的小恩小惠及甜言蜜语中迷失，家居生活中的锱铢必较，以致终其一身都无从摆脱家暴。显而易见，上述婚姻并不是人类一切关系中最真诚、最动人的那一部分。

或许，杨本芬借笔下卑微如草芥却又彰显着强大生命力的女性人物试图表达：女性即便遭遇命运不公，也不应放弃自我救赎，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然而，结婚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被注定的命运。或许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中的观点可以为杨本芬的“看见女性”系列作一个背道而驰的注解：女人认为结婚有好多好处，以致她本人也希望能够结婚。结果她受的专门训练往往较少，基础不牢固，对自己职业的专注也不是那么强烈。于是她注定要留在低级的职业上，注定是劣等的，而且还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种职业的劣等性又增强了她想要一个丈夫的欲望。如果她专心于学习、运动、职业训练，或某种社会政治活动，她就不会整天想着男人，对自己的感情或对性冲突的关注，也会少得多。

第二部分“伤心的极限”回忆了与母亲、兄长往昔的峥嵘岁月，以及失去两位至亲后的痛彻心扉。母亲一生被贫穷、饥饿、歧视所侵蚀。母亲老迈时，女儿千里迢迢去探望母亲，她们谈论世间种种鲜活的往事，用甜蜜的絮语“重新走了一遍幸福、相依为命的日子”，为彼此留下最为珍贵美好的回忆，直至死神将母亲带走。那些如芝麻豆子般的琐细，是在困顿的人生中穿行经历过的悲欢离合，亦是人生吉光片羽的感受和思考，飘零在日常的言语中，并以文学的形式凝固成时光中的琥珀。

在桑榆晚景中的杨本芬，一次又一次艰难地书写，试图通过文本重新抵达往昔。她坦然言及渐次逼近的死亡，那原本就是人类乃至一切生灵都无从逃避的命运。死亡永远不可以被战胜，但可以被理解和接纳，甚至以一种更温暖更通达的方式被完成。譬如朝露，微小、脆弱、转瞬即逝，但在破灭之前，那也是闪着晶亮光芒的，是一个完整的宇宙。

杨本芬的文字有一种天真而又拙朴的力量，那些古旧而又庄重的事物，遥远而又贴近，即兴而又恒久，被津津有味地言说，栩栩如生地刻画。那些来自时间河流深处以及生活褶皱处的微弱光芒，照见了人世间的喜忧悲悯。

三、职场小说中真实与虚拟的美学转换

黄华清所著《爱过》（中国言实出版社，2023年）取材于他从事的警察工作，通过讲述主人公刑警柯剑与三个女人的爱恨情仇，呈现警察家国无法两全的艰难抉择，给读者展开了一幅基层公安战斗、生活的立体画卷。爱过的女子，爱过的公安事业，在小说中仿若并蒂莲一般交相辉映。农家子弟柯剑从警察学院毕业后，在乡村派出所担任片警，在领导及同事的帮助下不断成长，屡次出色应对各种案件和挑战，直至晋升为市局刑警大队的大队长。小说有两条叙事线索。一是案件，作者以日常生活切入案件本身，描写细致入微，案件演绎紧凑有力，人物形象鲜明生动，主人公奋斗和成长的过程令人动容，展现了警察和各行各业的人们在工作中所面临的挑战及感情生活的纠葛。爱情则是小说另一条叙事线索。妻子夏云性格暴烈。在这场婚姻保卫战中，夏云以纠缠者的身份贯穿于小说始终，她爱他却不得要领。她的过度焦虑与不安，使得纠缠成了她唯一的宣泄与表达方式，令双方深感困扰和痛苦。两人的婚姻终是画上了句号。而身处异地的晓茵，温婉知性，深情缠绵，他们的爱情更多是灵魂的升华。因受地域等种种因素的影响，她与柯剑有情人未成眷属。而她的意外逝去，令柯剑抱憾终身。而外貌仿若是晓茵翻版的贾梅的出现，令柯剑不顾一切与之闪婚。然而贾梅与柯剑貌合神离，两人以分道扬镳告终。

小说开篇中正平和，叙述平实真切，生活气息浓厚，人物描写朴实，行文很接地气，虽整个故事偏平淡、繁琐，带有一些理想主义倾向，结尾略有仓促，但极富时代气息，具有一定的可读性。

匡建二所著《冬茅的行板》（深圳出版社，2023年）是一部反映当代记者生活的长篇小说。出身贫寒家庭的农家子弟闻光一没有正规学历及背景，却凭着过人的才华和勤奋走上新闻采写和报道之路，并跃升为省报首席记者。冬茅是作者家乡常见的植物，其叶如锯齿，秆直皮韧，根茎如筋，生命力极强。作者以此隐喻主人公闻光一在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中，坚韧不拔，不忘初心，强调新闻工作者还原真相的责任使命。

记者和作家，是匡建二的双重身份，记者写天下，作家绘人生。由讲究时效的新闻元素到余韵悠长的文学作品，从真实到虚拟之间的美学转换，不仅需要从事媒体行业所形成的扎实写作功底以及广泛的社会阅历，更需要作者有剥离现实的冗繁表象，对生活进行沉淀和提纯的能力。

小说开篇香艳绮丽，省报首席记者闻光一与美女许晶晶在车中的旖旎之夜，于惊恐之中戛然而止。首席记者闻光一不拘细行的形象跃然纸上。值得称许的是，作者跳出传统小说“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行”人物脸谱化的塑造，建立了更具包容性的伦理观。人物反脸谱化，这是作者的大胆尝试与创造，充分展示了人性的多面。闻光一受命回家乡县城采访民生工程安居房，面对利益博弈。安居房的种种黑幕被次第揭开，衮衮诸公悉数登场，县内政治生态一览无遗，本书全景式还原反贪除恶第一线。闻光一为探索真相深陷困顿，但在他的坚持下，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闻光一这一艺术形象，寄寓了作者对记者这一职业的理解与信念：当徘徊在新闻与伦理的两难之中，譬如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等各方面的矛盾冲突中，抑或是面对难与易、顺与逆等问题，新闻从业者是新闻事业的推动者，应当坚定职业底线，将职业行为限制在公共利益的范围之内。

陈世旭所著《孤帆》（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将知识分子的成长叙事、江西地域文化以及当代文坛众生相等多种元素融合在一起，既是青春祭，亦是乡土志，更是一本关于底层知识分子的精神图鉴。

小说的叙事背景设置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之间，小说主人公陈志出生在省城南昌，因为家贫，初中毕业后报名去农场独立谋生，艰辛的劳作亦不能掩盖其出众的写作才华。陈志由此走上文学创作之路，获奖后并成为专业作家，并借此重新回到省城工作。生活境遇的改变，带来了种种诱惑，陈志如孤帆一般，在命运的河流中载沉载浮，挣扎于奋发与沉沦、升华与堕落之间。

小说从知识分子的成长环境入手，全方位揭示了知识分子的成长史，凸显了在现实困境中知识分子被欲望裹挟并妥协的窘态。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与知识的崇高性联结在一起，一旦崇高理想贬值或宏大叙事坍塌，知识分子就会以自我放逐的方式生活在现实的边缘，无所适从，茫然四顾，缺乏面对真实的自己或反思自身的魄力和勇气。

小说的每一处细节，几乎都是生活的摹写，有着坚实的生活依据。此外，小说还有意穿插了诸多中外诗歌片段，使得小说叙事呈现出绵延不绝的诗情，诗歌文本镶嵌并非简单的拼贴，而是底层知识分子在生命困境中升腾起壮丽的诗情。

徐婠所著《生活挺甜》（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获第四届网络文学现实主义征文大赛特别奖。身为医生家属的徐婠沿袭了她上一部同是医疗题材的作品《规培医生》风格，以直接现实主义描写“80后”中产小家庭及其日常生活中的场景，一反网络文学常见的玄幻、穿越等题材，拓宽了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的生活面，提升了网络文学的现实感。

主人公苏庆春是妇产科主治医生，他从农村考上复旦大学，通过保研得以进入上海一家大医院工作。因原生家庭贫困，苏庆春无法读博，虽技术过硬却因学历相对较低、无科研成果等因素无法晋升副高。妻子黄小培为了爱情选择来到上海，几经辗转考上了公立学校编制。医生+教师的组合，将医疗与教育两大社会关注的领域集中在一部作品中展现，使得作品极具话题度和关注度。这对因知识改变命运的中产夫妇遭遇了常见的父母赡养、子女教育、代际冲突等一系列问题，社会热点，家长里短，尽在其中，但却未流于自然主义的琐碎。

小说以描写产妇孙梦的医闹纠纷为开篇，医院在处理类似医疗纠纷时都遵循“维稳主义”，最后，医院、苏庆春及其硕导分摊了这笔赔偿款。而在小说结尾，在同一班列车上，苏庆春不计前嫌地救助了孙梦的母亲，换来迟到的道歉。这段首尾呼应的互文，深刻揭示了对立紧张的中国式医患关系；而改变现状，则需要医患之间相互的信任、医者的仁心仁术以及进一步完善医疗体制。

小说将主人公设置在各种矛盾交织的关系网中，生活在一线城市里的中年夫妻的中年危机，他们的矛盾、挣扎、和解随着场景推进一一呈现，展现职场百态，戳中时代的痛点，历经挫折后给予人们以抚慰，传递积极向上的心态，平凡中见真实，最终落脚于“生活挺甜”，这或许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四、山乡巨变中的小人物与大时代

陈然所著《攀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3年）、徐春林所著《锯板桥》（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3年）、范剑鸣所著《野庙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3年）均入选江西省作家协会“风起赣鄱”原创长篇小说重点作品扶持工程。

《攀援》避开了将新时代山乡巨变等同于乡村振兴的程式化书写，而是将更多的笔墨着力于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村庄的命运。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趋向纵深，农村原有的基层社会组织开始消解转型，我国快速推进的城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冲击着古老的村庄，乡村人口流失，乡村逐渐消亡，传统文化也在分崩离析，乡村的面貌日益荒芜和凋敝。作者采用翻转叙事手法，通过对主人公小建家族祖孙三代平生遭际的讲述，构建了乡村社会人际关系和生存伦理多侧面、多棱角的复杂镜像，赋予了当代乡村悲怆的色彩。

小建的外公在20世纪90年代曾当过十年村长，他曾被吊销过商品粮，赶出校门。在他生命最为惨淡的一段岁月，没有光，也没有前途，他陷入淤泥般的窒息和黑暗中，然而灵魂依然不顾风摧雨折，极力张望远方。他谨小慎微、勤勉刚正、循规蹈矩，这是他借此安身立命的品格。然而村民们并不认可：乡里兴修水利，村民被派在最苦的地方；统购统销棉花，村里的收购等级要比别村低；罚款更是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他的子孙们更不认可，家族成员没有沾到他一点光：小舅在乡镇企业工作被轧断手臂，却未能获得工伤赔偿，与儿子亮亮一同被妻子锦绣所抛弃。小舅从此颓废，而亮亮在外婆的宠溺下变成问题少年。大舅在深圳打工，生活不易，回乡省亲却被家人无情压榨，以至迫不及待地逃离这个缺乏温情的家庭。娘执意要下嫁给父亲，屡次被父亲家暴，外公却隐忍不发。小建和弟弟小设因家贫及父亲的狼藉声名，实质上是入赘到同样来自底层的女方家庭，双方为细微的利益而针锋相对。他们在穷苦、饥饿、苦闷、彷徨中挣扎，也在动物本能和人性之间苦苦挣扎。

学者许燕吉曾说：“历史不仅仅是大人物和波澜壮阔的大事件，更多的是无数普通人的辛劳、痛苦和隐忍，这是历史的伤口，也正是历史的现实。”[1]作者通过仿佛是刻意堆砌的悲剧，将目光聚焦于宏大历史背景下的人，以至真至诚的笔墨书写那些处于不幸命运的人们。他们从未曾屈服于一切苦厄，而是将其消弭于漫长的忍耐之中。作者克制冷静的叙述，使小说有一种越轨的笔力，完整地呈现了后乡村时代以及对生命意义的哲学追问。

《野庙碑》写的是一个拆分和重组的故事。主人公王燕是报社青年记者，意外被领导派去搞拆迁，由此见证了老街的悲欢离合。王燕以一个介入者的身份，推动老街走出混沌的世界，同时把自己也从悲伤的命运中拆分出来。当她再次受邀回乡为野庙撰写碑记，遇到拆迁时结识的村民，彼此的命运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村庄改造中有座野庙将拆除，守庙人现身拼死保护野庙。原来野庙曾是游击队隐秘建立的联络点，见证过苏区时期的征粮、扩红等革命风云。人们因此重新认识到野庙的文化意义。在村庄改造过程中，干部攻坚克难，得到群众拥护。当留住了老味道、老风貌和老村民，当陈旧建筑焕发新的生机，村庄改造的故事也就找到了新的表达方式，构成时代理念和情感温度的双向互文。

《锯板桥》通过书写锯板桥这个具有特定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地域空间，勾连起几代人的命运，呈现小镇的乡风民俗，并以小见大，从而揭示民族的文化性格和文化心理。

外婆滕冬莲是锯板桥傅家的童养媳，不过有名无实。外公救了外婆的命，虽然外公比外婆小了十几岁，两人对视时，爱意随眼波流转，两人由此长相厮守。外婆对世界的感知，前半生依赖于外公丙德老汉，待“我”出生以后，时代的变化是由“我”传递给外婆的。

地域性和历史感是本书鲜明的烙印，在关于锯板桥的叙事中，有生活的艰辛、欲望的煎熬，精神的困顿、爱和忍耐，还有孤独、茫然与愤怒，以及人物回望时怀恋而又纠葛的目光。小说中的人物命运的转折，是因为时代改变了乡村，但如果没有乡村振兴，乡村又将会是何种面貌？本书是一部耐人寻味的家族史及乡村发展史。

五、新武侠小说的现代范式

李伟明所著《风云宝石》（江西人民出版社，2023年）入选2022年度江西文化艺术基金文学类资助项目，是作者继历史武侠小说《祥瑞宝莲》之后的又一部长篇佳作。作者以丰赡的文史修养以及清醒的历史理性再现了赣南的“后文天祥时代”刀光剑影的江湖以及赣南的历史风物。绿林豪杰刘六十在文天祥余部帮助下，举旗反元，建立国号，“聚众至万余”。朝廷派兵镇压，“主将观望退缩不肯战”。江西省左丞董士选主动请缨平乱，不带一兵一卒抵达赣州，最终以刘六十引颈受戮告终。本书融元末赣南阶级斗争、社会状况、山川景物、风土人情、历史人文、客家方言俚语于一体，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和浓郁的地域文化气息。小说以总寨主云兴鹏的寿宴上令人叹为观止的武功描写为楔子，江湖世界和真实的历史并行发展，各色武林人物粉墨登场，人物形象突出，繁而不乱，呈现出层次感、立体感和节奏感。故事情节错综复杂，多线叙事最终汇聚合一。

在《元史》中，对赣南农民起义者刘六十仅有寥寥百余字的勾勒，漫漶的面目湮没在历史深处，潦草得一如他的名字。在元朝高压统治下，家中有求学或入仕的方可正式冠名，其他人等则以父母年龄相加、个人出生的年份以及在叔伯兄弟中的排行为名。以朱元璋为例，在微末之时名为朱重八。本书以追随刘六十起义的刘望北为旁知叙事视角，刘六十从最初的“伐无道，诛暴政”，蜕变为称霸一方的独裁者。刘六十称帝后，与刘望北从当年的兄弟之义转变为君臣之属，两人渐行渐远。当刘六十拓展领地强制土著搬迁、大兴土木建造宫殿时，覆亡的败局已成定势。

《风云宝石》并未简单地复刻一场元朝中期的农民起义，更摒弃了两军对垒厮杀的程式化描写，反叛者与平叛者的人物性格不仅在分析政治军事形势和战略决策中表现，更在民心向背的角力中展现。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民是历史迭代的推动者，但中国农民起义存在许多局限性，如皇权主义、帝王思想、绝对平均主义、流寇思想、山头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等。在胜利到来或即将到来之时，农民起义的首领丢弃了革命的宗旨，迅速走向腐败，脱离群众，忽略强敌，不讲政策，急于敛败享乐，置当前大敌于不顾。丧失人心与道义的政权注定是短命的。以史为鉴，这或许才是作者追求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新武侠境界。

六、科幻小说中的社会反思与未来展望

鲁般所著《班的猫》（重庆出版社，2023年）是一个关于“去人类中心化”的故事。“人类的足迹遍布星辰大海”，这壮阔的句式原本是描述人类的骄傲、荣光及无限的延展性，然而作者反其道而行之，采用翻转叙事手法，讲述在星辰大海中人类的傲慢与失败，展示人类个体在利己和利他之间的徘徊，在社会规则和天性良知之间的挣扎。

小说将背景设置在遥远的未来，地球人类作为宇宙中高智慧种族，殖民了很多低智慧种族的星球。星际联署安排鲁到远离地球的帕玛星从事商业活动，帕玛星是以劳动力廉价及富饶矿产而闻名星际的劣等星。正遇上劳工动乱，鲁及其他要员被联署转移到一个名为“班”的小镇，这个小镇是以鲁逝世的父亲“班”的名字命名的。

鲁在班镇邂逅了班留下的猫以及那些秘密隐匿的帕玛小孩。借由工作之便，鲁还得知劳工动乱被镇压，星际联署将采取措施控制帕玛星的人口数量，以便于管理。鲁为了拯救这些帕玛小孩，卷入一场更大的社会运动。在这个过程中，鲁了解到他的父亲班不只是书斋的学者，他毕生都在带领被地球殖民的种族追寻独立和解放。

在这场远离地球的孤独旅程中，父亲留下的猫是鲁唯一的救赎。曾经淡漠的亲情逐渐在鲁的内心苏醒，曾经疏离的父子现在以另一种形式重逢。站在父亲的墓前，鲁终于谅解了父亲，或许这是亲子关系升华的必经之路——分离再重建。

在令人窒息的成人星际社会未来中，“尽管他们在破坏、毁灭，在根除，在杀戮，然而夏天依然是夏天，百合花依然是百合花，星辰依然是星辰”[2]。这是班在菜单上誊写的一段话，引自雨果的《九三年》，或许亦是这场星际尺度的宇宙独立运动的箴言。

红刺北所著《我要上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23年）获“第五届网络文学+大会影视IP奖”，入围“2021年花地文学榜”网络文学年度前十，获“2021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网络小说榜”，入选“新时代十年百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榜”。本书融合了穿越、星际和机甲等多种强想象元素，为故事的发展提供了宽阔的叙事空间。作者以多种类型重组新的叙述，建构一个宏大的未来星际世界观，讲述了一名来自底层贫穷少女自我成长的故事。

主人公卫三是一个靠捡垃圾为生的孤儿，她为了省学费，放弃了成为机甲师的梦想，误入机甲单兵的行列。面对现实与理想的天堑，她是无惧命运飓风的勇者，以实力打破阶级壁垒，最终成为熠熠发光的星际联邦英雄。作品中对机甲的设定不仅将科技的神力赋予人类，更弥合了男女生理存在的力量差距，释放出女性被压抑和束缚的原始力量。

女频文学长期以来存在言情至上的倾向，作者将以往在男频作品中常见的机甲文植入女频创作，脱离传统的性别人设，拓展了女性题材的表现空间，给读者以启示：与其欣赏女性的昙花一现的美丽外表，不如赋予她们勇士般的品格、力量与尊严，恰如伍尔芙所言：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的。

全球范围内女性意识的崛起是近年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作者淡化女性的性别立场，反而呈现一种全新的性别观：女性主义探究的主题不仅是歧视、刻板印象、物化（尤其是关于性的物化）、身体、压迫与父权，更多的是改变观念与意识领域的不平等，专注于对自我的发现和重塑，消弭简单的性别差异，并在此基础上走向深入，建立更为合理的性别秩序。

综览2023年江西长篇小说创作，其既有深刻展现中华文明底蕴与时代特色的宏大叙事，亦不乏探究了情感和伦理印痕的微观叙事；既有以现实主义精神统领现实题材的创作，亦不乏大胆的实验文本，令读者看到文学创新的无限可能性。以上种种，2023年的长篇小说创作拓展书写时代生活和历史场域的广度与深度，极大地提升题材和主题的开阔度。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作家是时代的发言人，是历史的书记官，如何利用长篇小说巨大的气势和体量这一艺术特点，勾勒波澜壮阔的时代全景图，让读者从中读到时代的眼泪、荣光与欢欣，需要写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拥抱时代，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探寻人文与历史的尺度，深入发掘与时代相匹配的切入点、融合点、生发点，探索更为新锐的表达形式，创作出与人民共情的佳作，并使之成为讲好当代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

注释：

[1]许燕吉：《我是落花生的女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页。

[2]维克多·雨果：《九三年》,郑永慧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423页。

（作者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