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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吴思敬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研究界极为重要的学者之一，其四十余载的诗学研究涵盖批评、理论著述、诗歌史书写等多个方面，已形成体系化、开放式的特质，具有鲜明的个性风格。吴思敬的诗学道路与198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研究发展趋势高度契合，既有追踪把握诗歌主潮、理论建构及实践品格自觉的发展线索，又兼有宏阔视野与畅达的文气、执着坚守与主体的关怀的共时性特征。其全方位的探索与多元立体展开的态势，交织着年代感和心路历程，需要一种综合的方式加以认知与解读。

关键词：吴思敬 诗学研究 历史化 综论

“诗学”一词唯有指向具体学科、方向或是具体的研究者时才能得出其准确的含义。由此联系吴思敬的学术研究，这里所言的“诗学”就其内容应当以中国现当代诗歌为主兼及古今中外诗歌及诗歌理论，就表现形式上则包括批评、研究两个内涵丰富且彼此相关的范畴。自1978年3月11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第一篇文章《读〈天上的歌〉兼谈儿童诗的幻想》，到2022年6月结集出版《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品格》，吴思敬诗学研究已有四十余年的历史。四十余载的研究实践可谓积累了丰硕的成果，并因此拥有多样化的言说进路。而本文选择综论的方式试图全方位呈现吴思敬诗学研究的图景。

一、以批评为起点：追踪与把握诗歌主潮

任何一位学者的起步大致总是从单篇文论开始，而后才在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过程中显露自己的学术个性和学术实绩。依照这样的路径考察吴思敬的诗学之路，从具体的诗歌批评走向诗歌研究进而自由穿行于两者之间，既与时代语境和身份的转换有关，又与其对于批评、研究的认知和个人的学术理想关系密切。于1978年春开启诗歌研究之路的吴思敬，曾迅速写下《读〈天上的歌〉兼谈儿童诗的幻想》《读高士其的科学诗》《为文艺的趣味性恢复名誉》《艺术的生命是真实》等批评文章。这些文章就当时语境，是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艺复苏、进入新时期保持内在的一致性；1而就研究本身来说，上述批评实践则反映了吴思敬敏感于时代风潮、遵循诗歌艺术本质，在具体言说过程中力图求新、求变的特点。正因为如此，当是年12月他在北京朝内大街路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围墙上读到油印的文学刊物《今天》，首次接触后来被称为“朦胧诗人”舒婷、北岛、芒克等人的诗作时，心灵才会“受到极大震撼”，“固有的文艺观受到强烈冲击”2。此后，由于地域和年龄的便利，吴思敬开始了与这批诗人的交往。“应当说，同这些青年诗人的交往，对他们生存状态、思想状态与创作状态的感兴了解，是我在后来的‘朦胧诗’论争中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站在支持青年诗人一边的重要原因。”3因支持“朦胧诗”而在1980年代初期完成的《要允许“不好懂”的诗存在》《说“朦胧”》《时代的进步与现代诗》《新诗讨论与诗歌的批评标准》，不仅使吴思敬成为“朦胧诗论争”中重要的一家，而且还使其与许多“朦胧诗”诗人结下深厚的友谊，成为“朦胧诗”的重要研究者之一，他稍后所写的《他寻找纯净的心灵美——读顾城的诗》《追求诗的力度——江河和他的诗》都可以作为其“朦胧诗”研究的重要收获。值得指出的是，在《说“朦胧”》中，吴思敬较早引入“模糊论”的某些理论来解释诗歌现象，在诗歌批评界开了用自然科学的某些方法研究诗歌现象的“先河”，这种在方法上唯新的理路，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吴思敬之后诗歌批评道路的主要趋势和特征。

吴思敬曾自言：“朦胧诗讨论的热潮消退以后，我的诗歌理论与批评工作大致循着两条途径，一条是就新诗理论的某些基本问题进行探讨，另一条是继续追踪诗歌发展潮流，对诗人诗作予以批评。”4就后一条途径的发展而言，吴思敬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一直以亲历者的身份，追踪诗歌热点现象，考察、总结当代诗歌的发展趋势，发现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把握诗歌主潮，坚守批评的使命，发掘当代诗歌的积极因素，使吴思敬成为当代诗歌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通过《九十年代中国新诗走向摭谈》《裂变与分化：世纪之交的先锋诗坛》《当今诗歌：圣化写作与俗化写作》《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与当代诗歌主潮》5等文章，吴思敬较早勾勒了1990年代中国诗歌的图景、预言其趋势。通过《中国新诗：世纪初的观察》《新媒体与当代诗歌创作》《新诗已形成自己的传统》《一切尚在路上——新诗经典化刍议》《当下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等文章，吴思敬不仅及时地考察了新世纪诗歌的发展脉络，而且还对其热点及有争议的现象如“网络诗歌”“新诗传统”“新诗经典化”给予回答，至于“中生代”命名的提出，更是在基于“是对当代诗歌进行宏观描述的需要”“是沟通海峡两岸诗歌创作与研究的需要”“是消解中国诗坛‘运动情结’和化解形形色色的山头的需要”6三点意义的同时，实现了当代诗歌代际划分的一次整合。上述文章提出的概念或思路已为后来研究者多次援引并进入到部分诗歌史的写作之中，而吴思敬诗歌批评的意义和价值也由此展现出来。

二、理论的建构与实践的品格

气象万千、汗牛充栋的诗歌作品虽可以唤起读者的审美愉悦并在具体言说时的人言人殊，但在此纷繁的表象背后，究竟隐含着怎样的共同本质同样有待于诗歌研究者的发掘与总结，并成为其肩负的重要使命之一。纵观吴思敬的诗学发展道路，从具体的诗人、诗作论，到试图解答诗歌的一些基本问题、总结诗歌的一些基本规律，进入理论研究层面，俨然可以作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

历史地看，吴思敬的诗歌批评从一开始就隐藏着“理论的种子”。从早期的《说“朦胧”》引入新的方法到1985年受文学界方法论讨论形成热潮的影响、在是年《诗刊》11月号发表《用心理学的方法追踪诗的精灵》，再到《写作心理能力的培养》《诗歌基本原理》《诗歌鉴赏心理》《心理诗学》等数部著述的出版、填补学界研究空白。理论化的追求和学术创新不仅具有特定的“年代感”，而且还以由点到面、积少成多的方式成为吴思敬诗学研究的“另一重要途径”，从而显现其可以抵达的深度和广度。

从零散的批评文字中获得灵感，积累点点滴滴，到自觉的理论构建，形成完整的体系，吴思敬的诗学研究及其走向一直有着独特的结构方式。他期待通过自己的探究为诗歌的认知、鉴赏带来某些启示和捷径，同时也期待知识和方法的更新为诗歌理论注入活力。正如《诗歌基本原理》的意义是“在我国诗歌理论的研究中较早引进并运用系统科学方法和心理学方法，注意从诗歌的历史和现状出发把握诗歌的特殊性，在诗的观念上、在诗歌理论的构架及体系上均有一定的突破与出新”7；《诗歌鉴赏心理》《心理诗学》作为“姐妹篇”，以心理学的方法考察诗歌生成与鉴赏的一般规律，理论的诉求与方法的恰当融入不仅使之成为“带有一定开拓性的成果”8，而且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吴思敬学术兴趣点和文艺理论研究的专业归属。从最初的批评，到后来理论体系的建构，吴思敬长期积累、勤于思考与发现和持之以恒的学术品质也由此得以展现。

一面是开展具体的诗歌批评，获得契机，一面是累积经验，探究诗歌的基本理论问题，“不断地变更角色，不断地交叉换位”，贯穿着吴思敬从1980年代到新世纪二十年的研究历程。“在我看来，诗歌理论的研究与诗歌批评的写作是相辅相成的。诗歌批评需要诗学理论的指导，诗学理论越是精辟、科学、有说服力，诗歌批评才越深刻、透彻、一针见血。诗学理论贫困失血，诗歌批评自然软弱无力。诗学理论又需要诗歌批评的推动，诗学理论是思辨性很强的学问，但它不是悬在半空的抽象玄虚的清谈，而是诗歌创作与鉴赏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和升华。诗学理论研究与诗歌批评的进行最好能保持同步。”9廓清诗歌批评与诗歌理论之间的辩证关系，将发现一步步落实于体系的搭建之中，究其实质是促进了两者的有机结合和共同发展。至于之后的诗学实践不仅在发现的过程中拥有源源不断的动力，而且也必将获得厚重、扎实的学术品格。

从新世纪以来的批评之路来看，吴思敬不以诗歌基本理论的探索为主要兴趣点，但在具体研究中，却形成了理论内化，强调理论联系实践、指导实践的特质。“诗歌理论的研究不能拘囿于理论自身，从理论到理论，而是要联系实际，立足当代，关注时下诗坛。”10出于最近出版的《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品格》中的这段心得，说明诗歌理论的研究与建构在吴思敬这里从来不是孤立的行为，它需要结合生动的例证并和当代诗歌发展实际紧密联系在一起，不断寻找其生长的可能。上述理解反映了吴思敬始终以整体、动态、建构的视角考察诗歌批评与诗歌理论之间的共通性，而有关诗歌批评和理论的解读和对话关系，也由此丰富、活泛起来。

三、宏阔的视野与畅达的文气

阅读吴思敬的诗学研究著述，可以明确感受到其文字之间的“宏阔的视野”。“宏阔的视野”首先可以与吴思敬对于诗歌基本问题的阐释联系起来。鉴于诗歌基本问题的阐释需要诗歌的系统、生成与发展、鉴赏与传播，其文化背景必然广阔无垠，遍及古今中外。从《诗歌基本原理》《心理诗学》等著述所举例证及分析不难看出：著者知识渊博、视野开阔，既熟悉中国古代诗歌和古典诗学理论，又熟悉西方诗歌历史的基本脉络和经典的文学理论。他的诗歌理论旁征博引、内涵深远，常常涉及文、史、哲多个领域，能够较为充分地实现诗歌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有机结合，并因此显示出论述的准确性、科学性和相应的说服力。

具体至新诗领域的研究，“宏阔的视野”既指吴思敬可以驾驭大的选题、贯穿中国新诗的历史，又指相对于具体的对象，能够将时代语境、诗人和创作有效结合在一起。其中，前者如《中国新诗理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诗学形态》11《〈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绪论》12《〈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绪论》《在传统与现代间行进的诗学（1949—1973）》13等，不仅包括中国诗歌及其理论的现代转型、现代化进程、现代品格，还涉及对香港、澳门、台湾同时期的诗歌及诗歌理论。在这些文章中，中国现当代诗歌及诗歌理论的格局、沿革和节点得到完整的呈现。后者则主要体现在《城市化视野中的当代诗歌》《生命姿态的逼真展示——读牛庆国〈热爱的方式〉》《诗人应当是一个民族中关注天空的人》《面对新时代，诗人何为？》《当下中国的诗歌生态》《全球化语境下土著民族诗人的语言策略》等文章中，这些文章或主要结合研究对象所处的背景“知人论世”；或结合时代主题、媒介与技术的变化对诗歌生产、传播和诗人身份、心态的影响，推演诗歌变化的趋势和诗人对于时代的回应，并以此折射著者本人对于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和活跃的思维。

与“宏阔的视野”相比，“畅达的文气”主要指吴思敬诗学研究的具体行文过程，叙述连贯、逻辑性强、文笔流畅。与许多“60后”、“70”后诗评家不同的是，吴思敬不是诗人批评家，也不是简单的“考据派”和“唯新理论派”，他的文章从不追求哗众取宠、惊世骇俗的效果，也不以大量的文本细读、钟表匠人式的琐屑拆解见长，更不以材料的无限制堆积和新理论的强硬介入掩盖内容的贫瘠与匮乏，他的言说流畅通透、深入浅出，力求通过彰显言说的力度和阐释的能力吸引读者走进内部的世界。出于对当代诗论趋势的深刻认识与反思，吴思敬很早就意识到“新潮诗论”的走势与特点。“强调批评家在批评活动中的独立自主作用，起支配作用的是自主心态。批评家把强烈的主题意识渗透到作品中去，将他的艺术感觉转化为理论形态的表述，它既非对批评对象的简单阐释，又不是批评家目无作品的任意发挥，而是基于作品又独立于作品，完全属于批评家本人的一种创作”“新潮诗论还体现了诗歌批评由传统的裁判批评向美学批评、从强调政治教化功能向强调审美功能的运动。评价家不再居高临下，强使诗人和读者听取和接受什么，而是以平等的姿态，交流自己的审美体验，以让人领悟什么。”14是以，吴思敬在文章中表现出来的围绕言说对象，在一个层次或曰场域中展开，实则是对那种程式化、拼贴式研究的自觉规避，而其从容、平和、完整、畅达的文风，也使其文章在强化连贯性的同时增强了某种接受层面上的亲和力。

四、执着的坚守与主体的关怀

从经过多年的积累，选择诗歌研究之路，到从事诗歌评论四十余载，年逾古稀仍初衷不改、笔耕不辍，吴思敬对于诗歌研究的钟爱和投入，虽与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经历和人格构成的共同趋向和学术研究要坚持自己专业方向的理念等不无关系，但更为重要的，是源自理想与信念层面的执着与坚守和源于内心诚挚的、超越功利的热爱。“在当今这物欲横流的世界中，写诗是寂寞的事业，搞诗歌评论更是加倍寂寞的事业。但是我不会为自己的选择而后悔。不管诗歌和诗歌评论滑向边缘的何处，我都甘愿当一名‘边缘人’，坚守我的追求而矢志不渝。”15从1990年代之后诗歌走向边缘时甘作“边缘人”，到2018年获得“第二届昌耀诗歌奖·特别荣誉奖”发表获奖感言时，仍重复同样的语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吴思敬对于诗歌研究有着令人肃然起敬的热爱、虔诚和进取精神。应当说，他的执着与坚守本身就是当代诗歌一道“重要的风景”：那里不仅有其在诗学研究领域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有对于诗歌和诗人的理解和关切，还有文本内外主体情怀彰显过程中的积极、责任与担当。

如果将吴思敬对诗学研究的执着与坚守理解为一种历久弥新的精神品格，那么其在具体展开时必然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正如有学者以“主体性精神”论述吴思敬诗学思想时指出的：“透过吴思敬数十年如一日的不懈奋斗与辉煌的学术成果，我们首先可以看到的是吴思敬以一种近乎神圣的、无尚虔诚的主体精神对于学术良知的自觉秉承和对于诗坛的道义感、使命感、责任感的自觉承担。”16熟悉当代诗歌的人大致都会知道，吴思敬对于当代诗歌发展及其研究始终保持着持续的热情。通过长期主编《诗探索》，推动诗歌研究和诗学建设，不断向诗坛推荐和介绍有实力的青年诗人，其付出的努力和耗费的心血是无法估量的；通过多次组织高质量、有学术价值和纪念意义的国际级诗歌研讨会，推进当代诗歌研究，以交流和商讨的方式为诗歌史研究和一大批老诗人如郑敏、牛汉、绿原、邵燕祥、屠岸等留下丰富的文献资料；还有团结、联合学界力量，创建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培养学术队伍，与《诗刊》社一道打造“驻校诗人”品牌，活跃诗坛气氛，提高当代诗歌创作水平……吴思敬对于诗学研究的执着、坚守，与他对诗歌的挚爱和关怀相互结合，互为表里，这种知行合一的“主体性”，使之在中国当代诗坛上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

结合以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吴思敬的诗学研究其实涉及多个层面，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学术研究的视野之中。因此，任何一种简约式的评判都无法全面、准确理解吴思敬诗学研究的维度及其内在的关联性和实践性。他的执着与坚守、主体的关怀既深刻影响到了他的批评与著述：无论是个案批评、现象解读还是历史回顾、理论阐释，他总是以积极向上的姿态，倡导合理的继承与建构，在总结、思考和启谕的过程中提升研究的品位，将意义指向当下，将理想交给未来。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影响到他与当代诗坛的关联方式，相对于后辈诗人和学者，吴思敬总是以扶植和鼓励的态度，平易近人，关心其成长；相对于纷繁多元的诗学主张，他倡导平等交流、团结对话。在他的身上，可以明确看到一位传统的、有良知学者的君子风范和主体关怀。在他的文中，则可以读到从诗歌理想土壤中生长而出的丰沛情感和开放的逻辑。

五、走向诗歌史、文献整理与结束语

从新世纪以来的发展现状可知：吴思敬的诗学研究有显著的走向诗歌史和文献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趋向：其中，诗歌史方面主要包括主编《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上下）以及已处于竣工状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新诗学案》（6卷），文献史料搜集与整理方面主要包括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诗歌史研究资料选辑”（10卷），编选《中国新诗总系·理论卷》和《中国新诗总论·第3卷（1950—1976）》等等，这些大部头的、集体合作的著述，自是与学术任务的要求、“纪念百年新诗”活动等密不可分，但就其实践过程特别是成书之后的结果来看，却为百年新诗历史留下了见证和丰富的资料。从诗歌批评到诗歌理论，两者之间实现互动与交叉转换，再到如今走向新诗史和文献搜集与整理，吴思敬从未停下自己在诗学研究道路上前进的脚步并开始向新诗研究的“基础”溯源，其诗学研究宽博、厚重的一面也随即显露出来。

作为一项全新的探索，诗歌史书写不仅需要历史的眼光，更需历史观念的确立与叙史的能力，可以视为全面考察治史者综合水平、有难度的工程。正因为如此，在《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和《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上下）出版后，受到学界赞誉之余，我们更应当看到其在为诗歌历史存档、图景刻绘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在克服当代人写当代史的困惑和正视当代诗歌史（1949—2000）所走过的曲折而反复的道路带来的写作难题的过程中，“客观地呈现当代新诗发展的概况”，尤其注意到需要妥善地处理好“政治文化与诗学文化的关系”“地下写作与公开写作的关系”“大陆诗歌与台港澳诗歌的关系”“少数民族诗歌与汉族诗歌的关系”17；并在具体书写过程中“坚持美学的批评与历史的批评相统一的原则，把诗人诗作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根据诗歌的特殊的审美规律，科学地衡量其成败得失。参照历时态的传统文学理论与共时态的当代文学理论的诸种观点和模式，并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多种学科中汲取新的观念，拓展观照中国新诗的视角与思维空间”，和“合理设置框架，不仅从行文中，而且从编排上突出对当代诗歌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诗人，力求主次分明，取舍得当”18的经验总结，既是《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清晰、全面描述当代诗歌历史的前提，同时也是其遵循“多元一体，打通古今”的编写原则，顺利完成一部“通史”的结果。与之相比，《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上下）还根据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强调——

本书贯穿一种文体意识，即不是平列地、单一地叙述新诗理论史的事实，而是在对不同阶段新诗理论的范畴、结构、内涵、形态、演变等做出梳理和描述的基础上，把研究的重心放在贯穿八十年的中国新诗理论的若干焦点问题上，诸如对诗歌现代化的思考，诗体解放与诗体变革，自由与格律的消长，审美独立性的追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及现代主义的并峙与兼容等，从而有助于总结新诗发展八十年的历史经验，有助于诗歌理论家对中国新诗理论从纵的发展到横的联系做全面的勾勒剖析，并在借鉴古代诗论和西方诗学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完成中国新诗理论体系的独特建构。19

上述原则与追求在不同程度上同样体现在诗歌文献资料搜集与整理之中。总之，吴思敬的诗歌史研究和文献整理坚持整体性建构，在客观依照时间和空间逻辑的前提下，充分注意对言说对象的动态把握。他既强调代表性，又力求发掘为历史尘封的有价值的部分，而其研究的整体性、开放性、前瞻性等特点，自可作为新诗史研究及相关实践的宝贵经验。

如果着眼于细节，吴思敬诗学研究值得探究之处还有很多，只是由于篇幅和行文方式所限，无法一一陈述。概而言之，四十年的坚持不懈、辛勤耕耘，已使吴思敬诗学研究形成自己的体系、风格和特有的发展轨迹。他的诗学研究丰富、全面、立体、厚重，既有批评家的敏锐，又有史学家的视野和人文关怀，具有非凡的实践性和高度，值得我们在探求和学习中不断发现与总结。

注释：

1 关于这些文章和其与时代语境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参考了吴思敬《诗学沉思录》，辽宁人民出版社，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自序”第1—2页；王士强整理的《吴思敬学术年谱（1978—2020）》，《名作欣赏》2021年第19期。

2 3 4 8 9 15 吴思敬：《诗学沉思录》，辽宁人民出版社、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自序”第2、3、4、5、5—6页。

5 该文原为吴思敬编选《主潮诗歌》“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后发表于《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6 吴思敬：《当下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

7 吴思敬：《诗歌基本原理》，新星出版社2003年版，“序言”。

10 吴思敬：《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品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37页。

11 该文最初收录于《走向哲学的诗》，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后修改以《二十世纪新诗理论的几个焦点问题》为题发表于《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又略作调整后为吴思敬主编《中国新诗总系·第9卷·理论卷》之“导言 现代化进程中的诗学形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12 该文收录于吴思敬主编《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上下）之“绪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包括“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品格”“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转型”“中国新诗理论发展脉络”三部分，后以此为题，分成三篇文章，收录于《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品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

13 该文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7期。又为吴思敬主编《中国新诗总论·第3卷（1950—1976）》之“导言”，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收入时题为“在政治纠缠中行进的诗学”。

14 吴思敬：《〈磁场与魔方——新潮诗论卷〉编选者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16 张大为：《主体性精神与全方位的诗学探索——论吴思敬的诗学思想》，《阴山学刊》2004年第2期。

17 吴思敬：《困惑与解蔽——关于〈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写作的几点思考》，《中国文化研究》2013年第4期。

18 吴思敬：《后记》，《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04页。

19 吴思敬：《后记》，《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88页。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

[本期责编：钟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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